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翻译学研究: 方向性、主导性与工具性
[摘要]理论翻译学是通过反思翻译学理论研究中产生的核心概念、采用的研究方法、构建的译学理论以及形成的翻译学科等，提出关于翻译本质的理性认识，是对翻译学的元反思。本文以元学科构建为宗旨，提出从学科史、元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推动理论翻译学构建，具体包括: 翻译学学科史的方向性，即融通中外、宏微兼具; 翻译学元理论研究的主导性，即追问翻译本体研究的现状和问题; 翻译学方法论研究的工具性，即藉由方法论构建理论体系，解决实践问题。
黄忠廉; 方仪力; 朱灵慧， 上海翻译 发表时间：2021-10-10
[关键词]理论翻译学; 学科史; 元理论; 方法论
1. 引言
翻译在文化交流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对的是，译学研究历经引进、沉寂、平视、反思之后，或应进入总结期。中外译界，从元理论角度展开翻译学的学者不乏其人。James Holmes 1972 年曾提及将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作为译学分支之一，可 谓 是 先 发 其 声。Gentzler 的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 2001) 、刘宓庆的《中西翻译思想比较 研 究》( 2005 ) 、Gambier & Doorslaer 的 The Metalanguage of Translation ( 2009 ) 、Pym 的 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 2014) 等均可视为从元理论层面对现有翻译学研究的内容与方法论的批评与反思。张柏然( 1998) 对过往的译学研究本体论开展了横向扫描，揭示了当代译学研究中本体研究阙失的问题，将本体研究与本质研究相互区分开来。冯文坤( 2008) 剖析了“存在”和“本质”两个重要概念，进一步强调元理论在哲学层面对一般翻译研究的超越。申连云( 2011) 从现代译论的构建视角分析了中国翻译思想中“求真”“求善”“求美”三种模式的变更与兴替，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现代阐释的有益尝试，可视作对中国翻译思想历史进程的总结。曹明伦( 2006) 、谭载喜( 2017) 、王东风( 2017) 在考察中西翻译学的建立过程后，探讨了翻译学的学科内容和体系，为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前人或零星或系统的相关研究为提出理论翻译学框架和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思想资源。继而，在中国译学的元研究上升阶段，学界还应继续深入发展纯译学研究。辨析理论翻译学的方向性、主导性与工具性，思考其基本内容和走向，或能为学界提供进一步的理论参考。
2. 中国纯翻译学研究趋势
上个世纪，尤其是最后二十年，译学研究总体上缺乏理论自信，常表现为好用外来概念释解甚至裁剪汉外互译实践和理论思考; 同时，自觉中国无概念无理论，只是国外才有概念与理论，故西人一词一语一概念即被无限放大成理论，却缺乏对自己识见的系统性总结和阐发。述而不作，述而小作，缺乏大作，缺乏底气与勇气，将致翻译研究失魂落魄。国外的声音越来越大，自己的声音越来越小，一点思想火花被欧风美雨吹灭浇熄，由此促进了译论的外来吸收，却羁绊了自身的内在发掘。
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形成理论自觉，显著表现是不再盲从国外译论，而是开始展开对话。越来越多的学者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外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同时，国内主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主编或联合主编国际学术期刊或丛书亦日益增多。在此过程中，我们从平等看待中西方译论过渡到反思批判中西方译论，更有学者基于中外翻译实践，将对翻译的理性思考提炼成一套概念体系，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加速了中国译论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国际化，不只是引介西方的译学成果，将中国译学思想从特殊总结为一般，初创理论，试创学科，才是真正的国际化。
以元学科构建为宗旨，从学科史、元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推动理论翻译学构建，并按翻译学学科史、翻译学元理论和翻译学方法论三大板块梳理有关学科的构建思想。“翻译学学科史”宜对国内翻译学学科历史进行回顾与反思，澄清翻译学学科内部的问题，为译学未来的本体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翻译学元理论”宜对国内翻译本体予以思考，旨在探索翻译的普遍性，探索各种翻译现象之间统一且支配各种过程的规律; “翻译学方法论”宜分析理论背后的逻辑与方法问题，以凸显翻译学自身的逻辑化和科学化。从元学科的层面构建理论翻译学，是译学本体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
3. 翻译学学科史研究的方向性
新世纪以降，译学建设跃升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增长点，甚或望其升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这无疑是良好的愿景。远景如何，则有待于学科史的梳理、真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学科本体的研究。
人类交流史实为一部翻译史。而对翻译的思考，又依次形成了翻译思想史、翻译理论史与翻译学科史。翻译学的产生与语言学、比较文学等其他学科的发展最为相关，其本身可视作一门现代性的学科，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和内容莫不受到其他学科影响。而中国的翻译学学科建立过程更为复杂，其中不仅包含了中国译界学科意识的整体萌发，更有传统译学思想的现代化过程。“现代化”在此主要强调中国传统译学通过接纳与吸收西方现代译论融入全球化图景的历程; 尤其是过去 40 年，中国译学大力引介西方理论，于反省中求变革，于吸纳中求发展，传统译学思想不仅得到了进一步挖掘，更在西方现代译论的关照下稳步发展，显出旺盛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翻译学也逐渐得到学界的理解和重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翻译家的经验之谈，理论家的点滴思考，均可添入译学的全面框架; 思想如气，理论如水，学科如冰，构成了翻译学成长的样态，三者均可纳入翻译学科史的梳理。因此，在朱志瑜等 ( 2020) 基础上爬梳剔抉，整理更为全面的论译文献，可历时地全面呈现中国学界关于译思、译论、译学等重要概念的反思和讨论。不同论者因翻译观念的不同，对学科范式或有不同的理解，但总体而言，过去 40 年间中国译学界努力将传统译学思想融入译学理论建设，整体上表现出与传统译学不同的视角，在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上皆有长足发展，展现出一定的共生性。从翻译思想史、翻译理论史和翻译学科史三大维度，呈现中国译学视野中的翻译学学科发展史，则可批判性地认识翻译学学科创立和发展过程产生的思想、理论和方法。
理论思考不可或缺范畴工具，翻译范畴是构筑译论体系的基石，同时亦是学科之基。翻译思想史着力于呈现译学思想如何通过中西方思想资源转移和互动，展现思想的内在谱系，进而更好地理解思想产生和发展背后的复杂成因，从思想本身的结构和历史中挖掘翻译学在中国的建构历程。翻译理论史强调理论对经验世界的解释力度，从现象研究中抽出翻译理论的特质和理论意涵，系统分析这些特质，以丰富学界对中国翻译现象、实践和事件之理解，以之为据理解翻译学学科建构的现实基础。翻译学在中国从有名无实到名实趋一，已迈出可喜的跬步; 此前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现在既有接近，又有间距，促进了学科日趋成熟。翻译学学科史以翻译思想史和理论史为基础，理解和分析学界对翻译学学科本体与体系的认识，铺呈翻译学学科在中国由个人散见发展成系统性独立学科的图景，反映中国译界对翻译学学科框架和学科内容的认识发展过程。
作为理论翻译学重要的组成部分，翻译学学科史旨在以正确理解和解释现有理论为基础，进一步展开反思与批判; 在历史承继的基础上从元学科的高度进一步追问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清理译学思想、理论以及学科史料，有助于后学身处历史之中，在逻辑思维层面考量翻译的普遍性问题，推进翻译学的本体研究。这一途径或有利于将学界已取得的共生性转化为互补性，提出共识性的翻译学学科内容和体系，中国的翻译学或能以本体研究为核心获得进一步发展。
中西语言和文化的源流有异，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行为方式同样有别，其思想、理论和学科的发展尽管殊途，行至今日，却正在同归。回顾历史，借力打力而不自我发力、只破不立者多，自带批评的答案、有破有立者少。尤其是在中国，1980 年代以来，中国对国外翻译思想和理论从引进到原创，日趋同步，甚至在翻译教育、技术等研究领域有所超越。不拒外来，不瞻马首，不厚古薄今，不妄自菲薄，真正虚怀，理性批判，理论翻译学才可真正有所构建。
未来如何构建? 充分学习西方的分析能力，不忘发挥本土的综合能力! 为此，领域分清主次，整体理出枝干，视野融会内外。赋传统译论以科学形态，炼当下实践以理论范畴，一面澄清概念或术语，一面宏观规划框架体系，既入微洞悉，也宏大叙事，不失为理论翻译学构建的路径。
4. 翻译学元理论研究的主导性
理论研究以“问题”为起点，讲究系统性、条理化和“问题意识”，旨在解决问题，形成对经验世界的系统性知识，产生翻译思想，形成译论。整理译思正是历史承继的最佳途径。翻译之“思”若进一步升华或凝华，再细分，可形成翻译之思想、之理论、之学科; 对上述三者的再思考，则成为翻译之“元”思考，也即所谓的“哲思”。“元”( meta) 即“本初”“开始”“基本”之意。“元”概念之于学科研究始于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20 世纪初他提出了元数学概念，欲以整个数学研究为对象，对超越数学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元学科层面的反思，是哲学层面的超越，是将整个学科作为研究对象，探明其预设问题，通过研究元科学概念和元科学问题，研究其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最终推动学科的科学发展，消除学科内部的疑惑，促进正确知识的产生。
翻译观，即观翻译之所得，决定翻译研究的一切。翻译是何、为何以及如何是其所是? 翻译的内涵与外延需重新审视与厘定，类似的元范畴是译学诸多范畴中最重要的范畴，抓元范畴就是发掘译学本体，驱动或推进整个范畴系统运行，有助于整个译学范畴体系的建构。比如，张柏然和辛红娟( 2009) 将当下翻译研究分为“元理论层面”和“文化研究” 层面，重塑了翻译理论“本体化”的重要性，将翻译元理论与一般翻译理论区分开来。
译学研究在“文化转向”后得到长足发展，不仅成为独立学科，形成了稳定的学科体系，更兼容并蓄地吸收了不同学科独特的理论范式和研究途径，拓展了学科边界和理论视野。翻译对跨文化交际的功用随之得以彰显，译者的主体性、惯习以及身份认同等一系列问题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后殖民主义、行为主义、生态主义等新视角应运而生，“创译”“调停”“重写”等新概念开启了与传统本体研究相关的新向度，翻译研究整体上似已打破了两千多年以来围绕“忠实和自由”两极的理论脉络，开始聚焦新的翻译现象，建构相关理论。
但跨学科的研究亦同时让当下翻译学面临着本体迷失的危机，原本清晰的学科研究对象逐渐变得含混，学科的自为性也备受质疑。转向虽或多或少与译相关，却逐渐将译学研究带离其原有范式，使其偏离本体研究。是故，立于历史长河看转向，无非是采取了不同的视角，看得更多、更全面，均为译学研究之所需。然后需要注意的是，常常“转向”，容易陷入迷失之中; 而仅对热点“趋之若鹜”，或使得译学研究逐渐远离学术的家园。
译学研究万变不离其宗，需要固本开新。本体论在译学研究中有所缺失，翻译本质上是且仅是一种符际之间的转化与变通，其次才是文化交流，文化的转化与变通必经符号作为载体而实现。因为存在先于本质，把握本质之前，须捕捉对象之所在，当下炙手可热的译者、译作、读者均非译学研究的本体，唯有翻译行为才是其真正的本位。理论研究首先要面对其根本性对象，翻译本体论重在强调对象“如何是”，翻译本体落脚于行为，即 活 动。冯 全 功 ( 2012) 、张冬梅( 2015) 以翻译学“元语言”为研究对象，从哲学的高度上继续追问了何为“间性”何为 “目的”，对重审翻译学内部流通的重要概念内涵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可见，翻译活动涉及符号之间、思维之间、文化之间的变化关系，关系本体成为翻译的最大特征，简言之，间性既是翻译的本体，又是译学研究的本体。
因此，有必要整理中国译学界近 40 年来的元理论研究，从元理论方法、本体论、学科元语言、翻译存在等方面重审翻译的诸多范畴，如主体、客体、受体、行为、工具、目的、性质等，借以重申符际“变”“化” 作为翻译本质对翻译学本体研究的引导作用，如黄忠廉( 2010) 通过中西翻译观选析和翻译实践验察，对变译的根本属性“变”与全译的根本属性“化”进行哲学剖析和义素分析，可形成翻译变化观，即 “变、化”共存观。据此，可以划分翻译的核心类型，确立译学基本范畴，建立翻译方法论，确定译学研究对象，最终建立翻译学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可以提供一种元学科自省式反思，通过理论翻译学的元理论建构，促进翻译学走出本体危机，跳出“碎片化” 的泥潭，推进译学研究重新回归其应有的主航道。所谓理论翻译学的元理论，是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对翻译学的学科内容、体系和方法展开元反思，并在这一过程中，清理译学术语、概念、陈述和命题的逻辑结构，考察译论的语言表述，探析核心概念的构建。基于以上考虑，以“元理论”为轴心的讨论，是尝试通过清理译界对翻译中的主客体关系、翻译行为、目的、存在、属性等重要范畴、概念和命题的逻辑和表述，探明不同理论背后的预设和认识论起点，解决翻译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概念含混、逻辑混乱的问题。
对翻译存在本身进行形而上学式追问，拷问翻译本体研究的现状和问题，用以揭示中国译学界关于翻译学元理论层面的研究成果。事实上，虽然学界已认识到本体研究的重要性，但从翻译学“元语言”开始的元理论探讨才刚刚开始，本体论阙失和错位的问题仍然存在，理论表述存在的概念含混和逻辑混乱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对翻译学理论进行思辨式梳理，通过考察翻译学元理论重建翻译本体论研究的任务仍然有待完成。
5. 翻译学方法论研究的工具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理论翻译学研究弥足珍贵之处在于方法论建设。各种“转向”旨在为译学开疆辟域，均是译学的应用研究或应用于译学的研究，纯翻译学因此而必须存在、必须厚实。
理论翻译学是以翻译学为研究对象的翻译科学的元学科，旨在从元学科层面反思翻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由翻译学学科史、翻译学元理论以及翻译学方法论三部分组成。译学研究方法及其研究如今备受关注，方法论相关课程日渐增多，由此可见，翻译学界的方法论意识正在逐渐增强，逐步促进翻译学的发展。
其实，重视方法与方法论建设，乃是一个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随着翻译学的逐渐发展成熟，作为翻译学元学科的理论翻译学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当代中国的学术视野，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价值与效用逐渐明晰。具体而言，本体论是核心，认识论是基础，方法论则处于中坚环节，以方法论为基，向上可构建理论体系; 以方法论为桥，向下又可解决实践问题。理论翻译学的方法论应具备综合性，于译学各领域均有所涉及，全面有序，切中肯綮，精当而要言不烦，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再经过系统化沉淀，理论翻译学之方法论庶几可以构建。
一般而言，方法论从层次上来说，可分为哲学方法论、一般学科方法论和学科具体方法论。作为理论翻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学方法论旨在通过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假设实证、抽象概括等具体科学方法在翻译学中的应用，考察翻译学如何提供关于翻译的正确知识，规范翻译学研究，引导翻译学研究坚守本体，始终以翻译本质为核心进一步发展。理论翻译学进而可通过为翻译实践建立理论模型，以求揭示所有翻译现象的运行机制，通过理论条理化，解释并预测翻译现象。翻译学方法论可进一步解析为翻译思想、理论、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因为翻译思想是翻译认识的系统化，翻译理论是翻译思想的系统化，翻译学科是翻译理论的系统化。
翻译学研究目前正在纵横双拓。横向拓展的翻译学研究可设想为洞口，直径越大，所涉知识就越多; 而纵向拓深的翻译学研究则似深井，井愈深，容量愈大。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翻译学方法研究的相关文献相对匮乏，相关论述体系有待建构。概念边际模糊，具体操作不够清晰，尤其是关于研究的维度、范式、模式、语境、阐释等核心问题的探讨。相较而言，当下学界所涉翻译研究的哲学学派、多元系统学派等讨论，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路径反思，而非方法论探讨。将翻译学研究方法大概分为思想、理论、学科三部分，体现了理论翻译学层面对方法论研究提出的新模式，亦是基于翻译学本质进行元思考之后做出的分类。然而，三者并非界限分明，如翻译思想研究方法，或涉翻译理论，而翻译理论研究方法中则又涉及翻译学科研究方法。
翻译思想研究方法论主要涉及传统翻译研究，囊括古今中外系统化了的翻译认识之研究方法; 翻译理论研究方法论则在前者的基础上更成系统，翻译史研究方法都归入其中; 而翻译学科的方法论则更加庞大、更成体系，涉及翻译学科的方方面面，包括实验实证、质性研究、理论思辨、学科学视角等等。
跨学科研究是促进学科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总体趋势。所以，翻译学内部更需要融合研究，于实证研究中综合考量翻译的产品、过程、译者，以译者为对象，聚焦翻译的产品与过程，总结翻译的共性、规范、模式、策略等。借鉴其他学科，积极创立翻译学自身的核心理论，进而将研究所得用于其他学科，成为方法论，使自己成为其他学科的母源学科之一，翻译学或能真正站立起来。加强方法论建设，认识到翻译学“元”学科方法论的重要性，清楚了解并深刻掌握理论翻译学之方法论，对广大翻译学人来说意义重大，这是一切翻译学研究所必需的根本方法论。鉴于翻译学研究方法论的基础薄弱，部分学人认识不足，其体系仍在逐渐构建之中，需加大力度。
6. 结论
从元理论层面对翻译学展开批评与反思，强调翻译学本体研究，正是理论翻译学研究的初衷和意旨所在。翻译学理论是对翻译现象理论研究之统称，是基于翻译实践形成的普遍性认识，兼具探索性、描写性和解释性，源于实践亦可反哺翻译实践。理论翻译学则是通过反思翻译学理论研究中产生的核心概念、采用的研究方法、构建的译学理论以及形成的翻译学科等，提出关于翻译本质的理性认识，是对翻译学的元反思。由此，理论翻译学试图解决的问题包括( 但不限于) : 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象与研究任务、翻译理论的形成过程、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翻译理论与其他学科理论之联系与区别、翻译理论批评的方法与标准、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依据，等等。凡此种种以翻译理论为对象形成的反思或理论建构都属于理论翻译学的子范畴，可对翻译学研究在方向性、主导性与工具性三方面分别形成学科史研究、元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