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分析

　　[摘 要] 随着中国人均 GDP的不断提高，中国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已是近在咫尺，而 中 国 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引起学者们的讨论。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该文采用卢卡斯两部门模型的思路，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推导方法，推导出经济均衡增长路径，进而从人力资本外溢效应角度解释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投资率较高，人口增长率较低，劳动者用于工作的时间较长，这些都有助于提高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中国人力资本存量较大，由此决定的人力资本外溢性较大，并且中国也拥有了一些领先世界的高新技术，这些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中国完全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下，应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全面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李正彪; 薛勇军，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发表时间：2021-08-19

　　[关键词] 人力资本;溢出效应;高质量发展;“中等收入陷阱”

　　一、引言

　　高质量发展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的背景下，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的新表述，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区别于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外生增长方式，高质量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是创新驱动型的内生经济增长方式，近年来注重技术进步与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式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并且技术进步与创新驱动也是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能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到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1998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中下收入国家标准，2010年中国跻身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2019年中国人均 GDP超过1万美元，达到1.03万美元，2020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全球人均 GDP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滑。然而在同一时期，中国人均 GDP却有一定幅度的增长，达到1.05万美元，接近全球人均 GDP的水平(约1.1万美元)，中国不断缩小与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差距。同时，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引起学者们的讨论，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就是在人均 GDP达到1万美元以后，人均 GDP增长变得比较缓慢甚至停滞。在当前疫情影响下、在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变的背景下，基于前人相关研究成果，探讨如何在“双循环”新格局中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则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与学术价值。

　　相关研究成果中，以卢卡斯模型(1988年)和罗默模型(1986年、1990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其通过人力资本外溢性解释经济均衡增长。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固然可以克服外生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不变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的局限性，但是其经济均衡增长路径却不如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如索罗模型)那样直观。国内一些学者基于卢卡斯模型构建经济计量模型，测算、分析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贡献、作用。① 也有一些学者基于卢卡斯模型、罗默模型框架，推导出经济均衡增长路径，从而分析各投入要素、技术进步对经济均衡增长的作用与影响，如赵 文 艳 等②采用的是卢卡斯模型的思路，赖明勇等③采用的则是罗默模型的思路，但基本上只是围绕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分析。新时代下我国经济不再片面追求高速增长，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目前尚缺少研究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作用方面的研究成果。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方面，不少学者从技术进步、创新等角度研究中国能否跨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李海明等④、龚刚等⑤、赵祥等⑥、寇宏伟等⑦、孙振清等⑧。胡莹等⑨研究了新发展理念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作用。刘哲希等瑏瑠从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速角度对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做出判断。基于这些研究成果，需要进一步从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角度出发，研究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下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总之，多数研究都基本上是围绕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进行，近些年来，也有些学者探讨了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新时代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就有了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采用卢卡斯模型的思路，用人力资本外溢性解释技术进步，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推导方法，推导出经济均衡增长路径，进而解释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就是为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提供理论依据，并且从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来看也是具有迫切性的。

　　二、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一)模型说明与假设条件

　　以索罗模型(1956年、1957年)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得出经济均衡增长路径，并且分析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均衡增长的作用与影响，并且将各要素投入以外的促进经济均衡增长的因素当作索罗残差。但是欠缺对技术进步的来源分析，更欠缺从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角度解释技术进步，以及经济体如何实现内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的两部门模型(1988年)、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1986年、1990年)已经论证了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下的技术进步及对经济均衡增长的作用。但是推导出经济均衡增长路径却没有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直观，并且对各投入要素、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外溢性对经济均衡增长的作用与影响的解释也是比较模糊的。

　　本文的模型分析部分，基于卢卡斯的两部门模型框架并且采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经济均衡增长路径推导方法，推导出经济均衡增长路径(卢卡斯模型本身所得出的经济均衡增长路径并不包括各因素的作用)。可以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水平、劳动者投入生产过程的时间、劳动力增长率、人力资本外溢性、技术进步、投资率、劳动力增长率、资本折旧率等对经济均衡增长的影响。其中，劳动者投入生产过程的时间、劳动力增长率、投资率、劳动力增长率、资本折旧率等因素对经济均衡增长的影响固然比较大，但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则相对比较小。而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外溢性、技术进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就相对大得多，本文重点分析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外溢性、技术进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经济均衡增长路径方程式中，对其他要素的分析可以简化，重点分析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外溢性、技术进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此，各因素对经济均衡增长路径的分析也可以转换成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外溢性、技术进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在模型分析之前做出两个假设：

　　假设一，假设市场结构中每个厂商都是价格的接受者，也就是说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下每个厂商都愿意提供尽可能多的产品，而不能任意改变价格。而在要素的价格支付上，要素的价格是以其边际产量支付的。

　　假设二，卢卡斯(1988)证明人力资本具有部门间溢出效应，罗默(1990)又证明了人力资本具有部门内溢出效应，因此本文假设人力资本具有部门内与部门间的溢出效应。

　　(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模型分析

　　人力资本与卢卡斯模型一样，总产出可以这样表示：N(t)c(t)+K(t)=AK (t)β [u(t)h(t)N(t)]1-βh-(t)γ (1)在上式中 N(t)代表劳动者，h(t)代表每个劳动者所具备的人力资本水平，u(t)代表每个劳动者投入生产过程，h-(t)γ 代表人力资本外溢性，K(t)代表物质资本投入，β代表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A 代表技术进步，并且与卢卡斯模型一样，模型中的技术进步是由人力资本外溢性产生的。

　　人力资本水平h(t)的增长路径是：h(t)=h(t)δ[1-u(t)-φ(t)] (2)其中1-u(t)-φ(t)是指每个劳动者用于学习(人力资本积累)的时间，δ为参数。与卢卡斯模型一样，我们也认为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性，这个外溢性用h- (t)γ 来表示，当γ=0时，外溢性不存在，当γ﹥0时，存在外溢性。式中参数δ﹥1，因为只有δ﹥1，才能保证h(t)/h(t)增长有倍数大于1-u(t)-φ(t)增长的倍数。也正因为如此，才能保证方程(1)中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外溢性，即方程式(1)中的γ﹥0，才能实现内生的经济增长。很显然方程式(1)中人力资本的外溢性是本文的模型成为内生增长模型的关键因素。同理，与卢卡斯模型一样，人力资本溢出效应h-(t)的大小取决于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越快，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就越大。

　　通过建立当期值哈密尔顿函数，推导出人力资本均衡增长路径，当期值哈密尔顿函数为：F1 =N(t)1-σ [c(t)1-σ +aφ (t)1-σ] (3)上式中 N(t)、φ(t)、c(t)代表的经济意义见(1)式，σ代表风险厌恶系数，a代表常数项。将(1)式代入(3)式，可以得到F1 =AK (t)β [u(t)h(t)N(t)]1-βh-(t)γ -K(t)(1-σ)c(t) [c(t)1-σ +aφ (t)1-σ] (4)让F1 分别对c(t)、φ(t)、u(t)求导，并且等于零，再经过一系列的转换和推导，就可以得到人力资本均衡增长路径方程式：

　　h(t)h-(t)γ 1-β =N (t)β 1-β [c(t) φ(t)] σ 1-β [u(t)K(t)] β 1-β (5)上式中被解释变量既包含人力资本水平h(t)也包含人力资本的外溢性h-(t)，这也符合本文人力资本具有部门内溢性的假定。从上式中可以看出，人力资本水平h(t)及其外溢性h-(t)的大小和劳动者投入生产过程的时间u(t)、人均消费c(t)、劳动者 N(t)正相关，但是和物质资本投入 K(t)、劳动者用于闲暇的时间φ(t)负相关。

　　将(1)式经过整理以后，可以将总产出表达式变换成下式：Y(t)=K (t)β [A-(t)H-(t)]1-β (6)其中，A-(t)=[Ah-(t)γ]11-β ，代表人力资本外溢型技术进步，H-(t)=u(t)h(t)N(t)，代表生产型人力资本，Y(t)代表产出，K(t)代表物质资本投资。将k～(t)=K(t)/A-(t)H-(t)，y～(t)=Y(t)/A-(t)H-(t)代入(6)式，那么(6)式变为：y～(t)=k～(t)β (7)则资本积累方程式为：k～(t)=sKy～- (n+A(t)A(t)+d)k～(8)其中sK 、n、A(t)A(t)、d分别代表物质资本投资率、劳动力增长率、技术进步、折旧率。

　　将(7)式代入(8)式中，并且令k～(t)=0，再经过相应的变换，可以得到经济均衡路径方程式：y(t)* =u(t)h(t)[Ah-(t)γ]11-β sKn+A(t)A(t)+d烄烆烌烎 β 1-β (9)

　　在卢卡斯的两部门模型(1988年)里，推导出经济均衡增长路径没有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直观，并且对各投入要素、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外溢性对经济均衡增长作用的解释不如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清晰。本文采用卢卡斯模型的思路，用人力资本外溢性解释技术进步，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经济均衡增长路径推导方法，推导出经济均衡增长路径方程式，进而可以解释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9)式即为经济均衡增长路径方程式。但是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关键也在于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因为高质量发展是创新驱动型(在熊彼特关于创新理论研究的影响下，学术界通常将技术变革分为发明、创新和扩散3个阶段，因此技术进步也涵盖了创新)的内生经济增长方式。

　　相比起劳动者投入生产过程的时间、劳动力增长率、投资率、劳动力增长率、资本折旧率等因素而言，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外溢性、技术进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要相对大得多。从(9)式可以看出，人均产出与每个劳动者所具备的人力资本水平h(t)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性h-(t)正相关。技术进步是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外溢性来体现的，因此人均产出与技术进步也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很显然，近些年随着中国各级教育资源投入的加大以及医疗保健等投入的加强，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也在加快，而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越快，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就越大，也会促进技术进步。这些都会有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值得一提的是，(9)式中人均产出又与技术进步率 A(t)A(t)负相关。这主要是因为现实经济中技术落后的产业实际产值增长停滞甚至增长负增长，而技术先进的产业实际产值增长率比较高。但是由于技术落后的产业其产值占比比较低，因此，从总体上看技术进步会促进人均产出的提高。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一)基于模型推导结果的各国人均收入差异的解释

　　用劳动力人均产出表示的经济均衡增长路径方程式可以对世界上各个国家人均收入的差异进行合理解释。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通常有较高的投资率，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比如：劳动者人均受教育年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高等)，较低的人口增长率以及拥有高新技术(专利)比较多，劳动者用于工作的时间也较长等。① 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穷国)通常有较低的投资率，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比如：劳动者人均受教育年限低、劳动者技能水平低等)，较高的人口增长率以及拥有高新技术(专利)比较少，劳动者用于工作的时间也较短等。

　　当前中国投资率较高，人口增长率较低，劳动者用于工作的时间较长，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由此决定的人力资本外溢性较大)、并且中国也拥有了一些领先世界的高新技术这些都有助于提高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其中投资率、劳动者用于工作的时间等虽然对经济均衡增长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则相对比较小。而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外溢性、技术进步不仅影响经济均衡增长，而且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国(地区)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解释

　　2020年在全球人均 GDP大幅度下滑的背景下，中国人均 GDP逆势增长，达到1.05万美元，接近全球人均 GDP的水平(约1.1万 美 元)，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0年 国 际 上 人 均GDP处于这一水平的可以和中国进行比较的国家有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等国。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居民生活水平也比较接近，可以从人均住房面积、人均肉食量、人均汽车拥有量等几个指标对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居民生活水平进行比较。人均住房面积上中国与上述国家相差不算大，中国人均住房面积约40平方米左右，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等国人均住房面积也在25～40平方米之间;人均肉食消费量上，中国与墨西哥人均肉食消费量是每年60公斤，土耳其人均肉食消费量约为中国的一半。俄罗斯、巴西人均肉食消费量大约是七八十公斤，不过这也与我国饮食习惯与俄罗斯、巴西不同有关系;千人汽车拥有量上，中国大约170～180辆之间，略低于土耳其，显著低于俄罗斯、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千人汽车拥有量在350辆左右)，不过也要考虑到中国高铁比较普及，居民出行喜欢坐高铁等交通工具的因素。但是这些国家自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经济增长变得比较缓慢甚至停滞。尤其是俄罗斯、巴西于2013年人均产值一度分别超过高收入国家门槛20%、3%，但是此后经济增长陷于停滞，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能，重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②

　　那么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中国投资率较高(近几年在1/3以上)，中国人口增长率较低(近几年控制在0.5%以内)，劳动者用于工作的时间也较长，这些都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提高中国人均收入水平。

　　如前所述，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外溢性、技术进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比较大。中国人力资本存量较高，据《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2018)———科技人力资源的总量、结构与科研人员流动》数据，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10154.5万人，位居世界第一。而中国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也决定了较大的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由于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中国在技术创新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下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云计算、区块链等领域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中国的产业结构相对合理，并且制造业相对比较发达，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新发展格局下，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进而实现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中国经济不仅能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而且能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等国的产业结构相对比较单一，基本依靠出口资源为主。这必然会影响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实从中国的全球500强企业就可以看出来。2020年全球500强企业里中国占133家(包括港台)，排名世界第一，并且这些企业很多都是制造业企业，另外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的互联网公司总共有7家，其中有4家就来自于中国。而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等国全球500强企业基本集中在资源领域及政府垄断性行业。这就导致上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相对不足，经济增长持续性难以保证。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环境上，虽然中国在整体基础设施水平方面与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等国没有拉开太大差距，比如：中国在人均地铁里程、人均水泥产量、人均钢产量等方面数据都不算太突出。但是，中国在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方面远超上述国家。2020年 底 中 国 高 铁 里 程(含 城 际 铁路)已经达到3.9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5.5万公里，这一成就也远超发达国家位居世界第一，尤其是中国高铁里程占世界比重达到70%。而只要中国能保持这种优势，那么中国经济就能持续繁荣下去，并且完全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是：采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经济均衡增长路径推导方法，推导出经济体经济均衡增长路径，基于经济均衡增长路径各国人均收入差异的分析，也符合各国经济增长的事实。因此，外生经济增长模型的经济均衡增长路径推导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中国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也决定了较大的人力资本外溢效应，中国在技术创新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下中国的诸多先进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中国的产业结构相对合理，并且制造业相对比较发达，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因此，中国经济能够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能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此基础上得出的启示是：

　　其一，用劳动力人均产出表示的经济均衡增长路径方程式可以对世界上各个国家人均收入的差异进行合理解释。当前中国投资率较高，人口增长率较低，劳动者用于工作的时间也较长，经过多年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存量较大，由此决定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也比较大。中国也拥有了一些领先世界的高新技术，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云计算、区块链等领域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中国的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因此，中国完全能够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二，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时期，在新发展格局下，科技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科技实力也是形成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且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较为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助力我国迈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全面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三，“十四五”时期是“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总体上，“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将处于资本、劳动等“老动力”显著减弱而高新技术、人力资本等“新动力”尚未完全成型的过渡期，并且受新冠肺炎疫情、外部环境以及经济金融风险的影响，还需要警惕经济增速下滑过快的风险。① 因此“十四五”时期中国人均收入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大约1.23～1.24万美元)比较容易，但是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面临着很多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