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连宣抚司署家具艺术特征探析
摘 要：实地调查孟连宣抚司署现今遗存的30余件家具，对其艺术特征展开分析与研究。发现孟连土司家具在整体风格、形制、材料和装饰等方面呈现出独有的特征，同时，在家具文化特征上也呈现多元融合、并存不悖的特点。孟连宣抚司署家具的特征反映了特定时期孟连地区的土司文化，是在中央集权的背景下，以土司为主导逐渐形成傣族文化、汉族文化以及南传佛教文化为一体的现象。该种现象作用于家具之中，见证了孟连土司的发展与演变，是研究该地区土司文化不可多得的例证。
本文源自卑立松; 黄圣游， 家具与室内装饰 发表时间：2021-07-27
关键词：孟连宣抚司署;土司;家具;艺术特征
在中央王朝土司制度的推行与影响下，孟连形成的土司文化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历史书籍记载，即使在中央大一统的背景下，孟连土司除了对朝廷承担赋税和征发之外，孟连的内部事务基本上不受朝廷的干预，传统的文化、宗教、风俗和语言等一概不变。家具作为土司府内日常的生活用具，不仅是土司文化的象征，更是土司生活的真实写照。
1 孟连宣抚司署及其家具的遗存现状
1.1孟连宣抚司署概述
傣历六百年左右，勐卯地区的土司死后，兄弟因相互争权位造成内乱，于是导致勐卯傣族的大规模南迁，在南迁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片处女地，傣族的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开辟新地，人们将这个地方叫做孟连，傣语中译为寻找到的好地方[1] 。现存的孟连宣抚司署于1871 年重建，1919年建成，位于孟连县城西娜允傣族历史文化名城之内，被称为现存最完好的傣族王宫。它具有汉傣合璧的建筑特征，是孟连土司权利的象征，也是土司生活的中心。孟连宣抚司署的建筑外观形态借用传统汉式衙署形式，彰显着土司的崇高地位和统治权威，而建筑的内部空间适应了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傣族的生活习惯，保留传统傣族建筑的空间形态特征。
1.2孟连宣抚司署家具
根据司署的建成时间以及具有较高辨识度的遗存家具外观，可以判断这些家具应该属于清末民国年间。从家具的风格类型上看，孟连土司家具可以分为傣族家具、汉族家具以及佛教家具三种类型。孟连宣抚司署中留存的家具30余件，主要有床榻、竹席、宝座、靠背椅、八仙桌、案、经书柜、梳妆台、祭祀桌、竹桌、竹凳、轿辇、柜子和神坛等家具形制。根据实地调研，孟连宣抚司署家具的遗存与保存状况良好，家具整体完整、表面装饰清晰可见，部分破损家具则以复制品的形式展出。
2 孟连宣抚司署家具的造型特征
2.1多元融合的整体风格
由于孟连地理位置良好、物产资源丰富，不仅受缅甸和十二版纳傣族的觊觎，更是受到土属地区其他少数民族的反抗[2] 。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孟连土司为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依附中央政权，臣服于当时的统治者[3] 。至此，打通了孟连与中原、缅甸等地的交通，同时也为汉族势力的融入敞开了大门。孟连地方逐渐强盛，过往商客良多，佛教的传入也对土司以及该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重大影响。就现存的孟连宣抚司署家具来看，其整体风格上展现出多元化的现象，既有清新自然的傣族家具，又有端庄大气的中式家具，还有神秘奢华的佛教家具。司署内土司们使用的竹家具，整体形制与云南民间傣族家具一致。傣族家具是傣族人民在长期历史生活经验中，总结制作的便于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家具，没有复杂的装饰，就地取材，属于典型的田园风格家具。端庄大气的中式家具在整个建筑的多个空间中保存。正厅内土司所使用的宝座，金碧辉煌，装饰奢华，是佛教家具典型形制。
2.2民族特色的家具材料
孟连在封建时期是傣族、佤族、拉祜族、僾伲族共同聚居的少数民族职权地，以当地傣族为最高统治者[4] 。傣族虽然是因为内部纷争而迁至孟连，但由于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使得傣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得以继续传承。孟连宣抚司署的遗存家具，从材料上主要可以分为竹木家具和实木家具两大类，其中竹木家具的数量较多，至少有20件竹编家具，以各种的形制和功能充盈着司署的空间，服务于土司的日常生活。尽管土司制度和藏传佛教给傣族人民的思想观念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但竹材料在家具上的应用已经成为傣族人民的传统，并且深深扎根于傣族人民的生活之中。
2.3丰富多彩的家具形制
孟连宣府司署是军政一体的地方统治机构，家具作为其中的生活器具，以物质形式将历代孟连土司的生活起居、军政活动、生活习惯以及观念情趣呈现出来。土司作为该地区的最高管理者，与中央建立直接联系，在思想上会更加主动地接受汉文化，在生活方式上也会模仿汉族人民，将属于汉族传统的家具形制搬至司署内，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例如靠背椅、八仙桌、案桌等形制，摆放于孟连宣抚司署土司生活的会客厅之中。除了传统佛教家具神坛、榻、宝座等家具形制外，更有以佛教家具和佛教建筑造型特征为原型设计的梳妆台摆放在司署的厢房之中(图1)，供土司夫人使用。随着孟连政教合一制度的施行以及汉文化的传播与输入，孟连土司家具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传统竹编家具形制，但零星出现的佛教家具形制和汉式家具形制却成为孟连宣抚司署中的亮点。
2.4形散神聚的家具装饰
孟连宣府司署家具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在装饰上既保留傣族家具经典装饰，又将中式家具与佛教家具的典型装饰尽显其中。傣族传统竹编家具竹圆桌、竹凳等将竹篾进行弯曲、环绕、排列组合等系列操作，在家具上形成简洁优美的装饰。靠背椅、八仙桌、抽屉桌等家具，采用束腰马蹄、券口牙子等中式传统家具的结构装饰，也采用雕刻镶嵌等方式将“喜上眉梢”等具有祈福寓意的纹样装饰在抽屉桌上。宝座、经书柜、梳妆台等佛教家具，在装饰上采用金漆将二方连续的几何、植物花卉纹样漏印出来，这种金水漏印的装饰工艺是傣族佛教典型代表之一[5] 。孟连土司在注重家具装饰的同时，结合多种装饰手法还原孟连宣抚司署的生活习俗、审美观念以及宗教信仰，具备双重效果，满足其在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得到精神上的慰藉。
3 孟连宣抚司署家具的文化特征
3.1傣族的竹文化与实用主义
尽管孟连宣抚司署建筑形制与汉式衙署相似，区别于傣族传统的干栏式建筑，但孟连土司家具中仍然有一部分保留着传统傣族的家具形制。就现存的孟连土司家具而言，具有传统傣族特色的家具形制有床(又称地铺)、竹圆桌、竹凳、土司出行轿辇、供桌等，这些家具体量矮小、方便移动、使用便捷，符合傣族人民崇尚自然、简洁的心理。在傣族竹编家具中，竹材被更加深层次的利用，在展现傣族文化的同时，呈现出傣族人民的生存智慧和审美情趣[6] 。孟连宣抚司署的竹编家具将傣族竹文化与家具的功能、装饰、结构等结合在一起，达到功能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以挑、压、编为基础的竹编家具编制技法将傣族家具传统经典的装饰纹样呈现出来。值得关注的是孟连宣府司署中摆放的土司出行轿辇，该轿辇通体使用竹材，利用多竹条合并的形式建立起轿子的结构，并且将设计的竹编装饰纹样穿插于轿子的整体结构之中，提升了轿子整体坚固性和美观性，展示着傣族的竹文化早已经深入扎根于孟连土司的物质和精神之中(图2)。
孟连傣族土司作为混合多种少数民族上层阶级群体，一方面利用傣族家具最为传统、原始的方式向土民展示着傣族席地而居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也向土民彰显傣族在孟连地区的统治地位。从宣抚司署中现存的床(又称地铺)的形式、装饰、以及排列摆放上，可以看到孟连傣族土司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观念。傣族的床，又称地铺，在住房地面搭地成台，以竹席包裹，并用蚊帐隔开的传统家具形式被孟连土司世代传承。看似简单、粗犷的地铺，却蕴含着傣族人民的生活哲学[7] 。从司署床的摆放朝向上来看，可以发现人在睡觉的时候都是头朝向屋里，脚朝向门的方向，地铺摆放和枕头的朝向均为一个方向，这其中暗藏着一家人之间心相连的傣族卧室习俗和传统。两个相连的地铺前挂着的红色蚊帐，虽为复制品，但依然可以清晰辨别出，这是属于傣族新婚夫妇的床铺。因为在傣族只有新婚夫妇的地铺前才可以挂有红色蚊帐，寓意幸福美满(图3)。
3.2中原的儒家文化
孟连处于我国的边境地区，在土司制度建立之前，孟连地区的人民与汉族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孟连城建立的时间是傣历651年，也就是在元朝元世祖在位期间，孟连便设立建制，直至明朝永乐年间，孟连土司才依附于朝廷。在元朝到明朝这段时间内，在勐卯王的压迫下，孟连土司不断地通过战争维护自己的领地，直至明朝三征麓川后，彻底击败勐卯王，统一了云南西南的傣族地区，孟连土司为提升自身的地位，选择依附于中央王朝。永乐二年，孟连第三代土司的儿子刀派罕带着银子、象牙等贡物到京师朝贡[8] 。永乐四年，朝廷设“孟连长官司”官居正六品，隶云南都司，赐冠带、印章、任命刀派送为长官。至此之后，孟连这个小王国便成为明朝的土司官员，受到土司制度的制约。在单一的体制下，孟连土司主动向中央王朝朝贡以及中央王朝对土司的随意回赐，维持着“礼尚往来”的和合关系，孟连社会与汉族社会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汉文化在此过程中无限的传播与发展。
孟连土司自归顺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之后，不仅使用汉姓接受汉文化，还主动学习儒学，传承汉文化。在孟连地区，最先汉化的必然是土司阶级，土司将汉族的家具艺术引入到土司家具之中，将其与傣族家具放置于同一个空间之内，显示出孟连傣族土司的权威。这一点可以从土司家具的形制与装饰以及陈设上发现，在司署中摆放一套典型的中式会客家具(图4)。靠背椅和抽屉桌的形制是清末民初年间，中原传统家具的典型样式，靠背椅的背板上应用铜钱纹样做装饰，抽屉桌也应用束腰、横枨等传统家具结构装饰。在两椅一桌的配套家具的右边，则是供奉佛祖的勐神神坛，神坛下还摆放着傣族竹制供桌，供桌上放有贡品、签盒等供人朝拜，求签解惑。中轴对称摆放形式是儒家思想中以中为尊等级观念的体现，然而受南传佛教的影响，孟连宣抚司署的建筑和家具布局，并无严格的对称可言，更多的是自由与灵活。在宗教思想浓厚的情况下，孟连土司将传统中式家具与勐神神坛摆放在同侧位置，由此可见孟连土司文化的融合现象，以及对汉文化接受度和认同度较高。
3.3外来的宗教文化
位于滇西边境的孟连宣抚司署，与缅甸接壤。公元1493年，孟连地方强盛，过往商客很多，传闻缅甸盛行佛教，长官司派4个人前往勐安瓦(缅甸古都，上座部佛教地)，将佛经和佛像引入到孟连地区。南传佛教在孟连传播的过程中，土司逐渐认识到宗教在政治上的积极作用，由此在孟连社会中大肆宣扬南传佛教为政治服务。孟连土司政权机构直接控制宗教机构，宗教机构设置与政权机构设置模式一致，都遵循着由上至下的层级关系，使宗教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孟连曼竜寨的社会情况调查中，其土地关系中存在着佛寺田这一类型，由当地贫农和中农挑种，头人收租，租谷用于佛寺开支。孟连傣族的封建习惯法中记载着许多关于个人修行和宗教例律的说教，例如“向那些佛多的人看齐”“懂经书要肯传授给别人” “想富裕要多赕佛”“想当神仙要建七座佛山”等[9] 。
政教合一制度的施行，不仅促进了地方文化交流与发展，更为孟连政治局势的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该制度随着孟连土司的继承与发展，早已经融入到土司生活的方方面面[10-11] 。孟连宣抚司署中展出的土司生活器具中便有许多与覆钟式佛塔相似的描金漆盒(图5)，这种上小下大的喇叭形状是东南亚佛塔的典型特征，随着南传上座部佛教一同传入孟连[12] 。更引人注目的是司署中一座被称为宝座的床，该床的形制与中国传统家具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榻相似[13] (图6)。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人们由席地而坐转为垂足而坐的过渡期，这种生活方式变革便来源于佛教家具的影响，当时在中原地区，“榻”是佛教人士打坐修行的主要用具[14] 。而土司宝座与传统的“榻”存在一定的区别。土司宝座装饰华丽，将连续的几何纹、莲花纹、卷草纹等佛教代表性的装饰纹样，以金水漏印的方式，应用于土司宝座的表面装饰之中，既满足土司对宗教信仰的追求，又凸显了土司的雍容华贵[15] 。
4 结语
由于战乱等历史原因，孟连宣抚司署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随着土司学研究内容逐渐扩大，土司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受到社会重视，孟连宣抚司署的家具得以保存与恢复，现遗存30件左右，属于清末民国时期家具和现代仿制家具。孟连宣抚司署家具的艺术特征是孟连土司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缩影，尽管孟连土司一直由傣族担任，但其家具却并非以傣族为主导，而是汉族、傣族和佛教共存的现象。从司署家具的造型特征上看，有傣族民间传统的竹编田园风格家具，中式传统家具和佛教家具。装饰上有傣族传统竹编的几何纹样，也有源于汉族“喜上眉梢”的动植物纹样，更有佛教典型的卷草纹、莲花纹等。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孟连土司在一代代继承下形成的。孟连土司为巩固自身的统治特权，主动依附于中央政权，在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主动接受汉文化，发展经济，同时借助南传佛教的宗教势力，稳定政治局势。孟连宣抚司署家具呈现出傣族文化、汉族文化以及佛教文化“三足鼎立”的特征，是文化交流与民族团结的重要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