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

　　[摘 要]《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学著作,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理论意义。 历史虚无主义者以显性的可见文本直接比对的方式,蔑称《实践论》《矛盾论》为国内外哲学著作的抄袭与翻版,进而否定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此操作方式集中呈现于对《实践论》《矛盾论》的非科学、非历史地解读。 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揭穿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虚假性、材料使用上的不正当性和解读模式的非科学性,并在此基础之上深度透视认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本文源自王晓峰， 东岳论丛 发表时间：2021-07-14

　　[关键词]毛泽东哲学;症候阅读;历史虚无主义

　　《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不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结晶,也是毛泽东总结和阐发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理论著作。 “两论” 的提出,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实现了从农民包围城市的革命实践到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理论实践的辩证过程。 然而正是由于“两论”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两论写作背景复杂性、概念术语的模糊性和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性等特点,学界关于两论历史地位的评价再次出现了争议①。 “两论”抄袭说、雷同说甚嚣尘上,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定位和评判“两论”的核心关键词。 从根本上来说,历史虚无主义是教条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体。 历史虚无主义者关于“两论”的评判,同时也是教条主义主导下的简单对照式阅读方式对于“两论”文本解释的越界和对于文本自身历史性、价值性维度的遮蔽。 因此,必须要明确阅读和学习“两论”的方法论和阅读模式的重要性,借助于症候阅读及其与文本直读辩证结合的方式,实现文本自身和文本阅读过程中的历史和逻辑、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进而重新审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一、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观点与态度

　　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是教条主义,具体表现为以“两论”为核心的简单对照式阅读模式以及关于毛泽东本人历史评价的否定性研究模式。 这种以“去政治化”为目的而展开的关于两论的学术研究通常带有一定的、潜藏着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评判,并在关于部分争议文本的解读过程中采用一种显性的、简单的、粗糙的文本直接对比阅读模式,其目的是将毛泽东的核心哲学文本定义为对他人作品的抄袭与翻版,进而否定毛泽东本人的人格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作出两论“抄袭改写论”和“雷同翻版论” 的否定性论断。

　　(一)历史虚无主义的否定对象:《实践论》与《矛盾论》的真实性

　　《实践论》《矛盾论》的产生具有时代性和历史必然性,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与具体实践的哲学思考和深刻总结。 直接地来看,“两论”又是与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①。 第一, 从实践上来看,20 世纪20 年代到30 年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既无法像西欧一样依靠工业化大生产去培养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工业无产阶级,也无法像俄国革命一样以工业相对集中的大城市为基础进行武装暴动去夺取全国政权。 第二,从理论上来看,马恩的经典论断以及俄国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间事实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罔顾中国实际,教条地应用马恩经典已经造成了党内思想的混乱,并使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遭受了一系列重大挫折与损失。 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任务要求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革命态势加以深入考察和深度透视。 因此,“两论”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与实践价值。

　　“两论”是理论与实践相互统一的杰出作品,更是毛泽东关于自身理论与实践的一次深刻总结与提升。 丰富的阅读量和阅读史是毛泽东得以进行理论创新的基础。 埃德加·斯诺曾说:“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②毛泽东的阅读并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曾谦称自己“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③。 因此,“两论”在中国政治史、哲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价值,尤其是备受国内外无以计数学者关注的《矛盾论》,几乎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形式的里程碑”和“关键的转折点”④。

　　正是因为“两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国外学者也尝试从“两论”中去寻找和探源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理论地基。 然而,因为国外学者隐含的政治立场以及对于“两论”文本的不熟悉,部分国外学者比如阿瑟·科恩就曾提出,“两论”是解放后著作的命题。 另一方面,部分国外学者更是从简单的对照式阅读方式出发,认为“两论”的原始版本是对苏联教科书和李达《社会学大纲》等文本的抄袭。 因此,关于毛泽东哲学研究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必须重视“抄袭改写论”和“雷同翻版论”这两个重要观点。

　　(二)“两论”与苏联作品的关系问题之误判:历史虚无观之“抄袭改写论”

　　历史虚无主义关注的第一层次是“两论”与苏联教科书之间的理论联系。 “抄袭改写论”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大篇幅地抄袭和改写了苏联 30 年代的哲学教科书,而没有增添新的理论要素。 因此,“两论”根本不是毛泽东哲学的理论创新,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作品。 从这个维度出发,他们既否定了“两论”的真实性,也进一步否定了毛泽东哲学的合法性。 从文本依据来看,历史虚无主义者认为,毛泽东在撰写“两论”之时主要是参考并抄袭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哲学教科书,进而从形式与内容双重维度挪用了教科书中的核心要素和理论体系建构方式⑤。

　　“抄袭改写论”的问题在于文本考据的失真与还原主义逻辑。 必须指出,苏联教科书构成了毛泽东思考哲学问题的重要理论场域之一,但是其并不构成毛泽东进行理论创作的唯一边界。 根据尼克·奈特的考证,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阅读过《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著作,更阅读了相当多的马恩原著,其中包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并为此做了大量的笔记和批注,仅在研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之时就“有将近一万两千字的批注”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全兴教授指出:“在 1936 至 1937 年 7 月间,毛泽东系统地发愤读书(尤其是哲学),总结经验,在理论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②。

　　单纯地从文本考据出发,并不能还原毛泽东写作“两论”的原初语境。 与此相反,单纯的文本考据却往往会采用一种超历史的还原主义逻辑并得出关于作品和作者本人“去历史化”的否定性结论。 美国学者、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 Schram)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毛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讲演……相当大的部分,尤其是开始讲的那几章,几乎是不加掩饰地抄袭苏联的材料。”③除此之外,波兰学者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也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以及它们各种起源、发展和瓦解》一书中指出:“毛的两篇哲学论文———《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一种对他所读过的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大众化与简单化的解说。”④很明显,施拉姆和科拉科夫斯基在关于“两论”的历史性定位的问题上出现了还原主义的错误。 准确来说,他们通过文本的考据注意到了毛泽东著作中的理论线索,但是在还原主义的逻辑下却忽视了著作背后的历史性场域。

　　(三)“两论”与国内作品的关系问题之误读:历史虚无观之“雷同翻版论”

　　历史虚无主义关注的第二层次是“两论”与其同时代相关作品的理论联系。 “雷同翻版论”认为,毛泽东的“两论”是毛泽东关于国内三本重要哲学著作———《社会学大纲》 《大众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⑤的整合而不是毛泽东自身的理论创新。 除此之外,他们也试图从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的著作入手,论证在“两论”的写作过程中陈伯达的理论立场对于毛泽东理解哲学问题的潜在性影响。

　　“雷同翻版论”的问题在于缺乏支撑性的文本依据并存在大量抽象的、平面化的理论预设。 《社会学大纲》《大众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集中体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哲学界的理论水平,但是并没有任何文本依据可以证实毛泽东抄袭抑或请陈伯达代笔。 从现在可以公开的文献资料来看,毛泽东撰写“两论”的过程比较复杂,其中既有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也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思想以及毛泽东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理论之间相互碰撞所构成的合力。 我们从《毛泽东书信集》的研究中发现,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集政治家、革命家、哲学家、文学家和诗人于一身的历史巨人,与他善于和同时代的众多思想家进行交流与对话分不开⑥。

　　“雷同翻版论”试图去预设一个抽象的、平面化理解的毛泽东形象。 在这样的命题结构之中,毛泽东似乎只能以一个纯粹政治家的身份出现。 从这个角度出发,必然会得出毛泽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去进行哲学写作的错误结论。 然而问题在于,抽象化的理论预设明确地与历史发展的真正进程不符。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更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特理论创新的哲学家。 长征结束之后,毛泽东不仅有时间、更有能力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去总结和提升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 也正是在兼具政治家和哲学家双重身份的前提之下,毛泽东才有能力在实践的基础之上与国内外的思想家进行理论上的双向互动。

　　综合透视以上两方面的“抄袭说”,其讨论的核心实际上并不在于“抄袭”的内容,关键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采用的方法论。 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即在于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他人思想的翻版、改写或模仿,持此论者所看到的更多是形式层面上的某种“雷同”,而对于隐藏在白纸黑字背后的丰富思想及其存在的价值维度却无力加以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和阐明。 因此,深入把握“两论”的内在理论逻辑结构,尽可能地穷尽文本的真实意蕴,就必须超越表层的话语形式,从单纯的“文本直读”转向 “文本直读”与“症候阅读”相结合的科学阅读模式。

　　二、“两论”争议的实质———阅读模式的冲突

　　一定的阅读模式决定了一定时期文本展开的深度和广度,更决定着文本背后历史性维度的敞开。直接地来看,单纯性的“文本直读”仅能确证表面上的文字信息,而只有积极引入“症候阅读”方法,才能透过文字与符号的表层叙述逻辑切入其背后的深层问题式,从而避免作出诸如“抄袭说”“翻版论”等简单论断。

　　(一)“证据陷阱”与“碎片化逻辑”———“文本直读”历史性维度的遮蔽

　　文本直读的基础和前提是关于文本自身历史性维度的悬置与主体的介入。 “证据陷阱”和“碎片化逻辑”出现在主体阅读过程中关于文本自身内容的切割和转换。 因此,这种以私人的阅读背景和心理经验推动下的文本直读必然会出现关于同一文本材料相互矛盾的论断。 相关学者认为,“证据陷阱”即 “在看似客观存在的、代表中立性与客观性的‘证据’ (即经验对象)面前,由于主体‘审视证据方法’的差异,面对同一‘证据’往往会达至截然不同的结论”,这就意味着从“证据审视”层面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也即两种“证据审视”———依据显性的文字编码证据与穿透直观证据深入其本质———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①。 从归根结底意义上说,“直读”模式中的“证据陷阱”的产生不是因为文本解读者偏离文本太远,而是恰恰相反,文本解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太近,甚至在这种解读模式中,主体的过分介入已全然陷入到文本的文字与符号堆中无法抽身出来,导致他们对文本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文本对现实实践的指导意义以及文本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启发等多个维度视而不见。

　　“证据陷阱”的背后隐藏的是关于一定时期历史性维度的“碎片化逻辑”。 这种“碎片化逻辑”的问题在于其孤立、静止、零碎地思考文本与文字本身,忽视了深藏于其中的思想理论的完整、系统、延续的图景,特别是忽视了文本所特有的问题意识和内容层次的重要性等级。 在《矛盾论》中,单就“矛盾同一法则”而言,毛泽东的“矛盾论”显然意味着“对立统一规律”在重要性上明显高于“否定之否定”以及 “质量互变”规律,而在苏联教科书中就没有这样的认识②。 实际上,毛泽东甚至曾断言不存在所谓的 “否定之否定”。 这就意味着“矛盾论”的存在并非如苏联教科书以及相关译文那样停留在理论文本表层逻辑,而是呈现出了毛泽东自身思想的强大创造力和生命力。

　　文本直读中历史性维度的缺失是其本质性的缺陷。 “两论”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不从宽广的历史性维度出发去透视 20 世纪初国内外的历史环境及观念的变迁与发展状况,就根本无法对文本加以正确解读和认知。 因此,在不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的情况下武断地对“两论”加以解读和诠释,便很难把握住其中的精髓,更难以将其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呈现出来。 实际上,在中苏建交初期,受中苏友好关系的影响,苏联学界对“两论”给予了极大关注并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实践论》的“作者全面地考察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论证和发展了每一个原理”①,《矛盾论》是“杰出的、深刻的、有重要价值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卓越贡献”②。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上世纪 60 年代,苏联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对“两论”作出历史虚无主义化的否定。 因此,仅仅抓住这种前后不一致乃至前后矛盾的解读与评价,忽略和漠视其中的历史性线索,去单纯地否定“两论”,是一种非历史、非科学的解读模式。

　　非反思性地对“两论”进行文本直读,是历史虚无主义“抄袭改写论”和“雷同翻版论”命题产生的根源。 总体来看,历史虚无主义既忽视了文本的深层次内容结构,也忽视了文本内在思想价值的延展性, 更忽视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延续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人们的思想与认识的深刻变化,从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形式直读与对于文本非法性地过度解读。 因此,重新审视和回顾“两论”的目的,就在于将其核心价值及思想原创性从形式化、平面化的文本直读中进行解蔽与探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我们在解读“两论”之时应当积极借鉴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所提出的一种深入认知思想家作品的阅读方法———“症候阅读”。

　　(二)“症候阅读”:探源“两论”的深层问题式

　　“症候阅读”是由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的独特阅读模式,其目的是透过文字的表象去探源文本内部的深层问题式。 在阿尔都塞看来,所谓的历史真实以及文本的全部意蕴“不可能从它的公开的语言中阅读出来,因为历史的文字并不是一种声音(Le Logos)在说话,而是诸结构中某种结构的作用的听不出来、阅读不出来的自我表达。”③因此,就需要一种能够超越文本字面意义束缚的阅读方法——— “症候阅读”方法。 阿尔都塞说:“所谓症候读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④以此为基础,阿尔都塞非常强调阅读模式自觉的重要性:“逐一的进行‘症候’阅读,即系统地不断地生产出总问题对它的对象的反思,这些对象只有通过这种反思才能够被看得见。” ⑤也就是说,非反思性地进行文本直读,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是关于文本自身深层问题式的曲解,文本的深层信息只有借助 “症候阅读”的方法才能逐一呈现。

　　文本内部的深层问题式是以历史性维度为基础,指向文本所未直接表述、语言文字未直接呈现的逻辑结构和价值取向。 国外学者之所以在理论上难以进入“两论”所关涉的内在时空场域,不仅仅是他们采用了一种抽象的、平面的文本直读,更在于他们缺乏一种历史性的维度即只是将“两论”当作是单纯的文本而不是毛泽东在文本背后所指向的实践智慧与辩证法问题。 这就像国内学者所指出的,抄袭论的最大问题就在“将思想的建构过程及其本质内涵简单化,……将思想视为由概念、词句等因子简单堆积的产物,是上述因子量的积累和形式上的简单编排,而忽视了概念、词句背后所深含的理论架构与本质逻辑”⑥。 尽管在毛泽东与苏联教科书中存在着许多相似的文字表达内容,然而苏联教科书的语境中存在的意义并不存在于中国现实环境下的《矛盾论》中,其意在表达的东西也并不完全等同于毛泽东的《矛盾论》。

　　因此,对《矛盾论》的科学解读,既要重视苏联教科书和国内作品中处于显性状态的表层文字逻辑, 又要深刻地意识到潜藏在表层文字逻辑背后的深层问题式。 只有如此,《矛盾论》中毛泽东原创性要素才能够积极呈现且受到重视与认同。 实际上,强调“两论”的原创性以及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的声音并不是国内学者孤立地发出的,而是由国内外众多学者在获得基本认同和认定之后得出的研究结果。 杰姆逊指出:“在 19 世纪 50、60 年代的法国,毛泽东的《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是很大的,是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①,其中的原创性与对推动现实革命实践的重要性非传统苏联教科书所能比拟。 诺曼·莱文在认真考察这一著作时也曾指出:“毛泽东没有简单抄袭斯大林教科书体系的基本观点,真正影响毛泽东的不是斯大林的教科书体系,也不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而是列宁的《哲学笔记》 。”②高度肯定毛泽东的《矛盾论》这一代表作的阿尔都塞更是指出其复杂性与原创性就在于指出了“矛盾与矛盾之间、各矛盾方面之间存在的支配关系” ,“这种支配关系是矛盾的基本关系”③。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抄袭论并没有深入到毛泽东在“两论”中指称的深层问题式,而只是停留在文本的表象。

　　(三)科学文本阅读模式:“文本直读”与“症候阅读”的辩证结合

　　“文本直读”与“症候阅读”是学习和研究“两论”的科学阅读模式。 实际上,“直读”恰恰奠定了“症候阅读”的基础,而“症候阅读”则是在“文本直读”基础之上进一步重构对作品的表层逻辑结构的认识。国内学者就以“文本直读”的方式对比过“ 《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 ” 、《矛盾论》以及苏联教科书《辩证法唯物论教程》④。 《矛盾论》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确实是受到苏联教科书的影响,甚至也有部分错误看法的继承。 譬如,看待“否定之否定法则”部分时的一些思考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毛泽东本人的修正与删除。 总体来看,版本之间的删节与增补体现出了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关于同一问题的思考和认知模式的变动。 重视“文本直读”就是在坚持文本序列系统性的基础之上,为“症候阅读”建立扎实的文本考据功夫。

　　“症候阅读”法,超越了对文本的简单解读与思考,而是将其表述放置于特定的理论空间及时代背景之中,这就需要借助更多的理论作品与时代作品以拓宽理论视阈,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认知与审视。就理论积淀与创作背景而言,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就能够看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明显具有深厚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根基,特别是在对朴素辩证法的认知与把握上,结合了中国历史的经验发展规律, 能够更加深入浅出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与理论,而这些则是苏联教科书和其他很多理论著作所不具备的。 除此之外,就时空背景而言,中国近代发展史与特殊性极其显著的革命史,以及毛泽东本人经历的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现实体验与深刻总结,也都包含在毛泽东对相关问题的深度思考与认识之中,这就摆脱了党的其他领导人所犯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命令主义等错误,更加科学而有效地认知并改造现实。 正如许全兴教授所言:“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只要把《实践论》 《矛盾论》与上述三本苏联哲学教科书有关部分相比较就不难看出,无论在体系上还是在内容上,毛泽东同志都依据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了理论上的创造”⑤。 毫无疑问,没有这种基于现实考量的理论创造性,就不可能有如此惊人的理论效应和对现实实践的强大作用力。

　　综上所述,正如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 》一书中所提出的那样:“要把毛泽东于 1937 年写的《矛盾论》看作政治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结构的反思描述” ,而非“单纯的‘概念化’ ”⑥。 从经典文本的阅读方法与观察视角的转换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以“抄袭论”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是一种以还原主义逻辑为核心的简单对照式阅读模式。 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对文本的解读过分地依赖文本本身,忽略了文本背后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理论渊源;另一方面,他们更忽视了历史性维度对于中国现实的解释力与改造力。 因此,科学地阅读“两论”必须将“文本直读”与“症候阅读”辩证地统一起来,才能理解“两论”文本与现实实践之间历史的具体的统一。

　　三、以“两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与价值

　　以“两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复杂的整体结构,其中既包括苏联教科书及国内译者的影响,也有毛泽东自身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思考。 因此单一地以文字和用词结构的相似性去指认“两论”关于苏联教科书的抄袭,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于文本思想背后深层问题式的遮蔽。 毛泽东一向拒斥用机械主义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不仅是国内众多学者所公认的, 亦是为包括尼克·奈特在内的不少海外学者所注意到了的①。 因此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揭穿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虚假性、材料使用上的不正当性和解读模式的非科学性,并在此基础之上深度认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一)历史虚无主义的误判: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创造性与系统性的忽略

　　历史虚无主义者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最大的误读与误判就在于他们忽略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造性与系统性。 我们在重新解读和思考毛泽东哲学思想时,要正本清源,辨清毛泽东本人的哲学思想与其他思想的诸多细微差别乃至本质差异。

　　第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建立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之上的理论创造性转化。 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深入地研究和探索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问题。 在“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上,毛泽东不仅深刻地指出了矛盾特殊性对于理解矛盾结构的重要性,更将对立统一规律定义为理解辩证法问题的核心和基础,超越和批判了教条主义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倾向。 在改造世界的方面,毛泽东更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了一大步。 毛泽东将这一命题丰富和拓展为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两个重要的维度,而且在实践层面对主观世界的改造给予了极大重视。 由此可见,忽视“两论”文字背后承载的历史价值即引导革命方向与成功实践的经验事实,不仅与文本的事实不符,更与现实历史发展的进程相违背。

　　第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基于“多元”理论资源的把握、吸收与改造基础上的理论系统性转化。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理论结晶。 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因素,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清晰地表达出来,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新的活力与生命力。 正如台湾学者刘季轮所言:“毛泽东是在他自己的一套符号系统中,来重新运用这些词句的。 语句依然,但它们的位置、它们的作用、它们的意涵,都必须重新加以考释。”②因此,“两论”文字的背后并不是一个平面化的语义系统,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 毛泽东在行文过程中引用的各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成语、典故、事例的内涵与外延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因此,不从系统化的视角审视“两论”的文本,就无法读出毛泽东文本的内在意蕴与深层问题式。

　　第三,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建立在丰富历史资源之上的与现实革命运动紧密相连的理论的要点性转化。 要点性转化是指摆脱文本具体内容的束缚与制约,既是对于前人思想精髓与重点的精准把握,又是对时代主题与历史任务的准确定位。 无论从理论文本中加以考察,抑或是从其实践层面加以透视,都不难发现毛泽东本人对于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持有极为强烈的批判与否定的态度。 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却认为毛泽东的“两论”是一种教条主义式的抄袭与翻版。 准确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苏联的教科书以及《社会学大纲》等书目,毛泽东都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与问题意识去加以精心阅读。 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他本人对于他性文本中所提出的具体结论与原则并没有立刻形成刚性的理论定式,而是将更多的精力聚焦于对内容形式背后的理论要点和内容核心的把握和借鉴,将这些最能够与中国现实相契合的“动力论”要素、方法论精髓进行思考与要点化,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审视问题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二)重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价值与理论贡献

　　以“两论”为核心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是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中国革命实践的重大理论总结。 理论是实践的前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就在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 毛泽东本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谈到过:“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①。 尽管施拉姆对于“两论”文本的考据存在误判,但还是对毛泽东的理论贡献给予了最高的评价:“毛泽东关于矛盾问题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②。 这就意味着,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解读与评价,必须重视其理论贡献、实践贡献以及理论贡献的后续效应。

　　第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核心理念。 无论是《实践论》还是《矛盾论》,其背后反映的第一个价值理念就是实事求是。 毛泽东将实事求是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命题在更宏观的理论视阈中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在哲学的高度上“彻底地打破了对辩证法的教条主义的理解”③。 很明显,毛泽东的核心关怀、阅读旨趣以及理想信念都在于运用科学的思想尤其是借助暗含于其中的方法论精髓去认知中国的国情,把握社会历史潮流涌动的方向,以深刻认识和改造中国的现实,服务于现实的革命实践。 因此,实事求是的理念与精神,在毛泽东那里,无论从理论的吸收与创造维度,还是从对实现实践的分析、驾驭与指导维度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毛泽东哲学思想奠定了科学的唯物论基础。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是“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④。 也即是说,要获取对现实革命局势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就必须在理论的高度上,既要彻底地批判机械唯物主义的“投降论”,也要彻底地批判唯心主义的“速胜论”,为中国革命奠定科学的唯物论基础。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多次强调实践的第一性原理,并用生动形象的实例去指出实践关于理论、理论关于实践的双向互动联系。 在毛泽东看来,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问题绝不是从实践到认识的简单对接过程,而是一种互动与互嵌的复杂关系。 如毛泽东自己所言,社会实践“就是检验理论与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 ⑤。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实践本身就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更是唯物主义立场在认识论领域的展开。

　　第三,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矛盾观。 矛盾是辩证法的核心,通过列宁的《哲学笔记》,毛泽东间接地读到了黑格尔的矛盾理论。 除此之外,阿尔都塞和诺曼·莱文等国外学者更是试图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毛泽东的矛盾理论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加以诠释学意义上的阐发。当然,对毛泽东的矛盾理论建构而言,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于黑格尔的批判性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新理论分析模式。 我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到,在《矛盾论》中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创造化、系统化、要点化,较为充分地体现出毛泽东哲学抓住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区分出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的重要性。

　　(三)再探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与意义

　　将毛泽东哲学思想放置于当代中国重新加以透视和诠释,特别是将其放置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节点和伟大历史方位,不仅仅是简单地将深藏于毛泽东的实践与文本的思想观点与方法论精髓加以挖掘和阐释,而是要将其中的真正对当下社会发展有益的“动力论”要素加以提炼,并使之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某种非替代性的思想启发和精神动力。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引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实践。 尽管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乃是“前工业化”和“前现代化”的时代,但他的理论与实践的诸多探索却始终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最终目的。 他甚至试图走出一条异质于西方资本主义所走过的道路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为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更重要的是,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使命。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实践作风,认识到事物发展本身的过程性以及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的历史性,以全新的实践改造原有的主观认识,进而推动新的实践,更要避免因实事求是精神的丧失而使实践指导思想教条化和主观化。

　　第二,坚持矛盾分析法,分析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关于矛盾分析的方法是理解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要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在科学地继承了毛泽东矛盾分析方法的前提下,我们不仅抓住了发展生产力这一主要矛盾,更积极地发扬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理念与策略,强化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主性与能动性。 应当指出,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会面临各种风险挑战。 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更需要遵循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正确处理不同类别,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分清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以便于将其加以正确处置,维护好社会的安定、有序与和谐。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机与活力,仍需要继续坚持和发扬毛泽东哲学思想,推动其在新时代持续不断地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