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朝鲜对明朝情报的搜集与应对

　　14世纪中晚期，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上先后建立起明朝与朝鲜王朝。两国之间的封贡关系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到16世纪时迎来新的发展局面，并为“壬辰倭乱”(1592—1598年)时双方得以顺利建立紧密的政治、军事同盟奠定了基础。两国间的封贡关系如何在16世纪的和平年代里得以深入发展呢?这与双方间频繁的政治互动，尤其与朝鲜采取合适的外交举动紧密相关。而朝鲜做到及时获悉明廷的政治动向并采取合适的外交举动离不开情报搜集活动。在16世纪前，朝鲜已经通过外交活动、军事秘密活动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对明情报搜集体系。1同时两国的边疆地区——辽东与平安道地区也在情报传递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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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信息流通;情报搜集;朝鲜使臣;朝鲜王朝;明鲜关系

　　从15世纪晚期开始，全国性的市场网络逐渐在明朝形成，信息流通的速度进一步加快。所谓的“朝报”(也称“邸报”“通报”)在明朝士绅社会广泛传播，并成为官员、士大夫以及识字民众了解政局变化的重要读物。它作为明廷政务公开和议政公开的渠道，能提供可信度极高的政治情报。3明朝的朝报主要依赖手抄流传，后来也出现了雕版刊刻与活字印刷的朝报。4总之，获见朝报并非难事，朝报可以说是士绅社会最常见的政治读物之一。

　　台湾学者王鸿泰认为，朝报的传播功能构成一个“虚拟舞台”，读物與读者之间构成了一个台上与台下、看与被看的关系。不同地区的读者聚集在此舞台前，他们是观众，但不是被舞台隔绝的沉默观众。知识分子阅读朝报，往往会对具体事务展开讨论，这种讨论就是一种参与。在朝报的传播作用下，朝报的读者们共同思考国家的运作。1这样的看法的确很有道理，但仅把目光局限于明朝一国，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整个东亚世界都是这样一个由信息发布、流通和互动构成的舞台。如果把朝鲜等朝贡国都纳入考虑范围的话，这个舞台的性质和信息互动的机制，其实远比明朝自身要复杂，也始终在影响明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可以预见，明朝的信息流通情况很可能对朝鲜的情报搜集活动产生影响。国内外学界已然注意到朝鲜对明情报搜集活动，并将研究重点放在两国关系的变化，朝鲜对“土木之变”、“大礼议”、《大明会典》修撰等事件的情报搜集与外交回应上，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2不过既有研究较少关注朝鲜情报搜集活动本身的变化，朝鲜君臣如何看待各类情报来源等问题。朝报等明朝文书流入朝鲜，究竟给朝鲜带去了怎样的信息，又对朝鲜的外交回应乃至两国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仍待进一步研究。因此，本文将以朝鲜君臣对各类情报来源的认识为线索，通过若干案例探讨朝鲜在16世纪和平时期如何根据搜集到的明朝情报做出外交应对，并分析两国之间的信息流通情况。

　　一、正德帝驾崩与朝鲜的情报判断

　　在封贡关系中，明朝是东亚这个更大的信息流动空间里的中心、源头和主导者，也是话语权更重的一方，所以信息往往是由明朝传至朝鲜，并对朝鲜政局产生影响。而信息传播的渠道本身又相当复杂，常有失实或滞后的问题。这样一来，朝报的优势就渐渐显现出来。

　　老皇帝驾崩与新皇登极无疑是明廷最重要的政治变动，也是朝鲜最为关心的事项。15世纪以来，随着儒教化的不断深入，朝鲜朝廷编定了一系列礼学书籍，如《国朝五礼仪》《五礼仪注》等，以供礼仪之需。按《五礼仪注》规定，“初闻皇帝丧即变服，第四日成服”。3问题是从何处“初闻皇帝丧”可以被视作可靠的消息来源。永乐帝驾崩时，朝鲜在接到明朝诏书前已通过使臣朴得年在辽东抄到的皇太子令谕获知消息。国王世宗随即举哀并派进香使崔迤等人赴明。崔迤等人在辽东汤站附近遇到正赶赴朝鲜颁诏的明使，遭到“诏书未到前，以私通消息入朝可乎”的斥责。于是世宗命令崔迤等人在边境待命，等明使完成颁诏任务后再赴北京。4到第二年洪熙帝去世时，朝鲜吸取了教训，在明朝诏书到达后才举哀并派出慰问使。5可见朝鲜并不想触犯明朝的禁令，落得“私通消息”的罪名。在明朝看来，朝鲜可以通过明廷发出的诏书﹑敕书等正式文书获取消息，但私自打探情报则有触犯禁令的嫌疑。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正德帝崩于豹房。6他在驾崩前的二月中旬曾派太监金义、陈浩等人赴朝鲜颁敕。1四月十三日，明朝敕使团的副使陈浩在到达良策馆(今平安北道龙川)时偷偷告诉朝鲜通事安训：“俺等到广宁，闻皇帝凶讣。朝廷捉囚江彬，皇太后定策立弘治亲弟，颁诏天下云。”陈浩称自己本是朝鲜人，担心朝鲜不能应付敕外征索之事，所以特意提前通知此事，并让安训转告远接使安润德。同时，正使金义也暗将讣音告知朝鲜通事李和宗。2安润德接到消息后，立刻让通事们向明朝敕使团中的相熟人士进一步打探情况，得到“到辽东，哀书至，乃知皇帝去三月十六日已崩。但颁敕前，两使秘而不发，慎勿喧说”的答复。3安润德随即将该情报以状启的形式上告朝廷。

　　这封状启立刻引发轩然大波。朝鲜君臣针对该消息是否属实，是否该即刻举哀展开讨论。领议政金诠等人认为既然消息来自明使，那应该不是谎言，但明使不愿将此消息广而告之，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于是他们提议向辽东派出押解官，打探辽东是否举哀，这样即可确认消息的真假。所谓押解，表面上是把贡马或漂流民送至辽东，实际上可借押解的名义，进入明朝境内打探情报。司谏院认为既是明使亲口告知的讣音，定然不假，应该立刻派人向金义等人追问正德帝死因。若讣音属实，朝鲜在迎敕前必须举哀。国王中宗否决了这一建议，理由是公然追问讣音，可能惹怒明使。中宗表示：“我国之计，惟待中朝之命而已。”4

　　中宗的担心自有原因。在正德帝驾崩前几年，曾出现过诸如正德帝被蒙古人俘虏、明朝对皇太后去世之事秘不发丧等虚假流言传到朝鲜等情况。5对于正德帝驾崩这种大事，朝鲜若仅凭明使私下的传话就贸然举哀，万一消息不实，不仅会被世人嘲笑，更有可能惹怒明朝。此外，中宗不愿即刻举哀还有对日交邻层面的考虑。当时日本使节正停留汉阳，他早已决定要在四月十七日于正殿接见日本使节并举行宴会。如果举哀，势必要停止这些礼仪活动。朝鲜不便以明使私下告知的皇帝讣音为由，突然决定不接见日本使节。6实际上，明使告知朝鲜的消息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如正德帝驾崩的日期不是十六日而是十四日，以及新皇帝非弘治帝亲弟，而是弘治帝之侄朱厚熜。

　　领议政金诠等人支持中宗的决定。在他们看来，“帝崩之言非公文颁布事，天使之语通事又是秘密，不令下人知之，则不可以此而举哀也”。可见在当时朝鲜官员看来，最可靠的消息来源当是明廷颁布的公文。大司宪洪淑等人向中宗建议派人直接向明使发问，但遭到否决。中宗表示，此前曾多次听说正德帝驾崩，最后都被证明是明朝人怨恨皇帝无道而捏造的假消息。这次明朝敕使团中有人说是在广宁听到讣音，有人说是在辽东听到讣音。同属一个使团，竟然出现消息来源各异的情况，这难免让人起疑。但为保险起见，中宗勉强同意派人赴辽东。众臣亦赞同此举：“既送人辽东，命探问朝报，姑待此人之还，至为便当。”中宗最后决定：“三月十六日皇帝崩逝云，则公文必近日当到，往辽东人亦不久而还。姑待近日，可也。”7该对话是朝鲜史料首次明确提及明朝朝报的存在。8从朝鲜君臣的反应来看，在这之前他们就已经很清楚朝报的可信度。通过该次讨论，朝鲜内部就等待可靠消息到达后再为正德帝举哀达成了一致。

　　尽管中宗在口头上一再表示不能立刻为正德帝举哀，但在实际行动上已为新皇即位做好了准备。四月二十三日，他任命李惟清与韩亨允分别担任贺登极正使、副使。9这样一来，一旦确认新皇即位，朝鲜就可以尽快派出使节。二十六日，通事金亨锡传回了从明朝人郑臧等人处听到的消息。郑臧等人称：“闻皇帝过饮冷酒，二月十四日吐血而崩。”针对新皇帝是谁的提问，郑臧等人回答：“成化之子興王已死，其子袭封为兴王，年甫十三。”1虽然朝鲜搜集到的情报存在细节上的差异，但所有情报均指向正德帝已经驾崩。于是中宗召大臣共商谢恩表文文辞与举哀诸事，然而改动谢恩表文一事非常棘手。中宗认为：“时无明降，谢恩文书改之为难。若中朝以为‘朝鲜何以先知乎，则将何以答之?”考虑到“我国不见公文而但闻传言即举哀，亦所未安不小”，因此中宗决定待派往辽东的通事回国后再商议此事。2可见中宗非常担心明朝可能察觉朝鲜的情报搜集能力，出现不必要的麻烦。此时举哀问题相对较易处理。因为接待日本使节的典礼已经完成，为明朝皇帝举哀是仅在朝鲜国内举行的仪式，既然多个情报源都称皇帝驾崩，那朝鲜只需确认消息即可。所以当平安道观察使呈上状启，称押解官鲁继孙等人在辽东汤站探问朝报，获得张千户与汤站指挥对皇帝驾崩一事的肯定答复后，中宗随即下令当日举哀。汤站指挥称：“皇帝去三月十七日崩逝，哀书已到，皆着衰服矣。”3虽然史料未提张千户与汤站指挥的消息源是朝报，但此时朝鲜君臣认为明朝朝报是可信的消息来源应无疑义。

　　六月初，贺登极使李惟清启程赴北京。4他发回的状启于九月中旬到达朝鲜。按状启所录，李惟清在北京“看得奇别一本”，内容是明朝即将派唐皋为首的诏使团赴朝鲜宣诏，并将嘉靖帝的赏赐带去朝鲜。中宗随即下令迅速做好接待明使的预备工作。5“奇别”在朝鲜语中有两层意思，一是泛指“消息”;二是特指“朝报”，朝鲜亦以“奇别”称呼本国的朝报。李惟清所称的“奇别一本”显然指的是明朝朝报。明朝令唐皋等人赴朝鲜颁诏的日期是八月二十六日，6考虑到从北京到汉阳至少需花费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可知李惟清是在读到朝报后就派人快马加鞭将消息送至本国。

　　朝鲜使臣重视明朝朝报是因为在使行途中或归国之后，必须以闻见事件或状启的形式将见闻报告国王。历年的闻见事件会被朝廷整理为《闻见事件誊录》，作为了解明朝动向的参考。7朝鲜成宗二十四年(1493年)，成宗以闻见事件里多有误处为由，令司宪府审问千秋使书状官房玉精。8这就要求使臣在撰写报告时不得不对情报的来源多加留意。为避免事后被追责，朝鲜使臣自然倾向搜集可信度较高的情报。于是明朝朝报作为可信的情报源之一开始出现在使臣的报告中，并成为朝鲜国王制定应对策略的重要参考。

　　通过以上事例可知，明朝的消息在传向朝鲜的过程中时常出现真假掺杂的情况，这给朝鲜君臣做出判断造成了较大干扰。朝鲜在制定对明外交决策时，最相信的当然是明廷发出的公文，但在无法及时获得公文的情况下，也会主动利用各种渠道搜集朝报等文书。可见16世纪初的朝鲜朝廷公认朝报是可信的明朝消息源。

　　二、嘉靖“大礼议”与朝鲜的情报搜集

　　朝鲜使臣对明朝朝报的着力搜集，客观上让朝报的流通超越了国界，并将朝鲜带到明朝的政治舞台前。朝鲜君臣通过阅读朝报，可以像明朝士大夫一样，经由解读具体事务来建立自身与明廷的联系。但与境内读者不同的是，朝鲜君臣的明朝朝报阅读行为带有极强的风险预防与自保目的，即为应对与明朝交涉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朝鲜有了解明廷的政治﹑军事情况的迫切需要。同时，通过外交应对举措，朝鲜也可直接参与明廷政治舞台的表演，主动建设和调整与明朝的关系。

　　嘉靖帝推动的一系列对亲生父母的追尊之举，给朝鲜高度参与明廷的政治表演创造了机会。在即位不久就引发“大礼议”的嘉靖帝需要朝鲜的政治协作来展示自身的合法性，而朝鲜中宗依靠勋旧大臣发动“丙寅政变”(1506年)，将燕山君废位才得以登上王位，也迫切需要明朝的政治承认与支持。尤其是“己卯士祸”(1519年)后，中宗面临勋旧势力与士林势力长期对立的局面，需要在连续不断的政治漩涡中强化王权。相互的政治合作需要成为两国关系不断深化的基础。1朝鲜在这一时期存在强化对明情报搜集，进而做出合适回应的强烈动机。

　　嘉靖帝继位后，杨廷和等人建议尊孝宗弘治帝为“皇考”，尊嘉靖帝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嘉靖帝不从，坚持要给亲生父母上皇帝与太后的尊号。这便是“大礼议”的开端。朝鲜使臣对“大礼议”情报的搜集，大致通过三种途径：一是由通事直接与明人交流;二是搜集明朝各种朝报、题本等政府文件;三是搜访明朝公布的“大礼议”文献。2第一种方式很可能因口头传话造成情报谬误，而第三种方式有时间上的滞后，即等到“大礼议”文献颁布后，朝鲜可能错过采取外交行动的最佳时机。所以综合来看，朝报、题本等文书更可能为朝鲜及时做出外交回应提供参考。

　　朝鲜中宗十九年(1524年)六月二十二日，谢恩使申鏛派遣的先来通事回到朝鲜，告知朝廷：“皇帝加上昭圣慈寿皇太后尊号曰‘昭圣康惠皇太后，兴献帝尊号曰‘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加上兴国太后尊号曰‘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中宗不确定是否应该派遣进贺使。承文院提调建议：“加上尊号之例于《誊录》不载。然臣等意以为前者上尊号时既已进贺，今亦进贺为宜。”于是中宗传下教旨：“今承文院提调以为宜进贺，不必更议也。”3

　　几天后承文院提调又否定了之前的看法。他指出本次进贺与此前遣使进贺皇太后上徽号只是类似而并不相同，中宗因而让众臣商议此事。领议政南衮、左议政李惟清等人表示虽然派遣进贺使会给朝鲜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但“事大之礼，不可以私废”，所以还是遣使为妥。但就该如何书写进贺表文中的尊号，朝鲜君臣仍有疑慮。4在多次讨论未果的情况下，承文院提调认为在进贺表文内书写“本生”等字样没有先例，建议派押解官赴辽东探问。该建议获得中宗的许可。5一个多月后，押解官裵瑊从辽东带回了“令我国进贺之咨”。6然而辽东咨文并没有明示朝鲜的表文该不该去掉“本生”二字。又过了近一个月，圣节使方轮派遣的先来通事回到朝鲜，该通事带回的状启中提到大量明朝官员反对去“本生”二字而被嘉靖帝严厉处罚的情况。7方轮写道：“中国去‘本生二字，朝廷方争论。我国于进贺表去‘本生二字则似闻见而不书。”议政府三议政读完方轮的状启与带回的明朝朝报后认为，进贺表文中去掉“本生”二字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表文中若是明写“因申鏛来，得闻而不书‘本生字”，明廷可能认为朝鲜是擅自行事，所以建议把表文改成“因辽东咨文得闻”。随后朝鲜派出了以许淳为首的进贺使团赴北京。8虽然给朝鲜带去确切情报的是使臣状启与明朝朝报，但这样的情况不便让明廷知道，辽东咨文等文书仍是朝鲜获得明朝情报的合规途径。换言之，朝鲜非常清楚明朝仅许可朝鲜接触其乐意公开的部分情报，而朝报上含有大量明廷未必乐意向外国公开的信息。对朝鲜来说，这恰是朝报最具吸引力的部分。通过朝报，朝鲜得以细致了解明朝政局的最新动向，从而采取合适行动满足明朝皇帝的期待，并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国利益。

　　从嘉靖帝的立场来看，在未获国内广泛支持的情况下，若能得到来自有“礼仪之国”之称的朝鲜的支持，显然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增加合法性。朝鲜的表文不书“本生”二字，更是符合嘉靖帝的期待，所以他对朝鲜大加赏赐。1在朝鲜时代，如果国王获得明朝皇帝的优赏，根据优赏的具体情况，首都或地方的文武百官要向国王进贺。这是国王向全体臣民夸示王权的政治仪礼，也是国王积极采取符合明朝皇帝期待的外交行动的动机来源之一。2

　　然而朝鲜的进贺之举也在内部引发了“我国以海外之邦先为进贺，则无乃助成其邪论”的担忧。尽管中宗列出“中原之事，非我朝所得以是非之也”等理由为自己辩护，3但内心深处仍有不安。该年底的一次经筵中，中宗提及自己读到明朝朝报，其中有嘉靖帝将生父称为皇考的内容，但他不确定嘉靖帝是否会把生父升祔太庙。在他看来，“若以祔于太庙，则昭穆之制舛矣”。经筵检讨官赵仁奎认为嘉靖帝把兴献帝称为皇考，肯定是为祔庙做准备，这是不顾大义的行为。中宗赞同这一判断，但又表示：“中原事，固不可是非也。但于外国之见，亦未安矣。”4朝鲜君臣明知嘉靖帝的行为不符合程朱理学的“礼”，但出于巩固两国关系的考虑，仍采取了迎合嘉靖帝的行动。这也印证，16世纪作为朝鲜儒教化加深的时期，程朱理学的价值判断虽不一定会反映在实际对明交涉中，但日益影响朝鲜君臣的思考方式。5同时，明朝朝报传到朝鲜，也为朝鲜君臣提供了与闻明朝政治的机会。他们通过阅读朝报，得以了解明朝的政治运作并为参与明朝政治博弈做出准备。

　　朝鲜君臣就明朝朝报展开讨论的习惯亦被后世继承。朝鲜明宗十一年(1556年)十一月，领经筵事尹溉向明宗提到自己读到明朝朝报，其中有“中原地震地坼，平地山出”的内容。尹漑认为万一明朝出现变乱，与明朝接壤的平安道会首先遭到冲击，因而建议强化平安道的防备。明宗接受了建议，并强调：“大国无事，然后小国可安。”6朝鲜对明朝的动向一直抱有极大的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地理上的邻近，更因为在国家规模﹑军事实力等方面与明朝相比，朝鲜始终处在一种非对称的位置上。7这种非对称关系的一大特点是，与关系中势力较强的一方相比，较弱的一方更容易受到影响。这是因为双边互动对弱国的影响远甚于强国，弱国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利益。8朝鲜与明朝的关系正是如此，所以朝鲜君臣始终注视着明朝的动向，担心局势变化会对朝鲜产生影响。为应对两国交涉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朝鲜需要了解相关信息。也就是说，朝鲜可以用对明朝的了解来消解非对称关系可能对其不利的一面。9而朝报恰是可以满足这样需求的信息媒介。朝鲜君臣通过阅读朝报，了解所需信息，可以及时做出准备。

　　此外，明朝朝报上登载的关于朝鲜的内容，也为明朝人了解朝鲜提供了信息参考。嘉靖十六年(1537年)九月初，户科给事中吴希孟的家人吴天定等人来到朝鲜使臣的住所——玉河馆，将吴希孟连上两道题本夸奖朝鲜的消息告知朝鲜通事车允成等人，此前一年吴希孟曾赴朝鲜颁诏。车允成等人回答：“近日到京师，求见通报，知老爹奏意，使臣以下不胜感激。”10吴希孟在题本中称朝鲜“素称恭顺，较之诸夷不同”，并建议朝廷“自今凡诏告敕谕，事关礼制者宜使之一体知悉”。11车允成等人见到的朝报很可能出自玉河馆。当时玉河馆中有供提督主事等官员阅读的朝报，朝鲜人通过贿赂即可得见。12按朝鲜中宗三十四年(1539年)进贺使李芑的报告，正是由于吴希孟等明使“以我国知礼义之意达之于皇帝前，故中朝之人，前称我国人必曰‘夷人，今则称为‘使臣也”。1借由朝报的流通作用，朝鲜的“礼仪之国”形象在明朝社会扩散，并对明朝人的朝鲜认识产生了积极影响。

　　总之，明朝朝报在给朝鲜提供可靠信息的同时，将朝鲜与明廷、乃至明朝的民众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以朝报为媒介，两国间形成一个“共享”的信息世界。在这样的信息流通过程中，朝鲜不仅是明朝政治舞台的观众，也可以是通过事大礼仪介入明廷政治博弈的参与者。

　　三、“壬寅宫变”与朝鲜的情报回应

　　朝鲜君臣从16世纪起逐步将明廷的朝报、题本等官方文书视为重要的情报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在做出局势判断时完全依赖它们。这些文书有官方背景，在刊登负面情况或宫闱之事时常有隐讳，这就要求朝鲜必须综合考虑各种情报的可信度。与“大礼议”不同，朝报不便大张旗鼓地刊登“壬寅宫变”这种可能暴露皇帝无道的宫闱之事。但恰是这种不便明说的宫闱之事，可为我们提供探究朝鲜如何获得宫闱消息并做出回应的线索。

　　除史料价值之外，这些明朝朝报对赵宪这类关注社会现实、希望改革弊政的朝鲜士人产生的影响亦值得进一步关注。2实际上，赵宪使行过程中已多次目睹明朝吏治的腐败情形，并多有批判，但他在归国后上交宣祖的改革方案——《先上八条疏》中却把明朝描绘成一个值得朝鲜学习的“乌托邦”。按夫马进的解释，赵宪为批判朝鲜的现状，最有效的方法是将明朝作为一个完整的乌托邦提出。当时朝鲜正在推行乡约，如果介绍说明朝让愚蠢糊涂的人担任约正与副正，那么就无法进一步展开议论。3宣祖以两国风俗不同不必操之过急为由拒绝了《先上八条疏》，4所以赵宪不便再递交后来的《拟上十六条疏》，但《拟上十六条疏》的价值仍不可忽视。赵宪在该文中多次引用明朝朝报，以朝报刊登的明朝政治运营事项来强调改革的必要性。这为我们探究朝鲜士人如何阅读并利用明朝朝报提供了线索。

　　首先，赵宪在第一条疏——《格天之诚》中建议宣祖：“臣伏愿殿下先尽修省之道，以为格天感人之本。”为说明此主张的合理性，赵宪以万历帝的行为作为依据。赵宪写道：“皇上悯念畿内亢旱，筑坛宫中，竭诚露祷;通行诸司，一体省戒。中外人心无不感悦云。”5这段引文来自《中朝通报》八月十四日条，即江西巡按御史凌云翼报告洪水肆虐并请求朝廷赈灾的奏疏。凌云翼为说明灾情的严重与赈灾的紧迫性时，提到了此前畿内干旱时万历帝曾在宫中筑坛祈雨的先例。6

　　其次，赵宪在第七条疏——《听言之道》中建议宣祖多纳谏言，听取朝廷公论。赵宪描述道：“臣于皇上纳谏之事，虽未详闻，而伏见通报，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抚按御史日有奏疏，例下该部，使之详议。该部覆奏则询于阁老，无不施行。是则天下之事，一付于朝廷之公论，而帝不敢以一毫私意容于其间，且不为近习之言所迁惑也。”7不过赵宪所谓的官员奏疏均由朝廷公论决定的情况并不符合事实。1574年正是张居正手握大权的时节，比起皇帝的私意与朝廷的公论，显然是张居正的政治意图更多反映在政治运营中。赵宪对此也并非一无所知，但他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仍把朝报记载的情况视为朝鲜应该学习的榜样。赵宪对明朝朝报的论述，与其说是如实说明，毋宁说是将政治憧憬与朝报内容混合在一起而做出的偏向性分析。赵宪在奏疏中大段引用明朝朝报来强调论据的可信度与主张的合理性，这首先表明朝报作为可信度较高的明朝政治参考资料，在朝鲜政界已获得普遍认可。

　　再次，赵宪的事例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朝鲜使臣对明朝朝报的有意识阅读与记录，不仅是为了满足情报搜集与复命之需，也是他们积极参与本国政治实践的重要手段。朝鲜建国后的百余年间，儒教理念逐渐在朝鲜社会生根发芽，培养出一大批对儒教理念深信不疑的士林派人士。但在士林派看来，16世纪的社会现实与他们所憧憬的儒教理念间存在巨大鸿沟，即朝鲜社会并不是那么“儒教”。这就促使士林派人士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把儒教理念落实到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把朝鲜建设成一个名实相副的儒教国家，可以说是士林派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宣祖即位后，为因“己卯士祸”遭遇不幸的士林派平反，士林派从此大举登上政治舞台。赵宪作为士林派西人党的一员，寻求各种政治资源来支撑改革主张自是情理之中。在当时朝鲜君臣看来，朝鲜王朝的立国之本在于两方面：一是通过对明事大紧随中华秩序;二是积极接受以明朝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儒教理念。1这两点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也是朝鲜政坛上无需多言的政治正确。通过学习明朝来改造朝鲜不够“儒教”的地方，可以说是将朝鲜尽快儒教化的捷径，也是朝鲜大量引入明朝礼仪、制度、文化的动机所在。尽管赵宪在使行途中目睹了明朝腐败丛生的景象，与他憧憬的儒教国家相距甚远，但他不得不考虑的是，在当时朝鲜人的认知里，明朝仍是儒教文明国家的最佳代表。如果说作为儒教发源地的明朝都没能落实儒教理念，那朝鲜学习明朝岂不是失去了意义?考虑到两国之间的封贡关系与朝鲜人将明朝视为“君父之国”的心态，就算有人觉得明朝不够“儒教”，此时也不太会有另起炉灶，否定明朝而自封本国为中华正统的强烈动机。赵宪正是利用了朝鲜国内这种将明朝视为名正言顺的改革榜样的心理。虽然明朝的腐败现实不能给他的改革主张提供依据，但代表明廷官方立场且被朝鲜政界普遍认可的朝报可以为他的观点增加说服力。

　　最后，通过赵宪的记录与取舍选择，明朝朝报的部分内容得以在朝鲜士人中流传，并进入后世朝鲜社会的政治谈论中，与朝鲜的政治改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赵宪去世后，他的文集——《重峰集》由同属西人阵营的安邦俊于朝鲜光海君十四年(1622年)整理刊行。包括《中朝通报》在内的使行日记、《先上八条疏》《拟上十六条疏》等各种文稿均被收入《重峰集》。朝鲜仁祖元年(1623年)，西人政权上台执政。他们不满此前北人政权主导编纂的《宣祖实录》而另修《宣祖修正实录》。赵宪的《先上八条疏》与《拟上十六条疏》也被添入这部改修实录中。2可见实录修纂官读过《重峰集》，并认为这些文稿是应该补入实录的内容。朝鲜仁祖八年(1630年)，兵曹判书李贵向国王仁祖解释朝鲜官员向明朝官员询问礼仪原有前例，并举赵宪之例“宣祖朝赵宪以质正官奉使天朝，与中朝士人辈互相问答，兼采中朝典礼十八条，枚举疏陈。”3显然李贵曾读过赵宪的奏疏。朝鲜英祖二十四年(1748年)，国王英祖为表彰赵宪的功绩，下令校书馆以活字重刊《重峰集》。《中朝通报》通过《重峰集》的刊行与流通，得以进入朝鲜士人的阅读范围，成为后世朝鲜士人了解当时明朝政治运营与朝鲜自身改革情况的重要资料。

　　赵宪使行结束后没几年，汉阳城中的“识字游食之人”开始模仿明朝以活字印行朝报的习惯，开刻活字印刷本国的朝报卖以资生。宣祖偶然见到了这样的朝报，震怒道：“刊行朝报与私设史局何异?若流传他国，则是暴扬国恶也。”印刷朝报之人因此被处以极刑，4活字印刷的朝鲜朝报也从此销声匿迹。朝鲜的朝报由奇别书吏每日在承政院抄录而成，再通过他们送给相关衙门与官员。但通过奇别书吏抄录并传播的朝报数量并不大，难以满足识字阶层对国家政事的了解渴望。朝鲜人会生出仿照明朝以活字印刷朝报的念头，暗示了这一时期已有不少明朝朝报流入朝鲜，并为“识字游食之人”所知。而宣祖对本国朝报流至外国的担忧，很有可能也是有鉴于明朝朝报流入朝鲜的情况。朝鲜君臣虽然通过搜集、阅读明朝朝报与明廷的政治表演发生联系，但绝不希望其他國家通过类似的方式进入朝鲜的政治空间，明朝也概莫能外。朝鲜一方面标榜“事大至诚”，认为自己无异于明朝的“内服”;但另一方面，在可能冲击本国政治运营的信息流通问题上，对明朝等其他国家展现出强烈的提防心态。

　　结语

　　考察16世纪朝鲜对明朝情报的搜集活动可知，明朝朝报、题本等文书作为比较可信的信息来源在这一时期进入朝鲜的情报搜集范围，并成为重点关注对象。正德帝驾崩、嘉靖“大礼议”等重大事件发生时，朝鲜君臣面对纷纭杂乱的信息，往往依赖明朝朝报、题本等来判断消息是否属实。通过这些文书，朝鲜可以详细了解明朝政局的最新动向，从而采取符合明廷期待的回应举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国利益。

　　明朝朝报、题本等文书作为有效的信息传递媒介，在两国间构筑出一个“共享”的信息世界。明朝自身的信息生产和传播能力和方式，是这个机制的物质基础。朝鲜君臣通过阅读这些文书，得以近距离地观察明朝政治动向，并可以通过事大礼仪介入明廷的政治博弈，强化本国在明朝中心的东亚秩序中的地位。

　　明朝凭借政治地位，让它的信息生产和流通模式成为封贡体系内的主流形式，但朝贡国仍有利用和调整它的主动性。表现之一是朝鲜士人能主动利用明朝的这些信息资源来作为干预朝鲜本国政治，表达自身政治理想的一种手段，如赵宪对明朝朝报的阅读与记录，将明朝朝报作为一种政治情报资源，引入朝鲜的政治讨论中;表现之二是朝鲜受到明朝朝报影响并开始模仿明朝朝报的发行方式时，会根据本国的情况加以调整，如宣祖禁止模仿明朝朝报以活字印行朝鲜朝报。总之，明朝朝报等文书的流通作用，给朝鲜开启了两方面的可能：一是朝鲜作为明朝的重要政治合作伙伴，参与明廷政治博弈的可能;二是朝鲜士人通过阅读与记录这些文书，将其引入本国政治实践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