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环境下舆论与社会治理关系的反思与重构
摘 要:舆论是社会的产物,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而社会治理是民主政治的内在需要,是特定的治理主体对社会实施的管理.舆论与社会治理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又存在着明显的区隔与冲突.新形势下,社会各界应积极建构新型的舆论与社会治理互动关系,共同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发展.其中,社会治理者应理解并尊重舆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舆论在社会治理各阶段中的作用.舆论主体也要理性看待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提升媒介素养,多为社会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
本文源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01)《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杂志，于1956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创刊，CN:43-1165/C，本刊在国内外有广泛的覆盖面，题材新颖，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的特点，其中主要栏目有：语言文学 、史学、湖湘文化研究等。
关键词:舆论;社会治理;情绪疏导;共治体系
一、研究缘起
舆论是公众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表达的一致性信念、态度、意见、情绪[1].社会治理是多元社会主体以平等合作的态度对社会不同领域进行组织协调、规范监督,共同促进社会平稳运行的综合性的系统[2].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舆论的生成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上而下的瀑布模式与自下而上的蒸腾模式相互交织,关于社会治理的舆论日渐增多,各类舆情事件频发,热度烈度高,传播速度快、范围广[3].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衍生出具有底层意识、恶搞心态、中国式焦虑和群体性怨恨特点的社会情绪,社会治理舆情事件与社会情绪共振的现象频繁出现[4].
在此情况下,重新反思舆论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重新认识社会治理中负面的舆论声音,就成了值得思考的议题.本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新闻传播学、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尝试对舆论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对新时期舆论与社会治理冲突增多的原因进行反思,提出建构新型舆论与社会治理互动关系的策略.
二、舆论与社会治理的联系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周围事物处于一定关系之中.就舆论和社会治理的关系而言,舆论是社会的产物,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社会治理是民主政治的内在需要,是特定的治理主体对社会实施的管理.可以说,舆论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关联,且二者之间的联系会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发展而变得日渐紧密.
(一)舆论与社会治理的内在关联
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舆论和社会治理在目标、主体和内涵上存在一致性,两者存在客观的内在关联. 就目标而言,舆论与社会治理都追求在发现并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上谋求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就主体而言,舆论是公众意见的集合,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在协商交流中对社会事务做出的判断;公众也是社会治理中重要的力量,从决策到执行再到评估,公众参与将贯穿社会治理整个过程.就内涵而言,“社会治理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的价值追求”[5],政府建立的依据是“多数人的同意”[6],舆论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现了人民民主,随着社会治理的深入推进,以舆论形式表现的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将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
具体来说,舆论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舆论为社会治理提供信息支持.社会治理主要解决的是公众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直接反映民意诉求的舆论也就成了社会治理的重要信息源.利用舆论的信息功能,社会治理工作者一方面可以实时把握民意动向,及时发现公众在不同时期关注的热点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从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表达中了解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为社会治理决策的价值最大化奠定基础.第二,舆论可以促进不同社会治理主体的沟通与协调.舆论是社会的黏合剂,可以促进各方共识在公共讨论中达成.舆论的发端充斥着各种扰攘之声,不同立场的公众持有不同的意见,相关事件信息在舆论产生初期并不完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也有被误读的可能.舆论的形成是将分散的个体意见集中整合的过程,众多意见在相互交锋中去伪存真,达成共识.第三,舆论可以监督社会治理工作,防止越轨行为的出现.作为一种普遍的强制力,舆论是隐藏在社会公众中的监督力量,巨大的舆论压力会迫使被监督对象修正自身言行,承担相应责任.
(二)新时期舆论与社会治理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社会是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有机整体和复杂系统,社会有机体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而非静止不变[7].由于环境的变化,舆论和社会治理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发达的媒介技术、越来越开放的政府心态、越来越积极的公民参与意愿,使舆论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舆论始于变动.当前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变革速度加快与社会风险增加给社会治理带来诸多挑战[8].改革开放至今,短短几十年内我国开始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快速的社会转型使得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9].城乡、区域以及行业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发展不平衡现象;社会分化加剧,新社会阶层产生,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利益分配矛盾更加突出;小概率高风险事件的发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
在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单靠政府进行社会调控,效率和效果都会受到影响.面对新的社会发展形势,改变传统模式下政府和社会关系的社会治理理念开始兴起,政府 “独揽”公共权力的管理理念逐渐被强调政府、组织、公众相互协作的治理理念所取代[10].在我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和社会治理的精准化水平.
在社会治理理念发生变化的同时,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变得更加强烈.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人们逐渐意识到参与社会事务不再是政府的专利,每个人都应该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公民的维权意识进一步增强,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入到社会事务讨论的队伍中,督促政府制定或修改某些政策.政府在收到公众反馈后,也愿意根据公众意见对政策进行调整,政府和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激发了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
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基础条件,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塑造的网络舆论场为不同社会治理主体提供了平等交流的平台,社交媒体将原子化的个体联结起来,将其交织成为复杂的关系网络.过去,公众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如今,公众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人们可以在网络平台上表达观点、参与公共事件讨论、为政府建言献策.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发展也让公众真正拥有了信息发布的权利,传播技术造就“共景监狱”式的社会结构,每个人都处在被监督的环境中, 被曝光的公共事件数量随之增加,公共事件涉及的议题也更加广泛,舆论开始渗入各个领域,对社会各方面产生影响,舆论也更加深入地介入到社会治理过程中.
三、舆论与社会治理的区隔与冲突
舆论和社会治理都对民意有强烈的依赖性,二者存在天然的联系,舆论是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要素[11].但舆论和社会治理本质上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二者既联系紧密,又存在区隔.在社会实践中,舆论和社会治理碰撞的情况却又频繁发生.从辩证唯物论的角度看,舆论和社会治理是紧密相连的矛盾双方,两者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斗争性,斗争制约统一,使统一存在于一定条件和限度内.舆论和社会治理分属不同的体系,在思考社会问题时侧重不同的方面,这就导致了舆论和社会治理区隔与冲突的出现.
(一)舆论与社会治理的区隔
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社会和思想领域中的任何事物以及事物之间都包含着矛盾性,事物矛盾双方在统一和斗争中共同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舆论和社会治理存在内在的联系,但舆论和社会治理本质上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二者虽然联系紧密,但仍存在区隔.
舆论和社会治理关注的议题虽然相交却不完全重合.就舆论而言,其关注的内容非常广泛,舆论热点可能出现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多数社会治理工作专业性强、琐碎细致、未经曝光,因此最终能被舆论关注的社会治理相对较少.多数情况下只有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社会治理才会被舆论讨论:第一,社会治理希望解决的问题或社会治理中出台的政策,涉及多数社会成员利益;第二,社会治理被媒体曝光,能浮出水面被公众知晓;第三,有意见领袖介入,形成传播链条,能够引发大规模传播.就社会治理而言,社会治理会将有限的注意力放在基层治理、矛盾化解、治安防控、公共安全、社区服务等事务上,舆论热议的明星绯闻、体育赛事等不在其关注的范围内.
(二)舆论与社会治理的冲突
舆论与社会治理共同追求发现并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二者在目标、主体和内涵上存在一致性.不过公众和社会治理部门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每个具体问题都涉及公众的切身利益, 人们的看法不会完全一致,各种分歧和冲突都有可能产生.如果舆论和社会治理达成共识,舆论就可以对社会治理起到推动作用;如果舆论和社会治理难以达成共识,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就很难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社会治理的推进难度将大大增加.舆论与社会治理产生分歧与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公众和社会治理部门的认知冲突.受文化程度、家庭背景、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同个体或群体对同一社会问题的认知会存在很大差异,由于公众和社会治理部门看待社会问题的视角不同,两者同样存在认知上的冲突.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的治理转型时代”[12], 面对新的社会问题,社会治理部门不得不通过出台或修改相关政策对社会治理进行调整.但对公众来说新的社会治理措施是“新颖的观念、实践或事物”[13],如果“政府颁布的政策和公众持有的价值观念相违背”[14],或是“社会治理和公众秉承的道德习俗等相冲突”[15],社会治理就容易引发舆论的反对.从创新扩散的理论视角来看,舆论对社会治理的接纳要经历知晓、兴趣、评价、试用等几个阶段,时间要素成了影响舆论对社会治理接纳程度的重要变量.社会治理伊始,舆论对社会治理有所抵触也就成了一种正常现象, 公众需要更长的适应时间去理解并接受社会治理中出台的相关政策.
第二,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冲突.不同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矛盾复杂化的背景下,利益分化加剧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16].目前,我国网络社会和社群文化呈现出相对独立的发展趋势,舆情事件发生后,分属不同社会群体的公众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抱团发声,网民圈群化存在的现象日益明显[17][18].不同社会群体都试图用舆论给社会治理部门施压,以争取更大利益.社会治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盘考虑、各司其职、多方共进”[19],相关部门在制定社会治理目标时,需要从全局出发,考虑所有社会群体的利益,要对不同群体的价值观进行折中,尽量使得总体利益最大化.部分社会群体在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会将矛头指向社会治理部门,进而导致舆论与社会治理的冲突.
第三,沟通渠道不畅、政府回应不及时导致的冲突.我国政治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发展速度过快,制度完善的速度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公民维护自身利益的渠道还相对狭窄,科层制的官僚体制运行效率也不高.这些因素也会导致民意表达渠道不畅通、政府回应不及时.公共事件发生后,无论是政府有意忽视或回避舆论质疑,抑或是直到公众质疑之声很强时政府才作出回应,又或是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表态不一致,都会引起公众不满.在利益诉求和不满情绪被相关部门忽略或者淡化后,公众就会利用舆论宣泄自身的悲伤和愤怒,进而导致舆论与社会治理产生冲突.
四、建构新型的舆论与社会治理互动关系
新媒体时代来临后,舆论生成速度加快,放大作用凸显,给社会治理体制和社会治理部门带来了巨大挑战.首先,具备涌现性特征的舆论生成模式冲击了科层制的社会治理体制.在公众掌握了信息公开发布的权利后,公共事件信息会在相关部门未知的情况下被披露到网络空间.其次,全国乃至全世界网民的关注,给地方社会治理部门带来了巨大压力.舆论具有“叠加—聚焦—扩散”效应,区域性事件可以被舆论放大到全国甚至全世界,引发亿万网民的关注[20].地方社会治理部门能够承受的舆论压力有限,在舆论的不断拷问之下很可能出现回应失误,进而引发更严重的舆论危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为处理舆论与社会治理关系提供了方向.新形势下,社会治理部门应特别重视协调舆论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加深两者之间的相互认识,促进两者之间的相互理解,通过建构新型的舆论与社会治理互动关系,促进社会发展.
(一)充分发挥不同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现代化的社会治理,需要兼顾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保障不同社会群体意见表达的权利,促进不同社会群体的对话交流[21].这就意味着社会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行为,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都应该积极参与到建构新型舆论与社会治理关系的过程中来.
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导性力量,但绝非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在舆论引导中,政府应该专心做好“掌舵”工作,学会用规则维护舆论秩序.要利用各种新技术、新应用,及时发现社会环境变化,灵活机动地对相关法律政策进行调整,防范和化解舆论风险;要积极调动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参与热情,引导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主动投入到建构舆论与社会治理良性互动关系的过程中.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市场主体,要制定行业公约,强化行业自律.要加强对注册用户的管理,对用户发布的信息进行过滤,及时删除网络谣言等危害性信息,对频繁发布不实信息的用户采取封号等处罚措施.以公众为代表的社会主体,要提高信息素养,规范自身言行,既不要制造虚假信息,也不要传播虚假信息[22].要坚守道德底线,在行使表达权与监督权的同时,避免因自身好恶对他人恶语相向.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一旦发现有人利用网络干扰正常舆论秩序,应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二)完善舆论与社会治理的互动机制
第一,要积极搭建平台,主动与公众沟通.新媒体时代,互联网传播以去中心化和去渠道化为基本逻辑,强调“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创新为要、内容为王,平台制胜”,其中平台建设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社会治理要紧跟技术创新步伐,不断开辟新阵地,做到“群众在哪,阵地就建在哪”,要在微博、微信、今日头条、抖音等社交媒体和信息分发平台上开设账号,打造传播矩阵,加强与公众的互动[23].
第二,要完善信息发布制度,及时回应公众关切.要对信息发布流程进行明确规定,按照程序通过权威媒体对民众关注的公共事件信息进行公布.在信息发布过程中,要坚持危机公关的“3T”原则,即“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yourowntale)”、“尽快提供情况(Tellitfast)”、“提供全部情况(Tellitall)”,主动、及时、准确地公布信息,疏解公众的负面情绪.要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知乎等多种新媒体平台,增加社会治理信息的曝光率.要加强与意见领袖、网络大 V 的合作,邀请有责任心有担当的网络红人助推相关信息传播.
第三,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激发群众活力.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社会治理中的大事小情要多同群众商量,多依靠群众.在相关方针政策出台前,要通过问卷调查或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吸纳群众智慧,充分调动公众积极性,群策群力解决社会问题.
(三)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建构新型的舆论与社会治理互动关系,需要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一要建立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风险评估机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及时发现社会隐患,努力将社会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二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相互衔接,拓展化解社会矛盾的各种渠道,提升矛盾纠纷化解的整体效果.三要帮助公众树立规则意识,促使公众在我国法治建设和规则体系逐渐完善的背景下,学会用法律法规解决问题,化解矛盾.
舆论是深层社会心理的浅表反映,舆论背后蕴含着复杂的社会情绪.如重大自然灾害或环境责任事故的发生会给公众心理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24],社会治理工作者要及时了解公众心理状况,密切关注公众心理动态,将心理救助嵌入舆情引导体系,及时疏导公众负面情绪.一要建立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加强医疗机构心理健康服务能力,积极培育社会化的心理健康服务机构,鼓励社会团体参与应急心理干预工作.二要设立心理急救热线,开通网络咨询平台,为群众免费提供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救助服务.三要特别关注 “新弱势群体”,该群体在正常生活中并不处于弱势地位,但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影响下,其生存状况受到严重冲击,相关部门要对该群体进行专项救助,疏解其负面情绪,减轻“新弱势群体”的心理压力.
(四)充分发挥舆论在社会治理各阶段中的作用
在政策制定阶段,要发挥舆论辅助决策的作用.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在传统社会中,人类的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能力有限,社会治理部门不得不在严重缺乏信息的条件下进行决策,这就造成了决策风险较高、社会治理水平较低.大数据时代来临后,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众生喧哗的舆论为社会治理部门提供了丰富的民意信息,海量的舆情数据让社会治理决策“从经验出发”转向“用数据说话”,这为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保障.因此,相关人员要树立大数据和民意调查意识,要在全面了解公众需求的基础上,界定社会问题的属性,确定决策目标;要根据不同社会群体意见,制定备选方案并从中选出最佳解决方法.
在政策执行阶段,要发挥舆论的动员作用和监督作用.就动员作用而言,舆论动员综合发挥了舆论的信息功能、沟通功能和教育规范功能,可以帮助公众了解当下的环境变化和决策者制定方案的初衷,降低公众对社会治理的排斥程度.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舆论动员的成本正在降低,社会治理部门要利用舆论动员提高公众对社会治理的接受程度,促使人们主动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就监督作用而言,舆论监督是保证社会治理效果的利器,可以帮助社会治理部门及时发现政策漏洞.在社交媒体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为公众提供了更广阔的舆论监督平台,相关部门要敢于直面公众质疑,及时处理被舆论曝光的违纪违法行为,增强公众对社会治理的信心.
在方案评估阶段,要根据舆论反馈情况调整政策走向.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治理工作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加多样,社会治理工作哪怕有明显的直接效果,也不一定能提高公众的社会认同感. 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幸福悖论”现象,就表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并不能随着 GDP 的增长而同步提升[25].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营造尊重舆论的氛围,将百姓口碑视为评估社会治理效果的重要指标,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环境,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具体实践中,社会治理部门要将舆论纳入考核体系,要将舆论视为决定方案继续抑或终止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在尊重舆论的同时保持战略定力
舆论与社会治理有相同的目标、主体与内涵,哪怕在短时间内存在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也终将走向一致.舆论关注社会治理,对社会治理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这表明公众愿意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 舆论关注社会治理之后,更多社会问题会暴露出来,更多公众会献计献策,当各方力量都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社会问题解决的难度反而会降低.此外,舆论也是一种强有力的监督力量,可以促使社会治理部门完善自身工作,使社会经济发展更加井然有序.
在新的舆论环境下,社会治理工作者要调整心态,明确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治理注定要受到舆论监督.无视或回避舆论会直接影响公众对社会治理的信任程度;用强制手段对抗舆论更是如同火上浇油,只会令事态更加恶化.与此同时,社会治理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公众对社会议题关注的持续性不强、热度容易退散,单纯为了迎合舆论而匆忙采取行动并不利于社会发展,社会治理工作重心的频繁调整也会使相关人员陷入手忙脚乱的境地.因此,社会治理工作者既要包容各种舆论声音,留有“不作为”空间,又要保持战略定力,理性看待舆论.
面对舆论,社会治理工作者要保持一颗平常心,认识到舆论场有自我调节能力,公众对社会问题的讨论通常不会影响舆论场的稳定性.社会治理工作者没有必要过分担心舆论场中形形色色的观点,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对于公众提出的暂时难以解决问题,社会治理部门应该坦承自己的难处,寻求公众的理解.当反对声音出现时,社会治理工作者应该及时了解民众反对社会治理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平衡多方利益,逐步完善决策方案.一般情况下,对那些有推行必要但不具备时间紧迫性的方案,可以留给公众更长的时间讨论,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去执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非常严重且具有时间上的紧迫性,社会治理能否开展在短时间内关乎国计民生甚至国家安全,社会治理工作者难以回避也无法拖延,那么无论舆论反应如何,都应该坚定地将决策方案执行下去.
(六)呼吁舆论主体为社会治理提供建设性意见
第一,舆论主体要理性看待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有复杂的社会原因,社交媒体时代,人们获取的信息呈现碎片化状态,被媒体公开的信息通常只是完整事件信息中的一部分,从片面信息中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够准确.普通公众不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人们对特定行业的运行规律和运行特点知之甚少,仅靠新闻报道做出的判断、发表的意见不一定完全正确.普通公众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之一,就是树立自律意识,在发表对社会治理的看法时保持谨慎.
第二,舆论主体要体谅社会治理部门的难处.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很多社会问题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需要社会治理部门投入大量资源协商解决.舆论要给社会治理留出问题修正的时间和空间,要包容社会治理偶然的过失,不必吹毛求疵.公众要信任社会治理部门,尊重专业人士做出的判断,要多提建设性意见而非一味批评指责,不能用舆论强迫社会治理部门去做什么,更不能干扰正常的社会运行秩序.
第三,舆论主体要保持对社会治理持续的关注与思考,多为社会治理提供建设性意见.受媒体“叠加—聚焦—扩散”效应的影响,某些公共事件一经曝光就会引起公众广泛讨论,瞬间发展成为舆论话题的中心.但是,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映入公众眼帘的公共事件数量不断增加,人们的视线会不断跟随舆论议题的转换而变化,公众注意力很难在一个公共事件上停留很久.这就导致公众参与社会问题讨论的积极性很高,但提出的意见建议往往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入思考.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现代社会中的社会问题具有复杂性,舆论只有保持对特定议题的持续关注,通过深度思考才有可能提出有价值的意见.
结语
舆论是公众意见态度的集合,舆论和社会治理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新时期,舆论更加深入地介入了社会治理的过程.社会治理部门要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科学决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立全体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摒弃传统的“行政化”强制性思维[26],使社会治理的成效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加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公众也要理性看待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多提建设性意见,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