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态话语的哲学观及对外传播

　　提 要：“海洋生态环境”是我国提出的相区别于国际社会通用的概括性词语“海洋环境”的全新概念，其新增“生态”一词表明，我国更加注重从生态系统的视角关注海洋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体现我国的生态哲学思想。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应当运用生态话语展开分析，注意社会生态话语中的参与者角色，在术语翻译中要注重生态哲学观的构建，其有助于揭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意义。 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理念的对外传播中，传播主体要在对文字进行翻译的基础上，注重体现国家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同时把握对外新闻翻译要点，既要体现中国特色，也要做到能够被国际社会所理解与接受。

　　本文源自黄玥; 韩立新， 外语学刊 发表时间：2021-07-14

　　关键词：海洋生态环境;中国特色;国际生态话语;生态哲学观;生态语言学;对外话语传播

　　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内容上涵盖中国对外话语实践过程中的建构( 生产)、翻译( 再生产)、话语传播(消费)3 个阶段(司显柱 2020：1)。我国提出“ 海洋生态环境” 的完整概念，即“ 建构”，将其用适当的生态话语转述成英文供国际社会了解，即“翻译”，随之在不同国家间传播以进一步强化我国在国际海洋话语体系中的作用。

　　1 生态语境下“海洋环境”向“海洋生态环境”的转变

　　海洋生态系统是全球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影响着全球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安全。 与国际社会通用的概括性词语“海洋环境” 不同，“海洋生态环境”结合我国特殊国情，具有现实性意义。从目前的文献看，“生态” 的含义用得比较宽泛，几乎所有与“环境”有关的问题都可以联系到生态，因为“生态学”基本的含义就是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 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黄国文 2016：11)。 我国提出的全球性“海洋生态环境” 治理( Marine EcologicalEnvironment)中通过新增“生态”，将原本的海洋环境范围加以限制，生态环境较之宏观的环境一词更加注重从生态系统的视角关注海洋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海洋生态环境源于海洋生态价值，海洋生态价值主要体现在海洋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 海洋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与大陆相连接，海洋中的渔业资源可以供给大陆，反之，大陆人类活动产生的陆源污染及海上船舶产生的油污染等均会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影响。 因此，海洋与大陆是密不可分且相辅相成的整体，人类在关注陆地污染的同时，也应关心与陆地相连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

　　其次，该词源于我国的生态哲学理念。 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均把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中， 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地位，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以建设美丽中国，这包含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2019年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 的概念与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相呼应，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是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 的必要条件。 “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可推动构建国际海洋新秩序。 作为一种新型海洋治理观，它彰显出中国政府基于全球视野，对世界及中国发展的战略判断和对人类整体前途命运的重大关切。

　　2 海洋生态话语的哲学观

　　2. 1 生态话语中的参与者角色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具有多学科属性的新兴学科，旨在通过生态话语和行为分析彰显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借以促进生态环境的和谐以及语言之间和方言之间的和谐等(王文斌 2021：4)。 生态语言学通过理论框架的建构来揭示和解释人类在赖以生存的自然与社会文化等生态环境中实施的是何种语言行为( Steffensen， Fill 2014：20)。 生态语言学界较为一致地认为，语言即反应也可以巩固或建构人与生态的关系(李淑晶 2021：87)。有学者提出，生态语言学研究中包含 4 种 “ 生态”，即自然生态、社会文化生态、符号生态和认知生态。 这 4 种生态均涵盖于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Steffensen， Fill 2014：7)。 自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生态的思考( ecological thinking) 和生态的理解(ecological understanding)成为普遍采纳的思维方式， 从生态的角度探讨问题已成为 21世纪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 的 重 要 趋 势 ( 王 诺2006：37)。 实践中，从生态角度描述语篇语气系统不仅需要考察小句语气类型， 还需将其与语篇讲述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责任等要素联系起来(张瑞杰 何伟 2018：99)。 因此，“海洋生态环境” 的翻译不仅要基于词语本体，还应结合我国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要素。

　　生态语言学主张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摆脱为谋求人类自身利益而开启科技主导自然的思维及行为模式(Goatly 1996：537)。 在任何生态系统中的各类生态因子皆为彼此区别、独立又相互影响、制约的有机要素(何伟 马宸 2020：26)，人们使用语言时应给予非人类生态因子以更多的关注，提升它们在话语中的存在度。 将该主张类比于海洋生态环境，即，在海洋环境自然生态话语确立时，人、海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在阐释“海洋生态环境”的意义时，人们应有意识地提高对海洋内部有机生命体及自然界无机环境的关注程度和感知程度。 例如，海洋渔业资源、海洋微生物藻类资源等，使这些非人类生命体和物理性要素参与者充当话题主位，这类话题主位越多，话语的生态性也就越强。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参与者角色可分为生命体和无生命体，人类与海洋环境中的生物、微生物资源都属于生命体范畴。 生命体包括“人类生命体参与者”，无生命体包括动植物及微生物等在内的“非人类生命体参与者”。 而无生命的参与者角色可细分为“社会性要素参与者”和“物理性要素参与者”，其中前者指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以及它们的衍生物或产品，例如，国际社会为海洋环境治理作出的政策性因素;后者指自然界本身存在的因素或条件，如地形、气候、水土、原始矿产资源等。 通过对参与者角色进行细分更有助于厘清“海洋生态环境”的概念。

　　此外，对该术语翻译时也应注意社会生态话语中的参与者角色主位。 “社会生态”相当于 Ste⁃ ffensen 和 Fill 提出的“社会文化生态”，主要指因人为因素而产生的关于经济、政治、科学、文化、人口结构、传统习俗等社会环境( 马世骏 王如松1984：1)，而非生物学、地质学等所关注的自然环境。 我国有许多政治性术语译成英文时多关注 “社会文化生态”，所以对词语要进行政治性选择。 如“海洋命运共同体”，国内外媒体都译成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 ChinaDaily)，这里用 maritime 而非 marine. 虽然 mari⁃ time 和 marine 都表示海洋的人为属性，如地图测绘、历史研究、法律制度等，且在实践中对于“海洋资源” 既可以用 maritime resources，也可以用marine resources， 但“海洋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理念和构想，通常归类于抽象事物的范畴，因此使用 maritime 而不是 marine 作为形容词。 可见，在对于该概念进行衍生解释时也要注重社会生态属性的构建。

　　2. 2 海洋生态环境中哲学观的构建

　　除上述参与者角色主位外，理解“海洋生态环境”还须生态哲学观的构建。 生态语言学是一个跨学科研究，分析语言生态特性时需要特殊的生态思想和理念指导。 生态哲学观是一套为追求生态和谐与生态平衡的系统性、个性化的哲学观(Drengson 2008：3)，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就是在国际社会传播生态哲学观的过程。 何伟、魏榕(2018：28)提出的“多元和谐、交互共生” 的生态哲学观表明语言对国际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 生态哲学观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不仅能反映社会生态系统，也能反映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需要，其框架下的生态话语分析有助于揭示各类话语的生态意义。 从生态语言学视角看，对话语进行语言学分析，可以揭示话语背后的识构及话语者所持有的生态哲学观(黄国文 陈旸 2016：56)。由此可见，任何生态学概念都包含或共性、或特有的生态哲学观。

　　生态哲学观根植于社会和文化背景中(Naess2002：101)。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依赖于我国特有传承的“知行合一” 哲学观与“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世界共通哲学观。 “和谐”不仅在儒家、道家和墨家等学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肖刚 2006：48)，而且是中国外交新篇章的主旋律 ( 黄庆2012：46)。 “多元和谐”是国家之间的静态维度， “交互共生”是国家相处的动态维度，“共生”是一种过程， “交互”，即“交流互动” 也是一个过程(Wendt 1999：21)。 “多元和谐、交互共生”有助于维护国际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推动国际社会的生态化，从而促使人们成为具有生态意识的“生态人”(黄国文 2016：60)，促使国家变成具有生态意识的“生态国”，进而促使国际社会成为具有生态意识的“生态国际社会”。

　　“知行合一” 哲学观是我国“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核心理念，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需要贯彻该哲学观。 在初始意义上，“知”表示人类对道德的认知;“行”是指实践中人类对道德的践行。 后世也将这对辩证统一关系延展至道德以外的其他知识领域。 延伸至生态领域，为生态系统的建设，我国确立了一体化、知行并举和高标准 3 个目标。虽然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建设的知行合一哲学观已有深厚的基础，但“海洋命运共同体” 哲学观的建设仍处于初始状态，政策概念体系和战略实践体系很不完备，未来目标是进一步推动海洋领域的跨学科交流、跨部门协调、跨界别合作。 海洋生态环境的知行合一观念是完成由“中国倡议”转为“国际共识”、 “中国担当”到“国际责任”、 “中国推动”到“国际共建”、 “中国标准” 到“国际规则”、 “中国道路” 到“国际秩序” 的 5层转化。

　　3 海洋生态话语的传播

　　我国是海洋大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致，“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表明中国愿将自身海洋事业的发展充分融入到世界海洋发展的潮流中，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国际化传播也须遵循该理论的具体实践。

　　3. 1 对外话语传播中的生态语气

　　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首先要注重传播主体对于文字的翻译，这类传播主体包括政府、媒体等。 Halliday (1994 / 2000：69)指出， 言语交际主要有陈述、疑问、命令和提供 4 种功能， 并主要由语气系统体现。 在一般情况下，陈述由陈述语气体现，疑问由疑问语气体现，命令由祈使语气体现， 提供则由多种语气体现。 在国际社会宣传我国特色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概念时，应当注重运用不同语气系统来增强概念的传播力度。 就国家立法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共计140 个小句， 其中包含“应” “应当” “禁止” 等祈使语气的小句多达 93 个(占全文 64% )，如“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应当合理开发” “公民应当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等(张瑞杰 何伟 2018：102)。 由此可见，通过这类祈使语气的小句，国家立法更能突出区分禁止性规定与义务性规定，以达成对主体的管理，也更能显示国家政府层面作为主流传播者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态度。 在媒体层面，由于媒体新闻报道具有传播、宣传、示范、教育等作用，随着生态环境逐渐为人们所关注，主流媒体也增加对生态问题的关注。 相较于国家权威机构的语气构成，主流媒体多使用陈述语气，用于描写生态现状、介绍生态知识、法规、宣传国家生态政策、报道生态相关行为等，潜移默化地让受众理解保护生态的重要性，而非使用祈使句的命令语气。 通过对这些重要的传播群体，如政府、媒体等话语语气进行生态解读，能够便于社会认识到生态意识传播的过程。

　　3. 2 对外新闻翻译要点

　　我国在海洋生态治理领域想要成为诸多国家之中的引领者，必须要形成与我国迅速提升的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其首要任务便是构建既有鲜明中国特色又能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对外话语体系，尤其是在我国提出区别于西方国家“海洋环境”的“海洋生态环境”全新理念的现今。

　　第一，由于海洋生态环境是我国提出的全新概念，我国明确自身立场自然是以领导者兼首要传播者等身份对该概念进行对外传播。 第二，要明确“说什么”，要了解和研究受众的需求与爱好。 实践中，我国特殊政策的对外翻译一般按照先产出中文概念在国内进行传播，在国内传播有一定成效后再将该概念翻译成外文进行对外输出。 而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受众文化意识” 得到进一步强化，受众并非仅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对外翻译需要 “把握受众，张扬自身的文化优势;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引导受众，确立文化规范;同时，依托受众，展示自身的文化价值” (戴宇立1999：75)。 对外新闻报道的受众，其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均有所不同，结合我国对外翻译“先中文，后译成英文” 的惯例，在对外翻译时应当尊重受众的语言风格，做到“内外有别”，在内容选择、重点、顺序等问题上，既要包含我国的特色，又要考虑受众需求。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已经得到世界认同的今天，我国正在传播由“人类命运共同体”向细节延伸的“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国际社会也在关注我国的政策衍生理念，若是仅翻译表面的意义很难让外国受众理解，因此在对外翻译时要考虑受众需求，在突出概念提出者的同时，对概念进行润色分析。第三，要围绕“怎么说”做文章，认真思考在“说” 的过程中如何组织语言，从而实现预期的目标(司显柱 王敬 2019：92)。 由于西方新闻与中国新闻本质上有所不同，西方新闻重视“冲突性、趣味性和情感性”，中国新闻则重视“宣传功能，新闻价值取向上更重视重要性、显著性，并将重要性置于国计民生、国家安定等政治伦理的判断中” (杨义容 2011：114)。 通过综合运用增述、删减、编写、转述、合并等手段对原文作变通翻译(司显柱 赵艳明 2019：106)，使外国受众在对外翻译中更易了解中国的诉求。 对外翻译要求译者不断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努力做到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

　　4 结束语

　　本文略述在对外翻译“海洋生态环境” 这一全新概念时需要注意的要素，在此基础上构建生产—再生产—消费的生态话语分析模式，并提供大国话语传播的理论框架。 通过对参与者角色类型进行分析，结合生态哲学观，对该新理念进行生态及政策性解读， 希望能为我国成为海洋大国及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领导者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