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学科发展的三重逻辑

　　摘 要:[目的/ 意义]2021 年初,国家安全学被教育部正式增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必然会对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亦对国家安全学的研究者们提出了新的任务。 [方法/ 过程]以“问题导向冶“规范集成冶和“方法自觉冶为三个基本切入维度,可以识别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学科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问题。 [结果/ 结论]在研究场域层面,当下适宜将“国家安全学冶的覆盖领域限定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所明确的十一类安全, 待时机成熟后,可以对其进行横向拓展,进而覆盖至其他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场域;在属性证成上,首先将中国的 “国家安全学冶认定为一种“领域科学冶,而后才是一种“部门科学冶;在方法论推广上,中国“国家安全学冶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工具,以系统分析和评价方法为主体工具,一并配合其他多样化的辅助工具。

　　王星; 高鹏怀， 情报杂志 发表时间：2021-07-30

　　关键词:新时代,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三重逻辑,方法自觉

　　0 问题的缘起

　　虽然“在人类思想史、科学史、社会科学史上,‘国家安全爷是一个出现得非常晚的词语和概念冶 [1] 。 但自 1943 年美国政治学家李普曼首创“ national securi鄄 ty冶这一“理想型概念冶以来,对“国家安全冶及其“国家安全学冶的关注,就成为西方知识界所不谋而合的共识。 在政治学领域,“国家安全冶一词在冷战后期被广泛运用,并逐步成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文献中的“高频词汇冶;在法学领域,对“国家安全冶的瞩目近几十年来就从未停歇,基于“法学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冶,美国、日本等国亦先后制定《1947 年国家安全法》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在经济学领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确立,以詹姆斯. R 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已然意识到国家安全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军事问题,而是集经济安全、技术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为一体的复合产物,进而为国家安全研究注入了量化元素。 与西方学界对“国家安全冶的多元化研究热情相比,中国学者对“国家安全学冶的关注则颇具“后知后觉冶之意蕴。 对此,有学者指出:“就目前所见,国家安全学一词最早出现于 1994 年《中国科技信息》第 12 期刊发的《安全科学与预防事故》 一文中冶 [1] 。 虽然起步较晚, 但在此后,以刘跃进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敏锐捕捉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安全需求,借此实现了“国家安全学冶 研究的本土化,并实现了“为国家安全的立言冶。 时至今日,“国家安全学冶 已经被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立为一级学科,“这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构筑国家安全人才基础、夯实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战略举措,将为全面加强国家安全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奠定制度基础冶 [2] 。 新时代下,尤其是“国家安全学冶 被正式增列为一级学科之后,“国家安全学冶中的诸多理论问题仍需被进一步回应,“一门学科的成熟如何,其基础体系的理论构成、基本理论问题的清晰、学科概念的准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冶 [3] ,对于尚处于学科成长期的中国“国家安全学冶而言,此阶段唯有强化对“国家安全学冶内生理论的解读与关怀, 方能实现该学科的理论自洽与合法证成。 放眼未来, 问题意识、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成为了影响中国“国家安全学冶学科发展的三种动因,而在此文中,笔者也将同时围绕着关系到中国“国家安全学冶 学科发展的 “问题导向冶“规范集成冶和“方法自觉冶等三重问题来进行阐释,并试图抛砖引玉,激发中国知识界对“国家安全学冶这一新兴学科的探索热情。

　　1 问题导向:中国“国家安全学冶活动场域的探索

　　曾几何时,“为国家安全立学冶的声音广泛活跃于政治学、军事学、公共管理学界,有学者早在 2009 年就指出:“国家安全学可以与“公安学冶一样,成为法学门类下独立的一级学科冶 [4] ,但直至 2021 年,“国家安全学冶的一级学科地位才得以最终确立。 过往 10 余年, “国家安全学冶之所以未能实现自己的“正名冶,与“国家安全学冶 活动场域的定夺不无关联。 对于“国家安全学冶所应覆盖的研究场域,不同的学者则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形,一是与“国家安全学冶的新兴学科属性有关,应该看到,在知识界,对“活动场域冶的争论,不是“国家安全学冶 这一学科的专属性问题,而是所有新兴领域的普适性问题,体育社会学、环境政治学、民族法学等新兴学科都面临着此种难题。 以民族法学为例,“在全球学界,对于民族法学的问题导向这一议题,也广泛存在争议,无法实现统一的身份认同。 总体而言,国外学界对民族法治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存在着“纯粹法学冶与“法人类学冶两种演化逻辑冶 [5] 。 对于与民族法学具有相似“经历冶的“国家安全学冶而言,同样存在多重维度的学科推演逻辑,理论争议也就在所难免。 二则是与“国家安全学冶 的学科特质存在联系,“它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学科,还有别于仅关注某一领域或方面的学科,其涵盖面广且宽不言自明,实践性强且重要更是毋庸置疑冶 [6] ,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学科架构,倒逼学者们重新审视“国家安全学冶的内涵与外延,进而难以在较短时间形成统一的“问题意识冶。

　　1. 1 中国“国家安全学冶研究的两种范式 中国本土的“国家安全学冶研究虽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较之欧美也存在差距,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形成本土语境中的“国家安全学冶 范式。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刘跃进教授为代表的本土学者开始关注国家安全问题,并系统性的提出了一些关乎“国家安全学冶研究进路的命题,这也同时标志着中国本土化的“国家安全学冶研究范式开始萌芽。 就逻辑理路而言,刘跃进教授所畅言的“国家安全学冶颇具“广义论冶之意蕴, 因此,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广义国家安全学冶范式。 需要注意的是,此种“广义国家安全学冶 范式是建立在 “国家安全系独立学科门类冶立论基础之上。 因此,若想解构“广义国家安全学冶的覆盖场域,则必须深入理解“国家安全是一个独立学科门类冶 这一表述。 作为长期致力于“国家安全学冶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刘跃进教授先是在 2009 年提出:“我们认为国家安全学可以与‘公安 学爷 一 样, 设 为 法 学 门 类 下 独 立 的 一 级 学科冶 [7] ,但此后,随着总体性国家安全现实及总体性国家安全概念的变迁,导致“如今的国家安全,早已不限于政治和军事等传统领域,而是包括了传统与非传统多方面安全问题,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总体性冶 [7] ,刘跃进教授继而提出:“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法》对国家安全的总体定位,确立一个与总体国家安全 观 及 新 《 国 家 安 全 法》 相 匹 配 的 国 家 安 全 门类冶 [7] 。 此种理念一经提出,便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力,以史红星研究员、黄胜强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都对此观点表示认同。 基于论证思路之差异,史红星研究员更强调创设“新的国家安全门类冶,而非刘跃进教授所提出的“取代军事学门类冶,黄胜强教授虽然也希望“国家安全门类冶的出现,但却认为当前情形下“应扎实做好国家安全一级学科建设工作,待时机成熟后再从一级学科提升至学科门类冶, [8] 不论如何,以上观点均可隶属于“广义国家安全学冶 范式,在这种范式中,首先强调的乃是“国家安全门类冶 而非传统的“国家安全一级学科冶。 与此种思潮有所迥异,以高金虎教授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则坚持了国家安全学的一级学科属性。 虽然高金虎教授也承认,若将国家安全学作为一级学科设置,确实存在着对应面太窄的问题, 但“考虑到国家安全学科一级学科的定位已经明确,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改变,因此,还在应在一级学科的范围内考虑问题冶 [8] ,在此基础上,他反对用国家安全学取代公安学、军事学等学科的设想,认为一门学科研究主题的确立,应固守自有逻辑,不应“荒了自己的地,耕了人家的田冶,因此,这种“狭义国家安全学冶范式将场域锁定在“国家安全工作冶,换言之,只有“国家安全工作冶才适宜成为“国家安全学冶 的研究领域。与高金虎教授的观点一脉相承,部分学者也坚守着 “狭义国家安全学冶立场,他们指出:“一个比较可行的路径是设置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将相关的技术研究作为国家安全学相关领域的支撑,并统一授予法学学位冶 [9] 。

　　1. 2 中国“国家安全学冶 研究场域的重构 实际上,由于“国家安全门类冶是“国家安全一级学科冶的升级版,因此,在覆盖场域上,作为学科门类的国家安全学与作为一级学科的国家安全学,存在着本质区别。在“广义论冶的“国家安全学冶场域中,以国家安全问题为基本导向,不但可以将其研究主题拓展至国家安全学理论、国家安全战略学、国家安全管理学、国家安全法学、非传统安全学等方面,甚至可以取代情报学、警察学、军事学和外交学等传统领域,将这些既有的二级学科整合进“国家安全学科门类冶,“广义论冶者认为, 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弥合国家安全观与国家安全实践间的二元张力。 “狭义论冶的“国家安全学冶,则认为 “广义论冶者所列举的研究场域存在着泛化的倾向,他们以“作为一级学科的国家安全学冶为红线,将研究场域牢牢锁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中所提出的十一类安全。 他们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所提出的十一类安全,就是对国家安全主题的最新概述。所以国家安全学只能以这十一类国家安全工作为研究对象,不能泛化冶 [8] 。 客观而言,在“国家安全学冶活动场域问题上,“广义论冶者和“狭义论冶者的争论由来已久,这也是中国“国家安全学冶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国家安全学冶研究的自觉性。 就表征来看,“广义论冶者和“狭义论冶者的争论具有多重维度,但究其内核,二者产生分歧的根源仍在于我国“国家安全学冶发展的阶段性,而并非学术思想的不可调和性。 毫无疑问,“广义论冶者的观点是具有颠覆性的,但由于实践资源、理论资源的双重短缺, 导致作为根本发展面向的“国家安全学科门类冶 难以有效确立,因此,作为一级学科而存在的“ 国家安全学冶填补了“国家安全学科门类冶 缺位的真空地带,从这个维度而言,“ 狭义论冶 者的观点更具“ 经世性冶。 “狭义论冶的存在,有利于避免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走向碎片化,实现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的系统化;而“广义论冶的立场,则奠定了国家安全学的学科旨趣,彰显了国家安全学学科发展的宏大面向,因此,“广义论冶者和“狭义论冶者并非只有对立的一面,也具有可统一的一面。 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广义国家安全学冶和“狭义国家安全学冶将会互融互通。 此次教育部沿袭了“狭义国家安全学冶学说,将“国家安全学冶增设至“交叉学科门类冶下,奠定其独立一级学科地位,但是待时机成熟后,“广义国家安全学冶可能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仅就当前来看,由于“国家安全学的一级学科冶 地位已经获得“官宣冶,而一个学科只能聚焦一定的问题场域,这是该学科区别于其他知识体系的重要基准,因此,我们提出, 目前适宜将“国家安全学冶的覆盖领域限定于《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 所罗列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以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不断拓展的新型领域安全,待时机成熟后,可以对其进行横向拓展,进而覆盖至其他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场域,即“基于系统的安全学科体系整合相关学科,打造‘大安全爷的国家安全学格局尤为重要冶 [10] 。

　　2 “领域科学冶:中国“国家安全学冶规范集成的重塑

　　“规范集成冶并非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术语,而是学科间知识互渗的产物。 究其渊源,现代意义上的 “规范集成冶最早发端于自然科学领域,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中,原初含义上的“规范集成冶,是指一种“系统集成规范冶。 此后,这一概念被法学家们所借鉴,进而移植进入法学学科体系中,从而赋予“规范集成冶新的内涵。 对此,有学者指出:“在法学领域,‘ 规范集成爷通常是指法律规范或法律规则的聚集过程及其组合方式,‘规范集成爷的依赖路径可以按照调整对象的性质来进行组合,也可以按照所规范事务的不同来排列冶 [6] ,可见,前者构成了规范集成的“部门法冶 维度, 而后者则矗立了规范集成的“领域法冶坐标。 同理,本文所使用的“规范集成冶一词,也是将法学中“规范集成冶方式“嫁接冶至“国家安全学冶后的产物,与在法学中“规范集成冶所划分的“部门法学冶和“领域法学冶有所不同,将“规范集成冶引入“国家安全学冶中,所要着力考察的是“国家安全学冶 学科群的界分问题。 事实上,笔者之所以将“规范集成冶方法应用到“国家安全学冶研究中,是基于两个层面的考量。 其一,这是受到部分学者所提出的“他向培育冶 思想的启发,即“新兴学科的分支学科可以采取‘他向培育爷的方式,通过依托学科制度上既有的、成熟的学科来展开,这种选择不论是制度成本还是论证难度都远低于径直在制度上进行学科创设冶 [11] ,其二,“在国家安全学出现之前,其他相关学科已经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冶 [12] ,因此,通过借用学科培育较为成熟的法学中的“规范集成冶概念,利于实现对新兴 “国家安全学冶学科群的科学划分。

　　2. 1 “规范集成冶的两种进路:“部门科学冶和“领域科学冶 回眸法学界,“部门法学冶 被公认为是一项最为传统的“规范集成冶 方式,依照实证主义法学的表述,“部门法学冶是按照调整方法和规范对象的不同, 对法学部门所进行的二次划分,其中,规范对象是显性标准,调整方法是隐性尺度。 例如,在同一“ 部门法学冶内,所有子学科的规范对象和调整方法应该是基本相似的。 与“部门法学冶的要求完全不同,现代法学家根据新的“规范集成冶路径,又推演出“领域法学冶这一概念,所谓“领域法学冶,即侧重于规范领域的同类性,而不再过分强调方法和对象的同一性。 例如,“财税法冶即是以“财税领域事务冶为核心而建构出的一门 “领域法冶,即便某些事务具有不同的法律属性,但只要可以将这些事务统筹于“财税领域事务冶目录下,则都应成为“财税法冶的关怀对象。 将法学界的这种“规范集成冶方式反推至“国家安全学冶,可以发现,在学科群凝练层面,“国家安全学冶也在事实上存在着“部门科学冶和“领域科学冶两种趋向。

　　作为“部门科学冶的“国家安全学冶,更加强调学科知识体系的工整性,它试图把“国家安全学冶刻画为一种严谨的“科学部门冶,按照现代“科学部门冶的一般思路,继而把“国家安全学冶进一步分解为“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冶,在学科群的设置上,相应设置为国家安全学基础学科和国家安全学应用学科两个方面。 为了体现出“科学部门冶的深邃性,即便在国家安全学基础学科内部,也同时存在着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国家安全哲学,国家安全学方法论,国家安全学原理,国家安全学战略学、国家安全史学、国家安全管理学、比较国家安全学等,第二层次为国家安全制度学、国家安全情报学、国家安全法学、国家安全文化学、国家安全教育学等。 而在国家安全学应用学科的划分上,也客观存在着按照“传统-非传统冶思路的划分模式与按照具体领域划分的模式,前者把国家安全学分为传统安全学和非传统安全学,后者把国家安全学划分为政治安全学、国土安全学、文化安全学、科技安全学等多个模块。 由此可见,作为“部门科学冶的“国家安全学冶,其内部镶嵌着两种价值取向,即以知识体系的工整性为其形式要义,并以内部结构的恰当性为其实质要义。 作为 “领域科学冶的“国家安全学冶,显然并不过分追求学科内部知识结构的高度融合,而是视“解决实际问题冶为其核心任务,从这个角度而言,它所凸显的是“国家安全学冶的实践性与经世致用性。 遵循“领域科学冶的一般思路,“国家安全学冶应以“国家安全领域事务冶为圆心,进而通过“引力效应冶,将所有与“国家安全领域冶密切关联的社会事务吸引至圆心周围,从而建立“国家安全学冶的“一心多元冶格局。 至于这里的“多元冶, 有学者将其划分为:“国家安全的总体环境、国家安全的结构功能和国家安全的总体关系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形成了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并彼此联系,推动了研究对象及关系间的演替冶 [13] ,笔者在大体上赞同这种划分技术,并将其重新表述为国家安全的总体环境事务、国家安全的结构功能事务和国家安全的总体关系事务,这三者都是以“国家安全学冶的“领域科学冶属性为出发点而进行的知识集成。

　　2. 2 “领域科学冶:中国“国家安全学冶本质属性的形塑 将中国“国家安全学冶界定为一门“领域科学冶, 而不再是单纯的“部门科学冶,既是对“国家安全学冶综合属性的认定,同时也利于缓解“广义国家安全学冶和 “狭义国家安全学冶的理论嫌隙,虽然在活动场域上, “狭义国家安全学冶 拘泥于十一类安全问题,但由于 “领域科学冶特有的包容性和发展性,随着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家安全实践的变革,其具备了场域扩张的可能性,因此,在“领域科学冶视域中,“狭义国家安全学冶完全有可能蜕变为“广义国家安全学冶,进而共同贡献于作为“领域科学冶而存在的中国“国家安全学冶。 习近平同志指出,应既重视外部的安全问题,又重视内部安全情况,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系统全面的国家安全体系,显然,将中国“ 国家安全学冶定位为一项“领域科学冶,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呼应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的必然举措。 “领域科学冶的立足点,即是为了主动回应变化中的社会事务,与“部门科学冶对社会现象的切入方式不同,“领域科学冶是一种集中体现问题意识的规范集成路径, 它环绕着实践问题来进行体系的建构,而不必过分强调这些所涉事务是否具有同一属性。

　　当然,笔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中国“国家安全学冶的“领域科学冶证成,是建立在“部门科学冶基础之上的,因此,确立“国家安全学冶的“领域科学冶定位,并不必然意味着对“部门科学冶 的否定。 实际上,“部门科学冶和“领域科学冶同时构成了“国家安全学冶的两个方面,两者在实质上可以演化出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回溯过往,“部门科学冶试图把具有同一属性的事务聚合为一个群体,从而有效避免了知识体系之间的重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事务的日渐庞杂使得“部门科学冶的界定愈发困难,而“领域科学冶的提出,使得这一复杂的划分路径精简化,也为中国本土“国家安全学冶的学科发展开辟了新模式。 将中国的“国家安全学冶首先认定为一种“ 领域科学冶,而后才是一种“ 部门科学冶,即是为了“与时俱进地丰富国家安全学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内涵,正确把握国家安全的真实现状并制定合适的战略计划冶 [14] 。

　　3 “方法自觉冶:中国“国家安全学冶研究方法的觉醒

　　当今时代,方法论问题成为全球知识界所共同关注的命题之一。 由于“方法论作为一个哲学概念,通常是指以解决问题为终极目标的理论体系或理论系统冶 [15] ,因此,现代社会的复杂变迁,注定了三大科学体系的研究方法不可能一成不变。 实际上,对于尚处于学科发展初期的“国家安全学冶,研究方法的提升亦相当重要,数年前,就有学者认识到方法论问题对“国家安全学冶学科发展的恒久价值,他指出:“国家安全学作为一级学科,必须有明确的学科边界,有独特的对象和专门的研究方法冶 [16] 。 如同“问题导向冶 “规范集成冶一样,“方法自觉冶将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学冶学科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过往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门新兴学科在发育为“显学冶之前,亟需理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对于“国家安全学冶而言,亦是如此。

　　3. 1 移植与沿袭:中国“国家安全学冶的方法论格局 方法论是学科独立与否的重要标志。 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做支撑,中国“国家安全学冶的独立一级学科地位就难以维系。 回首既往的“国家安全学冶研究,学者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但从总体上而言,以 “散兵游勇冶为主,学科的主体性研究方法始终未能浮出水面。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安全学冶 研究方法,基本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为 1949 - 1978 年,主要采用的是传统的文献分析法,即“国家安全相关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向上主要集中在对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社会制度理论、国防理论、军事理论和国际战略理论的分析和阐述上,并未对国家安全的现实问题进行直接的、实证的分析冶 [14] ,第二阶段为 1978-2000 年,主要采用的是比较分析法,通过分析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使用的政策及其法律,进而为我国国家安全工作的开展汲取经验。第三阶段为 2000 年至今,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开始不断出现。 辛文、韩鹏杰等学者在《国家安全学理论视角下的西周国家安全思想研究》一文中即使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西周的国家安全思想进行考察,并论述了其对当下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14] 。 汪育俊等学者则对美国学者克莱茵的国力方程式进行了改造,并建立了适用于我国的国家安全方程式:“NS = ( C + E + M ) ·( S + G + N ) ·( LS + D ) 冶 [17] 。 刘江永等学者在采用政策分析法对传统安全形式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考察后,提出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变方向将是“多元一体冶,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冶,据此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学研究提出新的使命:为本国安全和全人类安全做贡献[18] 。 虽然这三个时期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完全相同,但是就整体态势来看,这些研究方法呈现出两大特征,其一,基本都是借鉴其他相邻学科中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继而带有鲜明的“拿来主义冶色彩, 其二,除却刘跃进教授等人在 2004 年、2010 年先后提出过与“国家安全学冶相配套的系统性研究方法外,其他大多数学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较为零散和碎化。 不论如何,围绕着“国家安全事务冶 这一研究场域,“移植冶与“沿袭冶成为了过往学者们所采用的主体方法论路径。 但是,从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来讲,不论是方法论层面的“移植冶,抑或方法论层面的“沿袭冶,都未能进一步催生“国家安全学冶 的专属性研究方法。 方法论层面的“移植冶与“沿袭冶,固然可以满足“国家安全学冶学科建设的燃眉之急,但是在现今其已经被列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仍需在方法论层面孕育出“国家安全学冶的主体性研究方法,使其成为科学认知“国家安全学冶的重要解码。

　　3. 2 求解“戴逸之问冶:中国“国家安全学冶的方法论确立 在上世纪 80 年代,当中国法学研究进入复兴期时,中国人民大学戴逸教授就发出感慨,并抛出“法学是幼稚的冶这一观点,此后,在社会科学领域,“戴逸之问冶被带入到所有面临成长困惑的新兴学科,同样, 对于目前被增列为一级学科的“国家安全学冶而言,同样需要回答“戴逸之问冶。 在近期“国家安全学冶被正式确立为一级学科的现实背景下,既往“国家安全学冶研究中所出现的研究方法应该向何处转向? 应如何转向? 这也就构成了中国“国家安全学冶 发展进程中的 “戴逸之问冶。 我们认为,若要推进“国家安全学冶的学科内涵与体系建构,首先需要从方法论层面进行挖掘, 从宏观角度确立“国家安全学冶的方法论体系,并从微观角度确立“国家安全学冶 的主体研究方法。 就此问题,刘跃进教授曾经多次表态,并初步构建出一套完整的方法论体系,他认为:“国家安全学研究既要运用一些普遍的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又要运用在其他科学领域已经成熟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科学方法,还要运用与国家安全学现状和任务相适应的一些独特研究方法冶 [19] ,“要重视运用哲学方法研究国家安全学,系统思维应当成为当代国家安全科学的重要方法冶 [20] , 我们认为,刘跃进教授的观点对于日后中国“国家安全学冶的方法论转向无疑具有启迪意义。 参照系统论的原理,中国“国家安全学冶的研究方法应至少包含两个层级,第一层级为宏观层级,在这一层级上,尤其应凸显普遍性的哲学研究方法,这是因为:“从学科性质看,国家安全学在总体上不仅需要讲究科学性,而且还需要讲究人文性,要做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因为既具有科学属性,也具有哲学属性,是国家安全科学与国家安全哲学的统一体冶 [20] ,就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学冶研究而言,尤其应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学科发展的指导意义,这也同时符合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的坚持总体安全观和可持续安全观。 第二层级为微观层级,在这一层级,应着力培育“国家安全学冶的专属性研究方法,即系统分析与评价方法,这种方法渊源于系统论,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实现对国家安全系统各个方面的可视化研究, 并对国家安全体系进行评估、规划与设计。 将系统分析与评价方法作为国家安全学的主体性研究方法,即可在微观方法层面区别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其他相邻学科。 当然,在具体研究方法层面, 为了达成对国家安全学的多维解析,在秉持系统分析与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应同时推广数理分析、比较分析、历史分析等既有研究方法,从而实现学科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如同“国家治理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外交等许多方面,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其核心构成要素冶 [21] ,在实现“方法自觉冶的进程中,中国“国家安全学冶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其核心构成要素,“未来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范式指导下,加强理论研究冶 [22] ,并且以系统分析和评价方法为主体工具,一并配合其他多样化的辅助工具,寻求一条乡土社会安全再到中国社会整体安全的演化理路,从而超越单纯的个案研究,回应有关国家安全的整体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