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隔到融合：空间视角下城市“混合社区”的多元治理

　　摘要：城市“混合社区”是当前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一种空间变迁与重组的特殊社区类型。地缘与业缘不同的群体骤然间共同生活在一个社区，因而滋生出较为严重的空间区隔与排斥现象。其主要表现为： “屋”以类聚的社区物理空间分隔，“人”以群分的社会阶层分殊，群体认知与行为模式差异所导致的心理空间区隔，传统生活与现代时尚对撞所造成的数字鸿沟等。基于此，城市“混合社区”多元治理的空间路径是：以“区域化党建”促进居住空间的社会融合，以“五社联动”激活混合社区的社会基础，以“三治融合”促进心理空间的有机整合，以“智慧综管”架起数字鸿沟的服务桥梁。

　　本文源自吴宗友; 丁京， 云南社会科学 发表时间：2021-07-13 20:19

　　关键词：混合社区;空间区隔;空间融合;空间重组

　　“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②。社会治理最小且最具体系化的单元就是广大基层社区。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政府和市场主导下的空间重组浪潮正在史无前例地改变着城市空间结构。冠以城市新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称谓的新城建设，导致原先“亦城亦乡” 的城乡结合带空间格局被彻底改变，甚至许多村落被“连根拔起”。大量农民“洗脚上楼”成为新市民，大量外来人口在此购房落户或租房居住也成为新居民;与此同时，大量老城区人口因为新区的产业优势、交通便利、环境宜人等因素而纷纷购房移居于此。这种现象催生了与“撤村并居”这一空间重组相伴的大规模“混合居住”的社会景观——“混合社区”。地缘与业缘不同的群体共同生活在一个社区，进而出现“屋”以类聚的居住格局、“人” 以群分的阶层意识、认知与行为模式的分歧、传统生活与现代时尚的对撞等一系列空间区隔问题，社区各类矛盾较为突出。那么，如何因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出现的空间区隔现象，促进城市新区基层治理走向善治，实现社区空间治理要素的有机融合，构建起和谐有序的“社区共同体”，最终促成“以人民为中心的社区治理”落地、落实，就成为当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迫切任务。

　　一、城市社区治理的空间视角

　　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一定的空间中展开和持存的同时，本身又作为空间实践、空间事件塑造着空间①。因此，以空间视角分析与理解诸多社会现象不仅能将社会的宏观变迁与微观变化有机结合，还能将社会整体的结构性与社会主体的能动性相互关照，更全面、系统地透视各种社会现象。

　　20 世纪初期，为解释和寻找美国都市社会秩序的内在逻辑，“芝加哥学派”以芝加哥城为研究对象，首开城市社区空间研究的先河，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罗伯特·E. 帕克(Robert Ezra Park)、伯吉斯(Burgess)等，他们将都市研究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创立了城市人文生态学。亨利·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基于对前资本主义时期“绝对空间”、资本主义时期“抽象空间”和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差异空间”的构想，将不同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与不同社会空间的当下状态相对应，从本体论视角对城市空间的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进行分析，开创了日常生活异化与现代化的空间生产理论②。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则以更加广阔的理论思维与学科视角揭示了资本三重循环与社会关系在空间中的特殊规律，并提出时空压缩、时空修复、空间正义等重要论述③。爱德华·W.苏贾(Edward W.Soja)对空间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建构出“社会—空间辩证法 (socio-spatial dialectic)”的研究框架④。此外，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都市空间内在于社会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维度上，他同时提出 “流动空间”这一全新概念，以阐释网络社会信息技术的扩展对社会空间的影响。简言之，西方城市空间的社会学研究不仅蕴含着社会与空间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其互动机制，也高度重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必然造成社会群体间的区隔和排斥。

　　近年来国内学者逐渐聚焦空间治理研究，刘祖云等对城市空间区隔进行了专门思考⑤。刘少杰认为，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发展、社会分化、网络交流和观念表现，在空间领域呈现出了复杂多变的现象，应当认真总结经典与当代空间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主客观的统一中把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网络空间和表象空间统合起来，开展空间社会学研究⑥。

　　而从空间视角对“混合社区”治理问题展开的讨论，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进路主要有两条：

　　一是空间重组背景下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型问题，主要探讨的是社会空间分异给社区居民交往带来的挑战，如江立华、谷良玉等认为农民工与市民混合居住的城市社区，在人口重组与社区转型过程中容易出现社区解组织化、新老居民利益关系紧张难协调、居民交往多重离散等问题⑦;于显洋、郭锡山等侧重研究村居“混合社区”治理转型等问题，他们认为村居“混合社区”治理路径是尽早实现农转居，让居委会完全替代村委会，以减少机构并置带来的治理低效问题⑧。

　　二是从空间角度探寻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如叶云、李兰馨提出，在新建混合社区中通过“公益创投”活动的嵌入，激活基层自治能力，培养居民适应居住空间转型的行为习惯，最终重构混合社区中的社会关系、公共精神、空间秩序、社区治理等方面的公共秩序⑨;邝良锋、程同顺等认为，顺利推动并进而实现“混合社区”的空间融合，需要政府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项目，以满足空间融合对社区公共资源的特别需求，在政府服务项目的支持下配备高素质和专业化的社区公共服务队伍，解决居民多元化服务需求的现实问题①。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混合社区”治理研究主要聚焦于关系主义视角下的社区秩序，对“混合社区”治理理念和行动策略进行了积极思考。但已有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是未将 “混合社区”的生成放置在特定的空间环境和条件下考察，对“混合社区”中的阶层分化、利益关系、群体认同、社会流动等方面的新变化未能深入分析;二是忽视了“混合社区”网络空间维度的思考，对网络空间深度嵌入地方空间的复杂性、挑战性、机遇性未予足够重视。

　　据此，本文基于社区治理实践，以 H 市滨湖新区 F 社区为例，深入探讨“混合社区”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多元治理路径。

　　二、城市“混合社区”的空间区隔化及其表征

　　本文所分析的 F 社区(街道级)成立于 2015 年 5 月，位于 H 市滨湖新区中部，辖区面积 11.8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 8 万人，包括省级政务中心办公区、生活区和景观区。该社区目前共有 18 个居民小区，其中有两个大型回迁安置小区，总人口近 4 万人，占全部人口一半左右。因此，F 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空间重组下的“混合社区”。在 2020 年 7 至 11 月和 2021 年 1 月至 3 月，笔者研究团队多次对该“混合社区”治理问题进行随机问卷调查;同时，运用半结构化访谈、体验式观察等研究方法，深入了解社区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难题——社区区隔。访谈对象分别为行政上分管 F 社区的区政府领导、F 社区(街道)主要领导及有关工作人员、社区能人、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社区工作者、社区普通居民以及物业公司负责人等，访谈人数超过 60 人。

　　在 F 社区，快速城市化虽然在空间形态上将此地原居民(主要是包括渔民在内的农民)和移入该社区的居民聚合在一起，但这种空间聚合只是物理性的，远未实现社会性的人际关系融合，更遑论文化融合。一方面，就农民群体而言，曾经“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田园生活被耸立的高楼大厦隔断，生活空间发生断裂，并被骤然压缩进回迁楼的狭隘空间中，这让“被城市化”的他们来不及适应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和异化的社区空间。另一方面，移入本地的城市精英群体追求高品质、高效率的生活空间，但是社区里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新市民(农民及渔民)竟占到人口的一半，两类人群的分异导致慕名而至的精英群体产生较为突出的不满甚至对抗情绪。空间重组背景下的 F 社区因而滋生了颇为严重的居住、社会、心理和网络等空间区隔现象，这给社区治理造成了严峻挑战。

　　(一)居住空间区隔：“屋”以类聚的社区物理空间

　　居住空间是指满足居住功能所占有的地理空间，它既包括土地、建筑物、道路系统、广场、配套设施等物质性要素，还包括居住区内的大气、植被、水系、地貌等环境因素②。在历史上，住宅及居住空间早已成为一种区分社会等级的标记和符号。《礼记》有云：“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正君臣…… 以齐上下。”③

　　在 F 社区，居住空间上的区隔现象主要表现在其外在的空间形态和空间品质上。F 社区商品房小区的楼型多为现代板式住宅，进深约 15 米左右，南北通透，便于采光与通风，而且户型方正，平面布局合理，各功能空间尺度适宜。通常而言，由于板楼的面宽充裕，因而户型设计更容易出精品。而 F 社区回迁房小区的楼型多为塔楼，每单元楼层的住户多为 6 户以上，因此数百户挤在一栋楼里，居住环境远不及板楼好，而且每层都会有部分住户的采光、通风、景观等条件不甚理想。此外，在居住空间封闭性和绿化植被上，商品房小区和回迁小区也存在显著差异。

　　居住空间的区隔还典型地反映在空间的市场价值上。商品房小区凭借优越的居住环境，不仅满足了居民对空间使用价值的需求，还滋生出经济资本动态累积的空间交换价值。比如，商品房小区房价偏高，均价在 30000 元 / 平方米，且拥有着较低的出房率和出租率。而经由征地拆迁安置于此的回迁房均价在 16000 元 / 平方米，出房率和出租率较高，这令回迁居民普遍有强烈的居住空间价值失衡感，并被外化为一种与商品房小区居民有着显著差异的身份标签。

　　(二)社会空间区隔：人以群分的阶层意识

　　正如爱德华·W. 苏贾(Edward W.Soja)所言“空间隔离的形式极为隐秘，地位的等级制度也往往具备隐秘性”①。换言之，社会阶层不仅容易在空间区隔中形成与固化，而且空间区隔也会影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交往意识。目前，F 社区居民总数约 8 万余人，原先即为本地户籍的居民与移居此处的外来居民比例近 1:1。外来居民的持续涌入已经让 F 社区从过去相对封闭的乡村走向更加开放的现代化都市新区。尽管在外表上已经难以区分“原住民”与“外地人”，但两个群体的从业形态、社会关系、风俗习惯、交往方式仍存在较大差别，从而在紧邻的地理空间区域内，原住民与外来人口逐渐形成了疏离化的社会空间，同一社区被形塑成典型的二元性社会。透过生活中两个群体各自的社会关系和群体间的现实交往，可以清楚地看到，F 社区的社会空间区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商品房住户与回迁房住户之间社会交往的互斥性。空间重组后，商品房小区与回迁小区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空间边界。占社区总人口近一半的农民(原住民)进入新社区，他们短时间内很难完全适应城市文明的内在要求，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层面均表现出农业文明与都市风尚之间的冲突。社区另一半人口由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为主，他们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有较为强烈的制度意识，追求都市生活品质，反对不守公共规则的社区行为。原住民与外来定居的都市精英虽共处于同一社区的生活世界中，但是社会交往却呈现出一定程度上“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

　　二是回迁房住户群体内部社会交往的离散性。农村俗语有云：“远亲不如近邻”，农村邻里是世代积累沉淀下来的社会关系，情感的维系多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即所谓的熟人社会。但是大范围撤村并居引发的空间重组，促使陌生或半陌生关系替代了原来的熟悉关系，原住民在城市新空间中流失了传统的“邻里”;加之都市生存压力的骤然加剧，生活节奏的突然加快，迫使回迁居民用于维系原有人际交往关系的时间和精力明显减弱，邻里依赖逐渐减少，离散性迅速增强。

　　三是商品房住户间社会交往的内倾性。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凭借多年打拼得以购置房产定居于此，职业稳定、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生活品质较为优越。“朝九晚五”的日常作息时间导致居住空间的共同在场并没有带来交往空间的共同在场，因此，为减少交往成本，他们在社区内的人际关系维系主要通过 “趣缘”“业缘”或“学缘”，譬如社区内拥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同一工作单位的同事、读书期间的同学等等。

　　(三)心理空间区隔：群体认知与行为模式的分歧

　　人类学家克劳迪雅·斯特劳斯曾将“心理空间区隔化”定义为：人们面对相互竞争或冲突的观念时，对它们分别进行独立的内化(或解释)，组成相互没有关联的图式，以至于一种观念的表达与其他观念的表达毫无关联，进而导致心理空间区隔②。就回迁居民而言，尽管在户籍身份上已经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但在内心深处以及外显行为上仍保留着深厚的乡土眷恋和生活惯习，对都市文化的认同感相对不足;同时由于群体参照效应，回迁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在道德伦理、目标规范等社会价值认知方面不一致，处于“弱势地位”的回迁居民容易出现自我怀疑和内心冲突。在入户走访时，笔者留意到大量回迁居民家中的客厅或阳台放置有锄头、铁锹、弯刀等农具，问其缘由，回答是期待将来再回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农村生活。

　　虽然栖身城市空间，精神文化却与所在的城市空间相割裂，这种“文化堕距”使得回迁居民精神上的剥离感和排斥感强烈，常常生发愤懑、自卑、敏感、焦虑等一系列情绪问题。F 社区在初期治理阶段，侧重于形式层面的技术治理，难以顾及文化建设对重塑心理空间的重要作用，结果回迁居民中常常存在针对政府社会治理的“柔性不合作”行为。例如，回迁小区 R 园外墙涂料脱落以及顶层漏水，F 社区(街道)服务中心努力从区政府获批了一亿多元的维修资金用于修缮，但在最后粉刷外墙白色涂料阶段，居民却大闹居委会。在与 F 社区工作人员的交流中笔者了解到，当地流传着一句戏言称白色外墙意味着“回迁房是白送的”，在回迁居民看来，刷白墙是强加给他们的一种符号性身份歧视(这实际上是回迁居民一种精神性的自我“污名化”)。这在本质上是回迁群体社会心理区隔经由特定空间表象的行动外化。此外，心理空间的区隔甚至断裂还表现在部分年纪稍轻的回迁居民身上，他们在拆迁政策的惠顾下获得了不菲的资金补偿和充裕的房产之后，心理空间未能适时融入都市积极向上的精神之域，成天游手好闲，甚至染上了赌博、吸毒的恶习，逐渐出现了严重的社会越轨行为。

　　回迁居民的群体认知及行为模式，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很难顺利融入都市生活世界，他们缺乏对城市社区这一新生活世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造成他们陷入地理空间快速“走进”与心理空间缓慢“融入” 的空间张力之中。

　　(四)网络空间区隔：传统生活与现代时尚的对撞

　　以数字化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科技革命，催生出完全不同于物理空间和在场化社会空间的网络空间，加拿大小说家吉布森将其称为“赛博空间(Cyber Space)”，卡斯特则认为它是一种超越具体条件制约或局部环境限制的“流动空间”①。截至 2020 年12 月，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网民规模已达 9.89 亿且 90% 是青年和中年人②，这意味着大部分居民的日常生活已经全面融入网络社会之中。

　　比如在 F 社区内，通过微信、QQ、微博、抖音、快手、B 站等新媒介，回迁居民能够在网络这一日益重要的特殊社会空间中展开去中心化的“平等交往”，分享“传递性经验”，在网络社群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乡土空间逝去所带来的孤寂与哀愁。但由于受教育程度、技术能力以及传统思维的束缚，在这看似平等的“流动空间”中，回迁居民实际上仍然难以真正享有平等的网络服务和信息资源。

　　一方面，F 社区治理部门仍然以传统的时空观看待当前网络空间的崛起，社区治理侧重于在场性社会矛盾的发现与调处，而对网络空间里的社会行为以及网民多样化、个性化社会服务需求难以有效供给。另一方面，现代社会较之传统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互联网创生的“第二场域”塑造出全新的空间景观与生存体验，并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置于一个多重风险并置的网络空间之中③。而回迁居民囿于传统思维方式难以相信网络教育、网络医疗等重要资源的可及性，进而无法真正享受到当前互联网上的优质资源。另外，网络安全意识淡薄导致他们难以识别出各类网络病毒和诈骗，而辨识力低下又使得他们对低俗的网络文化很难抗拒。因此，一些不良网络平台利用信息能力的不对称性，处心积虑地操纵居民的网络消费心理，进而实现对用户的“消费”绑架，使居民合法权益在网络空间被悄然侵犯。

　　三、空间融合：城市“混合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2020年7月16日，习近平同志在长春市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调研时强调：“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社区。”① 这充分说明社区治理是一项“抓基层、蓄底气、管长远”的战略性工程。从空间社会学视角不难发现，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空间重组而成的“混合社区”，正滋生着居住、社会、心理、网络空间的区隔与排斥。基于此，F社区在相关专家的建议下，由区党委擘画并统一部署，以“区域化党建”为核心、以“五社联动”为载体、以“三治融合”为目标、以“智慧综管”为手段，盘活社区空间治理元素，扣响社区“善治”门环，力促社区多维空间的深度融合。

　　(一)以“区域化党建”促进居住空间的社会融合

　　在商品房小区和回迁小区组成的“混合社区”，高质量“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难以形成。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混合社区”治理主体的地位失衡、权责不清、风险不能共担、成果不能共享。据此，为切实发挥党建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F 社区在 2020 年 12 月制定了《基层党建工作项目化运作实施方案》，明确以“区域化党建进社区” 为支点，撬动社区、社会组织、驻区企事业单位等有机融入，形成真正富于活力的多元共治的制度结构，不断彰显混合社区的空间正义。

　　首先，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针对社区内部人口素质差别较大、组织化程度偏低、居民需求多样、诉求多元等客观现实，F 社区明确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围绕社区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居民需求向上级党委申报党建项目。其中，格外重视通过项目化服务以强化回迁居民对混合社区新的政策和制度的认同，清楚界定回迁小区党支部以及协商议事会、居委会等社区组织的性质、作用、职责，引导并保障居民依法直接行使有关民主权利。

　　其次，助推党建联盟的整体化联动。F 社区主动牵头发起，联合原滨湖新区建设指挥部等 18 家单位组成社区党建联盟，并先后吸纳 98家单位加盟，形成了全覆盖、广吸纳、强活力的 F 社区党建大格局。此外，实施红色领航工程，发挥联盟的轴心功能，先后打造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党建品牌。围绕群众生活需要，常态化开展公益捐助、基层慰问、社区服务、法律维权、生态环保、医疗保健、文体活动、安全教育等各类党员志愿服务，持续满足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最后，引导市场主体主动对接基层党建。在现代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社区的需求往往就是资本逐利的方向。F 社区开拓治理思路，运用市场化思维引入“红色合伙人”，为各类驻区企事业单位等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开放资源，发送共建共创的“邀请函”。例如，F 社区在物业管理方面，加强与物业服务企业“红色合伙人”的合作力度，举办全市物业服务行业党建工作观摩会，打造“物管先锋”行业党建品牌，凝聚起社区物业党建联建的合力，助推物业服务规范化、优质化、暖心化。

　　(二)以“五社联动”激活混合社区的社会基础

　　F 社区由当年倚湖而生的小渔村经由快速撤村并居入城市，由众多外来移民而成现代都市新区，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来自不同区域、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骤然间被“混合”进一个社区，形成了较为严重的阶层歧视与对抗行为，社区居民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具有天然情感的共同体意识，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乏来自社区自身的力量支撑，公共伦理不彰，社区认同及社会整合的基础缺失。

　　为此，F 社区党委和社区服务中心积极转变工作思路，搭建社会服务中心平台，引进专业社工机构，购买专业社工岗位。运用“社会服务平台 + 社区自治组织 + 专业社会工作者 + 社区社会组织 + 社会资源”的“五社联动”社区服务模式，以社区居民需求为导向，发动社区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在物质性居住空间内构建起具有高度共识的崭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以此来冲破混合社区社会空间的天然藩篱。

　　具体而言，一是组建 F 社区治理学院，提升社区服务人员的专业能力。以社区治理学院为社区治理平台，拓展社区教育形式，开发社区服务课程，邀请知名社区治理专家、高校教师参与授课，为社区治理引智扶志。二是引入专业社工机构，购买专业社工岗位，统筹实施社会服务项目。例如 F 社区依托 AL 社会工作机构统筹设计“乐居”居家养老合作社项目，由专业社工根据服务对象特点编排服务项目，开设长者探访、便民理发、社区管家、健康加油、老年大学、“孝益笑生日会”六大类服务。由 AL 社会工作机构通过项目跟进、实务督导等方式统筹项目管理。三是培育公益性社区社会组织，激发其服务能力与平台功能，扩充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载体。在公益性社区社会组织管理上实行“登记备案双轨制”，借以激活服务主体，并通过多部门、多来源协调统筹解决公益性社区社会组织的场所与资金，保障其正常开展工作。

　　(三)以“三治融合”促进心理空间的有机整合

　　对于新市民而言，他们的生活世界发生了断裂，自我的生活空间支离破碎。昨日之我、今日之我和明日之我的内在一致性被阻断，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我”在由渔民(村民)变市民的“时间移民” (此概念隐喻新市民在极端时间内由农业文明直接跨入工业乃至后工业文明)中产生了认知上的迷思，难以有机整合时间之流的“我”以适应城市文明的新空间，常常因此生发“我是谁”的困惑。而在与城市熟悉的陌生人——“他我”的互动中，“我” 的自卑感与优越感相互交织、导致自我情感和精神空间常常被扭曲，这本质上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突在一身横跨两种文明的 “两栖人”心理及精神世界的投影。基于此，F 社区在治理实践中，以德治、法治和自治“三治融合” 为路径，帮助回迁居民改造生活世界，启发民德民智，促进居民心理空间层面的互融互嵌。

　　一是开展“楼栋四互”的自治实践。为推动社会治理落地生根，F 社区将“楼栋”这一微型社区空间作为居民自治的重要场域。F 社区的楼栋自治主要以社区睦邻生活馆为服务平台，以小区中各楼栋的居民为参与对象，在凝聚共识基础上构建本楼栋的自治框架，定期举办楼栋内人情味浓厚的生活化自治活动。如“情暖楼栋”“楼栋一家亲”“楼栋知心人”等。通过邻里间互议、互谅、互促、互助等志愿服务及协商活动，消除社会陌生化带来的心理防线，提升居民对所属楼栋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二是采用“六级网格”的法治实践。为弘扬社区法治文化，推动社区法治建设，F 社区采取“六级网格”的管理办法，即组建综管团队，统一社区干部、片区民警、城管办(部)领导、城管队员、环卫工人和辖区单位六个方面的力量，共同建设社区法治文化。同时，通过配套完善六项机制，明确“六级网格”内各支队伍的职责权限，实现社区扁平化精准治理，争取矛盾纠纷不出社区，切实做到快速、及时、有效化解社区各类冲突，让遵法守约成为社区居民最为根本的共识并内化为区别于其他社区的荣誉感、身份感，强化社区共同体意识。

　　三是选聘“文化导师”的德治实践。在构建社区共同体的过程中，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城市“混合社区”作为多元文化“短兵相接”之地，只有尽可能地利用以共享价值为基础的文化纽带，才能及时将刚性的权力结构与灵活的个体行动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凝聚社区公共精神。对此，社区应积极选聘一些具有专业技能和精神号召力的社区文化精英为“文化导师”，来推动共享、共融、共趣的社区文化建设，让其组织编排一些书法、唱歌、舞蹈、绘画、节日民俗等娱乐文化活动，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学习型”文化社区的建设，增强社区归属感，促进心灵契合。

　　(四)以“智慧综管”架起数字鸿沟的服务桥梁

　　在万物互联的网络化时代中，处于各种社会层次的网民们，不仅可以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表达自己，并且大部分网民表达的是生活世界具体层面的直接感受和信念追求①。因此，网络空间这一特殊的流动空间不是远离现实的，而是切近现实、深入现实的，它就是社会现实本身。但是作为“混合社区”来说，因其居民在网络行为能力以及网络认知上存在十分显著的差异，“数字鸿沟”遂为横亘在社区工作人员和普通居民面前的实实在在的“治理鸿沟”。为了让鸿沟变通途， F社区投入不菲的资金，以“智慧综管”为社区服务新形式，着力消除数字社会给不同人群带来的新技术区隔，让大家能够均等、安全、便捷、有尊严地享受智慧化社区服务，将刚性的城市管理与柔性的社会治理有机融合，架起人们生活世界中流动空间的服务桥梁。

　　一是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实现智慧治理。F 社区对反映辖区内各类矛盾冲突的信息坚持每日排查、定时上报，综管队员与网络信息员通过手持智能终端，分级分类向社区综管平台实时报送摸排到的各类矛盾纠纷信息和信访隐患，平台根据信息的级别和事态发展进行分级处理。社区工作人员积极引导回迁居民正确掌握网络技能，积极利用网络资源，充分提升网络活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让回迁居民在网络空间中，自觉运用信息技术进行自我学习，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最大程度地摆脱地方性文化所带来的束缚，利用网络空间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和无限广阔的现代社会。

　　二是开通多渠道云平台，展开智慧服务。2015 年 4 月，社区管理者开通以“H 市 F 社区”为名的官方微博，成为发布消息、线上互动的途径。2016 年 6 月，“首善社区、智慧 F 社区”微信公众号正式启用，作为社区为辖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新媒体平台。公众号不仅以网络为路径向辖区居民提供各类服务信息、政策法规、好人好事等，更以线下活动、线上互动的方式加强居民与社区治理部门的沟通交流。更具特色的是，2020 年 12 月，“智慧 F 社区”手机 APP 上线，开设“社区动态”“邻里互动”“便民生活”“党员风采”“政务服务”“滨湖能量”六个板块，该客户端对 F 社区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如医院、学校、公共服务、政策文件等进行整合，通过网络空间提供十分人性化的智慧服务，让混合社区的各类群体能够随时随地了解最新政策，掌握信息资源，助其在这块城市新空间中自主、快乐地工作和生活。

　　四、结 语

　　快速城市化重组了人们的生存空间，也带来了生活世界的巨大变化。城市“混合社区”因空间结构的变迁与重组所导致的空间区隔与排斥现象日益突出，显著增加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风险与挑战。透过空间的棱镜可以看到，城市“混合社区”包含着由地理关系、社会关系、文化关系(基于风俗习惯的日常生活实践)、缺场关系(网络社会交往的场域形态)等构成的居住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网络空间等多重空间内涵。尤其是，随着网络社会大规模崛起所形成的流动空间对地方性空间的深度嵌入，促使城市“混合社区”在较短时间内发生了一系列系统关系的重构、责任与权力(利益)的再分配。因此，针对当下中国城市“混合社区”治理，必须因应其空间的新变化、新问题，确立治理新思维，建构治理新路径，打破区隔，走向融合，系统性施策，多空间并进，才能实现社区共同体的空间再造。换言之，城市“混合社区”空间治理的要义在于面对复杂的矛盾和严峻的挑战时，筑牢党建引领的政治堡垒，有机整合并优化各类空间资源，积极利用信息技术，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地位，引导民众改造其生活世界，主动适应并有效提升网络化共建共治共享能力与绩效，进而促进城市基层治理朝着“善治”的目标快速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