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生成的“实践决定论”诠释

　　[摘 要]社会心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也是考察社会现象时不可回避的现实话题。 然而,学术界对社会心理来源问题的探讨还远不够深入,尽管历史上部分哲学家、史学家的研究涉及到了此问题,但他们对社会心理生成模式的解释存在着根本的局限性。 在社会心理生成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决定论原则,社会心理的生成是被实践决定的,这对把握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有着本源性意义。

　　贾孝敏， 东岳论丛 发表时间：2021-09-08

　　[关键词]社会心理;实践决定论;本源性意义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①被作为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的一项战略任务提出来了,这就意味着研究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在新时代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那么,社会心理如何构建、社会心态又如何培育呢? 其实,这些都应该从社会心理形成和产生的原因与规律中去寻找答案。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社会心理生成问题的研究还非常薄弱。 以往人们研究社会心理现象时,往往将“社会心理是什么”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几乎都把社会心理作为既成的心理现象,却忽略了它的来源和生成问题。 其实,当我们追溯到人类意识的史前时期,或者我们去关注婴儿的心理活动时,就会发现社会心理不是“预设”的、既定的精神状态,而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不断“生成”的,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社会心理演变和变迁的历程中窥见。 因此,我们在研究社会心理时,就不能局限于“社会心理是什么”的思维模式,因为任何事物的本质都不能从单一的维度得以把握。 任何事物和现象的本质存在于它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它们在自身生成、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不断展现自己的本质。 我们研究社会心理应该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 “从何来”“到哪去”等多维角度把握其本质。 因此,社会心理“从何来”即社会心理的生成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解答的基础性问题和前提性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社会心理的研究、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而且还有助于为我国新时代建设社会心理、培育社会心态奠定理论基础,提供现实指导。

　　一、几种关于社会心理生成的解释模式及其局限性

　　社会心理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考察社会现象时不可回避的现实话题。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率先提出“社会心理”一词的是普列汉诺夫。 在他那里,社会心理是指包括“各种感觉、情绪、理想、愿望、要求、信念、观点、习惯、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①在内的“特定民族或特定阶级、阶层广大群众中间普遍流行的、自发产生的、没有经过系统加工整理的精神状况” ②。 普列汉诺夫的思想传到我国以后,学界对社会心理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然而,我们在回顾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要思考被遗漏的方面和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其中社会心理是如何形成和产生的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就还没有被提到理论层面加以研究。 在普列汉诺夫提出“社会心理”概念之前,历史上就有哲学家在探讨人们的性格、风俗和民族精神等的产生时,触及到了社会心理的生成问题。 20 世纪以来的史学家和心态史学家们也在考察历史上各种类型人物的欲望、动机和价值观念等的产生时, 涉及到了此问题。 概括而言,历史上形成了几种关于社会心理生成的解释模式,即地理环境决定论、社会环境决定论、观念决定论和精神结构决定论。

　　地理环境决定论把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认为社会心理的生成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部分。 他们把外在的地理环境作为解释社会心理生成和变迁的基本出发点,认为要从地理环境中去寻找社会心理生成的规律。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亚里士多德、法国社会学家博丹、德国的人类学家 F·拉采尔以及孟德斯鸠。 在他们那里,社会心理是被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精神面貌和民族风俗等概念指代的,他们把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风俗和民族精神面貌等的产生都归结为气候、空间位置和土壤等自然环境。 地理环境决定论对社会心理生成的阐释诉诸物质因素,较之唯心主义和神学世界观有较大的进步,但因未摆脱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控制,从而未能科学地揭示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持此论者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单向度的因果关系,“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③,也忘记了“地理环境经过社会环境影响于人”④。 与地理环境决定论不同,社会环境决定论从社会环境出发揭示人内在心理的产生和变化,寻找社会心理变化、变迁的终极原因和规律。 最典型的代表是爱尔维修,他认为人们的道德、性格和幸福等都是被政治法律制度所决定的,不同的政治制度造成不同的民族性格、风俗和道德等社会心理。 在他看来,“感情和性格的千差万别归之于自爱这种情感的各种不同的变相,这些变相是依人们所受的教育、支配人们的政治、以及人们所处的不同地位为转移的。”⑤爱尔维修看到了民族精神和性格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动而改变的特性:“各个民族的性格和精神是随着他们的政治形式变化的,一种不同的统治轮流给予同一个民族以高尚的或卑下的、坚定的或轻浮的、勇敢的或怯懦的性格。”⑥可见,爱尔维修对社会心理生成的诠释也是从唯物主义路径进行的。 然而,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批判的那样,他在揭示社会心理的社会环境根源时,只看到了教育和制度的影响,却遗漏了经济因素的制约和决定作用。

　　观念决定论认为,思想或观念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社会心理的生成不外乎就是思想和观念在人们心理中的具体反映和表现,思想和观念的逻辑演进历程就是社会心理的逻辑演进过程,人类社会心理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内在于观念和人的精神之中。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德国史学家 F·梅涅克和美国史学家 A·O·洛夫乔伊、P·米勒,以及哲学家黑格尔。 上述史学家认为,高层次精英人物的社会心理不是外在的客观因素造成的,而是人类社会中已经形成的主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 他们把精英群体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的生成和发展看成是“完全超脱于尘世之外”的,这就对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的产生赋予了观念和思想决定论的意义。 可见,他们把思想和观念看成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 颠倒了社会现实和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 而在哲学家黑格尔由“绝对观念”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中,指代社会心理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绝对观念”在现实社会中的一个具体表现。 可见,与上述史学家类似,黑格尔也对社会心理的生成赋予了观念决定论的意义,只不过他们对“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史学家所阐述的“观念”是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和思想,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是人之外的一种客观的精神性存在,前者是主观唯心主义,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 与观念决定论相似,作为西方新心智史学的精神结构决定论在继承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基础上,把精神结构看成长时段的各种结构中最为稳定的因素,认为精神结构的变化时间比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所需的时间都长,精神结构是决定人类社会历史的最大力量和最重要的因素。 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袖 J·勒高夫通过一些现实案例,把社会心理的生成诉诸于精神结构,用精神结构去解释它的生成和变化。因指出了影响社会心理生成的精神性因素,较之地理环境决定论、社会环境决定论而言,精神结构决定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合理性。 但是,此理论夸大了精神结构对人类社会的决定作用,没有看到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作用,具有根本性的缺陷。

　　上述几种解释模式为我们从唯物史观视角探讨社会心理的生成问题提供了思想材料和反思的可能,尽管它们对社会心理生成的理解方式和存在的片面性各不相同。 地理环境决定论只看到地理环境对人的意义和影响,没有看到人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从而取消了人在地理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社会环境决定论倒是看到了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却没有追问环境和人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现实根源和基础;观念决定论和精神结构决定论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 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认识到观念、思想和精神性因素也是来自人们的现实生活即实践,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 总之,它们有的把外在环境诉诸一种纯客体的理解,从而导致人主体能动性的消解;有的把社会心理生成的环境诉诸一种纯主体的理解,也有的用思想、观念和精神来解释社会心理来源,从而导致人主体能动性的抽象发展。 可见,导致以上几种理论陷入片面性的根源都是相同的,即都没有对社会心理的生成诉诸一种实践的理解,在社会心理生成的理解方式和思维方式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局限性。 因此,要避免上述几种解释模式的片面性和错误,达到对社会心理生成问题的科学理解和诠释,最根本的就是要实现理解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这决定着研究者对社会心理生成问题理解的水平和性质,只有理解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的、重大的转变,才能实现对社会心理生成问题研究上的哲学革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新”唯物主义,它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实现了对人们所面对的感性世界的思维方式的哲学革命,即它对人们所面对的感性世界赋予了实践活动的理解和把握。 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解人类社会历史时,不仅要从实践去理解人类社会中的物质方面即社会存在,而且也要从实践去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中的精神方面即社会意识。 这就内在地要求我们对作为社会意识层次的社会心理生成问题的理解和诠释,不能从纯粹的外在环境和人内在的思想和观念出发,要从实践活动出发。

　　二、社会心理“实践决定论”的建构与阐释

　　社会心理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不同的历史观对此有着不同的回答和理解。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人们所面对的感性世界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生成的,无论是感性世界中的物质还是精神都是人们感性实践活动的结果和产物。 就此而言,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社会心理不是预设的,而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生成的。 因此,在社会心理生成的问题上,笔者反对将社会心理的生成看成纯粹偶然的社会现象,应该坚持决定论的原则,但它也绝不是被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和思想、观念等其它因素决定的,而是被实践决定着的。

　　从社会心理内部构成要素的形成来看,它的诸多构成要素都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 社会心理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体系和系统,包括感觉、情感、动机、风俗习惯、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等。这些构成要素在实践中形成一个层层递进的阶梯状结构,其中感觉是处于整个社会心理系统逻辑结构的底端。 感觉是客观事物在实践活动基础上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因为“心理最初由来自感觉经验的简单观念合成”①,也就是说,感觉是社会心理构成要素中最先反映和透视着现实社会历史现实的。 人们会因这一客观事物的属性满足自己需要,以及满足自身需要的状态和程度而产生对客观事物的不同情感和情绪,如喜欢或厌恶、肯定或否定等,也就是说,“感觉结合成更复杂的状态时,一定的情感也随之产生”②;情感和情绪又引发人们的各种愿望、动机和行为,当然愿望和动机的形成还要受到人们的需求和利益的驱使。 一定群体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是有不同层次的,人们的愿望和动机也就必然各不相同。风俗习惯的形成则需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它是生活在一定地域的群体在共同的物质生产实践中、相互交往活动中形成的,或从传统中习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会有较大的稳定性,从而成为一种支配和规范人们行为和动机的社会惯性力。 这种社会惯性力使得特定群体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心理结构,人们在认识和看待事物和社会现象时就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情感、需要和动机等社会心理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必然对客观事物、他人的语言和行为选择等社会现象进行美或丑、善或恶的审美评价和道德评判,从而形成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 综上所述,社会心理的形成就是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和现象刺激人们的感官形成感觉,感觉引发不同情感和情绪、愿望和动机,这些心理要素积淀凝聚为风俗习惯,在风俗习惯的长期浸润下,各种社会心理要素就跃升为审美情趣。 而这些构成要素无一例外都是在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社会交往和政治活动中自发形成的,抑或是从传统文化中习得的日常意识。这个物质生产活动、社会交往和政治活动以及习得或继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们的实践过程。 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人们实践的基本类型就是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 因此,社会心理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必然产物,它的内容和发展状态是被人们实践的方式决定着、被实践中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着。

　　从社会心理的性质来看,它构成要素的性质也是被人们实践的方式即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性质决定着的。 社会心理的生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影响因素极其繁多,不仅受到以往的社会意识形式的影响,而且也会受到当前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同样,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因素对社会心理形成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 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性格呈现出的地域性差异,都可以从自然社会生态环境中找到答案,如日本民族居住地域的狭小、资源的匮乏以及地质灾害的频繁发生等自然环境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民族具有的忧患意识、危机心理;中国地大物博塑造了中华民族豁达包容的社会心理;我国西北高原和江南水乡自然条件的不同造就了这两个区域的人们社会性格的差异,等等。 自然环境之所以能影响社会心理的生成,最深刻的原因在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时对客体的取舍、选择和选择的方式都是被自然环境限制和制约着的。 尽管如此,地理环境对社会心理生成的影响却不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 否则,我们又会走回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老路上去。 在制约和影响社会心理生成的各种条件中,哪些才是根本性的呢? 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经为我们揭示了答案。 他认为,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③也就是说,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对社会心理的生成才是具有决定作用的,作为社会心理内核的文化和社会心理的性质都不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而是由人们所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各种条件决定的,尤其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 如果说地理环境影响着社会心理的形式和外部特征,社会历史条件则影响着社会心理的内容和实质。 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经济基础与社会心理的内容和根本性质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它们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也就说,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心理的内容与根本性质。 任何一个民族的社会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①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和不同类型的社会心理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形式和特征上的不同, 而是其蕴含的经济关系、彰显的价值观念、透视的主体能力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差异。 然而,这些差异都是被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决定着的,即是说,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就会孕育什么样的社会心理,性质不同的社会心理在不同性质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基础上生长起来。 然而,社会心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实践方式的改变而变动着,随着在实践中形成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而变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心理的变迁历程本质上就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演变历程。 因此,在社会心理的生成问题上,不能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因素进行简单罗列,我们要对影响社会心理生成的不同条件和因素进行仔细的辨认和分析,因为其影响力和作用的大小并不是根本相同和完全一致的,它们对社会心理生成的制约作用和影响程度有的是根本性的,有的是非根本性的,有的是直接的,也有的是间接的。 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社会心理的生成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们相互作用时形成的合力推动社会心理的产生、发展和变迁。 但是,在众多条件和因素中,人们的实践方式即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才是社会心理性质的根本决定力量。

　　可见,尽管社会心理是精神性的,却是一种有根性的存在,这个有根性并不是指社会心理生成的时间起点和源头,原因在于人们的实践和社会心理的生成并不存在时间的先后。 从时间的维度上看,社会心理的生成和人们的实践是同时发生的。 但是,从逻辑或发生学的维度来看,人们的实践和他们社会心理的生成就有先后问题。 这种先后主要是逻辑上的先后,体现为因果关系,即是说,社会心理是被一些确定性的因素决定着的,它的生成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即实践。 我们承认了影响因素和社会心理生成之间的因果性,也就内在地承认了社会心理生成的被决定性,原因在于因果关系之间本身就是一种引起和被引起,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 社会心理生成的背后有着必然性的原因,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因此,实践才是社会心理生成的基础和根本方式。 在社会心理生成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应该坚持实践决定论的原则。

　　当然,我们坚持社会心理生成的决定论,强调其必然性和规律性,并不意味着社会心理的生成是一个纯自然的自发过程,也不意味着否定了调节、优化和培育在社会心理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更不意味着作为社会心理载体的人在社会心理生成和变迁过程中的作用的消解,因为社会心理本身就是人们的社会心理,而作为其生成基础的实践,本身就是人们的能动性的活动。 在社会心理的构建和社会心态的培育过程中,我们应该遵循社会心理生成的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也才能使社会心态朝着“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

　　三、社会心理“实践决定论”的本源性意义

　　社会心理生成的“实践决定论”具有本源性意义。 这里的“本源性意义”,主要有三个层面的涵义: 一是指实践是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存在和变迁的依据和本源;二是指社会心理“实践决定论”能从本源上对有关社会心理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三是指我们党提出的社会心理构建和社会心态培育的新要求和新目标源于社会心理“实践决定论”的思维方式。 具体而言,社会心理“实践决定论” 对下列问题的理解具有本源性意义。

　　首先,需要从实践决定论思维来理解和把握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 社会心态是一定时期内人们的情绪基调、社会价值和社会认知的总和,是人们对当前突发事件和偶发事件的心理反映,是突发或重大事件和社会环境导致的结果和产物,它是人们的社会心理结构和心理模式的外化。 与社会心理相同, 社会心态也植根于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中,它不仅被实践方式的性质所决定着,而且

　　还随着实践方式的演变而不断变化着。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心态呈现出“天人合一” “重义轻利”、守常求稳、追求“中庸之道”等特征,不仅受到宗法制度、封建皇权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农业社会和儒家思想等因素的制约。 当时的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农业生产基本是靠天吃饭,生产结构单一,劳动生产率低下。 这样的经济状况和实践方式造就了人们敬天、崇尚天命、求稳和保守的精神倾向和社会心态。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尤其是到 1957 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逐步建成了以计划体制为中心的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与当时落后的生产力、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国家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心态。 计划经济片面强调国家利益、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导致人们对物质不可能有过多的追求,又由于儒家“重义轻利”价值理念的长期影响,就形成了人们轻物质重精神的社会心态。 由于强调“一大二公”,没有准确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使得人们逐渐形成了极“左”的社会心态。 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经济决策权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使得人们的竞争意识和技术创新意识薄弱,从而形成保守僵化的精神特征和社会心态。 建立市场经济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这对传统观念、价值体系、行为规范以及社会心态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面对这种冲击,有的人积极调整自己的情感和心态去适应新的社会现实,而有的人却无所适从,表现出狂躁、畸形的社会心态。 综上所述,社会心态的变化是各种社会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条件的变化是其中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包括经济条件在内的各种社会历史条件变化的最终根源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变迁。 也就是说,如果基于社会心理实践决定论思维,社会心态的内在逻辑应该是:实践能力和实践方式的变化———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等的变化———社会心态的变迁。 实践是社会心态变迁的依据和本源,社会心理“实践决定论”应该是现实中社会心理变迁和社会心态变迁的解释原则和解释框架。

　　其次,需要从实践决定论思维来理解和把握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关系。 学术界对社会心理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看法有“内在说”和“外在说”两种观点,它们各有一定的合理性。 有人认为,社会心理是文化的内化、固化和积淀,它是被文化塑造和构建的,也就是说社会心理是被文化制约和决定的。 社会心理的实践生成和文化生成之间并不矛盾,二者在唯物史观中的理论逻辑中是自洽的,是贯通和圆融的。 我们需要用实践决定论原则来剖析和阐释,这就涉及文化、社会心理和实践三者的关系。 对文化的概念, 笔者反对将文化作广义(人们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的理解,文化是以精神和观念的形式存在着,物质性实体本身并不是文化,至多只能说物质性实体中蕴含着文化的因素。 既然肯定了文化的精神性和观念性,精神、意识和观念的东西是对物质东西的反映,因而文化也是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即实践中生成的。可见,社会心理和文化都是被人们的实践活动决定着,实践是它们产生的基础和生长的土壤。 然而,社会心理和文化在实践活动中的产生和形成到底孰先孰后? 究竟是人的心理使文化得以产生,还是文化使心理的生成成为可能? 这也是人类思想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心物关系”问题。 笔者认为,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社会心理和文化的产生没有时间先后,它们是在人们的实践过程中同时产生的。 社会心理既是心理现象,又是文化现象。 一定的社会心理不仅反映一定社会时期政治和经济,而且也反映着传统文化和当前文化,或者说,社会心理自身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社会心理。 从社会心理和文化的产生来看,它们之间既不存在时间意义上的先后,也不存在发生学和逻辑意义上的先后,是人类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两个方面。 只不过,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文化一旦产生,就会成为“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塑造着后人的社会心理,制约着后人社会心理的形成和变迁。 从这个意义来说,社会心理是被文化决定的,是在文化中生成的。 然而,塑造和构建人们社会心理的文化归根结底也是在前人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是前人实践活动的产物。 因此,社会心理的实践生成和文化生成之间是“源”和“流”的关系,因为二者都是在实践中形成的。 综上所述,我们理解了社会心理、文化和实践的关系,也就能把握社会心理和文化的关系,社会心理和文化是一个整体的两面,它们相互构建的途径是人们的感性实践活动,统一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之中。 显然,运用社会心理实践决定论思维来剖析社会心理和文化的关系,可以驱散社会心理和文化关系理解上的迷雾。

　　再次,需要从实践决定论思维来理解和把握新时代社会心理建设社会心态的培育。 社会心理建设和社会心态培育在我党的执政理念中一直就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们党对社会心理、社会心态的重视和认知呈现出一条比较清晰的轨迹:从 2006 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到“十二五”规划首次把培育社会心态写入五年规划,即“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再到 2017 年十八大要求“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最后在十九大报告中又围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出要通过“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来培育 “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可见,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社会心理构建、社会心态培育的目标体系,深刻的原因在于,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是随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 不是永恒的、超历史的,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都是具体的、历史的。 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的生成归结为实践,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变迁的阐释也应该坚持实践的解释原则。 因此,我国新时代社会心态培育的目标也只有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中才能找到根源和依据、得到科学的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会引发人们新的欲望、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从而形成新的心理态势。 如果人们对新的社会结构、社会体制、文化形态及社会变迁等不适应,则会产生心理的矛盾和困惑、甚至社会心理的分裂,则会酿成社会思潮,从而对社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符合新的文化、新的交往方式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心理态势才是合时宜的,原有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逐渐不符合历史发展要求,已经逐渐失去它存在的依据和理由。 在新时代条件下,如果没有必要的群众的心理准备,任何思想观念、甚至领袖人物的思想都不会影响和改变社会,党的任何方针、政策、路线也不会产生实际效果。 而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代表着民心民意,它对社会发展起着“剧中人”的作用。 所以,社会心理的培育和调适就是新时代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那么,又如何构建社会心理、培育社会心态呢? 我们应该从社会心理生成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中去寻找答案,将社会心理生成的决定因素转换为社会心态培育机制的构成要素。 社会心理实践决定论思维应该是我国构建社会心理、培育社会心态过程中必须要坚持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