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
[摘 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推进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须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政治保障，立足新发展阶段的历史背景，以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原则，以国内大循环建设为主体，构筑强大稳固的经济基本盘，既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又高度关切以国内大循环维护国际循环的健康运行，由此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
吴志远，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发表时间：2021-06-15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格局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历史时期，党中央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和专业水平。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明确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须明晰战略支点即“主体工程”及步骤，同时，还需要坚强的政治保障以确保有效实施。
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背景与指导原则
( 一) 进入新发展阶段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背景
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1]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性历史任务自然有其历史背景与前提，“我国新发展格局不是由哪个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经济运行的实际决定的”[2]，须紧扣这一重大历史判断，并深刻准确把握其特点和要求。
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关于“新发展阶段”，党中央提出了多个具有内在关联且高度一致的重要表述: 其一，新发展阶段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二，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其三，新发展阶段就是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其四，新发展阶段是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历史宏愿的未来 30 年。其五，新发展阶段是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其六，新发展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其七，新发展阶段是指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其八，新发展阶段是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一方面，以上多重表述有着明显的共同点与内在关联，其共同点就是中国发展已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从此有了新的阶段性中心任务和具体发展目标，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并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必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十四五”时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的一项指导思想提出来。接着，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讲话时指出: “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1]可见，无论是路径选择还是指导思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好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乃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具体而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的“接口”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直接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而现代化经济体系又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基本前提。
另一方面，使上述诸多表述发生内在关联的主线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有的侧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与进程，有的侧重于其发展内外环境，有的侧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但都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现实特征而进行的多样化概括。进一步看，尽管新发展阶段的根本特征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定了的，但新发展阶段的其他方面，如发展模式、步骤、重点、具体政策安排等同时还会受到诸如国际环境或其他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影响着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与具体路径选择。
党中央适时作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既是新时代发展实践的需要，这一重大判断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明确发展方向和阶段 性 中 心 任 务、把握发展大局提供了根本依据。
( 二)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指导原则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新发展理念，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进一步指出: “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1]。基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央已明确将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于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之间就建立起来必然的逻辑关系，也就是理念与行动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中国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特别是提出了构成习近平经济思想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形成、发展于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历程，已被“十三五”时期所应用并已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还将继续应用于“十四五”时期乃至整个新发展阶段，并成为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指导原则，是新时代中国的重大政治、理论与实践原则。
其实，新发展理念具有极大的包容空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众多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仅从经济理论与实践角度看，新发展理念也蕴含了丰富的经济循环思想和指导原则。首先，新发展理念中各具体理念之间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 其次，新发展理念中各具体理念均涉及生产、分配、交换及消费等经济循环全过程; 再次，新发展理念中各具体理念还有所侧重，它们共同反映和影响经济循环全过程; 最后，新发展理念积极倡导开放，强调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由此培育并维护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有序互动的局面。当前，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坚定理论自信。新发展理念是对中国长期发展实践的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要将其运用于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宏伟实践之中，并在这个实践过程中进一步深化新发展理念，没有理论自信，也就是没有对已有理论的自信和对理论发展前景的信心，新发展理念就始终难以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工作的指导原则。为此，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讲话时指出: “领导工作要有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方法。把握新发展理念，不仅是政治性要求，而且是知识性、专业性要求，因为新发展理念包含大量充满时代气息的新知识、新经验、新信息、新要求。”[4]
二是要提升站位。对此，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从根本宗旨、问题导向及忧患意识等三个方面综合把握新发展理念。其中，根本宗旨强调要从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上认识新发展理念; 问题导向强调从举措的精准化上认识新发展理念; 而忧患意识则强调从底线思维上认识新发展理念。
三是要统筹协调。就是要用好辩证法，对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进行科学设计和施工，具体要做到三点，即要做到全党全国( 中央层面与部门层面、省级层面与省以下各级层面) 统一思想、协调行动; 在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基础上，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要协同发力、形成合力。
四是要把握要领。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其一，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 其二，把握好新发展理念与全面深化改革两者间的辩证关系; 其三，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其四，新发展理念融合了工作要求和政治要求两大约束。
五是要守住底线。“稳中求进”是中国经济工作方法论，“稳”是前提，更是大局，“稳”不仅限于国内大局，且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压舱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要全面分析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中及时化解矛盾风险。
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体工程”与根本取向
( 一) 国内大循环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体工程”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新方略。其中，经济全球化退潮、国际经济秩序亟待重构、中美两国经贸摩擦加剧、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是形成这一新方略的外部环境; 长期高速增长积累了巨大物质财富、人力资源、超大规模市场，但面临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压力等成为确立这一新方略的内部条件; 加快建设国内大循环“主体工程”则是这一新方略的实施重点。新发展阶段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决定了实施重点的选择。只有建好国内大循环这个“主体工程”，用国内循环激活、激励、带动国际循环，才能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局面，新发展格局“这步棋”才能走好。可用“两个阶段论”来动态描述新发展格局: 在第一个阶段，国内循环是“自变量”，国际循环是因变量; 在第二个阶段，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则互为因果关系，即“以全球化的视野配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推动国内产业经济循环和区域经济循环的全球化展开，更为积极、更为主动地参与到构建‘全球化生产方式’的国际行动中去”[5]，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
进一步看，国内大循环这个“主体工程”是由多个“子工程”，诸如现代产业体系、创新体系、国内市场体系、城市群体系、城乡与区域体系、绿色经济体系、现代物流体系、市场化制度体系等方面共同构成的，由此“建立一个有张力、有弹性、开放包容、自主可控的循环体系”[6]，其中，现代产业体系、创新体系、国内市场体系至关重要，是构成国内大循环众多“子工程”中的基本内容。
1. 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现代产业体系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起点，是社会再生产中拥有决定性地位的“生产”环节，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核心内容。对此，须着重把握一个原则、处理好两类关系。所谓“一个原则”就是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处理好两类关系”则是指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以及促进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产业门类关系协调。
金融居于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基础作用”的核心要义就在于金融杠杆可支撑，进而可塑造国内大循环，对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全过程、各环节及各领域均可产生广泛、持续、深刻的影响，而金融安全与稳定则是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当然前提。从近年来中国金融运行情况看，有两个特点尤为值得关注，一是波动性较为明显，二是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依然偏大。为此，要加大金融治理，不断推进中国金融治理现代化，实现金融稳健运行。为此，一是要在加强党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化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功能监管、金融机构内部治理并适时合理引入市场化、社会化金融治理机制，以加大管控金融顺周期风险力度，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值得强调的是，金融治理与监管并非单纯地规避金融风险，其根本目的是促使金融回归本源，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要强化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的认识。二是要加大资本市场建设力度，尽快改变由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长期单一化局面，由此拓展金融创新发展新空间。商业银行有着非常特殊的财务与债务结构，面临着极为严格的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监管指标的外部约束，其风险偏好必然较低，于是难以适应创新发展背景下大量轻资产、新业态市场主体的多样化融资需求，只有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强化直接融资才能为金融创新提供足够的空间，从根本上提升中国金融功能，这就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衷，“只要金融创新的空间足够大，就可以把普通的储蓄转换成创新资本”[7]。为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8]的要求，这与习近平在 2017 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的重大论断形成了鲜明呼应。
制造业在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则居于当然的主导地位。中国制造业规模、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均居世界之首，制造业体系中部分产业门类的国际竞争力也已大幅提升，但产业基础仍不够牢固，仍有被“卡脖子”的风险。为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9]，产业基础高级化是产业链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力加强中国工业“四基”建设，在发展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服务等方面下功夫、出成果，而更为基础的则是职业教育和技术工人的培养。
2.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第一动力，要在坚持科技创新“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以及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基础上，着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发展科技服务业并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第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中国创新发展的基础。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各国均在具有引领性的重大科技创新领域积极布局。只有强化具有战略使命的科技创新 “国家队”，才能适应新科技革命的快速演进及其研究范式变革，才能做到在关键领域系统谋划、资源整合，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这既是科技强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符合科技创新规律与未来趋势的战略选择。为此，要依循“纲要引领、瞄准前沿、强化基础、举国体制”这一逻辑来逐步强化中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第二，增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中国创新发展的重中之重。企业是技术活动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载体和机制，企业是技术创新“最后一公里”，企业应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10]。基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对 2012—2018 中国企业、研究与开发机构、高等学校三类主体研发经费投入情况进行的趋势性分析发现，企业研发投入主体地位逐渐显现，但尚未有充足的经验数据或案例显示其在创新决策、科研组织过程中主体地位的形成。另外，从近年来中国有效专利实施率及其产业化率、有效发明专利实施率及其产业化率等指标值趋向下降的变化趋势看，企业距高效率的成果转化主体尚有不小差距。为此，应在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推动产业链融通创新以及政策创新等方面进行大胆尝试、科学探索。
第三，科技服务业是推动中国创新发展的“润滑剂”。科技服务业是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检验检测认证标准计量服务、生产性专业技术服务等方面，对降低全社会创新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目前，中国区域科技服务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仍较为突出，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科技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一定程度地影响了这些区域的创新发展。
第四，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是推动中国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关键是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健全创新激励和保障机制; 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等等。
第五，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中国创新发展的根本保障。要围绕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科技评价机制、科研院所改革、知识产权保护、科研投入机制、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健全科技伦理体系、科技开放合作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由此优化对各类科技活动主体的激励约束机制，最大程度形成全社会创新活力与合力。
3.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国内市场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基点，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统筹推进全面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这“两个抓手”[11]。
第一，要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对产能优劣的检验。同时，消费也是劳动力得以发展的基础与条件，由此它又反作用于生产。消费是反反复复永不停歇的人类行为，维护、优化好消费这个经济运行中的基础变量至关重要。为此，应做到以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来牵引带动私人消费，带动传统与新兴消费; 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来构建消费长效机制; 以鼓励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拓展消费新空间; 以发展服务消费来优化消费结构; 以质量品牌建设为抓手促进消费可持续发展; 以健全现代流通体系来开拓城乡消费市场; 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来培育消费增长极，等等。
第二，要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近年来，投资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担当着“关键变量”的角色，在应对各种压力、风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宏观经济政策、投资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者协调度不断提升，有效避免了滑向“投资驱动”“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我国对投资总量的调控( 增加) 不难把握，但投资的‘质’是特别值得重视的难题，存在许多需要提升和改革之处”[12]。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背景下，继续发挥好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必须处理好两个结构性问题，一是投资结构，解决“投哪里”的问题，也就是要在 “优化投资结构，保持投资合理增长，以投资优化供给结构”[13]下功夫。具体来看，须重点关注四个领域，分别是: 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市政工程等领域短板; 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推进新型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 实施川藏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二是投资主体结构，解决“谁来投”的问题。为增强投资主体活力，须激发、组织、调动各方力量根据投资对象的性质进行分工组合，努力形成由政府撬动引导、民间参与的市场化、长效投资机制。
( 二)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取向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却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根本取向，建设国内大循环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前提和“关键一招”，“通过强大的国内市场培育我国国际经济贸易新优势，从而更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14]，两者共同致力于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推动经济行稳致远。为推动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局面，应切实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打破藩篱，深化国际合作，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当然前提和关键。国内国际双循环意味着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互相利用对方市场和资源，这需要通过双多边合作关系来确认和维护，坚持开放包容、践行多边主义、不搞冲突对抗是解决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
第二，学习国际规则进而积极参与建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深化国际合作的前提。合作须建立在各方对国际规则达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中国参与、推动国际合作的前提是学习掌握国际规则，要通过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以及加快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等举措学习适应国际经济环境并在国内推广国际规则体系，以“满足经验复制推广的需要，满足国内规章制度、法律法规完善的需要”[15]。当然，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不能仅仅停留于接受国际规则，还应积极参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诸如 WTO 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完善 G20 功能、商签多双边自贸协定、推动形成多极化货币体系等方面勇于作为，由此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第三，防范化解国际经济风险是深化国际合作的底线要求。国际合作带来红利的同时，也为风险扩散蔓延提供了更多渠道。所以，坚持底线思维，防范系统性国际经济风险是深化国际合作的“必修课”。为此，要加强国际间宏观政策协同是当务之急。
第四，开放市场，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需求、提供更多投资机会是深化国际合作的“示范工程”。一方面，当前逆全球化之风依然盛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较大困境，突出表现在全球经济循环受阻，需求端的恢复异常困难，扩大需求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开放无疑可为困难重重的世界经济注入“强心剂”。为此，要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制度性成本，并通过升级港口基础设施、优化海关行政管理、推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朝着更加便利化、智能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等措施，持续简化进口程序、压缩进口时间和成本。另一方面，进一步推动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通过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以及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等制度性开放措施为跨国投资提供广阔的市场机会和获利空间，为恢复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
三、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实现了中华民族三次“伟大飞跃”，创造了丰功伟绩和举世瞩目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十分注重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领导建立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领导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构建新民主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长期实践中，始终贯彻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成功地应对了各历史时期的挑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精神财富，如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等等。
新时代中国经济领域发生了很多新情况，这对党领导经济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键举措，“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战略，也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16]，是新发展阶段积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方式，是中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条件下的主动选择。要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使党的领导在职能配置上更加科学合理、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备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其中，探索如何优化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是关键一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了“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完善党领导各项事业的具体制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的明确要求，这些都表明，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是亟待研究解决的关键领域。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升党政系统的经济工作效能已成当务之急。须遵循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原则，以决策咨询体制机制、保障贯彻体制机制为主要内容，着重在 “协调各方”的“宽度”与“深度”上不断完善党对经济工作的具体领导制度。
理论界要综合运用党建和经济理论，探索党对经济工作的具体领导制度和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探索党领导下的经济发展规律和前景。由此，既可拓展党建理论的应用领域，又可从更高层次上开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理论的创新空间，并能有力地批判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治理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