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金砖新评级机构的动因与困境

　　【关键词】金砖国家;金砖新评级机构;金砖合作;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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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穆迪)、标准普尔公司(标普)、惠譽国际信用评级公司(惠誉)等西方主导的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暴露出一系列缺陷，国际上关于改革三大评级机构的呼声日益高涨，其中，建立金砖新评级机构就是改革方案之一。在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这两块金砖国家务实合作的“金字招牌”之后，创建金砖新评级机构能否成为金砖国家务实合作的第三根支柱?2016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印度果阿峰会上提出，“为进一步加强全球治理架构，我们欢迎专家探讨设立一个市场主导、独立的金砖国家评级机构的可能性”。

　　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宣言进一步指出，“我们赞赏金砖国家成员国的开发银行签署关于银行间本币授信和信用评级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但2018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和2019年巴西利亚峰会宣言中，再也没有提及创建金砖国家新评级机构的倡议，反映出该倡议在金砖国家合作进程中动力不足。本文旨在探讨金砖国家建立新评级机构的动因及其面临的困境。

　　西方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缺陷

　　所谓信用评级是指使用符号表示各种金融产品不同的信用风险等级，即表示能否按照最初的交易合同规定向投资者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的可能性。谁位居信用评级行业垄断地位谁就掌握了对金融产品的定价权。信用评级业务最初是从商业信用评级开始，后来逐渐扩展到公司、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和主权国家的信用评级。1909年，美国人约翰·穆迪(John Moody)创办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首先运用评级方法对铁路债券进行评级;1913年，穆迪开始对公用事业和工业债券进行信用评级;1922年，标准统计公司和1924年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也开始对工业债券进行信用评级。

　　1941年标准统计公司与普尔出版公司合并成为标准普尔公司。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穆迪、标普、惠誉认定为“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NRSRO)。由于评级行业的基础是债券市场的规模和吸引力，三大评级机构借助美国债券市场在全球债券市场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开始垄断国际评级行业。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危机形成和传导过程中的负面作用凸显，遭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2010年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先是未能察觉到希腊等国的主权债务风险，维持对这些国家“AAA”的高信用评级;在危机爆发以后，又数次集中下调这些国家的信用评级，使得这些国家遭受巨大冲击，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西方三大评级机构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评级机构在经济周期中起到顺周期的作用，加剧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经济形势较好时，评级机构不断上调评级，导致市场过度乐观，出现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而在经济出现衰退时，评级机构往往大幅下调评级，误导投资者加重对形势恶化的估计，扩大经济的波动性。

　　二是评级机构的收费模式存在利益冲突。三大评级机构采用“发行人付费模式”，反映了评级机构商业化运作和保持独立性之间的矛盾，评级机构容易受到利益驱使而偏向于发行人，引发利益冲突。[3]三是评级机构主权信用评级的方法和指标存在意识形态的偏见，它们从西方国家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出发来设计评级指标，严重损害了国际信用评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使其成为维护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危机形成和传导过程中的负面作用凸显，遭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图为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的标志。

　　评级方法和指标的缺陷是三大评级机构最实质性的缺陷。2008年9月，穆迪公布了《主权债券信用评级方法》，[5]提出从经济实力、体制实力、政府的财政实力和国家对风险事件的敏感性等四大要素来对主权信用进行评级。经济实力主要考察人均GDP、经济增速和信贷泡沫等指标，以人均GDP而非GDP总量作为主权信用评级的基础，明显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体制实力主要考察政治体制框架及其有效性，采取的主要测量指标则是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简称WGI)，包括世界银行法治指数、世界银行腐败治理指数和世界银行政府效率指数等，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6]

　　2008年标普发布的《主权信用评级基础框架》确定了政治得分、经济得分、财政得分、外部融资得分和货币得分等五大评级要素。[7]其中，政治得分基本上是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制度模式来排序，强调权力制衡、政治参与和媒体独立等。外部融资得分主要通过判断是否发行国际储备货币以及活跃交易的货币来判断，这实际上是在强调储备货币发行国可以采取超发货币的形式，用举债融资能力来增强其主权债务的偿还能力，把能不能借到新债作为测量偿还旧债能力的标准，类似于美国国内银行评估个人信用的方法。

　　货币得分主要考察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测量指标则是通过定性打分的方式来判断一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市场化取向、中央政府是否发行大量固定利率本币债券，以及通过定量打分的方式来计算以本币计价的国内信贷和债券市场的市值。在这当中，以中央银行独立性、货币政策市场化取向作为测量指标，明显偏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8]

　　2010年8月，惠誉也发布了其《主权评级方法》，提出从结构特征、宏观经济、公共财政和外部融资等四个要素来衡量主权信用风险。[9]其中结构特征包括政治风险、银行业状况和抗击不利冲击的能力。与穆迪类似，惠誉对政治风险的考察，也采用了带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世界银行治理指数。与标普类似，惠誉也是将政府的融资举债能力作为衡量主权债务偿还能力的重要因素，片面强调流动性对主权债务履行的保障作用，掩盖了一些发达国家高额财政赤字可能会引发的主权信用风险，这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表现得较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