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出土石器历时性变化与制作工艺初论

　　摘要：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石器可分为非实用器和实用器两大类。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开始，非实用器开始多于实用器，石璧最为常见，这一格局一直持续至遗址衰落。石器加工方面，三星堆遗址主要采用打、磨、钻三种工艺，石璧的制作大致经制坯、打磨、钻孔三个步骤;石斧多以砾石为素材，先加工扁圆砾石长径两侧，然后从两侧、顶端和底端向砾石两面进行加工并制出刃部，最后磨光;石锛多以石片为素材，打制出顶部后，利用石片边缘成刃部，然后磨光全器。

　　本文源自四川文物 发表时间：2021-02-10《四川文物》(双月刊)创刊于1984年，是由四川省文物局主办的西南唯一的文物考古大型专业杂志。《四川文物》自创刊以来，坚持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兼顾的办刊宗旨，积极宣传党的文物法和文物相关政策，交流信息和研究成果，传播文物知识，提高读者对文物的鉴赏水平，热忱为广大读者服务。

　　关键词：三星堆遗址;石器;石璧;制作工艺

　　回顾以往研究，有关三星堆遗址出土石器的探讨并不多见，在依据形态对石器做基础的型式划分外，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石璧这一类器物上，重点关注其性质和用途。如针对石璧在三星堆等遗址出土时呈从大到小依次排列的现象，最初研究“广汉文化”玉石器的学者指出石璧可能是祭器。[1]而后其他学者又提出四川出土的石璧与叶玻岛(Yap)巨大的石璧状货币相同，或许是一种货币。[2]也有人推断石璧可能与后代的衡权有关。[3]陈显丹据《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苍璧礼天”的记载，提出“在非常重视礼仪和祭祀成风的商周社会，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古蜀国将璧作为一种礼器是置信无疑的”。[4]此外，还有学者通过对三星堆真武仓包包、金沙、盐亭出土石璧做音乐声学测量分析，指出石璧具有良好的音乐声学性能，认为它们是用于祭祀礼仪的敲击乐器。[5]相比之下，针对三星堆石器制作工艺的讨论较为罕见，目前仅见陈显丹概要介绍过三星堆石器加工过程中运用到的工艺，[6]但也不涉及石器具体的加工步骤。

　　一　三星堆遗址石器概况

　　自1929年首次发现以来，三星堆遗址已开展了30余次考古发掘，其中石器出土较普遍，大多见于地层和灰坑中。截至目前，三星堆遗址经发掘调查获得石器共1403件，[7]主要包括石璧、石斧、石锛、石璋、石琮、石矛、砺石、石凿、石跪坐人像等，其中石璧类石器数量最多，约占石器总数的44%，石斧、石锛次之，分别占9.8% 和8.4%(封三;图一、二)。

　　以功能为标准，可基本将石器划分为实用器和非实用器两类，前者以石斧和石锛为代表，后者以石璧类石器为代表。而从生产加工的角度看，石璧类石器可进一步粗分为成品、半成品、残次品和副产品，石斧和石锛中也有少量半成品和废品。其余类别的石器多为成品，砺石、石钻及部分石球可能是加工工具。

　　材质方面，因未开展系统的岩性鉴定工作，目前还不清楚三星堆遗址出土石器在选料方面有何特点，不过据肉眼观察，石璧、石矛、石璋大部分以一种灰黑色、可见片状层理或颗粒感较强的岩石为材料，结合过去对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石器的岩性鉴定结果，[8]推断可能主要是板岩和砂岩。同时，石琮、石人、石虎等石器的质料也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基本都使用一种容易产生红色锈蚀物，但磨面光滑细腻的灰白石料，可能是蛇绿岩的超基性岩浆岩及蚀变岩石。[9]石斧、石锛、石凿大多呈深灰，颜色深浅不一且部分表现出明显层理结构，推测石料来源可能不同。砺石多为黄或灰黄色，可能为粉砂或石英砂岩。

　　二　石器构成的历时性变化

　　三星堆遗址延续时间相当长，保存有自三星堆遗址一期至四期，相当于从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至十二桥文化的完整序列。[10]长期以来，我们对三星堆遗址石器的认识都基于发掘报告和综论性文章中以器类为基础的介绍，对于三星堆遗址各阶段不同石器的分布情况，即石器构成情况的历时性变化并不清楚。得益于近年来工作的开展，本文将以三星堆遗址分期体系为轴，对遗址内出土、具有明确年代信息的石器[11]做进一步观察。

　　三星堆一期时，遗址内石器数量还很少，仅发现24件石器，[12]主要出土于三星堆和月亮湾的早期地层和灰坑中，主要是石斧和石锛，分别占一期石器总数的42%和21%(图三∶1)。比较特殊的是仁胜村墓地，其中6座墓葬出土有41件黑曜石珠，从石珠在墓葬中的位置看来，它们可能是墓主饰品。[13]

　　进入三星堆二期，石器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这一阶段共发现石器143件，散见于地层和城墙堆积中。石璧、石琮和石矛三类非实用器自这一期开始出现，其中石璧类石器还可细分为璧芯、石璧坯和残石璧三种。与一期相比，二期最大的差别在于石璧类石器一跃成为出土数量最多的石器，占该期石器总数的34%，石斧和石锛仅占13%和11%(图三∶2)。

　　三星堆三期，石器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多，灰坑、房址、地层等各类堆积单位中均有发现，共发现石器634件。在二期基础上，三期又新增石虎、石跪坐人像、石璋、石蛙等非实用器，但所见数量不多。同时，石璧类石器数量继续增长，这一阶段，石璧类石器已经占到石器总量的 51%，石斧和石锛的相对比例与二期差异不大，分别占10%和12%(图三∶3)。

　　三星堆四期，石器数量减少，共发现420 件。除不见石虎、石蛇、石蛙等石器外，四期石器种类和各类石器在数量上的分布结构与上一阶段差异不大，石璧类石器仍然占这一期石器总量的50%，石斧和石锛次之，各占12%(图三∶4)。

　　可以发现，三星堆一期与二、三、四期的石器在类别上判然有别，石璧等非实用器在二期后成为遗址内最主要的石器。也是在进入二期后，三星堆遗址进入三星堆文化阶段，城内遗迹显著增多，城内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新建月亮湾小城和仓包包小城等，这一时期石器构成情况的变动是否与三星堆聚落的发展变迁存在关联，以及背后是否反映了三星堆社会的变化有待进一步讨论。

　　三　制作工艺与加工步骤

　　在三星堆遗址历年发掘的堆积单位中，发现有大量石璧类石器的半成品、残次品和副产品，以及部分石斧和石锛的半成品和废品。通过对这些“中间产品”以及成品上保留的加工痕迹进行观察，可基本总结出三星堆主要石器类型的加工步骤。文中微痕分析采用基恩士(Keyence) VHX1000三维超景深体视显微镜，观察倍数为 20～200倍。

　　1.石璧

　　三星堆内的石璧类石器可分为残石璧、石璧坯和石璧芯三类。其中残石璧大多呈扇形或半圆形，大约为完整石璧的1/3到1/2不等，正面、底面和侧边均经过磨制，其上可见内孔单面管钻的痕迹。从残余部分较多，可复原整器的残石璧看来，大多石璧的直径在7～17厘米左右。石璧坯体量差异较大，最大者直径可达70余厘米，最小者直径5厘米，不过多数石璧坯的直径在8～14 厘米左右。石璧坯大多一面较平，一面弧拱或不平整，弧拱面大多为打击破裂面，可能保留有部分石皮，而平面则可能经过磨制，或本身为较平的自然石面。石璧坯可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为初步打制成型的圆饼，未经磨制或只磨制了较平的一面;另一类为璧面上可见管钻旋痕，但还未完全钻透的石饼，管钻均施于较平的璧面，这类坯料基本已完成初步磨制的工作，坯料边缘和钻孔的璧面大多已经过磨制，另一面的中心位置可能也经过了磨制。石璧芯尺寸各异，直径2～6厘米不等，大部分集中于4厘米左右。璧芯均磨制较好，系单面管钻获得，璧芯周缘可见管钻形成的旋痕。同时，部分璧芯中部又施以单面管钻、双面管钻或凿钻做进一步钻孔。

　　通过对上述三类石璧生产过程“中间产品” 的观察，可以基本复原石璧的加工流程，简单总结如下：

　　(1)制坯。通过敲击从母岩或砾石上剥离片状石料，作为下一步加工的素材。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敲击将石料打制成一个理想形状完全依赖于操作者对力量的控制能力。生产过程中通常会出现许多不规则的片状和块状废料，以及初步成形的石璧坯。从石璧坯多数一面弧拱，一面较平的情况看来，在打击过程中，通常是从一相对较平整的石面向另一面进行打击，这一相对平整的面虽然也会见到少量片疤，但多集中在璧面边缘，不似另一面片疤可能覆盖大部分璧面(图四)。

　　(2)打磨。毛坯制成后，下一步就是打磨毛坯表面，修整轮廓。从存在的不少一面磨平，但侧缘仍然毛糙的石璧坯可见，制作者通常将石璧坯相对较平的那一面打磨平整(图五)，然后再磨制轮廓，使其成为相对规整的圆形。需要说明的是，在磨制侧缘的过程中，制作者会根据侧缘的弧度有选择的进行磨制，如若打制的侧缘较薄锐，可能还出现有一定凹缺时，这部分可能会保留选择不磨，或与磨制工序反而容易使石璧形状进一步“走样”，出现如侧缘明显内凹等问题相关(图六)。同时，从璧面有旋痕的石璧坯看来，部分石璧坯在打磨过程中，除了会打磨本身就较为平整的坯面外，也会局部打磨相对弧拱或不平整的那一侧坯面，但磨制范围基本限于坯面接近中心的区域(图七)。

　　(3)钻孔。从残留有管钻旋痕的石璧坯看来，基本在打磨工序完成后，将在石璧坯整体更平整的那面施行钻孔(图八)。钻孔采用单面管钻，璧芯外壁螺旋纹痕迹的存在可作为佐证(图九)。另外，从石璧坯内孔和石璧内孔底部残留断茬的现象看来(图一〇、图一一)，存在还未钻透即从另一面敲下璧芯的情况。

　　2.石斧

　　石斧间形态差异较大，正立面可分为梯形和正方形，横截面分为长方形、梯形和扁圆形，刃部分为平直刃、正弧刃和斜弧刃。这些区别没有固定搭配，较难依据形态做系统分类。总体看来，石斧的刃宽一般要稍大于顶宽，整体接近梯形。多数石斧横截面为两面微弧、两侧较直的长方形，只有少数小型石斧的横截面呈扁圆形。其中，最大的石斧长19、宽11.7、厚2.7厘米，最小的石斧不过5厘米，多数石斧的长度在8～12厘米左右。以砾石为素材，根据加工过程“中间产品”和成品表面残留的加工痕迹，石斧的制法应是先将砾石长径两侧打击去掉并琢平，使石料两侧相对窄长且规整，而后由两侧、顶端和底端打击石料的两面(图一二)，形成“目标成品”的两面和刃部，在确认刃部没有因打击断裂或出现较大凹缺等明显失误后，直接磨光或琢平器体打击痕迹后磨光全身(图一三)。

　　3.石锛

　　石锛按体量可分为中、小两型，其中中型锛一般长 5～8厘米，小型锛多在5厘米以下。从正立面看，石锛具有梯形和条形两种形态，两者厚度差异不大，多在1厘米左右。大部分石锛以石片为素材(图一四、图一五)，在修整边缘，向一面或两面打击出顶部后，利用石片边缘成刃部(图一四)，一般刃部磨制较好，两面可能粗磨，不见琢制者。多数成品石锛都已磨制较好，如84GST104③∶176(图一六)。这件石锛大部分磨光，只在顶部、侧缘和刃部可见少量打击形成的崩疤，从横截面十分扁薄的情况看，应该也是以石片为素材。

　　四　结语

　　三星堆遗址发掘出土的1400余件石器大多属于石器废料和残次品，石器成品的数量相对较少，特别是数量最多的石璧，成品并不多见。次于石璧的器类是锛和凿，再就是璋、矛等，基本可将石器分为实用器和非实用器两类。这一石器构成的分野出现于三星堆遗址的第二期，从这一阶段开始石器种类和数量也显著增多。聚落考古的分析指出，三星堆在遗址第二期时成为成都平原唯一的大型城址，[14]此后城内西北青关山大型建筑的营建和器物坑内大量铜器、金器、玉器的埋藏，反映各类资源不断向三星堆汇聚，石器生产的迅速发展与这应当存在着密切关联。至少就产品构成和生产能力而言，三星堆的石器生产在遗址第二期时已发生不小变革。具体三星堆的石器生产在历时角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专业化水平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它与三星堆遗址的社会复杂化到底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还有待在未来做深入探讨。

　　另一方面，与三星堆遗址石器类似的组合还见于金沙、新药铺、波罗村、方池街、正因村等遗址，其中与金沙共性最强。此前，在分析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跪坐人像时，王方已指出其造型 “继承和沿袭了三星堆遗址石人的象征意义、艺术风格和造型特征”，[15]而后施劲松在系统梳理金沙祭祀区遗物时，又进一步指出金沙与三星堆出土的铜器、金器、玉器、石器等大多相似。基于三星堆和金沙两地的文化具有同一性和延续性，他认为可将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合并为同一文化，统称“三星堆—金沙文化”。[16]这一观点的提出并不意外，此前已有学者根据青铜人像发式提出的“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族群南迁形成”，强调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一脉相承。[17]从上述对三星堆石器的分析看来，未来还可进一步从石器生产的角度，讨论三星堆和金沙在技术、组织和消费方面的联系与差异，对比观察这两个聚落如何控制利用资源，从手工业考古的角度理解成都平原先秦时代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