中小学学业负担的增生机理与根治之道

　　摘 要 减负政策的背后是学业负担观的隐身存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三种典型的学业负担观，即教学失调观、竞争效应观与病毒入侵观，受此影响，“减负”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 教改式减负、清单式减负与根源式减负阶段。中小学学业负担发生的实质是一种病态教育观念或学业负担观念病毒的持续复制、恣意传染。学业负担病毒的增生机理是: 教育文化中蛰伏的学业负担病毒被功利化教育心态激活，并在培训机构、教辅机构等推波助澜下走向全面爆发。“双减”政策具有其效能局限性，“持续增能、修复生态”是后续完善思路，其根治之道是: 构建教育系统的免疫屏障，修复健康的教育生态系统，重视教育文化的净化与进化以及增加有深度的减负政策供给。

　　关键词 “减负”政策; 学业负担; 教育病毒; 增生机理

　　龙宝新， 南京社会科学 发表时间：2021-10-14

　　2021 年 7 月 24 日，我国史上最高等级的“减负令”———《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颁布，标志着中小学学业负担治理工作走上历史新阶段。乍一看，好似这是教育行政事务中的一件普通工作，但如若将之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减负令”相联系，我们一定会发现: 中小学学业负担问题绝非一个普通教育问题，而是着生在我国教育机体中的一枚具有超强生命力、繁殖力与传染力的教育毒瘤，是导致当前我国义务教育事业内卷化发展的瓶颈部位。在新时代，深入认识学生学业负担问题的内在增生逻辑，找准击破学业负担“恶性循环”的杠杆部位，真正实现《意见》所期待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迈向实质性转型的历史突破点。客观地讲，一旦彻底根治了学业负担无序增长问题，中国基础教育便找到了改革发展的新发地、新航道、新生点! 为此，本文意图从 “病毒学”视角对学生学业负担问题做以剖解，以此为找到实现根源性减负的切入点与着力点。

　　一、学业负担问题: 一种循环再生的教育“病毒”

　　什么是过重学业负担? 表面上看，它是指学生学习生活中出现的课业工作超量、心理压力超载现象。无疑，只有透过其表象，探明学生学业负担超重的生发机理，找到导致学业负担滋生的终极病原体，我们才能开出特效的负担诊治药方，为教育部门减负工作提供良策。其实，隐藏在各种学业负担治理工作背后的是“学业负担观”，是种种有关“学业负担到底是什么”的思维假定，厘清这些“学业负担观”是破解学生学业负担问题的理念起点。

　　( 一) 三种基本“负担观”的反思

　　在新中国教育史上出台过一系列民间俗称的中小学“减负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五次是: 《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 1955 年) 、《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 2000 年) 、《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 2013 年) 、《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 2018 年) 与《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2021 年) 等。透过文本来分析，1955 年减负令明确指出，学生学业负担的成因是“教材不完善、教师水平不高、学校领导不深入教学”，其秉持的负担观是“教学工作失调观”，减负的实质是用教材、教学大纲、课程计划来规范学校教学工作，使之回归教学正道; 2000 年、2013 年、2018 年减负令均以减负工作清单形式呈现，其关注点是升学择校竞争带来的学业负担问题，其秉持的负担观理应是“择校竞争效应观”，认为学业负担实质是升学考试竞争引发的学业课业暴涨现象; 2021 年减负令更具战略性、全局性与深刻性，其核心假定更像是将学业负担问题视为一种“教育病毒”，其背后负担观是 “病毒入侵观”，试图与之展开长期征战、决战千里，努力走出“表层减负”“考试减负”的工作常模，走上一条“抗病毒”式的减负之路。

　　从这一角度看，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学业负担观大致可分为三种，即教学失调观、竞争效应观与病毒入侵观，其内在差异表示如表 1:

　　由上可见，我国历史上学业负担过重现象之所以反复上演、卷土重来、大肆扩张，其根本原因在于学业负担问题就好似一种“教育病毒”，它与健康、正面、积极的教育工作同步进化，导致简单机械的行政减负清单都对之效力有限，难以达到根源上减负、除负的终端意图。在不同学科领域，学者对“病毒”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在生物学中，病毒是指“以在其他生物体间传播并感染生物体的微小生物”; ①在计算机科学中，病毒是指“在计算机程序中插入的破坏计算机功能或者破坏数据，影响计算机正常使用并且能够自我复制的一组计算机指令”，② 其根本特征是: 寄生性、传染性、潜伏性、隐蔽性、破坏性与可触发性。将之引入教育领域，教育病毒是指教育系统中存在的那些具有较强衍生力与破坏性的有害教育观念。应该说，导致我国学生学业负担频繁发生的深层病因正是教育世界中那些被固化的有害教育观念，如认为“不上辅导班、不多做题必然会学业落后、没有前途”，“考试成绩是刷题‘刷’出来的”，“所有求学活动的最高目的是考上知名高校”等的畸形教育观念。一旦社会染上这些教育病毒，家长会深陷“流动的恐惧”之中，“患上了‘学业焦虑症’，唯恐孩子落后别人，身不由己又欲罢不能地参与各式各样的‘鸡娃’”。③ 这种景象与新冠病毒肆虐下的社会生存环境有异曲同工之处。其结果，中小学学业负担泛滥、过度教育观念病毒猖獗，而超量作业竞赛、超前补课竞赛、校外培训班攀比等正是其外显症候。

　　( 二) 我国中小学学业减负工作演进史分析

　　在上述负担观的执导下，我国中小学学业减负工作走出了一条持续强化、层层加码的道路，甚至呈现出“越治越滥”的迹象( 如表 2 所示) 。譬如，1955 年文件对中小学生学业负担危害的认知是: “损害身心健康，削弱政治思想教育，影响知识质量”，而到了 2021 年，党和国家将其危害提升到“侵害群众利益行为，恶化教育良好生态”的层级，表明中小学学业负担已逼近疯狂、猖獗的水平。在此形势下，深层反思国人秉持的课业负担观与负担生成内循环，精准定位政策行为的“杠杆点”，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上述五个典型减负政策文件大致勾勒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生学业减负工作的大致轨迹。根据主要减负手段来划分，可以将之分解为三个阶段: 教改减负阶段，即仅限于教学内部改进的减负阶段，其基本负担观是: 将学业负担理解为学校教学工作失调失范失序的现象; 清单减负阶段，即围绕学业负担表现出台点对点治理政策的阶段，其隐性假定是: 将学业负担问题视为择校考试竞争的一种负面效应，秉持的竞争效应观，其减负令由一系列高度具体化的禁令或指令构成，行政查处、规范管理、清单治理是其工作内容，目的是要打破学业负担增量与考试竞争间的隐秘关联; 根源式减负，即围绕教学质量提升、课后服务提供、教育优质均衡等病根问题开展正本清源式减负行动，其瞄准的是应试教育观念“病毒”，长期性、系统性、根源性治理是减负工作的显著特征。尤其是在第三阶段中，减负政策已经具备了层次性、系统性、内外双向延伸的新特征( 如图 1 所示) 。

　　图 1 表明，“双减”政策是在校内、校外、生态三个层次上展开的，每一项学校减负政策都立足于教育改革大系统之中，且都具有校外教育环境治理与教育生态重建的外围考量。换个角度看，历次“减负令”的出台之时其实正是新的学业负担变种出现、学业负担倍增的时刻，也意味着学生学业负担病毒进化升级到了新阶段。总而观之，我国中小学学业负担演进的基本态势有三个: 多样化、增强化、外溢化。

　　1. 多样化。由表 2 可知，我国学生学业负担表现呈现出日趋多样化的特点: 1955 年主要体现为作业负担、上课负担、课外活动负担; 2000— 2013 年间新增了一系列新负担形式，如教辅负担、补课负担、竞赛负担、择校考试负担、线上作业负担等; 2018 年后又新增校外培训负担等。可以说，中国社会发展的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成为新型教育负担生产的幕后推手，城乡教育失衡、教育信息化推进、教育资本介入等加速了学生课业负担的多样化生产。

　　2. 增强化。从负担量变角度来看，我国中小学学业负担有日渐增量、增强的态势，学生的自由活动空间一步步被锁定在教室课堂与家庭作业之中，最终学生自主生活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 1955 年，学业负担的主源是学校家庭作业，学生身体被限定在学校听课与家庭作业之中; 2000 年后，学业负担的主源是补课、教辅、线上学习，学生身体被锁定在学校、线上与家庭作业之中; 2018 年之后，学业负担的主源是校外培训与课外作业，学生身体被锁定在校内外课堂与家庭作业之中。可见，当前我国中小学生的几乎所有自由活动时间都被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瓜分，学业负担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3. 外溢化。从衍

　　3. 外溢化。从衍生轨迹来看，中小学学业负担几乎一直处在时空上不断外溢的进程之中。 1955 年后，学生学业负担实现了“学校”向“家庭”、“课上”向“课下”的首次溢出，学校教育开始向家庭教育进犯; 2000 年后，学生学业负担借助周末补课、线上作业实现了第二次外溢，即“周内”向“周末”、“线下”向“线上”的扩张，学业负担大量溢出学周与校园; 2018 年后，学生学业负担实现了第三次外溢，即“学校课堂”向“校外课堂”的外溢，实现了“课业”与“作业”的“双外溢”，学校学业负担正处在全方位爆发状态，所有学生生活空间都可能成为学业负担进军的对象。

　　二、中小学学业负担的增生机理分析

　　由上可见，我国学生学业负担史上呈现出来的持续再现、日益顽固、久治不愈等特征表明: 学业负担应属于一种“教育病毒”，它具有病毒式的繁衍机制，即持续增生的内在机理。要彻底破解学业负担病毒，我们不能“围堵绞杀”“全线出击”，而应探明其内在生发逻辑、生长机理，然后顺藤摸瓜，找到战胜中小学学业负担的突破口。美国学者彼得·圣吉( Peter M. Senge) 指出，找到 “系统基模( 即内生逻辑或图式) 的目的是重新调整我们的认知，以使我们更能看出结构的运作，和看到结构中的杠杆点”。④ 因之，引入系统基模分析的思维，创新“学业负担”的解释模型，发现中小学学业负担的生长逻辑，是迈向深度减负、根源减负、系统减负的必由之路。在新形势下，我国教育工作者必须确立与学业负担病毒共生共强的理念，增强对学业负担病毒的警惕意识与识别能力，善于利用学业负担增生机理编织政策防护网，绝不给学业负担病毒滋生提供可乘之机。

　　( 一) 健康教育机体始终与学业负担“病毒” 共生共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业负担现象可谓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仅国家未能彻底赢得这场“减负战”，而且还为学业负担变种生长提供了新沃土，导致学生学业负担病毒不断变异、持续飙升，“救救孩子”的呼吁此起彼伏。就其主因来看，主要有二: 一是没有认识到学业负担存在的长期性，二是没有将减负精神植入教育机体的细胞，将之转变成为一种抗毒文化。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相反相成的，辩证地看，健康教育机体与学业负担病毒之间是相反相克、相依相生的关系: 学业负担病毒是推动教育系统重构的熵量而不全是敌人; 学业负担病毒在破坏健康教育机体的同时也催生着教育免疫系统的重建; 教育机体正是在应对学业负担中才实现自我升级与进化的; 与学业负担问题相依相生、共生共长才是真实的教育存在状态。有学者指出，“对任一存在或概念的理解总是嵌入一定的思维视角，该视角也构成了理解该存在或概念的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⑤站在病毒学视角来看，病毒与人的关系是寄生与对抗、共存与依赖的关系，只有人类增强了抵抗病毒的免疫能力才不会被病毒吞噬。与之同理，中小学学业负担治理工作也必须树立这一意识: 教育工作一旦远离初心、失去本心，学业负担病问就会卷土重来; 教育工作者必须增强对学业负担病毒的警惕意识、防范能力与对抗资本，才能将学业负担病毒扼杀在摇篮之中，不给其提供露头机会。

　　( 二) 学业负担病毒发端于教育功利心的诱导

　　在健康教育系统中，学业负担病毒难以滋生，更没有藏身之地、孕育之所。任何学业负担病毒的发生都需要一个诱因，这就是功利性教育诱惑与侵扰。教育的初心是立德树人，教育的本分是服务公益，守正固本是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精神免疫系统。对我国当代教育事业而言，“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和教育评价中的工具主义思维，使得教育评价在实践发展中倾向于追求形式化，而忽视教育的实质内容”，⑥ 这才是学业负担病毒的毒性之源。在远离功利心、私利心的情况下，教育事业就能健康运转、持续创新、康庄前行，而一旦教育事业被某些教育利益集团、社会阶层所绑架，学业负担病毒就会走上前台、加速繁殖，进而占领教育事业的主阵地———学校与课堂。在当代教育改革中，主要有三类功利心在扰乱着教育事业发展的节奏与秩序，这就是: 教师的业绩诉求、家长的高分诉求、教育机构的利润诉求。无疑，在适度功利心驱使下，教育事业会走上一条高速、健康、优质的发展轨道，而一旦这一功利心过度超限，教育事业就可能偏离正轨，学业负担现象随之爆发。从教师角度看，对教育业绩的追求是其本能要求，尤其是在高风险考试、量化分数评比出现之后，教师间教育业绩竞争极易失序，进而催生出课后作业批量生产现象; 从家长角度看，望子成龙心切导致了对子女考试分数的高度关注，加之高考升学、清北情节的推波助澜，诱使家长走上了“只认分数”的歧途，给孩子增负的要求势不可挡; 从校外培训机构角度看，对资本盈利的追求促使其选择畸形的培训增分策略，以此附应家长的追分私欲，趁此捞取经济利益。一句话，功利心才是诱发学业负担病毒的罪魁祸首，诚如有人所言， “‘双减’要减的是对教育的急功近利之心”。⑦ 在所有功利心中，家长“过于‘神话’分数的高低”⑧ 是最为可怕的，它是所有功利心的公共节点，是扰乱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扭结。

　　( 三) 教育机体感染学业负担病毒的病理分析

　　目前，我国学业负担病毒已经成形，并借助社会教育文化的寄生体获得了强大的生存力与再生力，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为关注的不应是学业负担病毒的生发原理，而是探明其向外传染的机理，理清教育事业抵抗感染传染的机制，藉此威逼学业负担盘踞的老巢，实现对中小学学业负担“观念病毒”的逐步绞杀。因此，探明健康教育机体被学业负担病毒感染的机理更有意义，它是国家出台组合性减负政策、构筑学业负担防波堤与修复教育机体免疫系统的理念指引。从理论上分析，课堂、学校、家庭感染学业负担病毒的关键六环节是: 社会“追分文化”的流行、家长分数神话形成、政府部门的漠视、学校办学理念异化、教师专业权利失守、校外机构推波助澜，最终导致学生学业负担问题集中爆发等，这就构成了学业负担病毒自我衍生的内循环( 如图 2 所示) 。

　　图 2 表明，我国社会上流行的考试文化是学业负担观念病毒的携带者，如若没有被激活，就一直处在潜伏状态; 在竞争激烈的教育环境中，部分极端功利化的家长很容易感染上学业负担病毒， 并将这些观念病毒向学校、教师传播，导致学校办学理念异化、教师专业权利失守，进而成为第二代感染者，成为应试文化、追分文化的受害者与新宿主; 在这种情况下，如若政府教育行政机构对之毫无防备，甚至听之任之、漠视其存在，负担病毒会绕开教育行政部门监控进入教育机体内部，整个健康教育机体很快会被学业负担病毒感染，把整个教育系变为学业负担病毒的第三代寄生体; 在教育事业机体被全部感染的情况下，如若校外培训机构推波助澜，学业负担问题会在学生身上全面爆发，学生学业课业的数量、类型、负荷走向超限，学生的绝大多数生活时空都被作业课业填充，威胁着学生的健康身心。可见，健康教育机体被学业负担病毒全面感染过程的过程是:

　　1. 病毒激活阶段，即社会考试文化中负担观念病毒被触发的过程。任何社会组织中都存在竞争文化、考试文化，它们是负担病毒的承载者。通常情况下，社会公众对社会性选拔考试保持理性态度，其难以蜕变为“追分文化”，并在社会分层、人才选聘中发挥积极促进作用。但在特殊社会环境中，如独生子女家庭环境、就业岗位供需严重失衡、对名校极度崇拜、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流行、行业职业间社会资本差距悬殊等情况下，考试文化极易异化为“追分文化”，学业负担病毒由此获得繁殖的温床与沃土。在义务教育阶段，青少年学生与社会环境间关联较弱，家长作为学生的社会代理人，会有意无意地把教育竞争信息向学生传递，尤其是那些功利心态极强、对教育规律缺乏敬畏之心的家长，他们可能率先向学校提出校外补课、作业加量的要求，最终成为应试教育的发动者与学业负担病毒的首批感染者，悄然将学业负担观念病毒带入教育机体内部。

　　2. 教育机体感染阶段，即学校教育整体被负担观念病毒感染的过程。在所谓“聪明”家长的习染下，家长文化迅速变味，分数神话在家长社群中蔓延，家长间攀比心态浓重，进而加速了学业负担繁殖，并经由学生将一种病态学业负担观向学校、教师散播。在这种情况下，一批缺乏纯粹教育事业定力的学校、教师首先会随波逐流，原本健康的办学理念被摈弃，教师自主开展教育活动的权利被隐性剥夺，在一些教育行政监管薄弱的学校链环中会首先出现无限度作业、无限度补课、无限度考试、无限度购置教辅的恶性竞争行为，原本宽松、和谐、健康的教育环境不复存在，甚至连学生的休息时间都被繁重学业课业负担所侵占。当然，如若学校教育坚持专业发展的理念，其抵御病毒的免疫能力较强，一般不会沦为学业负担病毒的猎物。

　　3. 学业负担全面爆发阶段，即学业负担压力多口爆发阶段。在学校教育事业整体被负担病毒感染之后，教育系统抵抗学业增量的“防火墙”被拆除，学校、教师、家长均会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分数压力感、考试压力感，进而将这种压力向学生传导，向学生提出种种课业作业增量的要求。与此同时，相关校外教育机构会乘虚而入，开发出形形色色的教育产品与服务，如教辅读物、电子作业、校外培训、家教服务等，形成“学校课业 + 校外课业”相互叠加的格局，多样化的课业负担现象产生，学生课业总量与压力感激增，学业负担病毒继而进入疯狂繁殖期。

　　以上解释模型大致解析了我国学业负担病毒扩散的一般过程，其核心假定有三个: 一是学业负担病毒长期与健康教育事业并存并相互博弈; 二是学业负担病毒爆发的根源在于教育系统自身抗毒免疫系统的受损与教育行政部门监控的漏洞; 三是家长、教辅生产机构、校外教育机构等都在学业负担病毒繁殖中扮演着推手角色。

　　三、“双减”政策的局限与完善

　　站在学业负担“病毒观”角度来看，当前我国 “双减”政策很可能依旧行进在迈向学生学业负担终结的“途中”，而非面向学生学业负担问题的 “背水一战”。换言之，我国抗击学业负担病毒的教育征战可能没有“决战”，只有持续升级的“持久之战”“微型战争”。面对与教育事业长期共存的学业负担病毒，一旦教育工作者的减负警觉松懈，随时都可能将学业负担病毒放出牢笼，给其卷土重来提供机会。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 “双减”政策具有其效能局限性，教育工作者必须坚持“持续增能、修复生态”的减负思路，而不要过早指望“毕其功于一役”。

　　( 一) “双减”政策的“三局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致采取了三类减负策略: 一是外堵策略，如限制教辅产品进学校，限制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进入教育市场等; 二是内调策略，即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开发课后服务、限制作业布置、规定考试次数、名校指标分配到校、高考制度改革、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等; 三是固本策略，即强化立德树人、素质教育、核心素养等教育精神。这些策略都肯定有效但都效能有限，尤其是第三种策略，它一定程度上停留在口号层面，难以深入到教育机体内核，故持续性效果也较差。进言之，“双减”政策具有“三局限”性，具体体现如下:

　　1. 只能给教育“消肿”，无法短期内消杀教育病毒。学业负担病毒具有强大的再生力、传染力与变异力，这就决定了当前“双减”政策只是给被感染的教育机体“消肿”，而算不上是一场全面诊疗行动。即是说，要最终铲除学业负担病毒，教育工作者要考虑的是: 如何从学业负担病毒生长的长链上找到薄弱链环，斩断负担生长链环与增生机制; 如何从教育系统自身免疫系统培植入手，找到恒久的拒腐防变之路; 如何建立学业负担病毒预防的长效机制，不给学业负担病毒提供滋生的土壤。从这一角度看，“双减”政策的毒性消杀能力有限，大多数减负举措仅仅是给教育表皮“消肿”，需要实现从“消毒”思维向“抗毒”思维的深刻转变。诚如有学者所言，“要通过赋能让校内教育教学提质增效，提升课后服务水平，让学生学习更好地回归校园”，⑨ 这才是“双减”政策的应然之道。因之，要真正将课业学业管控在校园、课堂之内，教育管理者还必须构筑起一道基于健康教育教学观念的“观念防火墙”，开辟出一条从教育内核去减负的新路。

　　2. 只能给学生“松绑”，无法短期内重建教育新秩序。可以肯定地说，“双减”政策只能给学生身体“松绑”，甚至说只是暂时身体松绑，也无法给学生心灵松绑、精神松绑，彻底减轻他们的隐形学业压力感，更无法短期内重建健康的教育秩序，让教育事业真正回归立德树人、素养为本的轨道。其实，教育改革是一场双面战争: 一方面要重建教育理想、教育梦想，夯实教育正能量、教育正面建筑; 另一方面还要与保守教育思维、病态教育传统、变态课程文化做殊死的争斗。从这一角度看，铲除学业负担病毒其实是我国教育现代化改革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最终破除学业负担病毒的侵扰，真正的好教育才可能破土而出，健康积极的教育形态才可能突出重围、赢得胜利。“双减” 政策无疑是向教育负面力量的一次“亮剑”行动，其局限性在于还没有达到将“新教育秩序重建” 这一议题也纳入“减负工程”的水平，这就决定了 “双减”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只是传统“减负令”的升级版、高级版，而非“减负令”的理想版、终极版。进言之，在学生身心松绑后如何用真正科学有效的健康教育活动来填充“减负”后的“空白”，彻底杜绝教育事业退化的后路，这才是更有意义的一个教育话题。所以，“系统性研究‘减什么’，多样化探索‘怎么减’，有效建立与‘双减’相适应的办学理念、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⑩ 这才是“双减”政策有效落地的关键之举。

　　3. 只能给学业“减压”，无法短期内建成理想的教育。“双减”政策也只能给学生学业“减压” “减负”，而要短期建成理想的教育形态来取而代之，几乎是痴人说梦。某种意义上说，“减负”思维只是一种教育政策话语，而且并非一种绝佳的教育表述，真正科学的减负思维理应是一种“置换思维”“升级思维”，这就是: 用一种理想教育形态将病态的教育形态予以置换，将病态的教育形态升级为更加理想的教育形态。在这一意义上， “双减”最多只能减掉学生的部分心理压力感，而非根源上减负的一剂良药。在教育改革中，“破” 与“立”本来就是辩证的存在: 在打破负担臃肿的教育建筑之后，我们该搭建的教育新建筑是什么，这才是真正需要思考的话题。其实，面向理想教育而改革的行程同时也是教育工作消杀学业负担病毒的行程。可以说，中小学学业减负只是权宜之计、缓冲之计，在建立理想教育事业上施力增能才是减负的根治之路、长治之路。正是如此，“双减”不仅仅是外部“治标”，更强调“内在提质创新的‘治本’”，即“国家课程规范化校本化实施、课堂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真实变革、教育教学质量及班级日常生活质量的实质性提升”。

　　( 二) 教育培元、持续增能: 完善“双减”政策的一般思路

　　当前，要突破学业负担“双减”政策的“三局限”性，就必须把“减负”视为一项教育机体的自我修复工程，视为教育事业依靠内功修炼来突破学业负担阴霾的教育培元工程，视为一项教育系统平衡态的高位回归工程，而非主要依靠外力、外人、外围来驱赶学业负担病毒的“祛毒工程”。为此，未来学业减负工作更应该强调教育行业的系统免疫力、生态修复力，力争打一场“有深度、有谋略、有耐心”的学业负担阻击战!

　　1. 构建教育系统的免疫屏障。目前，学业负担不再是一个微渺的教学管理失范问题，而是一个具有了自我复制、自我进化、自我传播功能的观念病毒，并且它已侵入了我国中小学教育机体的膏肓，威胁着教育事业的每一个细胞与组织。在这种形势下，减负工作决不能仅仅求诸于教育行政部门出手相助，更应该鼓励教育工作者主动作为、固本强基，引导他们坚守教育事业的梦想与信念，增强教育系统、教育主体自身抵御负担病毒的能力。有学者指出，“减轻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不仅需要‘过程管理’，也需要从源头控制”。瑏瑢 换个角度看，纯正的教育信念、正向的教育理想、立德树人的教育观念就是教育系统抗击学业负担病毒的最佳“疫苗”，“双减”政策只是激活这一“疫苗”的引子罢了，而非最终根治学业负担问题的灵丹。其实，教育系统唯有借助政府政策的力量来加固自身的免疫屏障，保持免疫系统的有效运转，确保教育事业正向行进，才可能达到源头减负的水平。具体而言，教育系统的免疫屏障起码由三部分构成: 其一是学校对社会、家长增负要求的抵制力，其强大后盾是国家教育方针、素质教育理念、全面育人精神等; 其二是教师对学校、家长功利化学业成绩要求的抵制力，其强大后盾是教育行业赋予教师的专业自主权; 其三是学生对过度过量作业的抵制力，其强大后盾是《未成年化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中的相关法律条文。一句话，在纯正教育信念指引下，学校、教师、学生等关键教育主体自觉捍卫自己的教育权利与教育理想，不断强化对不良教育文化、有害教育观念的抵制力，教育系统的免疫屏障就可能顺利建立并高效运转。

　　2. 修复健康的教育生态系统。教育系统是一个生态系统，是一个借助内部循环与外部循环来保持自我恒定性与内外平衡态的系统，其具体内涵是: 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如教师、学生、学校、家长、行政官员等之间存在相互制约、交互作用、寻求平衡的关系，彼此间发生着权力博弈与制衡关系; 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如社会环境、教育文化、社会要求等之间存在相互交流、相互勾连、相互牵制的关系，并与之发生着物资、人事、信息、能量等的交换流通活动。应该说，教育系统的健康运转得益于这一生态关系的健康运转，得益于教育系统内外间良性循环的营建。具体而言，在教育生态系统中，所有教育要素在“好教育”理想的统摄下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利益平衡，良性教育机制得以建立; 一旦任一构成要素受到功利性因素的驱动，抢先打破这一平衡态，教育生态系统会被破坏，学业负担病毒迅速登场，并挟持了其他教育要素，导致教育生态系统恶化。应该说，当前我国教育生态系统就处于恶化受损状态，要借助行政力量助力其回归平衡态，迈向高位平衡态，就必须对异化的教育要素、教育需求、教育行为适当予以校正，如“引导家长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孩子的教育”，“让学校教育回归本位、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等瑏瑣，都是修复教育生态系统、助推其回归再平衡的现实举措。从这一角度看，“双减”政策在修复教育生态系统中发挥着“助推”“促进”“辅助”的作用，强大教育生态系统的重建更需要教育事业主体———教师、学生、学校自身的教育观念修复、教育理想校正、教育本心回归。“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教育生态系统修复必然是教育系统自身的内部斗争与升级进化，政策介入始终是第二位、辅助性的，不可能取代教育主体自身的自觉、自立与自治。

　　3. 重视教育文化的净化与进化。任何教育病毒都可能蛰伏在强大教育文化的海洋之中，只重视病毒症候治理，而忽视隐性教育文化建设，是制约当代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基于这一判断，我们相信: 坚实教育文化建设的底层建筑，开展常规性教育文化整理清理活动，组织先进教育文化推介活动等，是从源头上预防学业负担病毒滋生传播的根治之道。教育系统好似一座 “冰山”，隐藏在海平面以下的是隐性的教育文化、教育习俗、教育传统、教育习惯等教育事象，它对整个显性教育系统、上层建筑发挥着支撑、滋养或消解、蚕食等作用，任何教育病毒的出现都可以在病态教育文化中找到前兆。因此，长期忽视教育文化建设是导致我国学生学业负担病毒久治不愈的根源所在。基于这一分析，我国后续教育改革中一定要大力推进两项社会性教育行动: 其一是先进教育文化建设行动，即学校与家庭、社会联手开展先进教育文化培育活动，让素质教育文化取代应试教育文化，用“全面 + 个性”的发展理念去置换分数神话、高考神话，真正实现社会教育文化的进化升级; 其二是消极教育文化抵制行动，即善于利用社区宣传、社会宣教、媒体平台、文艺活动等途径针对不良教育文化，尤其是应试教育文化、片面知识学习文化等开展批判抨击活动，“健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内容的质量评估机制”瑏瑤，促使整个社会彻底摈弃简单、机械、功利、狭隘的教育文化。我们相信: 教育文化是广大民众深信不疑的教育观念集合体，是根本上决定教育系统形貌的根源力量，“双减”政策只有植根于教育文化重建实践中去，它才可能最终铲除中小学学业负担的病毒。

　　4. 增加有深度的减负政策供给。要有力抵抗学业负担病毒的侵袭，教育系统离不开教育政策的强援，但这种“强援”引入的意图是想方设法强化教育系统的免疫能力，去消杀学业负担病毒的毒素毒性，遏止负担病毒自我复制传播、感染教育事物的潜在性能。为此，减负政策研发中必须树立表里兼顾的“深度思维”，即将每一道减负政令都和根治负担病毒观念、清除应试教育文化的意图有机结合起来，既看到其表面政策效能又关注其实质政策意图实现，真正走出“为减负而减负” 的误区，研制出有表有里、表里兼顾的深度教育政策方案。进言之，减负教育政策的“深度”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按照减负工作意图来设计组合性减负政策。客观地讲，学业负担具有内外两面性，即“政令 + 意图”的架构，科学的减负政策一定是表层干预手段与深层干预意图的合二为一。据此，未来“双减”政策设计一定要严格按照问题解决取向、政策预设意图来研发序列化、体系化教育政策，确保每一项减负政令都是特定减负意图的物化者与实现者。“好政策”一定是一个结构功能体，即通过政策匹配、结构优化来实现最好的政策效能。因之，围绕某一减负意图来聚合若干政策工具、政策指令、政策条款，形成政策合力效应，才可能成为有深度考虑、深度意图的好政策。换言之，仅仅依靠单一的减负政令，如作业时间规定、校外培训规定等，是难以实现全面攻克学业负担病毒目的的，构建“一意图、多政策”的政策架构对于减负工作而言意义重大。

　　二是按照学业负担病毒机理来设计迭代性政策。学业负担病毒具有自我进化性，与之相应，最有效的学业负担政策必须具备迭代性，必须保持持续更新换代的姿态，尤其是要先于病毒进化而采取预防性、前瞻性减负政策，将学业负担新变种扼杀在萌芽状态。换个角度看，我国学业负担病毒实质是顽固保守的教育观念，是过度关注考试分数而不关注社会生产生活现实需求的功利性教育观念，学业负担翻新增量只是其外部症候的表现而已。在这一意义上，“双减”政策必须瞄准其死穴———追分教育观念并对其进行迎头痛击，铲除其着生土壤，抑制其活性活力，不给其提供复活的机会。为此，减负政策必须始终保持对各种变异教育观念病毒，尤其是追分教育观念的种种变种保持警戒意识，预先升级减负政策与预警级别，并在这种教育观念、教育倾向扑土之前采取新一代减负政策，确保减负政策的前瞻性与先行性。

　　三是按照学业负担传染链条设计阻断性政策。目前来看，“双减”政策基本上都属于阻断学业负担病毒传染链的应急性政策，无论是规定作业时间、限制教辅进校，还是弱化升学考试、实施优质教育均衡等政策，某种程度上都属于阻断负担病毒传染链的一种做法。无疑，这种阻断负担病毒传播举措的最大优势是见效快、易执行，但其缺陷是: 无法确保负担病毒可能会在其他尚未关注的教育领域找到新寄生点，如众筹家教、驻家辅导、线上学习空间、变相课外校外活动等，无法从根源上阻断负担病毒的生发生长。由此可以预见，即便“双减”政策彻底生效，未来各种变相、地下补课形态还会换装登场，其隐蔽性程度可能会更高。面向未来，减负政策设计必须从负担病毒传染链的最上游链环着手，即社会考试文化向家长的传染链环，尽可能将减负政策发力点逐步上移到抑制社会考试文化传播这一重心上来，力求借助政策目标定位调适来增强学业负担病毒的阻断效能，真正实现从根源上消杀病毒有生力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