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与非贫困户旅游扶贫政策绩效感知差异研究

　　[摘 要]为了明确回答旅游扶贫是否存在“扶富不扶贫”现象，文章以恩施州22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以农户感知为视角，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从政策执行和效果两大方面探索旅游扶贫政策绩效感知的维度，并评价感知水平，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对旅游扶贫政策绩效感知的差异及形成原因。

　　研究发现：旅游扶贫政策绩效包括3个政策执行感知维度和6个政策效果感知维度;受访农户总体上对宏观政策覆盖的感知高于对微观政策覆盖和政策执行力度的感知，对旅游发展带来的环境、经济、素质提升的正面效应感知高于对环境、经济、社会负面效应的感知，但认可度都不高;与非贫困户相比，贫困户更不认可旅游发展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个人收入的增加和素质提升的作用，却更认可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成本，表现出相对剥夺感。

　　最后，根据研究结果，从充分发展旅游经济、实施制度增权、建立利益分享机制3个方面为恩施州旅游扶贫政策的完善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旅游扶贫;政策绩效;感知;贫困户;非贫困户;恩施州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已取得巨大成效，至2018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已减少至1660万人1。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其中包括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2016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提出，要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确保到2020年3000万以上贫困人口脱贫;随后颁布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也把旅游扶贫作为产业扶贫方式之一，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以及积极发展特色文化旅游;而且，2017年原国家旅游局等12部委联合发布了《鄉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提出“‘十三五’期间，力争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全国25个省(区、市)2.26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230万贫困户747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致富”。可见，旅游扶贫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形式之一已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但是，发展旅游是否能够真正达到扶贫目的，存在争议[1-2]。有的学者认为旅游扶贫不仅成效显著，而且具有明显的辐射效应[3]，如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机会等[4-12]。但也有学者认为地区经济的增长并不等于贫困人口的受益或发展[8，13-18]，旅游扶贫甚至可能导致区域物价上涨、贫富差距扩大、传统文化破坏、自然资源流失、犯罪率升高等社会问题和负效应[2， 5，10，12，16，19-22]，从而影响旅游扶贫效果[23-25]。为此，旅游扶贫效果备受质疑[26]，出现了旅游“扶贫无用论”[17]，有学者甚至认为旅游扶贫是个伪命题。

　　因此，不仅要研究在贫困地区实施的旅游扶贫是否带来了地区经济发展，更有必要检验旅游扶贫是否真正惠及了贫困人口，使贫困人口从中受益或者获得更多发展机会[4，15-16，27]，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把握旅游扶贫的真实效应及其分配的差异性[16]。这促使旅游扶贫效应的评估研究从重视宏观经济等效应评估向关注旅游发展对贫困人口的影响转变[25，28-32]，研究重点已从关注区域性扶贫问题转向关注个人和家庭的精准脱贫[32]。

　　国外从旅游扶贫地居民或贫困人口视角进行旅游扶贫绩效评价的研究不多，只有少数研究分别调查分析了乌干达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7]、加纳波斯模特湖盆地周边居民的需求以及旅游满足他们需求的途径[33]、尼泊尔一个国家公园附近的缓冲区内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18]以及秘鲁一个小岛上居民从旅游发展中获利的不均衡性[2]。而国内，在“贫困人口如何在旅游发展中获益和增加发展机会，应该是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15]被提出并得到认可后，相关研究已大量涌现。

　　这些研究，大多利用问卷调查一般居民或贫困人口从旅游发展中的获益情况[16，20，34]、生活变化感知[16，35]、旅游影响或扶贫效应感知(包括经济和非经济影响、正面和负面影响，有的还包括权利影响)[10，14，20-21，25，27，29-30，34-43]、旅游扶贫满意度[44]来反映旅游扶贫的效应。

　　在此过程中，很多研究注意到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37-38，41，44-45]，构建的理论依据包括社会交换理论[35]、阿玛蒂亚·森的贫困理论[14，20，44]、联合国的多维贫困指数[44]、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45]等;但也有一些研究没有对旅游扶贫效应的评价体系做任何讨论或交代，直接进行调查并报道结果[30，34，39-40，42-43]。在旅游扶贫效应评价的基础上，不少研究分析了旅游扶贫效应的影响因素，包括发展阶段[18，38]、发展模式[30，34，38]、人口统计学特征(含收入水平)[25，30，40，42]、是否参与旅游[25，45]、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政策环境[41]等。

　　这些研究多采用层次分析法[14，37]、模糊数学分析法[37，44]、熵 值赋权法和TOPSIS(优劣解距离法)[38]、层次分析法与变异系数法相结合[45]等方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利用因子分析法探索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合理性[20-21，25，42，44]，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法[34，40，42]、回归分析法[30]分析不同人群的感知差异。这些有益的探索，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推荐阅读：旅游论坛广西旅游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