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苏南闸民歌之文化价值､传承现状及发展策略

　　摘要：作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闸民歌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和艺术表现力。它既是一幅朴素真实、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图卷,又巧妙熔铸“以赋为歌”与“场上之曲”两大技法,实现了文学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当下南闸民歌正面临传承人老龄化、文化水平不高、职业弱化、后继乏人等现实困境。基于此,需要从文献整理、经典萃取、经济援助、教育互动等角度拓宽传承路径,并依托白马湖公园,构建互利共赢的生态关系。总之,立足地域文化是南闸民歌的本质属性,也是调节坚守本色与创新发展之间的重要平衡点。

　　本文源自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3(06):14-20.《南京理工大学学报》杂志，于1988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创刊，CN:32-1516/C，本刊在国内外有广泛的覆盖面，题材新颖，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的特点，其中主要栏目有：六朝研究、科技史与科技哲学研究、南社研究等。

　　南闸民歌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环白马湖一带地域文化的缩影,更是透视此地劳动人民生活史、心灵史的独特窗口。南闸镇隶属淮安市,东依运河,西临白马湖,产生于此的民歌充分吸收运河文化与湖泽文化的滋养,显得更加灵动活泼。经过近几年的研究与开发,南闸民歌俨然已经成为彰显淮安文化的靓丽名片。

　　近年来,关于南闸民歌音乐学角度的分析最引人注目,单林博士论文《稻作文化之谷——江苏中北部地区田歌的存在方式及其稻作文化意义》专节讨论南闸及淮安地区田歌,认为南闸民歌小调是建立在江淮音乐风格基础之上[1]。丁昕春将南闸民歌置于运河文化背景下,对旋律、节奏、曲式、调式等有独到分析[2]。其他相关论著如金矿《苏北白马湖水乡民歌曲调色彩初探——谈谈南闸民歌中“栽秧鼓”音乐特点》[3]153、王彦蘅《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的特色研究》[4]对南闸民歌的音乐性也略有介绍。学者们的研究当然不局限于音乐学一隅,探索南闸民歌与民俗学、运河学、民间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是近年来的研究趋势。传承人金矿贡献良多,如《南闸民歌与民俗学》发现民歌与环白马湖区域的乡土民俗有特殊关系[3]145;《南闸民歌与运河民歌民谣》阐述民歌与淮安段运河之间相互影响及各自独立的特点;《浅谈南闸民歌活态传承保护》提出“活态传承保护”的系列策略。另有《浅谈南闸民歌原生态演唱风格》《浅析南闸民歌中的渔歌》[3]137、157、165及《姐儿香儿——民歌散文集》[5]等论著,更有《南闸民歌沿革史话》《南闸民歌故事集》《南闸民歌手简介》等著作相继待版[6]。

　　诚然,南闸民歌研究已有不菲成绩,但与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还不够匹配。学者有云:“南闸民歌作为一个很小地区、很小范围的歌曲品牌,它有着深刻的艺术表现力,以及独特的文化价值。”[3]《南间民歌歌词集萃》代序特别提到,遗憾的是,我们在艺术表现力和文化价值两方面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入。特别是歌词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和丰富的文艺技巧至今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至于在民歌生产环境逐渐流失的基础上如何落实传承保护措施,更是非常棘手且亟待解决的难题。金矿《关于南闸民歌项目中有部分濒危现象的说明》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本文着重分析南闸民歌的文化价值与艺术技法,并从传承人角度,透视当下民歌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继而提出切实可行的传承路径及发展策略。

　　一、朴素真实、丰富多彩的生活图卷

　　南闸民歌之地理外延并非仅仅指淮安市南闸镇,它是环白马湖区域民歌的核心区,其辐射范围包括今天的淮安区、宝应县、洪泽县、金湖县等[7]。作为一种普遍的区域文化现象,也不可能泾渭分明的局限于一乡一镇。“高宝歌台上千首,风味最佳新河头”[8]说的正是南闸(古称新河头)民歌在高邮、宝应等地产生的重要影响。作为民歌,描写农民生活是重要内容之一。这自然包括农民日常劳动、情感经历、人生感悟等等,南闸民歌不仅对此有深入细致的体现,堪称白马湖一带人民生活的真实史料,更重要的是依托民歌,折射出了白马湖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及演进历程。

　　1.对美好爱情的讴歌与渴望

　　歌颂爱情是南闸民歌着力表现的内容,甚至有学者指出“民歌本就是情歌”。尽管此断论存在偏见,但也反映出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粗略盘点《南闸民歌歌词集萃》,情歌多达一百余首,特别是以“姐”字作为题目就有近三十首。“姐”在作品里常指待字闺中的女子,是苏北一带特殊的称呼,比如“小大姐”“小姐姐”等。对美好爱情的渴望是塑造“姐儿”形象时反复出现的内容。与古典文学中温文尔雅、含蓄有教养的女性不同,民歌中的女性丝毫不掩饰对心慕男子的情感。如《姐儿香来姐儿秀》《姐在房中描花朵》《姐在房中梳油头》《姐在田头唱秧歌》《姐在堆坡种芝麻》1等,大多直言对“小哥哥”的思念。当然也有很多以哥哥口吻,叙述对“姐儿”的爱慕,如《兄妹永远不分离》《吃鱼要吃鱼脊梁》《探妹九个月》等。民歌之广泛普及,恰有赖于此类情歌的铺垫。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9]”或许在民歌长河里,南闸此类作品并无多么特殊之处,但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仍有其独特魅力。比如《哥是湖水我是鱼》:“小船儿飘飘下湖荡,我的哥哥去撒网,我要变成一条鱼,水鲜鱼跃跳进舱,取鱼的人儿识鱼性,打桶湖水将鱼养,哥是湖水我是鱼,鱼水不分好时光……。”古来自有“化蝶”之典,此歌却用“化鱼”之法,有此活用恐怕与常年水上生活有密切关系。与其他较相对直白的作品而言,本歌含蓄有味,朴素亲切,颇有新意。

　　2.农村妇女形象的立体展示

　　单从作品内容看,农村妇女生活十分单调,似乎不是农活、家务,就是相思闺怨,且二者几乎同时出现,如《姐在堆坡种芝麻》《姐在南园打菜苔》《姐在南园摘石榴》,其他田里薅豆棵、插秧棵、摘黄瓜,或家里绣花鞋、洗衣裳等。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又执着地吟唱着《四季想郎》《四季相思》《四送小郎》《十二月想郎》《五更想情郎》等系列相思之作。有未婚之前的幸福想象,就有已婚之后的残酷现实。如《风吹湖边柳树梢》以“坏蒲包”“烂桃”比喻命运,确实是地道的村姑口吻。再如《小女婿》《姐大郎小不周全》《小两口抬水》等作皆对自己既是媳妇又是娘命运的不满。因此,南闸民歌客观地反映出农村女性群体的真实处境,而民歌也是她们借之排解生活苦怨的重要渠道。与现当代小说家所塑造的形象各异的女性不同,民歌中的女性存在共性特点,即朴素纯洁、坦率真诚,彰显出南闸农村妇女最本质的性格。基于大量作品皆是出自女性之手的前提,南闸民歌不啻是当地农村女性共同谱写的生活史,又是最原生态的心灵写照。

　　3.白马湖一带地域文化的缩影

　　窃以为南闸民歌最突出的特质正是对白马湖区域文明的全方位展现。第一,农耕文化是南闸民歌的重要依托。诸如《十二月农事歌》《手拿锄头锄野草》《打连枷》《踩车唱起十支花》《龙骨车车水号子》《庄田汉子也逍遥》及“秧歌”系列等等,劳动生活几乎与民歌融为一体。若以关键词全面检索,了解本地农耕工具之技术进程,农耕作物之生长环境,农民播种之手艺程度等等,足可以洞悉彼时农耕文化状况。第二,河湖生态文化是民歌重要内容,比如渔、莲等意象反复出现。但湖、河民歌毕竟不同。前者偏重于日常生活的描述,如《白马湖水打哈哈》《小船飘荡白马湖》;后者更多与运河漕运、商业经济有关,如《紫葡萄藤做纤绳》中拉纤的工人,《挑担白米下扬州》的小买卖,及《五百里运河险情多》《里河弄船不落好》《里河行船靠弯头》等涉及的河运险情。这些民歌侧面勾勒出了南闸的生态文化轮廓。第三,南闸民歌中蕴含多种多样的风俗文化,诸如,“荡湖船、玩花鼓、打莲湘、踩高跷、跳蚌舞,青苗会唱青苗戏,做火星会、抬杠子等文化活动,祭祀文化中有做道会、放焰口、跳大神、渔民得水祭鬼等,都是通过民俗自然活动的开展,沿袭了民俗文化”[7]。因此,自民歌切入,重塑本地民俗文化史是重要途径之一。

　　综合而言,南闸民歌中的人物形象、人生哲理、民俗风情等内容堪称白马湖一带乡村生活及地域文化的缩影,而这些正是南闸民歌独特文化价值的重要方面,仅由部分作品所彰显出的文化特质已经足够丰富多彩,遑论还没有论及的抗战文化,建国后之新民歌运动,乃至作为表演艺术的视听盛宴。因此,对南闸民歌文化价值的再挖掘是有必要持续深入的课题。

　　二、活用经典、立足本位的文艺技法

　　民歌之艺术表现力自然包括上文所说的音乐特性,但作为一种民间文艺,其歌词的文学审美研究目前还未引起足够重视。或者说,人们过于关注其表演性,而没有认清承载表演的“剧本”本身的艺术魅力。这既是对民歌这种体裁存在偏见的缘故,也是研究不够深入的表现。在艺术表达层面,尽管与诗词还存在差距,但南闸民歌显然不甘于独守朴素通俗的固有门庭,而是积极吸收优秀因子,试图于保持自我本色的基础上融入更多的变化。

　　1.修辞与比兴的巧妙使用

　　第一,独到的修辞手法。

　　尽管没有经过文人之手的润色,但南闸民歌已经表现出不俗的修辞功力。先看《家庭和睦绿一方》:“妹唱秧歌甜又亮,三段唱醉有情郎,云霞听后红了脸……”不说云霞自是红色,偏说是听了妹妹秧歌而红。不说妹妹喜欢情郎而脸红,偏用云霞来代言,含蓄生动,拟人、比喻两种手法并用,堪称老道。再如《荷花爱藕藕爱莲》中“清香醉人飘十里,爱如藕断丝不断。梦里水乡常思念,情如荷香意绵绵”一句,充分抓住荷花之清香绵远及藕断丝连之特质来比喻男女感情,丝毫不输于古典文学中的同类意境。作品中某些意象的选择还具有特殊的隐喻性,如《早晨出脚露水多》,多次强调露水别有深意,所谓“一个草头一个露水珠”“不要走小埂”云云,是妻子借露水告诫丈夫莫在外沾花惹草,希望其早日回家[10]。这些修辞不仅丰富了民歌的表现手法,使其不再是简单的平铺直叙,而且使意象系统更加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鄙陋的窠臼。

　　第二,比兴传统的广泛使用。

　　南闸民歌继承了古典文学中比兴寄托的传统,不仅拓宽了比兴手法的使用范围,更加深了民歌这一体裁的表现力度。吉秀英《菜籽花开一片黄》首段“菜籽花开一片黄,蜜蜂采蜜花蕊上。燕子飞来成双对,河塘白鹅也成双。”由菜籽、蜜蜂、双燕、双鹅组成非常普通的乡村意象,貌似写景,实则以春天来临,燕鹅成双起兴,引起下文叙述男女之恋情。《小女婿》中借“树上喜鹊叫喳喳,屋上乌鸦呱呱呱”来反衬主人公内心的烦躁愤懑和不满。有些地方还故意借比兴制造奇崛的陌生感,《前世婚姻配错了》中将“柳树焦头又发青,树大空心怕风摇”两个意象放在一起,着实不解,而走进下文方知是男女各自不满当下婚姻,对新见之人特别中意,欲追随内心之想逾越藩篱,又怕道德枷锁太重。方有上文病树逢春,树大风摇之说。

　　2.“以赋为歌”与“场上之曲”的融合

　　第一,灵活多变的对唱模式。

　　民歌歌唱方式的多元化是今天盘点民歌史演变的重要线索。早期南闸民歌普遍采取独唱,也有少量简易对唱,比如《苋菜出来一点红》《姐姐栽秧真能干》《姐在南园摘石榴》等。但走进文本深究,不难找出一些对唱体。比较明显的如《民俗常识对歌》,也有比较隐晦的如《卖油郎》。需要指出的是,南闸民歌在对唱方面借鉴了赋体主客问答的特殊模式。比如《虞美人》有七段女唱词,从自述得病,到嘱咐哥哥系列事件,都希望他能再找个媳妇,重新过日子。而一切假设都被最后一段男人的“倘若亡故,削发修行”所打破。这明显借鉴了枚乘《七发》,主人连续多次发问,都在结尾处简单化解。《虞美人》所不同处恰在末尾转折,貌似模仿否定,实则讴歌哥哥对妹妹爱情之忠贞,既有传承又有一定突破。

　　第二,“以赋为歌”2技法的熟练使用。

　　如果说民歌中赋体主客问答现象还较少,那么以时间为纵向线索,以不同季节的农忙变化为横向内容,传承赋文笔法,全面铺排展开,则是南闸民歌中运用十分广泛的叙述方式。比如《孟姜女》,自正月新春起,历经二月双燕来,三月清明,四月蚕忙,五月端阳,六月酷暑,七月秋凉,……腊月年忙等,无论季节怎么变换,孟姜女对丈夫的感情依然坚若磐石,毫不动摇。横纵结合,铺叙得当,层层推进,感人至深。类似以月份为线的作品如《十二月想郎》《水乡跑毛驴》《二十四节农事歌》《散花》《十二月串十字对花》《十二月花开》《十二月说唱小菜园》等,在此不一一列举。其实“以赋为歌”不仅在南闸民歌内得到广泛运用,在其他各地民歌中皆有反映,只是人们在研究民歌时,未能足够关注它作为一种文体,与诗、词、文、赋、小说、戏剧等其他文体之间的互渗关系。

　　第三,“场上之曲”3的综合呈现。

　　“以赋为歌”确实极大地扩大了南闸民歌的叙事内容,但随着多媒体时代的到来,过去仅仅靠歌唱形式的民歌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民众视听审美的需要。鉴于此,南闸民歌吸收了“场上之曲”的核心要素,掺杂戏剧中读白、唱词、对话等基本元素,极大地拓宽舞台表演方式。比如《采桑歌》,不惟体量达到560余字,且抛弃铺排直叙方法,而以故事情节层层推进。最终一个敢爱敢恨、泼辣有个性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采桑歌》戏剧感十足,得益于场景设置的巧妙,前期铺垫的恰当,以及情感节奏把握的到位和对话形式的充分运用。类似叙事性及表演性较强的作品还有《四季长相思》《小两口抬水》《手扶栏杆》《馋老婆》《水月怀胎》等,基于篇幅的拓宽,歌中人物形象逐渐饱满,性格特征也有所变化,这是南闸民歌丰富自我的重要特征之一。

　　尽管借鉴了文学中的多种技法,但南闸民歌并没有因此失去自身的特质,无论是表现手法的多元化,还是表演方式的模仿学习,其根本目的都是为彰显南闸民歌之美所服务。简言之,南闸民歌并未在吸收文学技法中失去自我,而是始终保持着民歌的本位属性。

　　三、困境基础上的传承路径探究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传承与保护是当下亟待推进的严峻工作。特别是随着传承人老龄化越发严重,已经逐步威胁到民歌的健康发展。至于传承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及职业弱化、地位偏低等问题,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闸民歌的创新活力。

　　1.传承谱系与现实困境

　　金矿多年来搜集整理的《南闸历代民歌手简介》4为我们进一步探究南闸民歌传承情况提供了第一手史料。据统计,有文献记载歌手共553人,其中已故歌手116人、健在老者116人、较活跃的中青年歌手121人。除去部分非淮安籍歌手,总数也有四百余人。数十年时间,在地域狭小的南闸就出现如此众多的歌手,实在令人振奋。南闸民歌有清晰的传承谱系。早在晚清民国时期,歌手金如奎(1871—1960)已经对地域民歌投入极大热情,曾整理古唱词手抄本,代表作有《满清十皇帝》。金氏家族传承人从金如奎,至金赵氏(光绪年间出生)、金兰英(1918—1978),再至金矿(1952—),构成一条清晰的传承脉络。师徒传承是家族传承外的另一重要谱系。比如以方秀英(1920—1985)为首,传人有吉秀英、鲁正英、戴学兰、章壮兰、薛洪芹、薛洪银、薛红英等。再如邵开山(1932—2014),传人有绍洪英、邵开钱、邵莲英、鲁广芹、郑先玉、吴开兰等。以上所举,建构起南闸民歌传承谱系的基本脉络。理清该传承谱系不仅能够证明南闸民歌之昌盛有其独特的发展线索与历史背景,为进一步探析民歌演变史提供参考,而且也为当下的保护传承提供启发性思路。

　　以上良好的传承谱系固然值得欣喜,但也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尤其在市场经济的激烈冲击下,当代民歌保护与传承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第一,传承人普遍老龄化,隐隐呈现衰落之势。

　　目前健在的民歌传承人有237人,除去116位老前辈,活跃在一线的中青年歌手只有121人,若对此121人做更深入的数据分析,问题会更加明显。50岁以上有82人,占67.8%,老龄化趋势十分明显,且存在青黄不接的严重隐患。剩下39个青年歌手还不能完全纳入到传承人的体系,比如杨洋(1992—),男,南闸人,为淮剧杨家班第六代传人,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淮剧专业,现就职上海市淮剧团,主攻老生,国家二级演员。显然应该纳入淮剧传承人,而不能因为几次热心的援助就以民歌传承人身份称之。出现此混乱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对“传承人”的概念定位不明确。

　　第二,传承人学历普遍不高。

　　仍以中青年歌手为研究对象,初中以内文化水平的有80人,占66%。民歌传承固然对音乐天赋及歌喉有一定的要求,但若没有足够的文化水平,很难在传承基础上有所创新。原本这一文化就存在式微现象,传承得越久,丢失的东西就越多。要想更健全地传承,势必对传承人的文化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目前的现状是令人担忧的。对传承人文化水平的统计除了出于对民歌深层认知及科学创新的考虑外,还须面临传统传承方式受到现代教育冲击的棘手问题。现代学堂教育中的文化课程几乎没有现当代民歌的身影,而在传统的拜师授艺层面,民歌又不可与戏剧、相声、武术、杂记等文艺形式相提并论,两方面的教育形式都对民歌传承提出了严峻挑战。

　　第三,职业弱化,后继乏人。

　　民歌传承暂时并不足以作为一种稳定职业,确保相关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收入,这或许也是当下必须进行有效产业开发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民歌职业性不够明显,目前南闸民歌参与的活动大多是花船队、喜庆丧葬服务队等其他小型文艺表演。无论是作为演艺人员自己,还是在观众看来,他们的身份地位都普遍偏低。职业属性的弱化直接导致后继乏人。据统计,40岁以下传承人只有37人,若严格筛选,人数将更少。且因家庭、工作或其他缘故,不少传承人并不居住于淮安。这不仅对民歌活动的开展造成很大障碍,在保护传承方面也难以有效推进。以上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南闸民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安特色民间文艺项目的推广。

　　2.南闸民歌之传承路径

　　政府对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已经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自2004年被批准为省级特色文化项目以来,淮安市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多项部署,比如完善南闸镇民歌工作室,推动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出版系列民间文艺丛书,编导与民歌相关的表演节目,开展民歌大赛等系列举措,都十分有利于南闸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在此前提下,笔者再谈几点建议:

　　第一,整理有效的民歌资料数据库。南闸民歌内容非常丰富,从晚清民国时期的朴素民歌,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呐喊,再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步,内容不断丰富,体量异常庞大,需要花费大力气搜集整理。这里的有效整理并非像《南闸民歌选》这样的普及性文献,而是集歌词、曲谱、音频、传承人介绍于一体的数据库汇编。如果仅仅歌词出版,那么很难不会重蹈宋词词谱失传的覆辙,谁又能预言,今天民歌何尝不是未来的文学经典?当然这种汇编对整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矿先生在此方面已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在编辑出版、录制音频、数字化的分类处理方面并非一人之力所能够完成,需要团队性的合作。

　　第二,筛选具有正能量的歌曲,封存低俗之作。目前所搜集的作品中,仍有不少鄙陋之曲,特别是内容的粗俗、语言的露骨、思想的不健康等等,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要毫无保留地传承,须要甄别优劣,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姐在房中绣花鞋》,语言粗俗,有耍流氓之嫌。因此,对民歌文献进行有效的筛选是传承的第二步,也是使民歌逐步走向经典化的重要一步。

　　第三,基于传承人式微现状,有必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照顾措施。首先,对省级、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给予更多的财力物力倾斜,使非遗传人成为在农村令人羡慕的荣誉头衔。这有赖于政府多方面的宣传和气氛的营造。同时,让传承人有更充沛的精力和自由的空间去专研民歌,继而在传承基础上有所创新。其次,有计划地改变传承人老龄化格局,挑选有进取心、基础较好的年轻传承人,进行必要的培训辅导,优化传承队伍的年龄层次。再次,搭建民歌交流平台,定期组织讨论会,年长者充分分享自己的心得,年轻人也有机会谈谈自己的困惑和想法,形成老少帮带机制。最后,进一步发扬民歌传承谱系的现代意义。一方面,使传承人认清自己所处谱系层次,有利于互相学习融合;另一方面,深入研究代际更迭之间的传承变化,以及不同谱系的风格特点,这对文化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第四,将南闸民歌与小学教育结合是十分值得推广的传承路径。关于这一点,歌手薛晓萍、刘桂云5已经做出有益尝试,但并未在更大范围内落实。金矿《浅谈南闸民歌活态传承保护》对此有提点,但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首先,传统的师徒学习模式已经被现代教育系统击碎,要想实现区域民歌的普及,必须自学堂入手。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教会学生随便唱几首民歌就实现了普及,而是要让他们了解相关地域文化,激起他们对本土民间文艺的同情和认可,方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认知与传承。其次,可以编选一部可读性强、趣味性浓的课外辅助教材,在充分调动中小学生兴趣的基础上,采取讲座或兴趣讨论形式,加深对南闸民歌的理解。最后,有规划地组织学生欣赏民歌表演。无论是课堂教育,还是课后阅读,都不如直观的表演让人印象深刻,也容易激发学生模仿学习的动力。

　　第五,打造经典性品牌节目,并依托白马湖公园,构建互补共生关系。目前真正让南闸民歌被更多人熟知的是“八市秧歌号子”(2015年)、“淮安市文化遗产展览展示活动”(2017年)这一类大规模活动。有必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民歌,进行一定程度的改编,既能彰显南闸民歌的特色,又能与现代视听艺术相接轨,同时适当编排具有地域特色的舞蹈。这一点可以参考广西民歌的成长之路,他们依靠“南宁国际民歌节”平台,已经逐渐走出西南,成为中国特色文化的靓丽名片[11]。另外,单凭南闸民歌自身,很难闯出一片天地,而白马湖公园的生态旅游开发如果仅仅在景观上费尽心机,而不额外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项目,也很难在激烈的旅游商业大潮中博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构建两者之间互补共生的关系实乃互利共赢的举措,一方面,南闸民歌可以搭上白马湖“生态+水利”“生态+旅游”的发展顺风车,迅速提高自身知名度;另一方面,南闸民歌弥补了白马湖在人文领域方面的短板,甚至可以大胆预测,南闸民歌将是未来白马湖开辟“生态+人文”的新领地,乃至旅游开发的另一靓丽名片。

　　四、结语

　　产业的开发需要有一定的限度,如果仅仅为了迎合大众,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胡乱的将流行性或现代性元素掺入民歌演唱,将会在民歌的发展道路上逐渐失去自我。当然,也并不是要求所有歌者都墨守成规,相反,如果不紧跟时代步伐,仍然以传统的形式发展民歌,那将难以避免被淘汰的惨烈后果。如何在坚守本色与创新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南闸民歌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窃以为,南闸民歌传承与发展的实质是环白马湖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创意必然是文化的创意,而并不仅仅是迎合大众的娱乐。有学者严肃地提出,“光靠发展经济的单轮驱动而排斥民歌保护,也就是对保护和传承南闸民歌的扼杀,如果一旦把文化丢掉,南闸民歌的传承就会断层。[7]”近几年有些传承人逐渐在商业大潮中迷失自我的现象就是有力明证。所以,南闸民歌的发展必须坚守反映乡村农民生活图卷的基本特质,必须坚守朴素真诚、丰富多元、言近旨远的文学本位,必须坚守“以赋为歌”和“场上之曲”的音乐特点,在此基础上,谋划与现代社会接轨的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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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王彦蘅.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的特色研究[J].艺术科技,2016(6):26.

　　[5]金矿.姐儿香儿——民歌散文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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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金矿.南闸民歌与民俗学[DB/OL].(2014-6-22)[2020-8-31].

　　[8]泽云.淮安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览[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42.

　　[9]毛公传.郑玄笺.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M].孔颖达,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261.

　　[10]金矿.早晨出脚露水多[DB/OL](2008-6-15).[2020-8-31].

　　[11]高尚学.新媒体背景下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传播及其产业化发展[J].东南亚纵横,2012(3):77-79.

　　注释

　　1.本文所引作品皆来自金矿所编的《南闸民歌歌词集萃》,书中每首作品有原唱者和整理者,考虑民歌代代相传的性质,唱者并非就是作者,因此使用作品时,暂不标原唱姓名｡

　　2.古典文学中有“以赋为词”技法,即将写作赋体的基本方法运用到词的创作中,(参见曾大兴《柳永以赋为词论》,《江汉论坛》1990年,第6期),因民歌中也存在相似情况,特命名为“以赋为歌”｡

　　3.场上之曲与案头之曲相对,前者指偏重于演唱效果,后者指偏重于阅读效果｡参见叶长海《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戏剧艺术》,2003年第3期｡

　　4.金矿.南闸历代民歌手简介[M].内部资料自印本.

　　5.薛晓萍(1972-),女,汉族,南闸镇周马村人,幼师文化,南闸镇中心幼儿园教师｡刘桂云(1972-),女,汉族,南闸镇太兴村王庄组人,高中文化,南闸镇太东小学幼儿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