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电影历史叙事批判概述及其影响

　　摘 要：虽然《武训传》《关连长》为迎合新意识形态做出了各种努力，《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真实地、历史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逆风千里》《兵临城下》取材于真实的历史故事并经由多层领导审查通过，但是在“十七年”时期都被全国批判。历次电影批判都要求创作者的创作思想和历史叙事方法发生全新的变化，以适应电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集中体现人民最关心的主题：人民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主题，以及在革命烈火中广泛地改造人的主题。

　　关键词：历史描述;历史阐释;历史人物评价;反历史主义;历史生活

　　《影视制作》(月刊)创刊于1994年，是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管，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主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科技委电视中心专业委员会协办的国家级影视节目制作专业期刊。

　　历史题材在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上始终是一个重要且特殊的存在，在“十七年”(1949—1966)時期更是得到全新塑造和组装。历史题材作为电影创作中的一种文化资源，在什么时期可以利用，在什么时期应该有选择地利用，以及在什么时期被完全摒弃，亦即它的扬与弃、利与弊，都取决于它能为现实/政治带来多少公共利益。如何对待和处理历史、历史人物和历史生活，成为新中国电影历史叙事的核心命题。不仅革命战争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关涉电影的历史叙事，那些表现历史生活的电影也面临着如何艺术地演绎普遍的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

　　一、《武训传》《关连长》批判与原国统区文艺队伍的思想改造 历史人物作为一种可被利用的资源，他对阐释者自身具有怎样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常常主导着对于他的解释原则。选择怎样的历史人物纳入现实政治完全由现实政治需要来决定，而且历史人物的实在是由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出于道统观念对武训几乎如出一辙地将其尊为“圣人”。在中国文艺泛政治化日益明显的趋势下，早年那些不被共和国初期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评价，对电影《武训传》(1950)的主题与其理论正当性造成了阐释逻辑上的分裂和脱节。过去时代统治者的视域，如何可能被现实政治需要来形成自为的现在视域?电影《武训传》的拍摄经历新旧时代，先后缘起于陶行知的大力支持，以及原本持历史人物过时论的郭沫若的题词支持，周恩来的指导意见则为影片对武训的新时代定位及其历史局限性评论提供了重要支撑。他们的评价是《武训传》“歌颂加批判”叙事框架的重要理论来源。尽管如此，添加农民起义等意识形态话语且多番修改过的《武训传》事与愿违地向构成物转化，而这一构成物就是武训对旧时代统治阶级投降的不抵抗主义。宣扬教育救国、阶级调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走向了投降主义。歌颂一个与农民起义和阶级斗争相向而行的、相违和的历史人物，与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理论产生抵牾，当然也就偏离了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威叙述的轨道。

　　1951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指出，《武训传》歪曲了农民革命斗争及其历史传统，“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说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1]这篇社论主要是以国家意识形态批判性话语来彻底地澄清影片及其他与武训相关的论文、著作中存在的“思想上的混乱”问题，以求根本性地解决阐释历史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资源问题，进而实现整合历史阐释的意图。发动这场卓有威效的政治批判，是为了缩小或肃清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电影的市场、势力和影响，达到确立和强化新政权合法性、权威性诠释的最终目的。它解决的不仅是文艺工作者该阐释什么样的历史，而且规定了应该怎样阐释历史，以及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批判性话语对历史题材电影创作和批评中缺乏正确的政治方向规范、理论资源使用，以及其中包含的知识—权力关系等问题，都以非此即彼的、激进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给予厘清。

　　如何在银幕上正确塑造英雄形象，是横亘在新中国初期原国统区文艺工作者面前的难题。因为不熟悉工农兵的生活，需要专门去调查和体验才可以创作。《关连长》的导演兼主演石挥原本充满创作热情和激情，他曾对记者说，“拍完了这一部戏，他等于从军了三年回来，因为他自从该片开拍前在部队中体验生活直到拍完《关连长》片后，对与他们的生活和勇敢作战的经验学习得非常丰富。”[2]上海解放时，关连长为了保护孤儿院的数百名孤儿，不直接向敌军指挥所展开炮击，改用白刃战，最终消灭了敌人，关连长也光荣牺牲了。然而，保全儿童们生命的《关连长》(1951)却被批判为“以庸俗的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歪曲了我们人民解放军的革命人道主义”，并且“严重的歪曲和误解了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本质和英雄形象”。

　　批判者主要集中于批评《关连长》歪曲了人民军队的形象。“影片作者以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去观察生活，去理解士兵，去创造角色，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偏爱地摄取了部队生活中极个别的、非本质的、非人民军队气质的落后现象，尽情地加以渲染;而忽略了普遍的、全体的、本质的向上急剧进展的积极事物，这样就必然发生了上述的一些现象。这样就使得原来是最可爱的人物——我们的战士被丑化了。”[4]1953年6月，陈毅也曾对《关连长》提出批评：“电影《关连长》，片中所塑造的形象就很不像样子。关连长开口骂人，军衣扣子不扣，蹲在板凳上，叼着旱烟袋，完全一副落后农民的形象。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我们的指挥员、战斗员是有高度军事素养和文化素养的，所以才能够武装夺取了政权。文艺工作者应当在文艺作品中歌颂他们为革命事业英勇斗争和壮烈牺牲的那种无私无畏的精神面貌，这才是正确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态度。文艺的美学，就是要表现沙粒中闪光的一点，从红军时代起，我军就具有正规化的特征。所以在电影上我就不赞成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写得不扣风纪扣，歪戴帽，斜背枪，一副吊儿浪当的模样。游击习气在部队创业初期是存在过的，但不是普遍的现象。艺术主要的任务是表现生活中的真善美，而不是生活中的假丑恶。”[5]

　　导演孙瑜、石挥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艺思想不甚了解并表现出对电影服务对象根本性转变的不适应。再加上私营电影业与生俱来的商业性趋向，都与不断阐释和正在规范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显得格格不入甚至相撞。《武训传》《关连长》等作为原国统区文艺工作者创作、私营电影公司生产的体制外作品，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范畴内兼具两者之害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昆仑影业股份有限公司、文华影片公司生产的这两部私营电影能够让人明显感受到其为迎合新意识形态所做的各种努力，但因为未达到后者所需要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作用，它们的创作积极性非但未得到正向度的鼓励和引导，反而招致全国范围内粗暴的政治批判乃至上海文艺界自虐式的上纲上线的自我批评。

　　这些有具体针对对象的批判，帮助文化艺术界按照国家意识形态的标准树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确立了历史描述或历史阐释的指导思想：对待革命的人民(工农兵)应该要视为新事物、新人物、新思想来歌颂;对待知识分子出身的历史进步人物，要视为人民的同盟者来表现他们的民主性、革命性，同时也要写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及其思想改造;对待来自封建地主、买办、官僚资本家出身的和外国侵略者等敌对阶级要给予无情的暴露和批判。这些成为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衡量电影历史叙事的重要标准。

　　虽然这些轰轰烈烈的政治批判运动达到了发动者要求的重构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和整合文艺作品阐释历史的目的，但仍然夸大地估计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及其政治思想对文化艺术界和党的负面影响，过火地采取了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伤害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情感。这对那些渴望获得正面引导和帮助来实现思想转变和艺术提高的原国统区进步文艺工作者来说，是极为不公正的。其实，他们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是怀有真诚的改造愿望的，也希望积极配合爱国主义宣传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只是他们客观上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受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教育的深刻影响，主观愿望与客观条件还有一定的差距，一时还达不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标准。因而，急躁地发动这种政治批判运动，挫败了他们追求进步的自觉性，不利于整个文艺事业的健康和平穩地发展。

　　二、《早春二月》《林家铺子》批判与人道主义、人性论 表现知识分子苦闷与彷徨的《早春二月》(1963)改编自柔石的小说《二月》，描写民生凋敝的《林家铺子》(1959)改编自茅盾的同名小说。两部影片是根据优秀的现代文学名著改编的，分别以知识分子、工商业者为主角，讲述了不同人物在时代洪流中漂泊流离的命运和身不由己的选择，先后在1964年夏、1965年春夏之交开始遭到批判。批判话语主要集中于带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的错误。批判者认为，对于这两部影片的批判，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两种文艺观点的斗争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

　　1962年8月24日，夏衍和陈荒煤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讨论《二月》剧本时建议：把大革命时代的背景表现出来，就能把人物的精神面貌写得比较准确;只有忠实于当时的时代，人物才可以比原作写得高些;剧本的对话太露，要含蓄一些;陶岚的出走比萧涧秋更大胆，结尾对她要有交代。[6]1962年11月25日，谢铁骊把分镜头剧本送给夏衍。几天后，夏衍便把分镜头剧本退回，并附上一封信。影片分镜头本只有474个镜头，夏衍精心批改、批注的大约有160多个镜头。提出的意见大致如下：强调当时的时代气氛;注重含蓄;强调细节的真实;建议片名改为《早春二月》。[6]1963年8月23日，文化部正式审查，导演按照夏衍和陈荒煤的意见又补拍了一些镜头，并做了细致的修剪。1963年11月1日，夏衍和陈荒煤陪同周扬、沈雁冰、张光年等来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一起审看了《早春二月》的完成样片。周扬同志听到大家肯定和赞扬的发言后，脸色却不大好看。他一开口就向大家表示：“不喜欢这部影片。”周扬说，改编一点“五四”以来的作品，他也不反对，“但是要挑选得适当，而且应有所批判”。柔石“那时是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现在有些情节原样出现，“看了就很不舒服”。周扬还说，萧涧秋要和文嫂结婚，这“是一种武训精神”，这种精神不值得表扬。“这是一种妥耶夫斯基的自我牺牲、自我摧残的悲剧，今天的青年人不能理解”。柔石的“这个作品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再版，而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是应该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