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绿色经济增长：测度、分解与驱动因素
摘要：绿色经济作为实现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内在协调发展的新型经济模式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基于日本2007—2015年都道府县层面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绿色生产与消费、生态环境保护四个维度构建区域性绿色经济增长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日本绿色经济增长指数，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影响日本绿色經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日本绿色经济增长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区域间非均衡现象较为显著，中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高于相对落后地区;技术创新水平与对基础教育的重视是日本绿色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可再生能源利用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绿色经济增长存在较强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绿色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绿色生产与消费;熵权法;空间杜宾模型
推荐阅读：《工程经济》EngineeringEconomy(月刊)于1991年创刊，具有国际国内双刊号的国家项目管理类刊物。项目管理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和行业，受到越来越多的组织和管理人员的重视。
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持续关注，社会各界有关绿色经济的探讨不断高涨。绿色经济不单纯以GDP衡量发展水平，而是将与经济过程相联的社会、生态环境层面共同纳入经济系统进行综合考量。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飞跃是建立在巨大的资源消耗与生态破坏基础上的，而资源的可耗竭性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承受力都对传统经济增长的非可持续性提出挑战。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下，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时刻面临着来自国内外各领域的风险与挑战，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绿色发展引领中国新时代发展进程。笔者在对绿色经济增长内涵与相关探讨做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以节能环保领域“优等生”的日本为研究对象，测度其绿色经济增长的现状、趋势及影响因素，旨在为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之路提供一定参考与借鉴。
一、绿色经济增长的内涵与体系构成
(一)有关绿色经济内涵的国际探讨与日本动向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长期以来，单纯用于衡量一国经济增长水平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近年来不断被学术界广泛议论，站在可持续发展角度扩充原有GDP的内涵、构建反映经济持续性与环境包容性的综合经济增长指标普遍成为共识(Stiglitz等，2009)[1]。构成绿色经济核心内涵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WCED)的报告书《我们共同的未来》[2]中被首次明确，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
此外，报告还初步探讨了生态资本建设、能源消费模式转变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是“经济、社会与环境三者协调发展”政策目标理念的雏形。在此基础上，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UNCSD)“里约+20”峰会上首次探讨了“绿色经济”的概念[3]，指出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绿色经济政策应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与提升社会包容性、国民福利以及地球生态系统建设同步进行。可见，与过去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相比，绿色经济增长是将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福利等经济社会因素统括在内的、外延与内涵更广的指标，其提出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受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电站事故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性后果影响，日本绿色经济建设步伐加快。2012年7月，日本内阁府出台《日本再生战略》，提出包括“绿色经济增长战略”在内的11个促进灾后日本再生的战略方案，绿色经济增长的概念在日本首次被提出。同年9月发表的《革命性的能源环境战略》提出“通过最大限度推进节能与可再生能源等绿色能源利用、减少并抑制核能与化石能源的依存度”的基本方针，并将加快实现绿色能源革命作为能源环境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①。
其中，重点指出绿色能源革命下的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开展并非仅是对过去拥有较高依赖度的核能的简单替代，而更期待其与新兴产业创造以提升地方经济活力、保障国内能源供给安全以及低碳环保建设相挂钩以实现更高层次的生产性革命与环保革命(见图1)。
同年11月日本政府进一步发表《绿色政策大纲》制定面向日本绿色能源革命的基本路线图，对支撑绿色经济增长的五大重点领域分别提出具体施策，并重点对发展较快的太阳能及风能发电所面临的经济与技术课题、海洋能源的研发与实用化等制定具体目标方案。总的来看，在日本当下“3E+S”的多个能源政策目标的指引下，通过开展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推进绿色能源革命以促进绿色经济增长是最优解。
(二)绿色经济增长指标体系构成
“绿色经济”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引发国际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各国纷纷推出绿色经济发展战略，探索绿色增长方式。但关于绿色经济增长内涵与指标的确定，目前尚不存在国际通用的明确界定：OECD(2011)[4]、UNCSD(2012)[3]均从经济增长、能源可持续消费及生态环境保护三方面界定绿色经济增长，认为实现经济、能源与环境(3E)三者的协调发展是绿色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衡量标准;UNEP(2011，2012)[5-6]所界定的绿色经济增长在结构上不仅包含一般评价性指标、更将绿色补贴、优惠税制、绿色技术研发、绿色投资等绿色经济支持政策纳入指标体系中，内容上在经济、能源、环境三者的基础上加入反映人民幸福感、社会公正与包容度等社会因素，是一个内容与范围更广的指标;EC(2011)[7]更注重绿色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效应的发挥，认为3E协调发展作为绿色经济增长的手段、其结果必然伴随促进教育公平、健康生活、财产保护等方面增强社会保障系统建设、以提升社会发展的弹性;EEA(2012)[8]认为绿色经济系统由生态系统(自然资本)、经济系统(生产资本)与社会系统(社会与人力资本)三部分构成，进而构建由生态系统弹性、资源效率性与社会公平度三者组成的绿色经济增长指标。基于以往国际研究，本文将绿色经济增长指标界定为涵盖经济、社会、能源、环境四方面的评价要素(见表1)，同时考虑将政府绿色经济支持补贴作为政策性指标纳入指标体系予以考量。
(三)日本绿色经济增长指标构建与数据说明
本文以日本47个都道府县作为绿色经济增长指标的测度对象，结合国际及日本环境省对绿色经济增长内涵的讨论与界定，从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绿色生产与消费、生态环境保护四个维度选取24个指标构建日本绿色经济增长指标体系(见表2)。
二、测度方法与结果分析
(一)测度方法
本文綠色经济增长指标构建与度量的关键在于各指标权重的确定。熵权法是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中通过计算反应指标信息量大小的信息熵来确定各指标权重大小，其优势在于其客观性且适用于跨领域综合指标的构建。本文借鉴周小亮、吴武林(2018)[9]在指标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采用熵权法对绿色经济增长体系所选各指标进行客观赋权，计算各评价地区的综合得分表征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水平。结合本文研究的实际情况、具体测度步骤如下：
1. 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鉴于指标原始数据受指标属性、内涵、计量单位等差异影响拥有不同的量纲，本文采用极差变换法对原始指标数据按指标的正负属性进行如下标准化处理(公式1、2)：
设原始指标矩阵X=(xij)47×24(i=1，2…47为待评价地区;j=1，2…24为指标)，原始指标数据xij为第i个待评价地区下的第j项指标，其中min(xij)、max(xij)分别代表第j项指标下各地区数值的最小值和最大值。xij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转化为评价指标zij，且满足0≤|zij|≤1，即形成规范化指标矩阵X′=(zij)47×24。
2. 指标比重与信息熵。设指标比重Pij为第j项指标下第i个评价地区占该指标的比重(公式3)，Ej为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公式4)，用来反映指标j可提供的信息量大小。计算公式如下：
根据信息熵的基本思想：Eij的取值位于0～1之间，指标的信息熵越小，该指标的变异程度就越大、可提供的信息量就越多、指标权重就越大;反之则反是。
3. 确定指标权重、计算综合得分。设Wj为第j项指标权重(公式5)，Si为第i个评价地区的绿色经济增长水平的综合得分(公式6)。
由于权重Wj是衡量指标重要程度的指标，权重越大，证明该指标对总体指标的贡献度越高。权重与标准化指标数据的乘积加总即为各评价地区i的绿色经济增长水平的综合得分，即绿色经济增长指数。
(二)测度结果分析
1. 四维度权重分析。各维度权重大小代表构成绿色经济的四个方面分别对日本总体绿色经济增长指数的贡献程度。如表3所示，日本2007—2015年绿色经济增长指标的四个维度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首先横向比较来看，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维度的权重总体小于绿色生产消费与生态环境保护。
其中经济增长维度的贡献度最小，2015年仅为0.180 2，即长期维持低速增长的日本经济运行本身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小;而绿色生产与消费方式则构成日本绿色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2015年贡献度达0.366 1，这也与日本节能环保大国的实际基本相吻合;尽管从国际比较来看日本的社会福利水平较高，但近年来随着低出生率、老龄化等结构性社会问题的深化，社会福利政策对提高日本社会福利总水平的拉动作用相对不足，对绿色经济增长指数的贡献度仅稍高于经济增长维度。其次纵向比较来看，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维度对绿色经济的贡献度小幅度爬升，而绿色生产消费与环境保护的贡献度则呈现先增后降趋势。
具体来看，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幅度较小，这主要受长期相对低迷的日本经济状况影响，推动增长的动力不足;社会福利的贡献度上升幅度较大，这也侧面反映出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应对该问题上的投入力度加大;最值得注意的是，绿色生产消费与环境保护对绿色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别在2012年、2013年急剧下降，可能的原因是受2011年福岛核电事故发生后紧急实施的以火电代替核电政策的影响，短期内大量进口化石燃料的燃烧对日本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效应，加之作为绿色电源的新能源电力在日本电源结构中占比长期较低，绿色生产消费指数与环保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2.绿色经济增长指数的总体水平分析。表4给出了2007—2015年日本各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指数与排名情况。首先，从全国总体水平来看，日本绿色经济增长水平在2007—2015年实现稳步提升，从2007年的0.327 8上升到2015年的0.343 5，总体提升了0.015 7;受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影响，2011—2013年绿色经济增长幅度有所放缓，分别为0.333 8、0.335 4、0.335 9，低速增长状态在此后的2014、2015年得以恢复。
这也侧面反映出日本灾害多发的外在自然条件构成日本绿色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其次，从地区间绿色经济增长指数大小差异来看，绿色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间的差距较大，绿色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性明显。排名第一的东京2015年的绿色经济增长指数为0.681 9，而排名最后的和歌山县仅为0.225 7，相差0.456 2。同样作为大城市的大阪和京都分别位列全国第35、27名。绿色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可能主要来自地方政府推行的经济与环境政策、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差异等方面。
3. 绿色经济增长的要素分解与地区差异性。以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为节点将2007—2015年日本绿色经济增长指数划分为两个阶段，分析其指数的各要素分解与地区差异性。结果如表5所示，首先，从全国总体水平来看，2007—2015年日本绿色经济增长指数平均为0.333 6，对比2011年大地震前后指数的变化情况，震后绿色经济增长指数由震前的0.328 2增长到0.337 9，表明地震并未对日本总体绿色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要素分解的结果显示，绿色生产与消费指数最高、平均为0.126 3，其次为生态环境保护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经济增长指数。生态环境保护指数震后出现明显下降，其主要由地震对环境基础设施的破坏及短期大量火电代替核电带来的环境污染造成;其次，在绿色经济增长指数的地区总体差异上，以东京为首的中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三大都市圈高于地方都市圈，且中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大于三大都市圈与地方都市圈。具体分析来看，中东部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指数较高的原因在于其在绿色生产与消费及生态环境保护两方面表现较为出色，即中东部地区拥有全国最高的绿色生产与消费指数与生态环境指数，分别高达0.135 1、0.093 1。
地震前后中东部地区的绿色生产与消费指数基本稳定，生态环境保护指数震后出现严重退步，主要受东部地区以福岛县为首的地区受震后核事故的环境影响较大。从日本绿色经济增长排名也可以看出(见表4)，排名前十位的地区中有八位来自中东部地区，即日本中东部地区的绿色经济增长实力总体高于西部地区;三大都市圈的绿色经济增长水平尽管高于地方都市圈，但差距不大，作为日本三大都市的东京、大阪、京都，仅东京的绿色经济增长表现出色，大阪与京都则位于中下位。总结来看，日本绿色经济增长的区域性非均衡状况较为严重，增长指数高的中东部地区主要依靠绿色生产消费与环保领域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