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道教”哲学建构的三重张力

　　要：以“生命道教”为话语主题建构现代道教知识体系，理应以“生命道教”研究的哲学自觉为思想前提。“生命道教”的哲学建构是人文道教与时代哲学碰撞、汇通的结果，思想史意义上“生命道教”现代诠释的历史张力、元哲学视域下“生命道教”范式转换的理论张力和现实关怀下“生命道教”的实践张力，是“生命道教”哲学研究的三重张力。在此三重张力作用下，“生命道教”哲学观的建构，需以“通晓中西方哲学史”为前提，在历史向度、理论向度和实践向度的统一中为之。杨普春，哲学博士，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宝鸡文理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

　　杨普春， 宗教学研究 发表时间：2019-12-15

　　主题词：生命道教思想史张力理论张力实践张力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从整体理论看，道教的重生主义，成为道教价值导向及其人文精神的显著特征。以“生命道教”为根本旨趣，建构现代道教知识体系，既符合道教文化的历史实际，也是凸显道教学派特征，建设现代新道学的时代要求。从哲学的层面探析“生命道教”知识体系建构的相关问题和学理根据，是对“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思想主题的道教学回应，也是推进现代新道学建设的有益尝试。

　　一、“生命道教”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础

　　现代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与西方哲学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作为“思想前提”和“夯实地基”的学问，哲学一方面以自我革命的方式推动着自身理论形态的跃迁，另一方面又以对象批判的方式，将人类实践中的一切人文思想成果作为自己反思的对象，在对这些成果作前提性反思的过程中，不断地拓展了人类思想关照的视域，推动了现代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梳理近代以前西方哲学史演变的历程，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到培根的“工具主义”，从康德对经验哲学的反思与批判，到黑尔格“绝对精神”原则下视哲学为“清理地基”的学问，体现出哲学自我革命和对象革命的思想历程与理论进路。在这一过程中，哲学以其观念创新和思维解放的作用方式，不断激活和形成新的解释原则，为知识体系的建构确立新的理论范式，从而不断推动着知识体系的范式变革。

　　黑格尔作了一个比喻，形象地揭示出哲学在人文精神世界的地位和功能。他指出，“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必须有自己的哲学，否则，“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①不难想象，庙里面如果没有神像，这样的庙充其量只能称作为一座建筑物而已，因为它失去了致向崇高的神性魅力。黑格尔的这一比喻，为我们思考现代道教知识体系建构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现代道教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服从和服务于当代人类的实践需要，其中，首要的是契合当代中国社会的实践需要。这既是道教知识体系建构的现实基础，也是促进道教知识体系建构的根本动力。在深切和真挚的实践关怀中体悟道学智慧，提炼学术论题，建构现代道教知识体系，应是贯通于现代道教研究的基本精神。以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指导这一研究过程，一方面有助于提升道教知识体系建构的思想主题，萃取道教知识体系构成的理论范式与解释原则，另一方面也是走出单纯经学文献学研究，建构多元化、立体化现代道教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当然，这并非是说“生命道教”的哲学建构是纯粹的概念游戏，无有客观性。事实上，哲学有其赖以生成的基源性问题，有其赖以生成的历史逻辑与客观进路，正如孙正聿先生所指出的：“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所创造的哲学观或‘哲学理念’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些各种各样的哲学观或‘哲学理念’，并不是哲学家主观任意的创造，恰恰相反，任何一种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观’或‘哲学理念’，都是形成于哲学的人类性、民族性、时代性和个体性的某种统一之中。”②

　　现代道教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要有“实践关怀”，还要有世界视域，“生命道教”的哲学建构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推进现代新道学建设。十八大以来，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民族文化建设工作，提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体系”的宏伟目标，这是建设话语体系，夯实民族文化自信的需要。要完成这一工程，不可能自说自话、闭门造车，唯有以思想开放的姿态，在世界的中国中揭示传统文化的生成逻辑，凸显传统文化的本质;在人类文明的整体格局中反思民族文化之弊，促进传统文化解释原则和思想主题的现代转换。

　　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理论表征，集中体现了人们实践的生存遭遇和时代性的精神困境，它以理论的方式揭示人类存在的自我理解方式，并借助于思想批判和观念启蒙的力量激发人们对崇高生活的追求信念。因此，通过对时代性的哲学精神的理解与把握，既有助于在世界视域下寻找和驾驭道教知识体系建构的思想生长点，也有助于增进人们甄别真伪问题的能力，建构出能够真正反映时代发展特征的现代道教知识体系。

　　以人与世界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的当代哲学研究，呈现出高度综合和高度分析的整体特征。当代元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使人们对哲学共性的思考与把握日益深刻和明晰，凸显出世界历史视域下当代人类的精神危机和发展困境，其中，人的价值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思考。与元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化相呼应，以信息哲学、语言哲学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民族哲学和问题哲学研究为特征，哲学的自我表达呈现出个性化发展的倾向。哲学的这种整体发展趋势，为道教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学科观和方法论两个方面的指导。而“生命道教”哲学研究的学科价值，即在于为“生命道教”知识体系的建构做好“清理地基”和“夯实地基”的工作。

　　这一“清理地基”性的工作，以生命价值为元价值，以“生道合一”为基本的研究范式，意图在多元理论比较中提出新的问题，开展新的研究，这一过程不是对以往道教人文精神的抛弃，而是在历史的兼容性中所实现的思想创新与理论转换。英国哲学家艾耶尔指出：“哲学的进步不在于任何古老问题的消失，也不在于那些有冲突的派别中一方或者另一方的优势增长，而是在于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以及对解决问题的特点不断增长的一致性程度。”③从先秦时期的人道价值之道教，到秦汉时期的神仙道教，再到隋唐时期的内丹道教，进至于现时代的“生命道教”，是一脉相承的历史进程④。可以说，“生命道教”是新时期道教精神的新发掘，是建构现代道教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础，目的在于展现道教形象，传播道教文化，实现道教表达。

　　二、“生命道教”哲学建构的内生张力

　　学界对道教生命思想的关注与研究由来已久，老一辈学者蒙文通先生、卿希泰先生都有涉及。第二代道教学者李刚先生、詹石窗先生、盖建民先生针对道教的生命思想特征，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生命”这一核心特征，道教研究呈现出多元多维的趋向特征，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生态道教、生命伦理道教、炼养道教、生活道教、身体道教等等，可谓异彩纷呈。这些研究成果是“生命道教”提出的思想基础，为“生命道教”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可以说，“生命道教”作为学术话语主题，是人文道教的历史衍变与时代反映，是新时期道教研究有本土叙事向世界叙事的必然结果。

　　詹石窗先生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道学研究》中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社会高度发展的黄金期，也是中国不断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阶段。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围绕道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所展开的讨论越来越多，由此而生发出多个热点议题。例如，道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问题，道教思想的更新与重构，道学在全球化时代的有效传播等。”⑤从詹石窗先生概括出的这些热点议题，基本属于全局性、基础性的问题，在现代新道学研究中处于“奠基”性的地位。要理清这些问题，需要从哲学发生与发展的基本逻辑出发，从“人与世界关系”的整体视角，审思之，解答之。

　　就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特征问题，贺麟先生所论，为我们开展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当然也包括“生命道教”哲学建构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他说：“必须得特别注意：(一)推翻传统权威和重新解释哲学思想之处;(二)接受并融会西洋哲学之处;(三)应用哲学思想以改革社会政治之处。”⑥如其所论，历史的传统、理论的视域、时代精神的关照，构成了现代中国哲学观建构的基本要素。现代中国哲学观的建构，理应是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到“生命道教”的哲学建构，它理应是当代世界哲学和道教思想交互运动的结果，是历史传统、理论形态和实践导向三元张力作用下，道教思想的现代诠释与道教理论范式的现代转换。这一过程，并非纯粹主观的概念游戏。

　　(一)“生命道教”哲学建构的思想史张力

　　从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看，任何时代性的哲学体系的建构都是在“通晓以往哲学史”⑦的基础上进行的。“生命道教”的哲学建构，是道教自身生命思想的现代诠释。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逐渐孕育形成了自身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品格，“生命道教”的哲学建构只是对这种精神气质和思想品格的理论表达，是在新的哲学语境下作出的现代理论转换。“‘生命道教’是以生命认知、生命护养、生命超越为思想内涵的教化理论。它既是一种文化模式，也是一种精神修养模式。‘生命道教’之所以成立，存在两大根据：首先是立足于道教本有的‘大生命观’。其次，立足于护佑生命平安的精神。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道教思想主张虽然具有不同侧重点，但把天地万物看作彼此联系的生命存在，这却是一贯的。基于这种生命认识，道教的基本目标就是保护生命平安，进而夺天地之造化，升华人类个体的自我生命境界。基于修行目标，生命道教形成了具有深刻内涵的义理体系，即维护生命、保养生命、升华生命境界。这个体系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在于：提供了身国共治的理路，彰显了性命双修的法度，强调了养护环境的工夫。”⑧道教的这种“大生命观”气质和“生命平安”“生命境界”“身国共治”的价值品质，是“生命道教”哲学建构的精神底蕴，也是在世界哲学视域中彰显民族哲学个性特征的精神底蕴所在。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道教思想演变的历史进程中，道教关切的诸多问题，尤其是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触及到人类存在和人类发展的本原性问题，具有普遍的思想意义和理论价值。如道教所密切关注的生死问题，不仅是道教思想萌发的精神原动力，也是道教实践智慧孕育的基源性问题。

　　道教对生命存在问题的探索与思考，既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又具有时代性的理论价值。道教思想研究中长期关注的生命价值问题、身体问题、个体叙事与国家叙事的关系问题、生命存在与人道价值问题、道家哲学的世界表达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也是现代哲学密切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多元哲学比较下，立足于“生命道教”这一哲学范式，探索和梳理这些问题发生的思想前提，提炼这些问题衍变的历史线索与思维逻辑，对于道教自身建设而言，是对传统道教人文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对于世界哲学发展而言，为不同哲学形态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二)“生命道教”哲学建构的理论张力

　　任何一种真正哲学观的产生，都是特定时期各种哲学派别相互冲突、融合汇通的结果，这是哲学观形成的理论前提。“哲学的自我理解，不是自我封闭的苦思冥想，不是固执己见的自我认同，而是以广阔的哲学视野为背景，以开放的哲学意识为基点，在各种各样的哲学观、特别是当代的各异其是的哲学观的比较鉴别中，深化哲学的自我理解。”⑨“生命道教”的哲学理论建构，既是立足于道教思想史基础上，对道教生命人文精神的现代诠释，也是在现代哲学视域下对道教思想开展的新研究。因此，当代哲学的发展趋向及其总体特征，成为“生命道教”哲学建构的既有的知识背景。无视现当代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和总体特征，就难以提炼出反映时代诉求的哲学理论命题，“生命道教”哲学的现代建构也就会沦为一个伪命题，失去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现当代哲学面临着诸多理论困境，不仅中国哲学如此，西方哲学亦然。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如何改变“述而不作”的传统，进行知识论和逻辑学的改造，是中国哲学现代化进程中须要解决的问题。就西方哲学而言，如何走出现代以来形成的“拒斥形而上学”传统，重新塑造哲学追寻崇高、探究意义的思想品格，是现当代西方哲学的重大理论诉求。从世界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向看，不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业已形成了多元格局并存、交流汇通的总体特征，关注不同哲学传统的理论命题，回应不同哲学学派发展的理论难题，已经成为现当代哲学自我超越的路径选择。

　　具体到生命哲学研究领域，自近代以来，生命哲学研究就是西方哲学的重大关切问题，包括非理性哲学、身体哲学，都可以视作为生命哲学的滥觞。西方生命哲学发生的历史背景，是“拒斥形而上学”趋向下，哲学家们力图走出“逻各斯主义”，让哲学回归生活、回到人自身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循着不同的理论传统，或者说立足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形成了西方精神分析学的生命观、身体主义的生命观、实践主义的生命观和文化人类学的生命观等不同的理论景观。“生命道教”的哲学建构，不能无视西方生命哲学研究的现状，而应以积极的姿态回应西方生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立足传统土壤，给出本土方案。当代道教研究，既要作经学文献学的基础研究，也需要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就当代道教哲学的研究现状看，需要在“通晓中西方哲学史”基础上，凝练核心思想，规划理论命题，建构理论形态，形成道教话语。

　　(三)“生命道教”建构的实践张力

　　哲学并不直接的指导实践活动，但它作为人类精神的“普照光”，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哲学作为‘意义’的社会自我意义，它以反思的思想维度去审视‘生活世界’的‘意义’，并把人类所创造的‘生活世界’的‘意义’聚焦为一种‘普照光’，从而使人们在这种‘普照光’的辉耀下，创造出更加辉煌的‘生活世界’。”⑩借助于“反思的思想维度”，哲学以形而上学的姿态关照形而下的生活世界，一方面对实践活动中不合理的存在方式及其错误理念进行批判，力图解构一切不合理的存在方式和错误理念;另一方面，哲学又以生活觉解的方式为人类的未来世界提供智慧支持，意图为人们建构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就在这种解构与建构的辩证统一中，哲学不断激发出人们追求崇高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使人们在直面现实生活中而不失内在觉解的心境与情怀。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无论从物质生活层面还是从精神生活层面，都深受科学技术的影响，在享受到由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也遭遇到“科技主义”膨胀所带来的精神危机。价值取向的功利主义化，交往中的工具主义化，文化精神的符号化，越来越使人成为一种“单向度的人”瑏瑡。如何走出“单向度的人”的生存困境，成为西方后现代哲学长期关注的重要论题。现时期，这种“单向度”的困境也同样成为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人的价值实现这一视角分析，“单向度人”存在的根本问题，在于以“他在”代替了“自在”，以“物”度“人”，从而导致人的尊严地异化，乃至魔化。作为“单向度”的人，由于丧失了反思的意识和批判的能力，物质化、情绪化和扁平化，成为其生命存在的主要特征。那种蕴含于生命世界中、与生俱来的无限创造精神被阉割和抛弃。因此，如何从国家层面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提供中国智慧，如何从个体层面为人们现实生活重建规范，业已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科学建设的时代使命。

　　传统道教的生命人文精神，饱含着对生命尊严的敬畏之情，蕴藏着圆融生命价值的无穷智慧，它的这种精神特质和思想品格，为中国哲学提供了思想镜鉴，也为世界哲学提供了转变契机。《西升经·我命章第二十六》假托老子说：“我命在我，不属天地。”李荣作注曰：“天地无私，任物自化，寿之长短，岂使之哉!但由人行有善有恶，故命有穷通。若能存之以道，纳之以气，气续则命不绝，道在则寿自长，故云不属天地。”瑏瑢道教的这种生命观，以全生、贵生为元价值，以生命存在作为思考人与世界关系问题的思想纽带，对于时下哲学探索走出“单向度人”的理论困境而言，不无启迪作用。

　　三、“生命道教”哲学建构的三个向度

　　在“三种张力”的交互作用下，“生命道教”哲学建构的过程呈现出三个向度辩证统一的特征。也就是说，建构“生命道教”哲学体系，需要在历史的、实践的和理论的三个向度的统一中进行。在历史维度内保有理论自身的民族品质、在理论向度中实现范式转换、在实践维度中凸显人类性情怀，在三个向度的统一中发掘道教精神，传播道教文化，展现道教形象，实现道教表达。

　　(一)坚持历史向度，传承“道统”精神

　　中国传统哲学素有重视“道统”“学统”的精神传承，“道统”“学统”问题，用库恩范式理论解读之，就是学术共同体所共同信奉的价值信念，及其与之相应的稳定的研究范式。对于道教而言，“尊生”“贵生”是其基本的价值主张，“生道合一”构成了道教“养生”“宝命”的致思路径。“‘生’一直是中国古人致思以成学的根荄，老子虽称其‘道’之要眇‘玄之又玄’，而这玄微之理却终是相承于古来重‘生’之一脉。”“重‘生’之一脉”瑏瑣，构成道教人文精神的显著特征。在新的理论视域下审视道教的“重生”传统，发掘蕴含其中的生命理性、生命信仰和生命人文意蕴，是在历史向度下开展“生命道教”哲学研究的首要工作。

　　在道教看来，生命的存续过程就是世界之于我的全部呈现，对这一存续过程的体认即是认识整个世界，而一切关于世界的认识，从终极目的上都在于揭示生命实相，为人道价值的确立提供坚实的本体根据，正是基于此种认识，道教将人体称为“小宇宙”。汤浅泰雄指出：“人本来就是宇宙万物的一部分，体认了内在于人身心之气的作用后，便能理解宇宙万物内部的作用原理(人是一个小宇宙)。”瑏瑤在小宇宙的生化境域中，生命之发生与宇宙之运化，不过是一种系统套合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与信息的复杂交换，宇宙的实相与生命的真谛，从本质上讲是二而一的问题。

　　那么，这样一种生命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逻辑是什么?伴随生命意识的觉醒，道教是如何处理生命实在与虚化生命之间的关系的?如李大华先生所言：“道教乃是自本自根的本土宗教，道教生命哲学乃是其宗教信仰、宗教观念的哲学凝结。”瑏瑥那么，道教宗教信仰、宗教观念如何凝结为道教的“生命哲学”?如何评价之?进言之，道教如何处理养生体验与社会的道德实践之间关系的?如何处理修身与治国之间关系的?这些问题，都是“生命道教”历史向度的研究中需要理清的问题。

　　(二)坚持理论向度，凝聚“学派”品格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道教，渊源可追溯至中华上古文明时期，隋唐之后三足鼎立有其一，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道学文化不应缺席。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建构现代道教知识体系，建构现代化的道教“学派”，既是道教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多年来，李刚先生多次倡议，应深入开展生命道教研究，发掘道教的生命底蕴，为建设现代文化服务。厦门大学谢清果教授、詹石窗先生围绕道教这一特点，亦专门撰文和著述论之。他们的倡议及其相关的研究，为现代道教学派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前期思想积累。

　　作为历史中的一种思想传统，道教的核心思想体现于其生命价值观;道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也主要通过其生命价值系统展现出来。这是传统道教的主要思想特征。在现代哲学视域下，道教哲学的学派建构，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道教知识体系的内在条件，包括知识体系的建设和学理根据;其二是外在条件，即道教能否具有现代学术视野，为现代学术创新作出独特的贡献。因此，“生命道教”的哲学建构，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既要有关于“生命道教”哲学原理问题的研究，又要作中西哲学比较视域下哲学部类问题的比较研究，还要有现代哲学思维前提下道教生命思想史的考察，是一个系统的学术创作工程。

　　近代以来，哲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哲学有“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进入后现代多元哲学时代，各种哲学思潮异彩纷呈，认识论哲学主导的思想传统进一步瓦解，哲学进入到存在主义、分析主义、身体哲学和生命哲学等多维叙事的哲学时期。超越实体性哲学研究进入关系论哲学研究，超越客观主义研究进入主体论研究思想语境，超越二元论研究进入生成论研究，成为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向。多维叙事的哲学观派别，为道教哲学的现代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而当代哲学的整体发展趋向，又为道教哲学的现代建构指明的前进的方向。现代道教哲学学派的建构，就是在哲学总体趋向下的所进行的个体叙事与个性营建。

　　(三)坚持实践向度，服务“成人”主题

　　黑格尔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当代著名哲学家孙正聿先生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剖析，他分析说：“一般来说，任何时代的‘时代精神’，都以三种基本方式存在：(1)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所创造的具有时代内涵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其中主要是该时代的科学精神、艺术精神、伦理精神等;(2)该时代的普遍的、倾向性的‘意义’的个体自我意识，即该时代占主流的关于‘意义’的个体自我意识，如普遍的社会心理等;(3)该时代理论形态的关于‘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即关于时代‘意义’的哲学理论。”瑏瑦在时代精神的表达形式中，哲学是关于“意义”问题的“社会自我意识”，顾名思义，相对于“个体意识”而言，哲学所表征的时代精神处于社会精神的最深层面，是以思想反思和思维批判的方式对其他“精神”发挥作用。

　　2018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将“学以成人”作为大会的主题，揭示出时下人们的“社会自我意义”，人的价值和人的实现问题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意义”问题。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生命安全问题、生态安全问题、民族国家发展问题、教育导向问题、社会道德层面的价值规范问题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无不与“意义”发现和“崇高”重建问题相关。

　　道教思想中天然地包含着致向崇高的品格，在道教看来，对生命的养护与成人之道合为一体，德性的充实与真理的追崇不可分割。在当代哲学视域下审视道教的这种超越精神，可以集中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道教之“道”，从根本上是“意义”之道，成人之道;道教之教，是教化之教，教以成人之教;道教之“德”，是立“德”树人之“德”，是宇宙视域下明晰践行人道、扩充人性之“德”。因此，在此意义上言道教，其哲学的“普照光”价值不言而喻。

　　基于对当代人类精神主题的理解与把握，可以提炼出三个方面的主题，作为“生命道教”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生命何以可能”“生而能否为人”“修身如何化文”，这三个问题是对“人从何处来”“人到何处去”“人何以为人”“人如何为人”等当代哲学元问题的拓展与深化，从不同视角诠释了当代哲学的价值关怀与思想崇向。

　　四、在三个向度的统一中建设“生命道教”哲学观

　　就道教神仙信仰形成的条件进行分析时，李刚先生说：“既然千百年来直至现在都有人否认自己会死，渴望和追求不死，那么便有了产生长生不死思想和学说的温床，而此种不死的信仰一旦形成，也就有接受和信奉它的群众基础，在某些特定的时代，甚至信奉它的人趋之若鹜。这就是道教产生近两千年来，其神仙不死说在信仰领域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瑏瑧生命的不可捉摸之感，生死问题缠绕难安的纠结之情，不仅是道教神仙信仰发生的认知基础，也是生命哲学萌发、建构的情感基础，由此情节升华出的生死问题成为“生命道教”哲学建构的基础性问题。

　　然而，仅仅感受于生命的无常还只是一种经验体感性的身体感受，如何在此种无常之情的逼迫下，思考和觉悟生死问题的终极解决之道，才是生命问题的终极旨归。基于这一人类性的基源性问题，在生命存在的真切感受中，探究人与世界关系问题的各个层面内容，成为“生命道教”哲学体系建构的学理根据。

　　在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中，也即在三个向度的统一中，生命思想史、生命价值论和生命人文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生命道教”知识体系的基本理论骨架;这一体系的学理根据，主要体现为“生道合一”逻辑下，生命生成与生命超越的内在统一。在“生命道教”的哲学景观中，“有限”和“无限”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个体生命”和“宇宙生命”的关系问题。因此，道教求道、证道的形上旨趣，根本目的在于恢复个体生命的完整性，将生命由“不在场”的状态延伸到“在场”之中。如学者所言：“这整全的世界连同其永恒的生命流程，与我们自身的存在是连成一体且息息相关的，却又是现时的人的有限生命与实际经验所无从概括的。要从自身立足的有限世界存在进入直面无限的探究与思考，仍然属于‘形上’对‘形下’的超越，不过不是由‘现象’超越至虚幻的‘本体’，却是由‘在场’(直接打交道的世界)延伸到‘不在场’(未能直接打交道的世界)，由局部(属人的世界)提高为整全(本然的世界)。”瑏瑨相对于“现象”与“本体”而言，生命的“在场”与“不在场”，本质上不是“思”的问题，而是对生命存续关系的领悟与把握问题。“生命道教”哲学观建构的根本目的，并非以建构一个概念化、理论化的生命体系为所能，而意在为时下的人们和当下的生活提供一种反思的视角，让熙熙攘攘的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还记得一条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