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质量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研究
摘 要：城市青年获得感不仅反映青年群体的获得体验，更是城市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社会质量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社会质量与青年获得感高度关联。社会经济保障是青年获得感生成的重要物质基础;社会凝聚是青年获得感生成的关系基础;社会包容是青年获得感生成的心理基础;社会赋权是青年获得感生成的权能基础。基于此，提出应全面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让城市对青年发展更友好，切实提升青年的获得感，以促进青年对城市发展更有为。
本文源自中国青年研究 发表时间：2021-03-05《中国青年研究》杂志，于1989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创刊，CN:11-2579/D，本刊在国内外有广泛的覆盖面，题材新颖，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的特点，其中主要栏目有：典型研究、本刊专栏、青年现象等。
关键词：社会质量;获得感;城市青年;青年发展型城市
青年是城市的未来，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伴随着城市人口红利衰减、劳动力供需失衡，现阶段城市之间“抢人大战”愈演愈烈，竞相用“真金白银”吸引青年流入。吸引青年只是第一步，如何留住青年才是城市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近年来兴起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便是这方面的探索，它秉承“城市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理念，倡导从青年群体需求和利益出发，通过在住房援助、空间友好、户籍制度、就业保护、创业促进、政务服务等领域推出政策，确保青年“引得来、留得下”[1]。与此同时，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提出： “要坚持以青年为本，尊重青年主体地位，把服务与成才紧密结合，让青年有更多获得感。”这启发我们：城市要能留住人才，就要让青年共享城市发展成果，在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中受益，使青年拥有充足的获得感。
当下流行的“佛系青年”“996”“隐形贫困人口”“打工人”“内卷”“蜗居”等青年标签不同程度反映出青年在阶层流动、职业、收入、住房等方面的低获得感[2][3][4][5]。青年群体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力军，其获得感不仅反映自身获得体验，而且是城市社会和谐稳定、有序发展的晴雨表。高水平的获得感不仅是青年自身的发展期望，更应是城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从城市社会质量视角出发探讨青年的获得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获得感，指的是多元利益主体在改革和发展客观过程中对自身实际所得的主观评价[6]，包括“客观获得”和“主观感觉”两个层次。前者是获得感的生成基础，强调在国家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收获”;后者是获得感的约束条件，表明获得感的生成还受到多种心理活动的调节影响。
就内在结构而言，获得感内容丰富、层次鲜明，既涉及改革的多方面，又涵盖改革的全过程。这也导致了获得感的测量方法多种多样，尚无定论，其中相对科学且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关注获得感的比较性，认为获得感经由横向、纵向、跨层次比较等方式叠加而成，较具代表性的是从时空维度将获得感划分为横向获得感和纵向获得感[7]。二是关注获得感的多维性，将总体获得感细分为多个具体维度，如三维度的经济、政治、民生获得感[8]，四维度的个人发展感、社会安全感、社会公正感、政府工作满意度[9]，五维度的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途径、获得体验、获得共享[10]。三是关注获得感的潜在性，获得感隐藏在幸福感、阶层感知等显性态度之下，需要通过其他方法加以综合测算。如陈云松等以个人幸福感、阶层流动感和阶层自我定位为外显变量，通过潜类分析方法构建获得感[11]。实证研究发现，青年在社会安全方面的获得感较高，但是社会公正感、经济获得感、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服务)获得感较低[12]。
影响获得感的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一是社会结构地位模型。社会结构地位意味着对财富、权力等资源的占有情况，社会结构地位(社会地位、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等)越高，从改革发展进程中获益的可能性就越大，获得感越强[13][14][15];反之，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就更容易成为“获得”的边缘人。二是心理认知模型。获得感的产生受到个人心理特质的影响和社会心理活动的调节。进取性和人际主动性心理资本有助于提升获得感[16];公平认知框架对获得感的生成存在诱导效应[17]。三是宏观政策模型。低保制度、扶贫政策等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有助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进而平抑社会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提高底层群体的获得感[18][19]。
上述文献回顾表明，尽管现有的获得感研究呈现出多维内容取向和多视角实证分析路径，但还存在拓展的空间：研究对象上，重点关注大学生、贫困人口、农民工等群体，相对忽视了城市青年群体。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侧重于从单一的社会结构地位、心理认知、宏观政策等角度识别获得感影响因素，未能将这些因素进行有效统合并提出体系化的政策路径，缺乏从整体社会质量视角对获得感进行系统分析。城市青年获得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青年对自身实际获得和发展状况的主观感受和体验，城市社会为他们提供的福祉和自我实现程度是获得感的重要源泉和依据，而这两者恰是衡量社会质量高低的标准，因而社会质量高低可能会对城市青年获得感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引入社会质量视角，探讨城市社会质量与青年获得感的关系。
社会质量理论产生于1997年，其含义是指“人们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程度”[20]。社会质量理论关注人的“社会性”，强调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将公民福祉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为推动社会发展从“GDP主义”转向建设更具包容性的“好社会”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21]。社会质量的高低可以通过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条件性因素来测量，其中社会经济保障反映社会成员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社会凝聚关注集体认同的共享程度，社会包容强调发展环境的公平宽容，社会赋权关系社会个体的行动能力。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质量是幸福感、安全感等积极心理的有效预测变量，那么，获得感作为社会成员福祉的一种体现，是否也和城市社会质量之间存在关系?若有关系，又是何种关系?
二、数据与变量
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简称 CSS2017)。该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实施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收集了个人及家庭基本信息、社会质量、社会心态等数据资料。CSS2017 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PPS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抽样，调查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5个区县(市)、604个村(居)，完成有效问卷10143 份。根据研究需要，只保留了村居属性为城镇且年龄在18～35岁的样本，最终进入分析的有效样本为 1518个。
2. 变量设置
(1)因变量：获得感
获得感是一种具有高度经济社会属性、比较属性、动态特征的主观心理福利;以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为心理基础，特征化的体现为个体对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地位(自我阶层定位)、目前相对变化(阶层流动感知)和未来变化(阶层流动期望)的判断[22]。根据陈云松对获得感的特征界定及操作方式，本研究将生活满意度、自我阶层定位、阶层流动感知和阶层流动期望四个指标拟合成一个获得感综合指标。四个评价指标中，生活满意度和自我阶层定位相对静态，体现出获得感是一种源自改革和发展的客观过程、具有高度社会经济属性的心理状态;阶层流动感知和阶层流动期望则更具动态性，兼顾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同时段。同时，四个指标都内含了比较的特性，包括与社会大众的比较，以及与过去和现在的自己的比较。整体而言，四个指标既各有侧重点，又密切相关，且符合权威政策文本及已有研究中对获得感的核心内涵界定，因此可以用来测算获得感。
本文采取熵权法将四个维度指标拟合成获得感指数，得到一个0～1的综合评价值;为方便解释，对熵权法的计算结果乘以100，得到0～100获得感指数得分，分值越大，表示获得感越强。
(2)自变量：社会质量
第一，社会经济保障，衡量的是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物质资源和制度资源的程度。本研究从家庭年收入、自有房产情况、医疗保险参与、家庭经济满意度、居住地环境满意度、社保状况感知和社会安全感知进行测量。
其中家庭经济满意度和居住地环境满意度分别询问被调查者的满意情况，并从低到高赋值1～10分。社保状况感知询问被访者对养老、医疗、就业、城乡最低生活、基本住房等的满意度，从低到高分别赋值1～10分，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作为社会保障状况感知变量，各项目间KMO值为0.882，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3.93%，Alpha系数值为0.906。(本研究中所有因子分析项目均通过了相关统计检验，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下文不再一一交代。)社会安全感知对应的题目是“您觉得当前社会中个人和家庭财产、人身的安全程度如何”，按照安全程度分别赋值为1～5分，取两者的均值作为社会安全状况。
第二，社会凝聚，衡量的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认同和规范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被共享的程度。本研究从利他行为、人际信任、机构信任、社区认同和社会规范程度进行测量。
利他行为通过询问被访者最近2年是否参加过志愿者活动或社会公益活动来测量，参加过赋值为1，未参加为0。人际信任对应的问题是“您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评价”，根据信任程度从低到高赋值为1～10分。机构信任询问被访者对各级政府、群团组织、新闻媒体等机构的信任程度，根据信任程度分别赋值为1～5分，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到“政府机构信任”和“非政府机构信任”两个因子，取两者的均值作为机构信任。社区认同通过本地人身份认同测量，认同自己是本地人赋值为1，外地人赋值为0。社会规范程度对应的题目为“请用1～10分，来表达您对普遍道德水平、遵纪守法水平的评价”，取两个项目均值作为社会规范程度，分值越大，表示社会规范程度越高。
第三，社会包容，衡量的是社会在何种程度上消除人们融入过程中遇到的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障碍。本研究通过不公正待遇、社会接纳程度、社会宽容程度和社会公平感进行测量。
最近两年内因年龄、性别、户籍、教育程度等遭遇过不公正待遇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社会接纳程度询问被访者对婚前同居者、同性恋等6类人士的接纳程度，根据接纳程度分别赋值为1～4分，以累加均值代表社会接纳程度。社会宽容程度通过询问被访者对现在社会宽容程度的评价进行测量，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10分。社会公平感询问被访者对高考制度、财富及收入分配等8个领域的公平认知，根据公平程度分别赋值为1～5分，将总体累加均值作为社会公平感。
第四，社会赋权，衡量的是社会在何种程度上赋权给社会成员，进而增强成员互动能力和潜能。本研究通过受教育年限、政治参与、社团参与、内在效能感、外在效能感和政府绩效感知进行测量。
政治参与询问被访者最近两年对村(居)委会选举、与他人或网友讨论政治问题等7类线上线下政治活动的参与情况，参加过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社团参与询问被访者是否参加线上或线下社团，参加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
内在效能感对应的题项为“我有能力和知识对政治进行评论和参加政治活动”，根据同意程度分别赋值为1～5分，分值越高，表示内在效能感越强。外在效能感通过“在村(居)委会选举中，选民的投票对最后的选举结果没有影响”等3个题项进行测量，根据同意程度分别赋值为5～1分，将总体累加均值作为外在效能感，分值越高，表示外在效能感越高。政府绩效感知询问被访者对包含医疗服务在内的12项公共服务的评价，根据好坏程度分别赋值为1～5分，通过因子分析拟合成政府绩效感知。
(3)控制变量
结合以往文献，本研究还控制了性别、婚姻、户口、世代。所有变量的基本特征见表1。
三、结果与分析
为了检验城市社会质量与青年获得感的关联度，在控制相关变量基础上，分别纳入社会质量的四个条件因素，依次建立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模型以及联合模型，具体结果见表2。
1. 社会经济保障与青年获得感
模型1考察了社会经济保障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经济状况、居住环境和社会保障状况均对青年的获得感具有积极影响。较高的社会经济保障给予城市青年必要的行动资源，尤其是物质资源和制度资源，进而增加青年获得感。
首先，家庭经济状况是触发青年获得感生成的重要物质基础。家庭收入对数和家庭经济满意度每提升 1个单位，青年的获得感分别增加1.294分和2.864分。家庭收入最能代表青年在城市的“实际所得”，当前青年的享受需求逐步增强，从以往的“吃得饱”转向“吃得好”，从只有吃穿的“摆脱贫困”状态转向追求生活品质和时尚[23]，较高的家庭收入为满足城市青年美好生活需求提供了较好的获得体验。此外，较好的家庭经济状况为城市青年的成长成才提供更多经济资源和社会发展机会，显著提升青年的获得感。同时，家庭经济满意度比绝对收入更具影响力，因为前者将消费支出、社会比较、经济负担等因素综合考虑在内，对家庭经济状况满意意味着当前家庭成员的收入在扣除各类开支后仍能维持在一个较为体面的水平，这种充足感有助于强化青年的获得感。
其次，居住环境是触发青年获得感生成的物质空间基础。相比于城市无房青年，拥有住房青年的获得感显著提升3.79分。受到中国传统“家本位”观念的影响，获得自有产权住房成为青年成家需要迈过的首要门槛。在城市已经实现安家梦想的青年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住房压力焦虑，形成较好的住房获得体验;而没有住房的年轻人则面临着房价不断上涨、住房租金节节攀升的住房消费压力，抑制获得感的生成。具体而言，低学历无房青年房租较低但居住质量不高;高学历无房青年虽然有长租公寓创设的酒店式“拎包入住”方式作为新的生活选择，但是“甲醛超标”“资金断链”“平台爆雷”等隐忧风险问题，显著降低其住房保障安全感，进而损伤获得感。居住地环境满意度、社会安全状况对青年获得感也发挥着积极影响作用。绿色宜居、安全有序是青年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感知显著增强青年从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和安全维稳中获得的积极心理体验。
最后，青年获得感建立在覆盖全面和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上。相对没有医疗保险的青年来说，有医疗保险的青年获得感显著提升2.788分，青年对社会保障状况的满意度每提升1个等级，获得感显著增加1.234分。参加医疗保险有助于强化青年的健康保障感，在追求更美好的工作生活发展过程中“心里有底”，能够尝试更多发展机会[24]，实现向上社会流动。青年处于职业化起步阶段，若城市给予更多的就业保障，提升青年的就业能力，会显著提升青年获得感。在城市高房价背景下，“蜗居”“蚁族”“房奴” 等成为城市青年的住房标签，而城市保障性住房或者货币补贴，有助于降低“望房兴叹”的城市青年的住房成本，增强其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当前城市青年出生于独生子女时代，面临着较大的养老责任和负担，较好的养老保障有助于为青年减轻家庭负担。综上，就业、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均能显著提升处于人生过渡阶段的青年群体的获得感。
2. 社会凝聚与青年获得感
模型2考察了社会凝聚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融入和社会资本对青年获得感发挥积极促进作用。较高的社会凝聚给予青年更多的社会网络支持，降低青年社会交往成本，使社会凝聚力内化为获得感成为可能。
首先，心理认同层面和行动层面的社会融入均对青年获得感发挥显著促进效应。认同本地人身份的青年的获得感比不认同者高出4.206分，在乡-城、城城流动背景下，诸多青年成为“北漂”“上漂”“深漂”等×漂一族，城市只有创设良好的融入条件，让流动青年与本地社会进行畅通的社会、经济、文化融合，才能最终形成本地身份认同和心理融合，进而增强青年的积极获得体验。参加过志愿活动的青年的获得感比未参加者高出1.715分。志愿服务是青年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表现，有助于增进青年社会合作，拓展社会交往网络;并且在“服务他人”同时也“锻炼自己”，促进自我能力的提升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形成积极的情绪体验;这些都促使志愿参与对获得感发挥显著的提升作用。
其次，社会资本积极提升青年的获得感。人际信任和机构信任每增加1单位，青年获得感分别显著增加0.724分和1.554分;社会规范感知每提高1个单位，青年获得感相应增加1.011分。在“信任危机”时代，常见的防卫欺骗风险性的普遍人际信任态度，显著增加社会互动和交易成本，阻碍青年与他人的合作，降低青年的生活满意体验并减少自我实现的机会，削弱青年的获得感。青年对政府、社会组织、工作单位、医院、法院等机构的信任，表明这些机构的行为符合规范性预期和制度承诺，为青年生活目标的实现提供各类资源和社会支持，让青年从改革发展中获益，增强积极获得体验。若在城市生活中频繁接触到不良道德行为或违法乱纪的失信行为，则意味着城市公共秩序和社会价值规范得不到有效认可，缺乏社会共识将降低青年在城市互动中对他人行为的预测度，势必抑制青年获得感的生成。
3. 社会包容与青年获得感
模型3考察了社会包容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环境越公平公正、越宽容，青年获得感越强。较高的城市社会包容尊重青年发展的权利，减少青年感受到的排斥感和疏离感，是触发青年获得感生成的重要心理基础。
首先，公平正义认知对青年获得感生成产生心理诱导效应。遭受过不公正待遇青年的获得感显著降低 2.575分;社会公平感知每提升1个单位，获得感增加 3.969分。已有研究证实，社会公平感是影响青年群体未来发展信心的重要因素[25]，城市青年具有追求公平正义的强烈愿望，当因身份、年龄、户籍、性别等因素遭受过相关部门或工作人员的不公正对待时，或者感觉宏观环境的分配不公平和机会不公平时，更倾向于认为自身处于结构的弱势地位，容易产生失落、怨恨等负向剥夺情绪，抑制获得感的生成。由此可知，公平正义的社会氛围能够同时作用于青年当前的获得感受和未来的发展信心，应当成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其次，社会宽容对青年获得感生成具有正向驱动作用。社会宽容程度每提升1个单位，获得感相应增加0.754分。在改革开放和城镇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青年自主选择的空间逐步扩大，一些新事物、新观念、新行为层出不穷，若城市对这些新事物尤其是异类的新行为等保持较高的宽容度，将有助于为城市青年的自主生活选择创设更大的自由空间，使个人自主性得到极大尊重[26]，进而驱动青年对城市社会产生积极获得体验。
4. 社会赋权与青年获得感
模型4考察了社会赋权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外在效能感、政府绩效感知显著提升城市青年的获得感。较高的社会赋权能够增强青年参与能力、激发青年参与意识，使青年感受到自己是城市的主人翁，进而增强青年获得感。
首先，教育是影响获得感生成的知识能力基础。良好的受教育经历对青年群体获得感的积极影响可谓是全方位、多路径的，既可以通过作用于青年人的学识和眼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其对社会和自身的看法与评价，进而提升获得感;也可能经由增加青年群体的选择空间和发展机会，使其更容易获得“好职业” 和“高收入”，从而为获得感奠定更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青年的社会交往将逐步从“小圈子”向“大网络”扩散，形成多样化的 “朋友圈”“微信圈”，有助于减少城市疏离感并强化信息资源支持，促进生活工作目标的实现，增强获得感。
其次，政府赋能为青年获得感的生成提供制度权能基础。青年的外在效能感和政府绩效感知每提升1 个单位，获得感相应增加1.762分和1.449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若青年的多元诉求得到政府部门的及时回应，且政府从青年需求和利益出发制定政策和提供专业化的青年服务，那么青年将从中获益，极大地增强获得体验。然而，政治参与、社团参与和内在效能感与青年获得感并无显著关系，这与我们的预想和已有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出入。有学者研究发现，青年群体通过社会参与能够获得工具性资源与情感性资源，从而减轻生活压力，提升幸福感水平[27]，而本研究中社会参与并未对获得感产生显著影响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获得感的生成所要求的条件相对更为 “苛刻”，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尽管城市青年有着较高的权益意识和社会政治诉求，但受到内在效能感较低、政治参与渠道闭塞、政治参与层次较浅等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未能得以有效表达，因此，青年难以在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中提升获得感。
5. 社会质量影响青年获得感的综合分析
表2模型1—4显示，城市社会质量的四个条件性因素的大多数指标均与青年获得感高度显著关联，实质证明了青年获得感并不是一个单纯描述主观状态的概念，它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社会发展及青年发展与社会发展互动的质量。城市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为青年获得感的生成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关系基础、心理基础和权能基础。从模型解释力来看，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赋权>社会凝聚。社会经济保障带来的多维实际物质获得对当前青年获得感形成具有重要决定性影响，改善青年社会经济民生保障，促进青年实际获得是未来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路径。
进一步分析模型5发现，当纳入所有的社会质量因素后，除了家庭收入、自有房产、医疗保险、家庭经济满意度、社会安全感知、社会公平感知和外在效能感仍然对青年获得感产生显著影响之外，其余变量变得不再显著。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获得感的形成源于个体生理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满足[28]，但在生命历程中需求满足序列有所不同。对城市青年来说，第一要务就是生存发展;只有在城市“站稳脚跟”后才会更多地考虑精神需求，而良好的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有住房、医疗保障和社会安全、公平的社会环境和积极回应青年诉求则分别为青年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空间物质基础、底线保障和制度保障。
四、结论与建议
城市青年获得感不仅是青年自身福祉的重要体现，而且是检验城市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试金石”。基于CSS 2017数据分析发现，城市社会质量与青年获得感高度关联。第一，城市社会经济保障是触发青年获得感生成的重要物质基础，高质量的经济收入和住房获得助力青年追求高品质生活，全面、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为青年生活工作发展消除后顾之忧，促进青年生成积极获得体验。第二，城市社会凝聚是触发青年获得感生成的重要关系基础，城市创设较好的社会融入条件，促进青年形成本地身份认同和志愿参与，社会融合效应进一步激发青年获得感生成，随着黏稠性(人际信任)和制度性社会资本(机构信任)、社会道德法治水平的提升，青年获得感水平逐步提升。第三，城市社会包容对青年获得感的生成具有心理诱导效应，当城市青年感知到城市社会环境是公平公正时，获得感显著提高，社会环境宽容为青年个性自主发展创造条件，尊重青年个性成长，正向驱动青年获得感的生成。第四，城市社会赋权是影响青年获得感生成的重要权能基础，城市为青年创设良好的教育条件，促进青年能力提升;政府积极回应青年的诉求和打造优质公共服务绩效，助力青年自我价值的实现，显著提升青年的获得感。
社会质量不是纯粹的工具性理念，它具有强烈的政策导向，上述研究结果对我国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社会质量理念出发，在一个 “好社会”或者高质量的社会中，青年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应该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关注青年福祉、给予青年发展以优先权、注重吸纳青年需求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就是这方面积极有益的探索。而本文的研究发现，启发我们应该从社会质量视角出发，全面结合《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让城市对青年发展更友好，切实提高青年获得感，进而促进青年对城市发展更有为，推动青年发展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青年的社会经济保障，促进青年民生发展。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过程中，需要全面提升城市经济发展活力，创设高质量的就业创业机会，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全面提升青年的收入水平，以提升青年追求的高品质生活获得体验。逐步改善以青年民生为重点的住房、医疗、就业、养老保障体系。在房价高企的背景下，城市政府应努力构建兼顾市场和社会功能的住房政策，形成多元主体供应模式;加快住房保障体系向新生代中低收入青年的覆盖，优化青年住房公积金制度和住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租赁市场，强化城市“长租公寓”的管理监管，规范长租公寓安全有序运行;并积极推动“租购同权”落到实处，保障租客享有相应的市民权利;确保青年群体 “住有所居”进而“安居乐业”。扩大青年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增强青年的健康保障感。加大就业培训和社会养老保障力度，全面提升青年的就业能力，帮助青年减轻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
第二，全面凝聚青年，增强青年与城市的黏度。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还需要完善青年所需的“吃喝玩乐”相关设施，营造青春活力的城市文化，创设面向青年开放的社区治理体系，形成包容友善的社区软环境;完善青年志愿服务综合激励保障机制，推进青年志愿服务由1.0、2.0时代向3.0时代迈进，吸纳更多青年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提升青年与社会的融合度，强化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提升青年的获得感。强化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提升服务机构效率和服务质量，进一步增强青年对城市机构的信任度。加强共同价值观和社会团结等内在的社会关系质量建设，倡导共享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培育青年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法治精神，构筑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的良性社会资本，为青年获得感的生成提供良好的关系基础。
第三，全面包容青年，为青年提供公平宽容的成长环境。青年群体的年龄特征，决定了其在经济收入、职业地位、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因此容易受到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设置的伤害。针对这一问题，宏观国家层面应该在法律上充分保障青年平等的公民、政治、社会权利，积极破除当前青年生活工作过程中遭遇的性别、学历、户籍、身体等歧视，保障青年相关权益制度设置的公平正义。中观城市层面应该努力提升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服务对青年的开放包容性，减少由群体差距和社会隔阂所造成的社会排斥现象;打造包容性青年发展政策，形成兼顾各类青年的适度普惠型青年福利体系。微观层面需要保障青年对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服务的可及性，让青年均等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此外，城市发展过程中需要努力增加不同青年群体与其他社会成员、群体的交流机会，强化群际接触和群际沟通，增进社会成员对青年群体多元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尊重、包容和接纳，减少社会排斥和歧视。
第四，全面赋权青年，促进青年对城市发展更有为。提升获得感的最终落脚点还是要回到主体自身，青年群体必须经由教育和社会参与，提升学识水平与行动能力，为获得感的生成、维持和提升提供可靠保障，而城市社会要为其提供条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切实保障青年受教育权利;尤其是针对新生代产业工人，应进一步加大大学“圆梦计划”资助力度，提升青年的行动能力，促进青年自我价值实现并为城市做出贡献。进一步拓宽青年的政治参与渠道，构建青年制度化参与的政党吸纳格局，畅通青年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提升青年信息素养，规范和引导青年有序开展网络政治参与;及时回应青年的政治利益诉求，提升青年的政治效能感，激发青年的政治参与热情。进一步丰富各类青年社会组织，拓宽青年社会参与的机会和平台，深化参与内容和范围，以共建共治共享的参与治理促进青年获得感提升。此外，城市政府还需要努力营造机会公平的环境，赋予青年自我能力发挥的空间，促进青年自致成功和向上流动。
城市建设过程中只有做好了上述四个维度的工作，让城市对青年发展更友好，才能全面满足青年的差异化需求，提升城市青年的获得感，进一步促进青年对城市发展更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