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元功能的编码方式看英汉语本质差异

　　提 要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元功能思想具有跨语言普适性，然而，不同语言对元功能有着不同的编码方式。从及物性与逻辑 语义角度看，较之英语，汉语小句语义配置结构更显松散，逻辑语义关系具有不确定性; 相对于英语的语法自足性，汉语语法解释多依赖于语境。从语气角度看，英语通过限定化与指称化编码语气结构，多数情况下汉语不需要类似语法手段，而是以直接融入语境的方式赋予小句人际潜势。从主述位角度看，英语主位与述位的划分较为明确，而汉语主位往往需要通过上下文来确定。不同的编码方式表明，两种语言的本质差异在于: 英语为弱语境型语言，汉语为强语境型语言。在哲学思维层面，英语注重本体追问、主客二分; 汉语主张天人合一、主客一体。

　　何伟; 仲伟， 当代修辞学 发表时间：2021-09-18

　　关键词 元功能 编码方式 英汉语本质差异 弱语境 强语境

　　一、引 言

　　元功能思想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基石，是对人类语言功能的高度抽象与概括。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有三大元功能: 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与语篇功能。其中，概念功能分为经验功能与逻辑功能。三大元功能通过不同的语言资源体现: 概念功能主要通过及物性系统、逻辑关系系统等体现，人际功能主要通过语气系统等体现，语篇功能主要通过主位系统等体现。元功能思想具有普适性，可以讲任何自然语言都具有三大元功能，然而不同语言的编码方式确有不同。因此，以元功能为切入点对比英汉语言，能洞悉两种语言的本质差异。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内，小句是三大元功能最核心的语法单位载体，该观点与汉语学界的小句中枢说相通( 何伟、王敏辰 2018) 。具体而言，小句在认知层面，表达一个事件( event) ; 在语义层面，表征一个情形( situation) ; 在形式层面，系体现多种意义的单一结构体。从自上而下角度，小句的结构成分及成分的组合与分布由意义驱动; 从自下而上角度，小句是体现意义的核心语法单位。针对小句这个重要的语法单位，本文主要通过对比英汉及物性结构以及 逻辑 语义连结、语气结构、主述位结构等三大元功能的编码方式，呈现两种语言在类型上的本质差异，并在哲学思维层面对类型差异进行阐释。

　　二、英汉及物性结构及编码方式

　　人们对外部和内心世界的体验主要通过及物性来表征，这是语言的经验功能。尽管不同学者对及物性类型的划分不尽一致，如 Halliday ( 1994) 、Martin et al.( 2010) 、何伟等( 2017a， 2017b) ，然而他们对小句及物性语义配置结构的描述基本相同，均认为及物性结构包括过程、参与者与环境角色成分。其中，过程是核心成分，参与者一般是不可或缺成分，环境角色比较自由。Fawcett( 2000) 、何伟等( 2017a，2017b) 指出及物性结构中的过程、参与者、环境角色分别对应于小句中的主要动词( 英语) /谓体( 汉语) 、主语与补语、状语。就编码方式而言，英汉小句过程与参与者的潜势填充成分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何伟、王敏辰 2019) ，如下表所示:

　　英语小句表征的过程在形式上通常由动词说明，而汉语不仅可以由动词说明，还可以由名词词组、性质词组、数量词组填充，或是由小句填充，构成主谓谓语句。比如: ( 1) He adores Mama，and she him ①. ( 2) 常女士北平人，年十六岁，体态健美，歌喉嘹亮，性情尤为活泼天真。 ( 3) 河里的鱼很多。 ( 4) 她脸色苍白。例( 1) 两个并列小句的过程均由动词说明，只是第二个小句中的动词承前省略。例( 2) 和例( 3) 中的“北平人”“十六岁”是名词词组，“健美”“嘹亮”“尤为活泼天真”是性质词组，“很多”是数量词组，均填充小句的谓体。例( 4) 的谓体由小句“脸色苍白”填充，而性质词组“苍白”又做嵌入小句“脸色苍白”的谓体。同时，例( 2) 被认为是流水句，含五个小句，后四个小句均承前省略主语“常女士”( 王文斌、赵朝勇 2017: 39) ，即如例( 4) 一样，该例中的后四个小句均可视为主谓谓语句。此处的分析表明，例( 2) 至例( 4) 中的小句不存在动词“是”或“有”的省略情况，正如赵元任( 1968，1979: 56) 所说，汉语研究中“尽量少说省了字的原则”，因为补出的“省略”不止一种，而且也常常补不出。

　　如表 1 及上述分析所示，英语小句中的过程与参与者之间、不同参与者之间，都有较明显的区分。英语过程由动词说明; 英语主语参与者由名词词组或小句填充，极少情况下由介词短语填充( 如 On Sunday suits her) ; 补语由小句、名词词组、性质词组、数量词组或介词短语填充。与英语有所不同，汉语小句中的过程填充形式多样; 汉语小句中做主语与补语的参与者有着相同的潜势结构，都可由小句、性质词组、数量词组、名词词组或介词短语填充。汉语小句的参与者与过程也有着相似的潜势填充单位，没有特别明确的区分②。汉语小句中的过程与参与者在体现形式及编码方式上的模糊性，使得小句在句法分析中具有不确定性。比如:

　　吕叔湘( 1979: 29) 认为汉语句子作为一个动态语法单位，在形式上可由一个主谓结构、独立动词或名词词组充当。汉语句子与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词组加上语调可以独立成句 ( 朱德熙 1985: 78) 。当然，词组与小句有内在的区别，从系统功能视角来看，名词词组“一个脚印”之所以被视为一个小句，是因为它在语义上表征的是一个情形，在认知层面表达的是一个事件概念。英语中，这类小句被视为省略句，不论“一个脚印”被看作主语或补语( 如 A footprint is here /There is a footprint /I found a footprint here) ，小句均省略了表达过程意义的动词及其他参与者成分。汉语中，名词词组既可以做主语、补语，也可做谓体，可以说“一个脚印在某处”“某处有一个脚印”或者“某处一个脚印”。此处能补出的省略形式有多种，这也就违背了汉语研究中尽量少说省字的原则，正如吕叔湘( 1979: 67) 所说: “关于省略，从前有些语法学家喜欢从逻辑命题出发讲句子结构，不免滥用‘省略’说。”

　　不仅如此，在语义层面，与英语相比，汉语所谓结构形式完整的小句，语义结构显得松散得多。比如: ( 6) The book has been very heavily attacked by contemporary writers. ( 7) His mother died at 56. ( 8) 信写好了。 ( 9) 阿泰兹的书出版了。 ( 10) 新来的同志都已经分配了工作。(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 11) 王冕死了父亲。( 邓仁华《“王冕死了父亲”的系统功能语言学阐释》) ( 12) 非典时小李也病了一个妹妹。( 刘探宙《一元非作格动词带宾语现象》) ( 13) 他们办公室接连感冒了三四个人。( 刘探宙《一元非作格动词带宾语现象》) ( 14) 赵云找了王凤卿，马岱找了程继仙。( 张伯江《现代汉语的非论元性句法成分》) ( 15) 致秋大概第一次把照片放得这样大。( 张伯江《现代汉语的非论元性句法成分》) 例( 6) 中，The book 在小句语义配置中系“受事”，在句法中做主语，以被动语态形式出现。例 ( 7) 中，died 系不及物动词，His mother 作为“受事”，是不可或缺的语义成分。例( 6) 与例( 7) 两个小句受语义配置结构的制约，有主动和被动语态的区分，同时不及物动词只带一个参与者成分，是英语中的语法常态。

　　例( 8) 至例( 10) 中的“信”“阿泰兹的书”“新来的同志”，语义上分别属于“受事”“受事” 和“受事—拥有者”，都做小句的主语。英语中这些成分通常做补语，做主语时要用被动形式。 “汉语只有被字句，没有被动句”( 沈家煊 2018: 7) ，这种体现形式是汉语的常态，不是特殊情况。例( 11) 至例( 13) 中的“死”“病”“感冒”表达的过程，在英语中只能携带一个参与者，但在汉语中可同时带有主语和补语，即有两个参与者，分别是“受影响者—载体”和“受影响者—被拥有者”，小句的过程类型也不是这类动词通常所体现的典型动作过程，而是“属有型关系过程”( 邓仁华 2018: 188) 。可以说，汉语中动词的及物与不及物的区分界限不明显( 吕叔湘 1979: 40) ，或者说这种区分是不重要的( 沈家煊 2018: 6) 。例( 14) 中的两个小句也不是动作过程。在具体语境中，“赵云”“马岱”都是戏剧角色，不是施事，“王凤卿”“程继仙”是扮演戏剧角色的演员，也不是单纯的受事。例( 15) 动作过程小句中，“致秋”不是施事。根据语境得知，致秋已经过世，照片指的是她的遗像。可以看出，汉语的句法结构与语义结构不对等，“不同性质的语法成分、不同角色的语义成分，可以进入相同的句法结构里遵从相同的结构关系” ( 张伯江 2011: 5) 。张伯江( 2018) 用大量的语言事实说明以动词为谓体的小句，主语与补语位置上的参与者角色与谓体的关系极其松散; 赵元任( 1968，1979: 45) 认为: “关系松散到了如果放在别的语言里将成为不合语法的程度。”

　　三、英汉逻辑 语义连结及编码方式

　　从逻辑功能角度来看，不论是形式层还是语义层，英语似乎比汉语体现出更强的逻辑性。何伟、刘佳欢( 2019) 通过语料库数据统计，对比了英汉小句的逻辑语义关系及表征方式。结果表明，在表征方式上，英语小句之间多用逻辑标记词体现逻辑关系，而汉语小句之间则少有逻辑标记词出现; 在逻辑配列及逻辑 语义关系上，英语多主从及增强类关系，而汉语多并列及延展类关系。比如:

　　( 16) No goals were scored，though it was an exciting game.球赛很精彩，可一个球也没进。(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 ( 17) Mr A teaches physics，while Mr B teaches Chemistry. A 教师教物理，B 教师教化学。(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 例( 16) 与例( 17) 中，英语例句分别出现了逻辑标记词 though 与 while，分别表达主从转折类增强关系与主从对比类增强关系。例( 16) 汉语例句中，“可”作为逻辑标记词表达并列而非主从转折类增强关系。例( 17) 汉语例句中没有出现逻辑标记词，两个小句通过无标记并置方式构成并列关系———并置本身就是小句间的一种衔接手段( 姜望琪 2005: 37) ，但由于没有使用逻辑标记词，逻辑 语义关系具有模糊性，可以理解为增强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延展关系。

　　通过对比英汉小句逻辑配列及逻辑 语义连结的编码方式，可以看出，英语比汉语似乎体现出较强的清晰度与逻辑性。事实上，在具体言语行为中，上述例句对于汉语母语者而言是正常的表达，是清晰的、符合逻辑的。对此，较为普遍的认识与解释是英语重形合，是一种理性思维; 汉语重意合，是悟性思维( 潘文国 1997) 。形合与意合是语法特征的概括，不能用来解释语言之间的区别，反之，是一种循环论证。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层级性，包括音系/字系层、词汇 语法层、语义层或形式层 ( 包括音系/字系层和词汇 语法层) 与意义层，语言系统之外为语境层。各个层级之间是体现关系，词汇 语法层由音系/字系层体现，语义层由词汇 语法层体现，语境层由语义层体现。其中，词汇 语法层与语义层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关注的重点。语言编码采取自上而下的路径，在语义层构建一个意义系统网络，在词汇 语法层对意义特征选择结果进行编码。在具体的语言识解中，又采取自下而上的路径。通过上述英汉对比，可以看出，两种语言在词汇 语法层有不同的编码方式，这表明在语义层它们也有着不同的意义特征选择。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小句间的逻辑 语义关系分为扩展与投射两大类，扩展关系可细化为阐述、延展与增强关系，增强关系又可进一步分为时间、地点、条件、原因、结果、转折、对比等具体类别。例( 17) 英语小句中的逻辑关联词 while 表明，在逻辑 语义关系系统中，该小句选择的是对比增强关系; 汉语小句没有逻辑关联词，逻辑 语义关系既可理解为对比增强关系，也可理解为转折增强或是延展关系，也就是说，逻辑 语义的确定需要上下文语篇知识，需要激活更大的意义网络及更多的语境信息。

　　沈家煊( 2014: 1) 认为汉语的运作遵循“刘别谦定理”，“给出二加二，让观众自己去得到等于四的答案”，如例( 17) 汉语小句没有使用显性逻辑关联词，小句简单地并置在一起，小句之间的逻辑 语义关系需要依靠语境来判断。Matthews( 1981: 223) 指出，并置关系是最根本的语法关系，其他语法关系衍生于并置关系。可以说，并置关系是每种语法关系的深层关系。然而，与主谓、定中等语法关系不同的是，学界通常认为并置关系属于语用范畴( 姜望琪 2005: 37) 。Halliday 认为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外不需要语用学这一术语，“语用学似乎只是语篇语义学的另一个名称”( Thibault 1987: 611) 。换句话说，语用学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应有之义，存在于语言的语义层与语境层，或是语义层与词汇 语法层之间的界面层。也就是说，对并置关系的解释，要更多地深入到语义层与语境层，通过各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来阐明。

　　即使是主谓关系，对于汉语而言，参照英语的形式逻辑来解释也往往行不通。赵元任 ( 1968，1979: 41-44) 认为，汉语主语与谓语( 谓体) 之间可以加上“啊”“呐”“嚜”“吧”等形式标记，这样汉语的一个整句就分成两个零句，即不包含完整主谓结构的小句，而且两个零句都可以独立。从这个角度看，汉语小句结构可理解为一种简单并置关系，汉语似乎是以并置关系为主( 张伯江 2018: 454) 。也就是说，对汉语小句语法关系的识解要深入到语义层与语境层，语义语境为汉语语法研究的应有之义，应首先考虑。

　　四、英汉语气结构及编码方式

　　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产生于人类个体与他人进行意义交流的经历”( Halliday 1978， 2001: 1) 。这意味着语言具有另一种元功能，即人际功能。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人际的本质是交往，交往时语言编码双方进入会话语境机制。交往的核心是给予与索取，英语主要通过语气系统表征会话双方的给予与索取角色。语气( Mood) 主要由限定成分和主语组成。限定成分的功能在于使命题成为可争议的目标(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 144) ，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给予命题一个以说话人话语时间为基准的参照点，即赋予命题指示时间意义，从而在交流中为表征的过程进行时间定位; 二是将说话人的判断和态度加入命题，使命题处于“肯定”与 “否定”两极之间，即给予命题以情态意义，从而使命题具有争议性。这两种资源的编码方式在英语中已经语法化，指示时间意义主要通过时态体现，情态意义主要通过情态助动词体现。

　　主语是为小句命题的有效性负责的成分。只有明确了主语，英语小句对命题进行协商才有了立足点与“责任人”; 只有主语与限定成分相结合，英语小句才具有转变语气类型的潜势。在编码方式上，英语小句主语“通常由表达事件概念的小句及表达物( thing，包括人) 概念的名词词组填充”( 何伟、王敏辰 2019: 124) 。名词词组做主语，需经过指称化。系统功能语言学坚持级阶假说，认为一个级阶上的语法单位由下一级阶的语法单位构成。也就是说，小句由词组/短语构成，不能直接由词构成。一个名词不直接与物这个概念建立联系，需根据情境的变换确定其指向，如名词 bird 进入小句时，要具体为类指 the bird、定指 the bird 或 birds、不定指 a bird 或 birds 等。沈家煊( 2016: 124) 指出，名词与动词并非具有普遍性的初始概念，指称与述谓才是语言的原始功能。Kita( 2003) 、Diessll( 2013) 从语言起源与演变角度指出，指称是语言产生后最初始的功能。指称的对象不仅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事件。当表事件概念的小句做英语主语参与者时，也要发生指称化，更确切地说发生名物化，通常以非限定形式出现，或是由 that 引导的限定小句来填充，that 小句后置时，须前置形式主语 it。

　　综合来看，英语中的动词和名词可以说是小句的句法结构基石，只有经过限定化和指称化，它们才具有会话潜势，才能进入会话语境，才能在语义层表达“情形”和“事物”。其他语法单位，比如性质词组、数量词组、介词短语等，通过修饰“情形”“事物”进入小句与语篇。

　　汉语也有类似的编码方式，然而，目的与英语相反。英语是为了构建进入语篇语境的合法小句，而汉语是为了构建独立于语篇、脱离语境的小句，即完句。完句是“不必借助情景语境或上下文就能够独立存在的始发句”( 贺阳 1994: 28) 。一个汉语完句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句干，即包括过程与参与者成分的基本结构; 二是完句成分，即“除了句干之外不可或缺的成分”( 金廷恩 1999: 11) 。完句研究主要聚焦哪些成分属于完句成分。尽管不同学者对此看法不尽一致，但基本上都认为完句成分涉及语气、时体、情态、数量、程度、指代等范畴。比如:

　　18) 鸟飞。→ 鸟飞了。( 张雪平《汉语成句问题研究述评》) ( 19) 孩子聪明。→ 这孩子真聪明。( 张雪平《汉语成句问题研究述评》) ( 20) 盛碗里鱼。→ 盛碗里两条鱼。( 沈家煊《“有界”与“无界”》) 例( 18) 添加了表达时体范畴的“了”，例( 19) 添加了表达指代范畴的“这”和表达程度范畴的 “真”，例( 20) 添加了表达数量范畴的“两条”。“了”“这”“真”“两条”都属于完句成分，添加后小句脱离语境而独立成句。这与上文提到的英语动词限定化、名词指称化等情况类似。何伟、仲伟( 2017) 在区分限定与非限定范畴时，强调对汉语限定与非限定的界定均限于完句。也就是说，具体言语行为中的汉语小句，不需要像英语那样使用显性的限定范畴与指称手段，其命题解读依赖语篇语境。

　　汉语小句命题进入语篇语境时不需要限定化与指称化，就具有人际潜势，这是因为汉语思维建立在言者体验式上。语言为人类所创造，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的主观性( Benveniste 1971) 。英语中将小句命题与语境建立联系的限定范畴，不论构建的是时态意义还是情态意义，都是说话人以自身所处的时空或自身的主观态度为基点来描述事件。与英语不同，汉语的这种主观性体现在人作为主体直接融入到小句表达的事件中，赋予小句以语境，给予一种临场性的体验。比如:

　　21) 风刮得很紧，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 ( 巴金《家》) 例( 21) 是巴金小说《家》的开头第一句。以写作时间为参照，小句描述的事件发生在过去，在英语中由过去时态体现。然而，汉语中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是以一种体验方式将小句事件与“现在”建立联系，即人进入描述的事件中，进行一种临场性的体验。又如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的第一句“我的故事，从 1950 年 1 月 1 日讲起”，表明整个故事发生在过去，语篇以写作或阅读的“现在时间”为参照，对所发生的系列事件应表述为过去发生的情形。但汉语以体验式的临场描写，将作者与读者带入 1950 年那个“现在”语境中，之后描写的场景就如电影镜头一样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始终处于临场的感觉”( 张济卿 1998: 25) 。以英语比附汉语，较为相似的是祈使句，如小句 Do it 中没有主语与限定范畴，而且在不同的语篇中都是同样的表达形式，但小句却能建立起与语境的联系，这是因为小句本身蕴含了一个对话式的语境，蕴涵了一个听者以及体验式的“现在”时间参照点。

　　如上所述，英语小句命题进入会话语境的方式，不论是限定化还是指称化，都有较明确的体现形式。汉语构建了一种临场性的体验，小句命题不需要显性的限定范畴与指称手段，本身已经融入语境，具有人际潜势。因此，汉语小句命题的逻辑运行方式与英语不同，各句法成分在形式上的区分不明显，界限比较模糊。如名词可以做主语，也可做谓体; 动词做主语与做谓体时，并没有限定化或非限定化的区分。

　　五、英汉主述位结构及编码方式

　　语篇功能关注如何运用语言组织信息，表明信息之间以及信息与语境之间的关系。语言的组篇功能主要由互文方式、主述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手段体现( 何伟、郭笑甜 2020: 43) 。本文主要以主述位结构为切入点，兼以其他语篇组构手段，对比英汉语语篇功能的编码方式。比如:

　　( 22) You probably haven't heard of the SOU before. That's because we fight cruelty undercover. ( Thompson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 23) 营业员手一扳，转过柜台，竹壳热水瓶摆到绍兴酒坛旁边，漏斗插进瓶口，竹制酒吊，阴笃笃，湿淋淋提上来，一股香气，朝漏斗口一横，算半斤。( 金宇澄《繁花》) 例( 22) 中，两个小句的主位分别为 You 与 That，剩余部分为述位。That 作为第二个小句信息的起点，指代前面整个小句的内容，在信息结构中是已知信息，后续为新信息。从衔接角度， That 是一种指称手段，指代前面整个小句。

　　汉语语篇中常见流水句，流水句一般由多个句式不同的小句组成。如例( 23) 共有十个小句，每个小句都由逗号隔开，除了第一个、第三个和第四个为主谓齐全小句外，其余皆为非主谓结构小句或主谓结构不齐全小句。对于主谓结构完整的小句，可以比较容易地明确其主位，如这几个小句中，“营业员”“竹壳热水瓶”“漏斗”分别做小句的主位。而对于主谓结构不完整的小句，主位识别呈现出不同的难易程度。有明确谓体的小句易于确认省略成分，如可认为小句“转过柜台”省略了主语“营业员”，小句“阴笃笃”和“湿淋淋提上来”都省略了主语“竹制酒吊”，这些省略了的主语都可视为小句的主位。对于在体现形式上只有名词词组的小句则难于确定其主位与述位，如小句“竹制酒吊”“一股香气”。在分析及物性语义配置结构时，上文指出不能依据英语的形式逻辑简单地以“省略”一言蔽之，因为省略的形式并非只有一种。这样一来，这类汉语小句的主述位结构划分也就有了不确定性。

　　从结构上，汉语中这种主谓不完整小句被称为零句，零句是根本，具有独立性( 赵元任 1968，1979: 51) 。同时，赵元任( 1968，1979: 42) 也明确指出，零句常见于对话或伴随具体行动的场景，即零句独立性在于强语境性。因此，对于零化较为突出的小句，如“竹制酒吊”“一股香气”等仅有名词词组的小句，对其进行语法分析必须注重上下文或更大的语境。“竹制酒吊”的上文为“竹壳热水瓶摆到绍兴酒坛旁边，漏斗插进瓶口”，结构上呈现对仗格式，“竹制酒吊”与此并置在一起，从结构平衡上来说，应该属于同种格式，隐含了“竹制酒吊挂在酒坛中” 这一关系过程语义配置结构，因为对仗本身提供了一个结构上相互识解的语境。如“茶喝”单独不能说，但在对仗格式“饭吃”“茶喝”“烟抽”中却能成立( 储泽祥、王艳 2016: 326) 。“竹制酒吊”的下文为“阴笃笃，湿淋淋提上来”，可以说，这两个小句的隐性主语为“竹制酒吊”。那么，也正是这种上下文语境，促成了“竹制酒吊”以零化方式独立存在。从更大的上下文语境可以看出，小句“竹制酒吊”为后续小句提供背景信息，可视为主位，方琰( 2019: 18) 将此类小句视为语境主位，因为它为后续小句建构语境。同时也不应忽视与上文的关系，对于上文而言，小句“竹制酒吊”发展了前面小句中的述位。从信息结构上，对于上文它是新信息，而对于下文又是旧信息。从修辞的角度，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样，对于小句“一股香气”，我们也可做类似的分析。

　　综上，英语小句的概念功能与人际功能有较明确的语法化编码形式，每个小句的句法结构具有完整性，因此主述位结构的划分也具有明确性。汉语主述位结构划分的模糊性，主要源于汉语本质上是一种临境性语言，对主述位的分析需要超越词汇 语法层，深入到语义层与语境层，具体识别上需要扩展到上下文，甚至更大的语境。

　　六、英汉语本质差异

　　如上所述，从三大元功能角度来看，英语有较高的语法化程度，如概念功能中语义配置结构的完整性与严谨性、逻辑关联词的突显性，人际功能中语气结构的限定化与指称化，语篇功能中主述位结构的明晰化。汉语的语法化程度较低，如及物性语义配置结构比较松散，有些结构具有模糊性，对应的主述位结构也不具完整性，常常难以划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汉语小句有时不像英语那样需要完整的语气结构。这表明，汉语并非遵循英语一样的形式逻辑，而是“简单明了，从不多余，让听者自己得到答案”( 沈家煊 2014: 1) 。两种语言在三大元功能编码方式上的差异可借鉴人类学家 Hall( 1976) 对世界文化类型的描述而范畴化为“弱语境型语言”( low-context language) 与“强语境型语言”( high-context language) 的对立。在 Hall( 1976: 90) 看来，一个事件可从三个方面来看，即代码、语境和意义，对一个事件正确的认识( 即对其意义的识解) 需要看文化的类型。Hall( 1976: 91) 认为世界上的文化可区分为弱语境文化和强语境文化。在编码和解码事件的意义时，弱语境文化强调“言传”，主要通过明晰的语言来传递信息，语境的作用较小; 强语境文化强调“意会”，使用语言传达的信息相对较少，语境的作用较强。

　　英汉语的编码方式表现出对语境依赖程度的不同，这种语言类型上的本质差异应归于西方与中国哲学基本思维方式上的不同。西方哲学思维注重本体追问，主张主客二分。从泰勒斯提出的水本源说开始，再到亚里士多德提出什么是存在的存在，西方哲学思维形成了一种追问世界本体存在的倾向，而且将这种追问建立在严谨的逻辑上。西方的逻辑建立在语言之上，语言这个词“在希腊语叫 logos，后来发展出了逻辑这个词，建立起逻辑学科”( 邓晓芒 2007: 141) ，“主谓结构是西方语言和语法的主干，是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基石”( 沈家煊 2018: 2) 。英语中主谓结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一语法构造蕴含了西方的逻辑。主语是英语小句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为小句的互动行为承担责任”( Halliday 1994: 76) ，只能由名词词组或名物化成分填充，因为只有物( thing) 才是实在的存在，才能承担责任。而这个实在源于一个本体，即存在的存在，如 the bird、a bird 和 birds 等都有一个更为抽象的 bird。谓体描述了存在的状态、运动及关系等，谓体的体现形式是动词。动词通常表达的是一种动作行为，动作行为只能在时间中展开，因此英语动词携带了时标记才能进入语境。和名词一样，动词也强调一个更抽象的本体的存在，语境中携带不同时态的动词只是这个本体在具体使用中的反映。同时，英语主谓结构与命题结构紧密关联，可以说是一种同构关系，主语表达了“是什么”，谓体表达了“怎么样”。英语语法逻辑上表现出清晰的主谓结构，主语与谓体在形式与功能上的明确区分，反映和构建了西方哲学对本体追问的精神本质，是哲学中本体概念发达的体现。“对西方人来说， to be 还是 not to be，这是个首要问题”( 沈家煊 2020: 4) 。换言之，这种追问由语言构造体现，也是语言构造所造成的。进一步讲，西方哲学思维对本体的重视意味着主体和客体的分离，正如潘文国( 1997: 364) 所说，西方哲学注重“保持物我之间的距离，只有隔开了距离，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冷静的剖析”。相应地，在语言编码中，英语小句对主体、客体功能角色的体现也就比较清晰，对相关动作或状态的时间指示性表达也就有明确的要求。

　　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注重主客一体。天与人不是对立的两个范畴，而是人为天，天也是人，天与人是一生二的关系。天人合一这种哲学观使得我们在探寻世界本质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认知取向。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世界本源解释最为深刻的是老子提出的“道”，至于“道”是什么，则是“道可道，非常道”，即“道”是不可说的。儒家提出的社会伦理体系，也是一种“道”，是“道”的具化，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种“道”，父母与子女的血缘关系是自然，这种自然关系可以衍推到君臣关系等。如果说，这是“道”在社会层面的体现，则可知其本质是自然，“道法自然”。“自然的原则是道家哲学的原点，也是中国文化的原点”( 邓晓芒 2015: 207) 。自然就是自然而然，世界的本源就是如此，是不可说，不必说的。也就是说，本源自然存在，不必追问。同时，中国哲学又历来关注人的主体性，儒、释、道从根本上都强调人的参与性( 潘文国 1997: 363) 。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主客一体，把主体看作客体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强调人的主导性。这种思维倾向不易形成表达清晰的范畴，对世界经验的认识及表达比较依赖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由此，汉语语法构建方式不同于英语。汉语中各语法单位、语法成分之间不像英语那样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汉语的名词没有所谓的本源形式，如“鸟”一词，可以直接入句，没有必要像英语一样加上定冠词等; 汉语的动词在入句时一般也不需要明确的时体标记; 汉语小句对主体、客体功能角色的体现比较模糊，有时很难区分哪个成分是主体，哪个成分是客体，甚至有时亦主亦客; 汉语中的省略可以是任何成分; 汉语小句的表达可以不符合形式逻辑。这些都是汉语的一种常态，在交流中一般不会引起误解，这是因为话语双方在编码与解码中都有很强的临境意识。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英语思维上注重本体追问、主客二分，汉语主张天人合一、主客一体，只是指两种思维中有这样的倾向性，不是绝对的。英语注重区分主客体，语言有更多的形式范畴。汉语强调主客一体，语言中较少形式逻辑范畴，强调语境参照理解。

　　七、结 语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元功能思想具有理论普适性，任何自然语言都具有三大元功能，然而不同语言的编码方式确有不同。本文对比了英汉两种语言的及物性结构、逻辑 语义连结、语气结构以及主述位结构，发现两种语言在元功能的编码方式上存在差异: 英语为弱语境型语言; 汉语为强语境型语言。通过阐释，本文认为英汉语言类型上的差异源于哲学基本思维方式上的不同: 英语注重本体追问、主客二分，从而语言中的形式范畴多，即重“言传”，言丰意简; 汉语主张天人合一、主客一体，从而语言中的形式范畴少，即重“意会”，言简意丰。总之，“弱语境”与“强语境”、“本体追问”与“天人合一”或“主客二分”与“主客一体”等对立范畴应是英汉之间在语言、哲学思维两个层面上的本质差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