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重写并探究宋明理学史,是梳理宋明哲学思想系统的重要举措,能够帮助人们在重温宋明理学经典的过程中,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演变过程,进行再阐释与再探究。挖掘其自身所蕴含的思想内涵与文化价值,探究古代哲学体系的发展脉络及问题,使宋明理学史真正成为影响并促进现代哲学研究的关键和依托。本文分析宋明时期思想理论梳理的重要性,探究宋明哲学史中的哲学性,分析其中探讨的哲学问题,以期为国家现代哲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依托和抓手。
桑娟喜,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发表时间:2021-10-22
关键词:重写;宋明理学史;思考
系统梳理宋明时期的思想体系、思想文化及思想哲理,是宋明理学史重写的前提条件,关乎着理学史重写在现代哲学研究、文化传承及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然而在重写宋明理学史的过程中,必须对宋明理学史的哲学性及其探讨的哲学问题有更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使宋明理学史更契合现代文化、现代经济及新时代发展所提出的诉求。
一、系统梳理宋明思想
在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视域下,人类对“思想演化”的把握,是不断深化的,重新“分疏”思想史也被不断提上日程。重写宋明理学史似乎与后者存在联系或关联。在思想阐释层面,重写理学史拥有两层侧重。首先是侧重描述,主要包括将“历史演化”与“发展中的思想”综合性地“描述”出来、介绍出来。因此在书写工作中,应着重书写前人没有提及的文本或人物,并将其进行全方位地叙述。其次,着重解释。即根据历史思想发展的逻辑趋势与整体脉络,提出全新的理论模式与解释框架,对该时期的思想进行系统阐释与分析,并提升叙述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理学是儒学在明代、宋代的演化形态,被西方学者称为“新儒学”。在隋唐、宋明等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儒学拥有不同的历史内涵和思想形态,是宋明理学形成的根基。因此将宋明理学界定为新儒学,拥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特别是在儒学演化与宋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或多或少地发现其潜藏的思想关联。与此同时,儒学与理学之外的思想学派或哲学流派也存在着鲜明的互动关系,理学是儒学历史发展所衍生的新形态,对其他形态的发展,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和价值。而从其他学派的互动来看,这种联系又拥有鲜明的递进性与融合性。比如释道与儒学的互动,能够发现不同思想文化在自身完善与发展中,会借鉴或融合其他思想体系的“优势”,使其转变为自身的“原动力”。由于宋明理学与儒学拥有先天的思想优势,对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进行了吸收,因此能够得到更好地传播。其他学派或流派也潜移默化地吸收宋明理学的精髓,使自身的传播根基得以夯实。譬如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学与儒学发生了诸多层面的互动与关联。然而宋明理学在多元流派发展的氛围中,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其阐释的理学,也会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的发展特征,使宋明理学研究的难度大大提升。总体来讲,由于宋明理学在历史阶段处于诸多流派和学说中,系统梳理宋明时期的思想体系、流派体系及哲学体系,能够为其更好地呈现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使其成为影响我国现代哲学研究、理学研究的关键契机。
二、宋明理学的哲学性
宋明理学史的重写显然不能局限在历史描述的维度上。从哲学高度上对其进行阐释和理解,逐渐成为人们回溯理学发展脉络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方向。理学是儒学在宋明时期发展的特有形态,理学拥有较为独特的“理论”“命题”“概念”系统以及“表达”形式,如“人心”“道心”“心性”等。这些不仅是宋明理学研究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其理论与概念表述的基本形态。除此之外,哲学理论表述、概念表述还蕴含着较为普遍、鲜明的哲学内涵。因此在“再分析”与“再梳理”宋明理学中,人们不仅要关注其特殊形态,还应关注特殊形态潜藏的哲学内涵。假如只关注特殊形态,将导致中国思想缺失“哲学性”;如果只关注哲学而忽视理学,又将导致理学的缺失。所以在整体层面上,应避免上述两种问题的发生和出现,使宋明理学历史的理学与哲学相互呼应、相互融合。
要想重构通史性强的学术著作或思想著作,形成拥有内在结构与脉络的理学系统,并非易事。需要协调好“学术历程”与“思想观念”,使思想著作在逻辑与哲学上前后融贯。理学与哲学的内在关联源于儒学的主脉,即儒学是以关注人道与天道为抓手的思想形态,而理学是儒学历史演化的新形态或新阶段。在理学发展的过程中,对人道和天道的关注,又呈现出全新的特征和特点,但同时也鲜明地揭示了儒学和理学之间蕴含的继承关系,使理学在人道与天道问题的探究中表现出全新的发展特征和内涵。天道与人道是中国哲学特有的思想概念,蕴含着较为普遍、突出的哲学问题。天道所谈及的问题,又是哲学领域探讨的问题,如“如何存在?”“何物存在”等。而在理学研究中,这种问题主要是围绕“心物”“道器”“理气”等关系的阐释或描述来展开的,注重物质世界隐含的哲学问题。人道是儒学的核心概念,在内在层次上关注“何为人”,并通过探讨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联,提出“理想的人”的概念。宋明理学中有关“知行”“理欲”“性情”“心性”等问题,何尝不是对传统儒学的衍生与推进。探讨气质之性、天地之性、理欲之性的发展定位,以及道心和人心的分辨,是宋明理学深化传统儒学的根基,同时也是其哲学性得以彰显、深化的关键。在宋明理学史的重写中,要加强哲学性的强化与优化,注重对“心”与 “理”的定位与解析,使宋明理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相互交织的关键和根本。此外,宋明理学在吸收佛学及相关流派的过程中,也对其哲学理念和思想进行了归纳和吸收,使理学所拥有的哲学属性更加清晰、系统。比如在吸纳佛学思想时,理学将佛学所描述的六道思想、功德思想以及众生平等思想进行了分解与吸纳,并通过对“天性”与“心性”的论证,重新审视了其蕴含的哲学思想或哲学理念。而在西学东渐时期,理学哲理又对西学所探究的哲学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将其与理学思想相近的“哲学理念”,融入理学所探讨的“哲学问题”中,重新建构了自身的“哲学性”。
三、宋明理学史中的哲学问题
理学应与“理”结合起来。“理”架构了理学的核心理论与概念,在内在含义上蕴含着诸多对人“义务” 与“责任”的规定,并能以规范和原则的形态表现出来。在该背景下,天道与天理逐渐成为“秩序”的特殊形态,拥有规范、规则、德行等发展特性[1]。“理”还与“自然”“必然”“实然”相涉。在探究“理”的现实根据中,人们需要深入探究“实然”与“当然”的关系。“实然”是对世界本质的概括,与社会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存在紧密关联,并对“人理”的形成与衍生,发挥着难以替代的功能。如果用西方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宋明理学的内在逻辑则发现,客观逻辑决定着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又对人的发展和塑造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天道拥有鲜明的秩序性,通过“礼之行”与“经之行” 表现在“人道”中,使“天”与“人”真正地得到了融合与统一。
此外,宋明理学还注重对“心体”的追问和探究,关注“自然”与“自然”的内在联系,注重“本然”与 “实然”的体现,强调“本然”与“世界”的关联,强化对“必然”与“当然”的呈现和展示,注重对经验领域的探讨和追问。宋代理学家朱熹在经验领域的角度肯定了“理”为世界之本的观念,并将其上升为特定的必然。而以心立论的明代理论学家王阳明注重“物” 与“心”之间的关联,关注“意义世界”的建构。然而在“物”与“心”的“互为体用”中,传统意义的 “理”会受到绝对性与至上性的抑制,呈现出“意识超然”的特征和特点。“心”所体现的“意识”或多或少会受到经验领域的影响,以世界的偶然为依托,将“心性”凸显在“物质世界”中,成为“心”与“物”关联的纽带。但在宋明理学的深入探究中,我们能够发现,王阳明所探究的“心”与“物”关系,主要体现在自然规则与人类发展之间,即生命与自然秩序的关联,以及“意”与“情”对自然趋势的涉及。而“心体”建构的意义世界则指人类精神与物质世界的关联。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王阳明所探讨的“心性”问题,是探究人的 “情”“德”“意”,与自然趋向或者说是“天性”之间的关联。它的“心体”或“心”通常拥有鲜明的“二重特性”,即“当然”的“理”与个体的“意”,能够与生命个体的“情”“身”“德”关联起来,将“人化”与“天性”融入“心体”中。对上述问题的多方面与不同侧面的探讨,形成了宋明哲学发展的哲学画卷[2]。我们在宋明理学史重写的过程中,需要对这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与梳理,使其从单纯的描述,发展为对理学形态的革新和强化,发挥出应有的价值与意义。
四、结语
宋明理学史的重写不是简单梳理并整合重大资料或历史经典的过程,而是在新思想范式下对宋明哲学史的意义重构与问题加深。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相关学者或专家重点突出宋明理学所蕴含的哲学性,强化其探讨的哲学问题,使宋明理学史重构成为影响现代哲学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