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李焕英》:市场启示与价值反思
【摘要】 影片 《你好, 李焕英》 蕴含的孝道质询模式, 触及观众的现实焦虑与道德负疚, 引发了广泛的共情。 其叙事方式与风格呈现, 使观众在接受中通过情感宣泄实现自我和解。 孝道作为一种伦理要求, 其注重实践的特点, 使影片价值导向偏于获取世俗认可, 缺乏反思和创造。 《你好, 李焕英》 的票房成功提示我们电影生产应该注重观众的深层文化心理, 对其价值的反思则又提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转换任重而道远。
本文源自何龙， 中国电影市场 发表时间：2021-04-13《中国电影市场》(月刊)创刊于1951年，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管。《中国电影市场》宣传党和政府关于电影发行放映的方针政策，交流国内外电影市场信息，宣传行业干部职工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交流业务、技术经验。《中国电影市场》被北大2008版核心期刊收录。
【关键词】 孝道 《你好, 李焕英》 贾玲 春节档
《你好, 李焕英》 显然是今年最强春节档的一匹黑马, 影片以 52 亿元拿下中国电影票房亚军, 并跻身世界电影票房百强, 成为一部现象级作品。那么 《你好, 李焕英》 的票房奇迹是如何缔造的呢?
从外部环境上, 时势造就了今年的 “史上最强春节档”。 其一, 这是后疫情时期中国人就地过年的第一个春节, 看电影成为春节新民俗。 还在疫情期间, 就地过年让许多人远离 “家” 的环境, 能够进行的活动并不多, 看电影成为必选项之一。 其二, 今年的电影宣发迎来大变局。 “借着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东风, 电影营销范式得到了再一次进化”。 [1] 以上两点是 《你好, 李焕英》 票房成功的外部原因。 从内在角度, 《你好, 李焕英》 母女亲情的主题, 非常适合春节期间的家庭观影, 相比竞争对手, 在题材上更胜一筹。 这部电影根据小品改编, 同名小品曾在 2016 年浙江卫视 《喜剧总动员》上演, 积累了一定的人气。
然而以上都不足以解释 《你好, 李焕英》 的票房奇迹, 笔者以为, 影片以独特的中国情感表达契合了特定时期的观众心理, 是其票房成功的关键。
一、 情感内核: 传统 “孝道” 的质询
《你好, 李焕英》 根据贾玲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成。 故事讲述了母亲意外去世, 主人公贾晓玲认为自己没有做过一件让母亲李焕英高兴的事情, 自己的到来只是给母亲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甚至认为若非自己的出生, 母亲会更幸福。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贾晓玲抱着这样一种负疚感, 穿越到李焕英年轻的八零年代。 影片以女儿的视角, 试图去弥补对母亲的 “未尽之孝”。
《尔雅·释训》 有言: “善事父母为孝。” 如果说亲情是一种人类共同的情感, “孝道” 则是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伦理要求。 “孝”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中最核心的一环, 有着层次丰富的意义: 从最基本的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 《孝经》 ) 到 “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 ( 《孝经》 ),孝道伦理涵括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方方面面。
家族竞争是中国式孝道存在的一大背景。 个人其实是链条中的一环, 其价值被放在一个比个人更大的背景中去考量。 个人的使命, 并不是 “做自己”, 而是出人头地, 成为家族链条中强有力的一环。 这种情况在今天并未改变, 孝道被简化为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挣更多的钱, 出更大的名, 表现在影片中, 即是 “长脸” ( “以显父母” 的当代表现)。
想一想坐在电影院里就地过年的都市白领和各式各样的打工人, 在这个本该回到父母身边去接受各种关心和盘问的春节, 无论他们从事什么职业, 有着怎样的都市身份, 此刻都秒变 “二蛋” “二狗”。 观众跟随贾晓玲, 换一种方式来到母亲的身边, 他们身上潜藏的 “ 孝道” 质询模式被启动, 在影片混合着泪与笑的催化下, 一种前所未有的共情将他们笼罩。
有家长批评影片的教育观, 认为好的教育是让孩子自由成长, 让他们永远不要对父母怀有愧疚之心。 有评论家批评这部电影 “可以说是一种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 [2] 。 甚至 “无论是母亲对于孩子的期待, 还是孩子对于母亲如何才能得到幸福的判断, 其内核是非常一致的, 都是当代的成功学” [3] 。 但大部分观众被电影深深感动, 正如中纪委网站称赞这部影片 “用温情而真挚的艺术手法显现了细腻、 无私的母爱, 感动了无数人的心” [4] 。
如何看待这些针锋相对的观影感受? 让我们回到影片本身。 贾晓玲其实是在母亲的影响下 (也是在现实的要求下) 成长的, 她的目标被设定为在名利上超越他人, 即 “长脸”。 这当然是浅薄的价值观, 却也是当下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观。 修复贾晓玲对母亲的愧疚之情的, 依旧是通过实现这一切, 来对母亲进行告慰。 在影片结尾, 功成名就的贾晓玲开着敞篷车在盘山公路上驱驰, 她幻想母亲身着名贵大衣, 与自己分享成功的喜悦。 而母亲呢? 影片一再重复的, 是对孩子无私的爱 (希望孩子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 这种对孩子平凡朴实的爱, 与现实是脱节的, 影片一开始, 我们看到父母为女儿操办升学宴时志得意满的骄傲、 实实在在的 “长脸”。
观众和评论家所看到的影片价值观的裂缝, 也是我们在生活中确确实实遭遇的困境。 比如现在的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给他报各种兴趣班, 而一到小学高年级, 便把各种兴趣班砍掉, 专攻语数外。 在孩子小的时候, 他们相信教育是发掘孩子的兴趣, 让孩子自由成长, 而一旦面临 “择校”, 他们会立刻加入 “教育军备赛”, 成为虎妈虎爸。 家长们其实是在两种教育观之间切换。 同样, 现实生活中的父母对子女无私付出, 有着平凡朴实的爱, 也并不代表父母没有压力、 没有焦虑, 这些压力和焦虑同样会传导至下一代, 并塑造他们。
这正是中国当下的普遍现实, 观众对电影中虽然浅显却真实的母女关系产生了深切的认同。 从这一角度他们认定这部影片是真实的、 接地气的。 与贾晓玲一样, 观众心中的不解之结正是自己努力生活和工作, 还是无法满足父母的世俗期待。 孝不仅仅是藏在心里的情感, 更需要作为一种行动, 实现在现实人生中。 大部分人在这种价值观的衡量下, 不免产生一种巨大的负疚感。 包括贾玲, 这位成功超越绝大多数国人的当红演员、 导演, 她的遗憾是母亲无法见证这一切。 [5] 这是国人心中永远的情结, 每一位观众, 在春节这个注重家庭、 注重传统的节点, 在黑暗的影厅里接受一次 “孝道” 的质询, 让他们埋藏心底的负疚感能够被讨论、 被触碰。 《你好, 李焕英》 的票房奇迹, 正是中国式情感在特定时空的一次大爆发。
二、 故事与风格: 修复、 宣泄与和解
贾晓玲带着负疚感穿越到一九八一年, 去弥补未尽之孝, 让李焕英高兴一回。 所过之处, 影像由黑白变回彩色, 一个逝去的时代失而复得。 贾晓玲以表妹身份与年轻的李焕英相处, 开始帮她改变命运: 第一个买电视、 组织参加女排比赛, 与厂长儿子沈光林相亲。 这是影片的主体部分, 在小品演员贾玲的掌控下, 笑点不断, 一种轻松的怀旧之感让观众得以从现实中抽离。
然而李焕英已经与贾文田结婚, 贾晓玲的一切努力皆告失败, 影片在情绪上陷入低谷。 就在贾晓玲想结束这一切时, 她有一个重大发现, 原来母亲也是穿越回来的。 顿悟真相的贾晓玲一路泪奔一路狂奔, 影片以系列闪回补叙母亲配合自己完成 “未尽之孝” 的种种细节。 贾晓玲摔倒, 影片突然给了主人公全知视角。 一系列母亲陪女儿成长的细节, 以并不高明的蒙太奇叠化剪接。 母女二人终于见面, 相拥而泣。
这个反转将之前的喜剧气息完全推倒, 母亲隐忍无私的形象得以确立。 与现实中世故的母亲相反, 这个母亲对女儿一无所求, 只留下 “一把屎一把尿将孩子拉扯大” 的形象。 观众与主人公一起, 在无私母爱中, 对孝道质询下的负疚感进行修复。正如评论者所言: “无论我们多么糟糕和狼狈, 在父母眼里永远只有无条件的包容与疼爱, 甚至可以配合我们的孝心去演绎一场自我感动的戏码, 为的只是让我们获得心安。” [6] 奔跑着哭泣着的贾晓玲所宣泄的 “自我感动” 同样也是观众的。 这一刻, 观众与主人公一起, 确认了来自母亲的原谅。 负疚感在宣泄中被疗愈, 观众实现了与自我的和解。
从这个角度看, 母亲的形象其实是根据女儿的需求塑造的, 她在历史时空中的复杂处境与感受, 并不为作者所关心。 “她进厂时是一个光荣的社会主义工人, 去世前即使工厂不破产转型、 工人不下岗, 境况也可能苍凉。 中间这三十年, 她经历过什么? 心情是怎么样的?” [7] 历史的背景被简化为一块幕布, 提供一个亲情戏码展开的场景而已。 至于对年轻母亲最重要的细节———与父亲罗文田婚恋, 则付诸阙如。
由此再回到前面谈及的价值观问题, 便会豁然而解。 世俗标准的考核无处不在 (在春节期间更甚), 对于生活在高度竞争化的当下的年轻人们, “孝道” 的质询显然戳中了他们的精神痛点。 而影片以悲喜交集、 由笑而泪的方式, 使他们在情绪上获得宣泄, 得以平复。 这难道不是一份给年轻人特殊的春节礼物吗?
三、 市场启示与价值反思
《你好, 李焕英》 的票房成功给我们特别的启示。
其一, 在新的历史时期, 讲述中国故事, 抒发中国情感, 有着巨大的票房潜力。 而讲述中国故事, 抒发中国情感, 不能忽视对文化传统的继承。尽管电影艺术是舶来品, 在一百多年的实践中, 电影的民族化却取得了巨大成就。 电影市场与文化传统的关系, 也早已为影史所印证。
重视文化传统, 首先体现在思想情感的表达与文化心理的反映。 《你好, 李焕英》 以 “孝道” 为主题, 在互联网时代, 同样获得票房的巨大成功。这让我们想起默片时代的 《神女》, 以及八九十年代家喻户晓的 《妈妈再爱我一次》 (观影人数超 2 亿)。 可见继承文化传统, 展现中国人深层文化心理的影片能够跨越时代, 屡创票房奇迹。
重视文化传统, 还体现在电影叙事和审美上。一度我们以为商业电影就必须是好莱坞的叙事模式, 剧本在第几页应该有副线、 有反转, 都有固定的框架模式, 这才是工业化的娱乐电影。 而现实正如专家所言: “春节档电影与好莱坞主流电影叙事拉开了距离, 叙事模式、 节奏均不同于好莱坞电影。” [8] 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 孕育了不同的电影形式和审美偏好。 市场的正向反馈提示电影人应注重对文化传统进行转换与创造。
其二, 在艺术实践中对文化传统进行传承与转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或许正是 《你好, 李焕英》 在思想深度上的某些妥协, 使之兼容了更大的观众群和更普遍的共情, 人们在观影中得以宣泄自己的情感, 这种宣泄缔造了票房奇迹, 却也是以牺牲作品的深度为代价的。 这就注定 《你好, 李焕英》 不会成为经典, 因其无法在思想上给观众以新的养分。
孝道只是现实生活中主流价值观的传导器, 因为孝道衡量成败与否, 使用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标准。 只能说, 这是一个成功学、 消费主义主导的时代。 在孝道的考核机制下, 人们偏向于认同和实践当下的世俗价值, 很少去质疑、 反思和创造。 孝道作为一种伦理要求, 其注重实践的特点, 使其价值导向偏于获取世俗认可。
不可否认, 《你好, 李焕英》 在叙事与风格上的独特呈现, 为传统孝道注入了自由、 平等的新内容。 通过穿越的叙事方式, 影片呈现了李焕英与贾晓玲之间母女/ 姐妹的双重关系, 将朋友、 闺蜜式的自由、 平等精神注入母女关系中。 这或许是影片获得广泛共情的另一个原因。 传统孝道的新发展, 使其刻板形象得以改观, 更能为当下观众所认同。
然而, 传统孝道如何融合现代个体精神向度的需求呢? 史铁生的 《我与地坛》 与影片 《 你好, 李焕英》 有着共同的预设情境。 知青史铁生年纪轻轻瘫痪在轮椅上, 母亲焦灼不已, 为儿子奔走, 直至离世, 没能看到儿子的成名。 当观众在观看电影《你好, 李焕英》 时, 他获得的和解是即时的, 酣畅然而短暂, 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而读者在 《我与地坛》 中获得的力量却深沉而持久, 足以帮助他们直面命运。 拿一部当下的电影与一部载入史册的文学经典作比, 当然是一种苛求。 笔者只是想借此想象一下, 在讲述中国故事、 抒发中国情感的大道上, 还有许多领地需要我们的电影人去开拓。 而《你好, 李焕英》, 显然开了一个好头。
结语
笔者以为, 影片 《你好, 李焕英》 缔造票房奇迹的内在原因, 是其蕴含的孝道质询模式, 在特定时空 (后疫情春节档), 触及了观众的现实焦虑与道德负疚, 因而引发了广泛共情。 而贾玲在叙事与风格上的精准把握, 满足了广大观众通过情感宣泄实现自我和解的消费心理。 《你好, 李焕英》 的票房成功提示我们电影生产应该注重观众的深层文化心理, 对其价值的反思则又提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转换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