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摘 要：以 2010—2017 年中国 A 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 logit 模型，考察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从军经历正向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且该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融资约束会弱化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高管从军经历能够弥补地方环境监管的不足，即地区环境规制越弱，高管从军经历对于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刘钻扩; 王洪岩， 软科学 发表时间：2021-07-30

　　关键词：从军经历;绿色创新;企业性质;融资约束;环境规制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受到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绿色创新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首要发展理念。企业作为绿色创新的行为主体，不仅需要外在因素的推动，还需要企业内部资源、创新能力和高层管理者的支持。高管在企业绿色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凭借领导特质、环境承诺和参与度，有效地增强内部激励，提升员工的环保意识和企业的环境绩效[1]。

　　由高阶理论可知，管理者早期经历的异质性会影响其认知结构，进而导致不同的管理风格和决策偏好[2]。已有较多研究表明从军高管在企业管理中展现出强烈的道德感和偏好风险等特质，对公司治理、技术创新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3,4]。随着绿色发展理念和环境政策的推进，从军高管所在企业必然会涉及绿色创新的决策，且军人这一独特的职业背景所形成的思维模式和管理风格势必会影响其决策结果。那么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的绿色创新影响如何，企业性质、内外部环境的不同是否会产生异质性效果?

　　本文在上述问题的引导下，基于高阶理论，以 2010—2017 年中国 A 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从军高管的个性特征，探究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一方面丰富了有关管理者从军经历的研究，为进一步分析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为企业实现绿色转型、高管团队选聘提供了参考，对解决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退伍军人就业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1.1 文献综述

　　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和高管从军经历的经济后果两个方面。

　　1.1.1 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

　　绿色创新是指企业在工艺创新及组织管理中避免或降低对环境伤害的行为。鉴于绿色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和环境改善的重要作用，学者们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关于企业绿色创新的动因研究主要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外部动因的研究主要包括环境规制、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压力等[5,6];内部动因的研究主要包括企业内部资源、创新能力等[7,8]。自高阶理论提出后，管理者的早期经历和个性特质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Amore 等[9] 通过构建准自然实验，得出高学历 CEO 会表现出更高的环境意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能源效率。Arena 等[10]的研究表明，具有傲慢特质的高管会过度依赖自己的看法做出决策，高估绿色创新项目成功的可能性，从而增加企业绿色创新投入。

　　1.1.2 高管从军经历的经济后果

　　高管从军经历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背景，在影响高管道德行为和风险偏好方面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探讨。道德行为方面，Benmelech 和Frydman 的研究表明，具有从军经历的 CEO 拥有强烈的正直感和责任感，不太可能参与公司的欺诈活动[11]。从军高管在军队中形成的强烈道德观念还会约束其自身的违规行为，更多地关注公司的合法利益而非谋取私利[12]。风险偏好方面，赖黎等研究发现,具有从军经历的高管会倾向选择高风险的融资行为，其战略更为冒进，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13]。也有学者认为从军经历会让高管决策更为保守且规避风险，导致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显著下降[14]。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和高管从军经历的经济后果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但现有文献仍有不足之处：第一、现有文献局限于探究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单一因素，鲜少研究组织内外环境的异质性。第二、现有关于高管从军经历的研究大多关注企业绩效方面的影响，鲜少涉及其行为背后对环境和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影响。第三、关于高管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缺乏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鉴于此，本文基于高阶理论，从技术和管理两个层面，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且进一步分析了企业性质、内外环境的异质性影响。

　　1.2 理论分析

　　1.2.1 高管从军经历、企业性质与绿色创新

　　根据高阶理论，管理者是有限理性的，从军高管的特质能够通过对企业自身能力和环境压力的解读深刻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选择。从绿色技术创新方面来看，受过军事技能训练的退伍军人，会表现出更低的风险规避[15]，进而减少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问题。从绿色管理创新的方面来看，军人拥有更强的适应和应变能力，这一特质有利于从军高管在公司运营中主动创新组织结构和过程管理系统，优化资源配置，为绿色管理创新的成功奠定基础。并且具有从军经历的高管在经营管理中会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动机和利他偏好[16]，主动增强对环境监管的支持作用，促进企业资源向绿色发展方向倾斜。

　　长期军事素养的训练，还会培养从军高管长远的战略眼光。使其在面临公司决策时更全面地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压力和消费者的绿色偏好，注重长期利益，进而增加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并且从军高管具有较强的政策感知能力，会通过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帮助企业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17]。因此，面对同样的环境政策压力，从军高管将会更主动地培育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绿色形象，以增强对政府环境监管的回应。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a：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H1b：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绿色管理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此外，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认知逻辑和禀赋能力上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不同的绿色创新偏好[18]。相较于民营企业的经营目标，国有企业还负有落实国家政策、提高人民生活福祉等政治任务和社会目标，这通常会挤占企业的绿色创新资源。并且国有企业高管的决策倾向于满足政治期望，寻求政治晋升[19]。因此，国有企业高管更愿意选择短期内能获益的项目，从而放弃回报周期长的绿色创新投入。相较于国有企业的身份优势，民营企业则面临着更严格的环境监管和竞争压力，期盼通过绿色创新来减轻企业的环境压力和获取竞争优势。因此，从军高管的特质在民营企业中能够得到更大的发挥，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2a：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H2b：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1.2.2 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由于绿色创新的高风险、信息的不对称性，即使面对强大的制度压力，企业仍缺乏开展绿色创新的动力。基于资源基础观，企业对组织内外环境的响应程度取决于它获取资源的能力。融资约束的放松可以通过降低资源获取成本和分散风险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例如：Grazia等的研究表明，通过获得外部融资和政府补贴缓解了融资约束的公司，其绿色创新意愿更强[20]。反之，当企业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时，更愿意追求有形资产，而非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变革等无形资产。这种资产配置的扭曲会削弱企业对绿色创新的投入，导致其更差的环境绩效[21]。

　　因此，融资约束的放松能够增强从军高管实施绿色创新的意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3a:企业的融资约束能负向调节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

　　H3b:企业的融资约束能负向调节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作用效果。

　　1.2.3 环境规制的情境作用

　　在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中，政府的环境监管会对企业的绿色行为产生强大的影响[22]。当企业处于环境规制较强的地区，无论高管是否具有从军经历，更严格的环境监管都会导致投入要素的价格提高和环境成本的增加，迫使企业采用绿色创新来解决问题[23]。企业会产生强烈的动机进行绿色创新，来减轻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支出。反之，当企业处于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更多的企业会选择 “搭便车”的行为，他们更愿意成为绿色创新的模仿者，而不是先行者。但是所处环境的改变，不会轻易磨灭长期从军经历所塑造的内在道德品质和个性特征。因此高管从军经历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发挥。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4a:企业所处地区环境规制越弱，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H4b:企业所处地区环境规制越弱，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 2010 年环保部出台了一系列环保政策，企业环保意识逐渐增强。因此，本文以 2010—2017 年中国 A 股上市企业为初始样本，为提高数据的有效性及严谨性，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2)剔除年度内被 ST 和 PT 的上市公司;(3)剔除相关研究变量严重缺失的公司。最终获得了 8560 个样本观察值，其中国有企业 4232 个，民营企业 4328 个。高管从军经历数据根据 CSMAR 数据库中“高管个人简历”手工获取，并通过媒体工具进行补充。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绿色管理创新数据来自于国家认监委官方网站，环境规制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公司层面其他数据均取自 CSMAR 数据库。所有连续变量均采取 1%到 99%的缩尾处理，以排除极端值的干扰。

　　2.2 变量设定

　　2.2.1 被解释变量：绿色创新

　　鉴于绿色创新的性质，本文将其分解为绿色技术创新( GTI )和绿色管理创新( GMI )。 GTI 以企业是否拥有绿色专利为衡量标准。企业的绿色专利通过《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中的 IPC 分类号和企业名称为关键词来获得，拥有一项或多项绿色专利则 GTI 为 1，否则为 0。GMI 通过企业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或 GB/T24001 认证)来测度。若当年度的上述认证有效，则 GMI 为 1，否则 GMI 为 0。

　　2.2.2 解释变量：高管从军经历

　　本文依据高阶理论，并结合中国企业所有权的划分，以董事长和 CEO 职位代表公司高管。当董事长或 CEO 具有军队或军校经历时，高管从军经历( Army )取 1,否则为 0。

　　2.2.3 调节变量：融资约束

　　本文参考Hadlock 和Pierce 的研究，用 SA 指数的绝对值来表示融资约束( FC ) [24]。 SA 指数表达式为： 2 SA Size Size Age = 0.737 0.043 0.04     。其中 Size 为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值， Age 为企业成立年限。 SA 指数的绝对值越小，表示企业的融资约束越高。

　　2.2.4 情境变量：环境规制

　　本文采用企业所在各省市污染治理实际投资额的对数来衡量环境规制( ER )强度，根据样本中环境规制的均值，将样本划分为弱环境规制和强环境规制两组。

　　2.2.5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选择参考相关文献，控制了如下变量:公司规模( Size )、经营活动现金流( Cfo )、总资产收益率( Roa )、财务杠杆( Lev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Share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独立性( Out )、企业存续时间( Lage )、行业( Ind )、年份( Year )、地区( Region )。为了减少高管个体效应对结果的影响，本文还控制了高管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 1。

　　2.3 计量模型

　　本文从绿色技术创新( GTI )和绿色管理创新( GMI )两个层面探究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且考察企业性质的异质性影响，以及融资约束( FC )的调节效应和环境规制( ER )的情境作用，构建以下模型进行相关检验。

　　主效应模型： GTI Army Size Cfo Roa Lev Share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 0 1 , 2 , 3 , 4 , 5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8 , 9 , 10 11 , 12 Board Out Lage Gender Age Ind i t i t i t i t       13 14 , Year Region i t (1) GMI Army Size Cfo Roa Lev Share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 0 1 , 2 , 3 , 4 , 5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8 , 9 , 10 11 , 12 Board Out Lage Gender Age Ind i t i t i t i t       13 14 , Year Region i t (2)

　　调节效应模型： GTI Army FC Army FC Size Cfo Roa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 0 1 , 2 , 3 , 4 , 5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8 , 9 , 10 , 11 , 12 Lev Share Board Out Lage Gender i t i t i t i t i t           13 , 14 15 16 , Age Ind Year Region i t i t (3) GMI Army FC Army FC Size Cfo Roa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 0 1 , 2 , 3 , 4 , 5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8 , 9 , 10 , 11 , 12 Lev Share Board Out Lage Gender i t i t i t i t i t           13 , 14 15 16 , Age Ind Year Region i t i t (4)

　　由于 GTI 和 GMI 均为二值变量，故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检验。模型(1)中，如 1   0 且统计显著，表明 Army 对 GTI 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否则为负向的抑制作用;模型(2)中，如 1   0 且统计显著，表明 Army 对 GMI 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否则具有负向的抑制作用。为了检验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在模型(1)、模型(2)的基础上分别加入 FC 以及 FC 与 Army 的乘积项构建模型(3)和模型(4)。企业性质和环境规制的情境作用均在模型(1)、模型(2)的基础上进行分组回归，以验证假设 H2 和假设 H4。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 2 呈现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Army 的均值为 0.029，意味着具有从军经历的高管在上市公司中所占比例不足 3%。GTI 的均值为 0.126，GMI 的均值为 0.429，说明相比于绿色技术创新，我国企业更愿意进行绿色管理创新。表 2 显示高管从军经历( Army )与绿色技术创新( GTI )和绿色管理创新( GMI )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初步验证了 H1a 和 H1b。除了企业存续时间与融资约束的相关系数高于 0.6，其余各主要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均低于 0.6，表明模型中变量不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表 3 呈现了主要变量分组描述统计结果，得出从军高管所在公司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水平均明显高于无从军经历高管所在公司，但从军高管所在公司的融资约束明显高于无从军经历高管所在公司的融资约束。

　　3.2 实证结果

　　3.2.1 高管从军经历、企业性质与绿色创新

　　H1 和 H2 的结果如表 4 所示，其中(1)、(2)为全样本回归结果。Army 与 GTI 和 GMI 的回归系数分别在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具有从军经历的高管所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会得到显著提升，即从军经历所塑造的高管特定的价值观和决策偏好，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支持了高阶理论关于管理者特质对企业行为影响的假说。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 H1a 和 H1b。从企业性质分组回归结果(4)、(6)来看，在民营企业样本中， Army 与 GTI 和 GMI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从回归结果(3)、(5)来看，在国有企业样本中 Army 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表明高管从军经历能够正向促进民营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对国有企业则没有显著效果，假设 H2a 和 H2b 得以验证。这一结果说明国有企业的政治任务和制度环境会抑制从军高管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民营企业所承受的环境和市场压力，会促使其经营目标与从军高管的决策理念高度契合，从而强化从军高管的绿色创新偏好。

　　3.2.2 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如表 5 所示，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 Army FC 的系数在模型(2)中显著为正，在模型(4)中为正但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在高管从军经历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但对绿色管理创新没有调节作用，假设 H3a 得到验证，拒绝了 H3b。原因在于，相比于绿色管理创新，绿色技术创新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受企业资金的约束程度更高，并且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阶段性的特征，不同阶段对资金的敏感度不同，需要企业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因此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时，资金对高管绿色技术创新决策的限制越小，进而强化了高管从军经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

　　3.2.3 环境规制的情境作用

　　表 6 为环境规制的分组回归，可以看出只有当地区环境规制较弱时，Army 对 GMI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所在地区环境规制越弱，高管从军经历对于促进企业绿色管理创新作用越大，假设 H4b 得到验证，拒绝了 H4a。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由企业追求利润的动机所决定的。当企业处于强环境规制地区，会通过兼顾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来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进而减轻环境监管的压力。而弱环境规制会使企业更注重财务绩效，放弃绿色管理创新，去选择能够直接转化为企业盈利能力的绿色技术创新，导致企业绿色管理创新不足。但是对于从军高管来说，即使在环境监管较弱的地区，仍会坚守初心，其特质能够得到更有效地发挥，通过进行绿色管理创新来弥补环境监管的不足。

　　3.3 稳健性检验①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①倾向得分匹配法：本文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以避免样本自选择问题，控制相关变量按照 1:4 的匹配原则，采用最近邻匹配方法匹配对照组，再次进行回归检验;②工具变量法：鉴于遗漏变量可能对主要结论造成内生性干扰，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其中工具变量参考权小锋等[4]的处理方式，选取地区从军氛围作为高管从军经历( Army )的工具变量;③高管从军经历的重新测度：为了排除高管从军经历( Army )的变量测度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以高管团队内部成员是否有从军经历来重新测度，即当高管团队内部成员有从军经历时记为 1，否则为 0，然后进行回归处理。通过以上检验，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文基于高阶理论，以 2010—2017 年中国 A 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 logit 模型，分别从技术和管理两个层面，实证检验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从军经历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在企业性质层面，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受到国有企业政治任务和制度环境的约束，民营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程度相对更高。从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来看，融资约束能负向调节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即企业的融资约束越低，从军高管所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程度越高;从环境规制的情境作用来看，高管从军经历与地方环境规制在促进企业绿色管理创新方面存在互补的关系，表现为地区环境规制越弱时，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越显著。

　　4.2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①本文从微观高管从军经历层面研究企业绿色创新问题，拓展和丰富了对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范畴。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宏观层面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而高管个体微观层面的影响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②补充了高管特质对不同绿色创新行为偏好的相关理论研究。现有关于高管特质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研究往往只关注绿色技术创新，本文通过引入绿色管理创新这一变量，揭示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不同绿色创新行为的差异影响;③本文从管理者早期经历出发，深入探讨和分析从军经历对管理者道德动机、风险偏好等心理行为的影响，并结合内外环境差异，探究了其对企业绿色创新决策的影响，完善和丰富了高阶理论。

　　4.3 实践启示与未来研究展望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得出以下启示：①绿色转型企业在管理层选聘和人才培养中，应该将个人早期经历纳入到考量和评价范围内，通过聘用有高道德水准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从军高管来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另外企业还可以通过调整融资约束来影响从军高管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响应程度，以便实施的绿色创新更加适合企业战略目标与经营状况;②政府在对退伍军人的安置上可考虑其对绿色发展的作用，尤其在环境监管较弱的地区，为促进军人到企业管理者的角色转变提供积极的政策支持。通过为即将离开部队的军人提供管理岗位就职的预培训，打造更加便捷的军营“就业直通车”，设立退伍军人创业孵化基地，对其进行环保知识的培训，从而使得退伍军人转变为企业高管后更有效地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

　　本文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仅检验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关于二者之间的传导机制以及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做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