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品差异化双寡占供应链下的纵向并购时机决策

　　摘要：通过建立产品差异化双寡占供应链下的纵向并购模型，分析了纵向并购前后产品市场博弈均衡并内生确定了纵向并购期权价值，重点采用最优停时理论求解了最佳纵向并购时机。研究表明，纵向并购提升了并购参与企业的收益，但是降低了非并购参与供应商、非并购参与零售商以及供应链的收益。而且，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变小，纵向并购产生的替代效应变强，纵向并购时机提前。通过引入市场圈定策略对模型进行扩展，探讨市场圈定策略的最优选择策略以及最佳并购时机。结果表明，存在随机冲击的某个临界值，当行业随机冲击超过该临界值时，采取市场圈定策略总是最优的，而仅当不采取市场圈定策略下的并购阈值小于该临界值时，不采取市场圈定策略才是最优的。

　　关键词：纵向并购时机;产品差异化;双寡占供应链;最优停时

　　章伟果; 扈文秀， 系统工程 发表时间：2021-11-18

　　1 引言

　　纵向并购(vertical merger and acquisition)作为生产过程或经营环节相互衔接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并购行为，是上下游企业之间实现战略协同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并购企业整合供应链资源、提高供应链效率的重要途径。如 2013 年蒙牛收购雅士利进入奶粉市场以实现一体化战略，并通过产品差异化来实现爱氏晨曦、欧氏蒙牛与雅士利、施恩产品等不同奶粉品牌的发展，从而与伊利展开奶源市场和国产奶粉市场的两强之争。同在 2013 年，我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双汇国际收购美国最大的生猪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这不仅帮助双汇通过史密斯菲尔德以更低的价格获得美国猪肉资源，从而获得持续的成本优势，而且帮助双汇占据更多的全球市场份额，提高双汇在肉类生产和肉类加工两个寡占市场的全球竞争力。 2018 年潍柴动力收购英国燃料电池厂商 Ceres Power，从而助力潍柴动力打造新能源动力总成系统，助推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在新能源技术上实现引领。从上述纵向并购案例可知，纵向并购不仅需要考虑供应链同级企业之间的横向竞争关系，也要考虑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纵向博弈关系[1]，而且还要考虑纵向并购对供应链结构产生的影响，而这无疑使得纵向并购决策变得更加复杂、纵向并购价值更加难以评估。因此，在日益变化的市场环境下，充分考虑纵向并购对产品市场均衡的潜在影响、合理评估纵向并购价值、选择最佳并购时机是降低纵向并购风险、实现纵向并购收益最大化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论文构建不确定环境下上游和下游市场均寡占的纵向并购博弈模型，通过分析纵向并购前后产品市场均衡以内生求解纵向并购价值，并利用最优停时方法确定最佳纵向并购时机，从而为企业做出科学合理的纵向并购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随着实物期权(real option)理论的成熟和完善，学者们在实物期权框架下研究了企业并购时机选择问题。Simit(2001)[2]最早构建了把实物期权和期权博弈理论应用于企业并购战略计划与评价的分析框架。随后，学者们分别研究了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Lambrecht， 2004[3])、降低经营风险(Thijssen，2008[4])和促使企业在最优时机关闭(Lambrecht 和 Myers， 2007[5])下的最佳并购时机。Alvarez 和 Stenbacka(2006)[6]采用复合实物期权模型研究了包含资产剥离阶段的并购时机。穆庆榜(2016)[7]研究了并购企业股票价值服从泊松跳跃下的并购时机，结果表明泊松跳跃会扩大并购区域。Morellec 和 Zhdanov(2005)[8]、陈珠明(2005)[9]、Morellec 和 Zhdanov (2008)[10]、郑湘明和陈晓红(2011)[11]、章伟果和扈文秀(2014)[12]则利用期权博弈理论研究了多个主并企业之间的并购竞争对并购时机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把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并购行为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如 Hackbarth 和 Miao(2012)[13]通过建立实物期权框架下的寡占市场并购模型，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均衡和并购时机的内生确定问题;Bernile 等(2012)[14]则研究了新企业进入威胁对并购时机的影响，认为并购会降低行业竞争而吸引新企业进入该行业，该威胁的存在推迟了并购的发生;郑湘明和关健(2018)[15]运用期权博弈理论，分析了存在竞争对手的企业困境并购定价与时机选择。与上述研究主要关注于横向并购时机不同，Tarsalewska(2015)[16]从纵向供应链的视角出发，研究了上下游市场均垄断时的纵向并购时机确定问题，并认为经济上升期纵向并购的动因是双重加价问题消除，而经济下行期纵向并购的动因是降低了财务风险。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个研究主题是纵向并购产生的效应。Tirole (1990)[17]、Vickers 和 Waterson (1991)[18]研究了垄断制造商与垄断分销商之间的纵向并购对消费者价格的影响，认为纵向并购消除了双重加价问题而降低了消费者价格。Reyniers (2001)[19]则通过考虑存货成本对上述双重垄断模型进行扩展，认为只有在存货成本足够小以及市场规模足够大时，纵向并购才会导致最终消费者价格的下降。Tyagi (1999)[20]、Koulamas 和 Kyparisis(2010)[21]放松了只有一个分销商的假设，研究了垄断制造商和多个分销商下的纵向并购对最终产品价格、产品数量、存货政策以及供应链各参与方收益的影响。Glock 和 Kim (2015)[22]则进一步研究了一个供应商和多个分销商下的纵向并购对存货政策以及供应链各参与方收益的影响，研究表明制造商可以通过调整存货周期时间来平衡自身存货成本和被并购分销商的成本，并且在一些情形下通过消除双重加价问题以及驱逐成本无效率的分销商而对供应链和消费者有利。 Biancini 和 Ettinger (2017)[23]研究了双寡占供应链(即上游行业和下游行业均为寡占市场的供应链形式)下纵向并购对下游企业合谋的影响，认为纵向并购提高了下游企业之间进行横向合谋的收益，进而使得下游企业在纵向并购之后更愿意进行合谋。Wu 等 (2007)[24]则在双寡占供应链框架下构建了两个制造商和两个分销商组成的报纸分销模型，探讨需求不确定性下的前向一体化选择问题，认为需求不确定程度的增加提高了制造商实施前向一体化的收益。Lin 等 (2014)[25]通过建立各自由一个供应商、一个制造商以及一个分销商组成的两条竞争供应链模型，研究制造商在前向一体化、后向一体化和不进行一体化之间的选择问题。 Chen 等 (2017)[26]研究了包含供应商、制造商以及一体化企业三种类型企业的供应链下的纵向并购效应与动机，研究表明纵向并购会降低最终产品价格，并在一体化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较低时实施市场圈定策略(marker foreclosure，即停止向下游制造商出售中间产品)，而且纵向并购只会在非整合制造商之间的竞争较弱时发生。

　　现有研究对企业并购时机以及纵向并购效应展开了较多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两方面不足：1)现有研究较少分析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纵向并购时机选择问题，仅有的研究也只是选取了上游和下游市场均为垄断的特殊情形(Tarsalewska， 2015[16])，而这仅能分析参与并购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而无法探讨非参与并购的上下游企业在纵向并购后的响应行为及其对产品市场均衡和纵向并购决策的影响，不具备推而广之的广泛意义。2)现有研究往往假定产品是同质的，较少探讨产品差异化下的纵向并购及其产生的效应。事实上由于产品设计、加工工艺、技能能力、品牌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制造商生产的产品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产品差异性的存在无疑使得纵向并购后产品市场竞争变得复杂，同时也加大了评估纵向并购价值、选择最佳纵向并购时机的难度。基于此，本文通过引入产品替代系数，构建产品差异化下上游和下游市场均为寡占时的纵向并购决策模型，采用古诺博弈理论分析纵向并购前后产品市场均衡，利用实物期权理论对不确定条件下的纵向并购价值进行评价，进而采用最优停时方法求解最佳纵向并购时机，并进一步探讨纵向并购后市场圈定策略的内生选择问题以及相应的纵向并购时机，最后通过数值模拟揭示产品差异化程度对产品市场均衡、纵向并购价值以及并购时机的影响。

　　论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 1 节为引言;第 2 节为问题描述与研究假设;第 3 节在分析纵向并购前后产品市场竞争均衡的基础上，求解纵向并购价值和最佳纵向并购时机，并进一步探讨产品差异化程度较小时的纵向并购时机决策;第 4 节引入市场圈定策略对模型进行扩展，分析市场圈定策略的内生选择问题以及相应的纵向并购时机;第 5 节数值分析;第 6 节结论。

　　2 问题描述与研究假设

　　本文研究由两个制造商和两个零售商组成的双寡占供应链的纵向并购决策问题。在供应链中，制造商 i ( , ) i A B 以成本 i c 生产产品 i ，并以 wi 的批发价格将产品 i 分别销售给零售商 1 和零售商 2，零售商 1 和零售商 2 以零售价格 Pi 将产品 i 销售给顾客。零售商 1 和零售商 2 进行横向方向上的古诺竞争，即在产品市场上进行产量竞争。产品 A 和产品 B 可以满足消费者相同的核心功能，但是由于不同制造商在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品牌等方面的差异，两种产品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替代性。借鉴 Zhu 等(2016)[27]给出的差异化产品的需求函数，并考虑行业需求冲击对产品价格的影响，令产品 i ( , ) i A B 满足如下的线性逆向需求函数：

　　其中， i A B  , ，  i B A, ， () Pt i 表示产品 i 在 t 时刻的零售价格， 1 () i q t 和 1 () i q t  分别表示零售商 1 在 t 时间内销售的产品 i 和替代产品 i 的需求量， 2 () i q t 和 2 ( ) i q t  分别表示零售商 2 在 t 时间内销售的产品 i 和替代产品 i 的需求量。 1 2 ( ) ( ) ( ) i i i q t q t q t  表示产品 i 的需求量， 1 2 ( ) ( ) ( ) i i i q t q t q t     表示替代产品 i 的需求量。 k [0,1) 为替代系数，表示产品 A 和产品 B 之间的差异程度。 k 值越小，两种产品之间的差异程度就越大，相应的替代性就越弱。特别地，当 k  0 时，产品 A 和产品 B 为两种不同产品，两种产品之间不存在替代性，即各自需求量与对方需求量无关。

　　3 不考虑市场圈定下的纵向并购时机

　　3.1 纵向并购前的博弈分析

　　首先求解在纵向并购之前，零售商 1 和零售商 2 同时出售产品 A 和产品 B 时的均衡销售量。令 j N, 表示零售商 j ( 1,2) j 在纵向并购之前的收益，那么有： , ( ) ( )  j N A A Aj B B Bj     P w q P w q (4)为了得到均衡状态下零售商 j 出售产品 A 和产品 B 的均衡销售量 Aj q 和 Bj q ，可以通过对 j N, 分别求解 Aj q 和 Bj q 的偏导函数，并令偏导函数为 0。由此，可以得到 4 个包含 4 个未知数的齐次线性方程组。通过求解该齐次线性方程组，可以得到产品差异化下零售商 1 和零售商 2 对于产品 A 和产品 B 的均衡销售量以及相应的均衡价格如下： 1 2 1, 2, 2 (1 ) 3(1 ) A B A N A N k gx w kw q q k       (5) 1 2 1, 2, 2 (1 ) 3(1 ) A B B N B N k gx kw w q q k       (6) 1 2 , 1 ( 2 ) 3 P gx w A N A   (7) 1 2 , 1 ( 2 ) 3 P gx w B N B   (8)从公式(5)和公式(6)可以看出，产品 i ( , ) i A B 的均衡销售量与自身的批发价格负相关，而与替代产品的批发价格正相关。特别地，当两种产品的批发价格相同时，可以证明均衡销售量与替代系数 k 负相关，即随着替代系数 k 变大，两种产品之间的差异化程度变小，从而降低了消费者对于这两种产品的总需求。此外，产品 i ( , ) i A B 的均衡价格与自身的批发价格正相关，而与替代产品的批发价格无关。

　　4 考虑市场圈定下的纵向并购时机与最优策略选择

　　在上述研究中，假定合并企业 U 在纵向并购之后，继续向零售商 2 批发产品 A 。然而，在实践中，合并企业可以采取市场圈定策略(marker foreclosure)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即限制与非合并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交易，其中限制与非合并的上游企业的交易称为上游圈定，限制与非合并的下游企业的交易称为下游圈定[26, 29]。纵向并购后，合并企业 U 是产品 A 唯一供应商，因此合并企业 U 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可以选择停止向零售商 2 批发产品 A ，即采取下游市场圈定策略。基于此，这里首先求解出合并企业 U 在采取市场圈定策略下的纵向并购期权价值与并购时机;然后通过对比分析，确定合并企业 U 的最优策略。

　　4.1 市场圈定策略下的纵向并购时机决策

　　在合并企业 U 采取市场圈定策略下，零售商 2 无法获得产品 A 而只能单独出售产品 B ，合并企业 U 则可以同时出售产品 A 和产品 B 。那么，此时合并企业 U 和零售商 2 对于产品 A 和产品 B 的均衡销售量以及相应的均衡价格为： 1 2 1, 2 (1 ) 2(1 ) A B A F k gx c kw q k    ; 2, 0 A F q ; 1 2 2 1, 2 (2 )(1 ) 3 2 6(1 ) A B B B F k k gx kc k w w q k      ; 1 2 2, 1 ( ) 3 B F B q gx w  ; 1 2 , (3 ) 3 6 A B A F k gx c kw P    ; 1 2 , 1 ( 2 ) 3 P gx w B F B   。根据 B F 1, q 的表达式可知， 1 2 1 2 2 1 2 2 1 2 3( ) 9( ) 8( ) 2( ) A A B F B gx c gx c gx w k k gx w      时， 1, 0 B F q  ，那么 B F 1, q 不应该由原来的表达式得出，而应该为 0。因此，可以在 1 F k k  和 0 F   k k 两种情形下讨论市场圈定策略下的纵向并购期权价值与并购时机。

　　5 数值分析

　　接下来利用数值分析来进一步验证上述定理，并分析产品差异化程度对纵向并购产品市场均衡以及纵向并购时机的影响。模型相关参数设置见表 1 所示。其中，瞬时漂移率 、瞬时波动率、销售价格对于行业需求冲击的敏感度 g 、无风险利率 r 、成本加成系数 A 和 B 、并购溢价比例在参数取值时主要以实际数值作为参考;产品单位生产成本 A c 和 B c 、并购成本 D 则出于简化目的进行了抽象化处理。在实际应用中，和可以通过分析影响产品价格的行业冲击因素后得到; g 可以通过分析行业冲击因素对产品价格的影响程度得到; r 可以由一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表示;通过分析产品生产成本及其与对外批发价格之间关系可以得到产品单位生产成本 A c 和 B c 、成本加成系数 A 和 B ; D 可以通过估计并购所需成本(包括交易成本、整合成本以及机会成本)得到。

　　图 1 给出了产品产异化程度(由替代系数 k 表示)对纵向并购前后产品 A 均衡产量的影响，其中细实线代表纵向并购前的产量，粗实线代表纵向并购之后的产量。从图 1 中可以看出：1)纵向并购提升了并购参与零售商 1(即合并企业 U )对于产品 A 的产量 A M1, q ，降低了非并购参与零售商 2 对于产品 A 的产量 A M2, q ，同时也提高了产品 A 的总产量 QAM, ，这与定理 1 结论一致。2)纵向并购后零售商 2 对于产品 A 的产量与替代系数 k 呈现反比关系。一方面，随着替代系数 k 变大，产品 A 和产品 B 之间的差异程度变小，产品市场的竞争强度变大，进而导致零售商 2 对于产品 A 的产量下降;另一方面，随着替代系数 k 变大，产品差异程度变小，零售商 2 就越愿意用具有成本比较优势的产品 B 来替代不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 A ，即替代效应变强，而这也会进一步降低零售商 2 对于产品 A 的产量。3)纵向并购后合并企业 U 对于产品 A 的产量 A M1, q 以及总产量 QAM, 与替代系数 k 呈现 U 型关系。替代系数 k 从正反两个方面对 A M1, q 和 QAM, 产生影响。随着替代系数 k 变大，一方面，产品 A 和产品 B 之间的差异程度变小，产品市场的竞争强度变大，进而导致 A M1, q 和 QAM, 降低，即产生竞争效应;另一方面，随着替代系数 k 变大，产品差异程度变小，合并企业 U 与市场整体就越愿意用具有成本比较优势的产品 A 来替代不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 B ， A M1, q 与 QAM, 都增加。当替代系数较小时，竞争效应超过了替代效应，此时 A M1, q 和 QAM, 与替代系数 k 呈现反向关系;而当替代系数较大时，替代效益超过了竞争效应，此时 A M1, q 以及 QAM, 与替代系数 k 呈现正向关系。特别地，当 k  0.979 时， 1, 0 A M q ，零售商 2 完全用产品 B 来替代产品 A ，即零售商 2 完全放弃产品 A ，此时合并企业 U 作为唯一提供产品 A 的而获得垄断地位，因此大幅降低产品 A 的产量、同时提高产品 A 的价格以获得最高收益。

　　图 2 给出了产品产异化程度(由替代系数 k 表示)对纵向并购前后产品 B 均衡产量的影响，其中细实线代表纵向并购前的产量，粗实线代表纵向并购之后的产量。从图 1 中可以看出：1)纵向并购降低了并购参与零售商 1(即合并企业 U )对于产品 B 的产量 B M1, q 以及产品 B 的总产量 QBM, ，提高了非并购参与零售商 2 对于产品 B 的产量 B M2, q  。2)合并企业 U 对于产品 B 的产量 B M1, q 以及产品 B 的总产量 QBM, 与替代系数成反比。一方面，随着替代系数 k 变大，因两种产品差异程度变小而增加的竞争效应使得 B M1, q 和 QBM, 下降;另一方面，增强的替代效应进一步而降低了 B M1, q 和 QBM,  。3)纵向并购后未并购参与的零售商 2 对于产品 B 的产量 B M2, q 与替代系数 k 呈现 U 型关系。一方面，随着替代系数 k 变大，产品 A 和产品 B 之间的差异程度变小，增加的竞争效应使得 B M2, q 下降;另一方面，替代系数 k 变大，产品差异程度变小，零售商 2 更愿意以具有成本比较优势的产品 B 来替换产品 A ，增强的替代效应使得 B M2, q 增大。当替代系数较小时，竞争效应超过了替代效应， B M2, q 与替代系数呈反向关系;当替代效应较大时，替代效应超过了竞争效应， B M2, q 与替代系数成正向关系。特别地，当 k  0.959 时，有 1, 0 B M q ，即合并企业 U 完全用产品 A 来替代产品 B ，此时合并企业 U 唯一提供产品 A 、零售商 2 唯一提供产品 B 。

　　图 3 给出了产品差异化程度(由替代系数 k 表示)对供应链各参与方在纵向并购后收益变动值的影响。图 3 表明：1)纵向并购增加了并购参与企业(合并企业)的收益，但是降低了非并购参与的制造商 B 、零售商 2 的收益，同时也减少了该供应链的总体收益。2)当 k  0.959 时，合并企业 U 和零售商 2 都同时提供产品 A 和产品 B ，此时合并企业收益增加值与替代系数呈 U 型关系，制造商 B 收益减少值与替代系数成反向关系，而零售商 2 和供应链的收益减少值与替代系数成反向关系。3)当 k  0.959 时，合并企业 U 唯一提供产品 A 、零售商 2 唯一提供产品 B ，此时随着替代系数变大，产品 A 和产品 B 之间的差异变小，增加的竞争效应降低了合并企业 U 收益增加值，提高了制造商 B 、零售商 2 和供应链的收益减少值。

　　图 4 给出了 k  0.9 时的纵向并购期权价值和并购阈值。随着随机冲击 x 的变大，纵向并购期权价值也增大。满足价值匹配和平滑粘贴条件的纵向并购阈值为 19.54，当 x 19.54 时，继续等待，相应的纵向并购期权价值为 1.73 0.019x ;当 x 19.54 时，实施纵向并购，产品市场的竞争均衡也随之发生改变，相应的纵向并购期权价值为( 1 2 2.5 7.86 x  )。

　　图 5 给出了产品差异化程度(由替代系数 k 表示)对各种情形下纵向并购阈值的影响，其中 M x 代表合并企业 U 不采取市场圈定策略下的纵向并购阈值，此时合并企业 U 和零售商 2 同时向市场出售产品 A 和产品 B ; F x 代表合并企业 U 采取市场圈定策略下的纵向并购阈值，此时合并企业 U 不向零售商 2 批发产品 A ; BF x 代表合并企业唯一销售产品 A 、零售商 2 唯一销售产品 B 下的纵向并购阈值; L x 代表使得合并企业 U 在是否采取市场圈定策略上无差别的临界值。从图 5 中可以看出：1) M x 与替代系数成反比，而 F x  、 BF x 和 L x 与替代系数成正比;2)当 k  0.898 时，有 L F BF M x x x x     ，此时合并企业在纵向并购之后的最优选择是采取市场圈定策略，此时最佳纵向并购阈值是 F x  。3)当 0.898 0.944   k 时，有 BF M x x   ，此时合并企业在纵向并购之后的最优选择仍是采取市场圈定策略，同时也不向市场提供产品 B ，即合并企业唯一销售产品 A 、零售商 2 唯一销售产品 B ，相应的最佳纵向并购阈值为 BF x  。4)当 0.944 1   k 时，无论合并企业是否采取市场圈定策略，都有 1, 0 B F q  、 2, 0 A F q  ，此时合并企业唯一销售产品 A 、零售商 2 唯一向市场销售产品 B ，相应的最佳纵向并购阈值为 BF x 。该数值结论与定理 6 一致，由于 [ , ) M L x x x    ，即不存在纵向并购之后不采取市场圈定策略的阈值区间，因此合并企业在纵向并购之后的最优选择是采取市场圈定策略。

　　需要注意的是，合并企业在纵向并购之后是否采取市场圈定策略还受到两方面的约束： 1)法律约束。如我国在 2008 年 8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就明确把“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作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而加以禁止。因此，在法律层面，合并企业在纵向并购之后，不应该采取市场圈定策略。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上述行为在识别、调查取证、法律定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在实践中无法完全排除合并企业不采取市场圈定策略。2)竞争对手的反制行为。当合并企业采取市场圈定策略时，未并购参与的制造商 B 和零售商 2 的收益将会大幅下降。那么，为了提高自身收益，制造商 B 和零售商 2 可以采取反制措施，进行纵向并购或组成利益联盟，并同样采取市场圈定策略，即制造商 B 仅把产品 B 批发给零售商 2 而不向合并企业批发。此时，合并企业唯一销售产品 A ，零售商 2 唯一销售产品 B ，那么相应的最佳纵向并购阈值上升为 BF x ，即纵向并购将延迟。综上所述，合并企业在实施纵向并购前，应当对当地法律环境、竞争对手可能的反制行为进行充分调查，从而制定出最优的产品市场竞争决策和纵向并购决策。

　　6 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产品差异化双寡占供应链下的纵向并购模型，分析了纵向并购前后产品市场均衡，重点求解了不确定环境下的最佳纵向并购时机，并分析了产品差异化程度对产品市场均衡和纵向并购时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纵向并购提高了并购参与企业对于并购参与产品的销量、并购参与产品的总销量、非并购参与零售商对于非并购参与产品的销量，但是降低了并购参与企业对于非并购参与产品的销量、非并购参与产品的销量、非并购参与零售商对于并购参与产品的销量。2)在竞争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双重作用下，并购参与企业对于并购参与产品的销量、并购参与产品总销量、非并购参与企业对于非并购参与产品的销量与替代系数成 U 型关系，而并购参与企业对于非并购参与产品的销量、非并购参与产品总销量、非并购参与企业对于非并购参与产品的销量与替代系数成反比。特别地，当替代系数达到某一个临界值时，并购参与企业将不再出售非并购参与产品，而非并购参与零售企业不再出售并购参与产品。3)纵向并购有利于并购参与企业，但是降低了非并购参与制造商、非并购参与零售商以及供应链的收益。4)不采取市场圈定策略下的纵向并购阈值与替代系数呈反比，即随着替代系数变大，两种产品之间的差异程度变小，纵向并购时机提前。

　　在实践中，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合并企业存在停止向非并购参与零售商批发产品的动机，即实施市场圈定策略。通过分析市场圈定策略下纵向并购后的产品市场均衡，求解了市场圈定策略下的纵向并购期权价值和最佳纵向并购时机，并通过纵向并购价值增值与纵向并购阈值的对比分析，探讨了市场圈定策略的内生选择问题以及相应的纵向并购时机。研究结果表明，1)存在行业随机冲击的某个临界值，当行业随机冲击超过该临界值时，采取市场圈定策略总是最优的。2)仅当不采取市场圈定策略下的并购阈值小于该临界值时，不采取市场圈定策略才是最优的，否则合并企业总是采取市场圈定策略以实现价值最大化。3)随着替代系数变大，市场圈定策略下的并购阈值提高，纵向并购延迟。该研究结果对于监管部门监管市场圈定行为具有一定的启示：监管部门的反垄断监管不仅要审查横向并购，而且还要审查纵向并购，防止合并企业在纵向并购之后采用市场圈定行为获取垄断收益。特别是在产品差异化程度较高或者企业自身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情形下，更要防止这些企业通过纵向供应链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形成不正当竞争优势。

　　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纵向并购对产品市场竞争均衡产生的影响而求解纵向并购价值，进而探讨纵向并购时机决策问题。事实上，纵向并购除了会影响产品价格和产量之外，还会对存货政策、财务结构等方面产生影响。因此，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上述效应下的最佳纵向并购时机决策。此外，合并企业在纵向并购之后，除了可能采取市场圈定策略之外，还可以采取纵向供应链整合、资产重组以及价格挤压等策略，因此后续研究可以继续探讨这些策略下的纵向并购价值确定和最佳纵向并购时机选择问题。另外，论文在研究中并没有考虑上游企业之间或者下游企业之间的横向并购。基于此，后续研究可以继续在双寡占的框架下探讨横向并购与纵向并购的最优选择以及相应的实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