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功用及其在当代的发展趋向

　　摘要：历史学的功用不在于“求真”、“致用”，因为求真是历史学的职责，致用是历史学的义务，并非历史学独有的品格。历史学的功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史学的任务看，其功用在于记录保存历史、追求真实;从史家的动机看，其功用在于借史抒怀、求知释疑、谋求生存和建设文化;从史学的作用看，其功用在于满足人的精神欲求和生成知识;从史学的应用看，历史学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创造，也可以用来破坏。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精神的满足和知识的生成将是历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

　　关键词：历史学;功用;求真;任务;动机;

　　《中国历史文物》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管、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学术研究刊物，主要刊发有关中国古代文物、考古、历史及博物馆专业的学术研究文章。

　　关于史学的功用，这是史学理论研究中一个最基本的也是一个最普通的问题。我们这里所以再次提出来，考虑到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史学的反思离不开它的观照。孔子说，我说那么多的话，还不如讲历史显得更深刻更明白;司马迁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刘知己说史学的作用是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章学诚要求历史研究应切于人伦日用;柳诒徵重视通过历史研究来修身养性;范文澜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等等，这些都涉及到史学的功用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中必须考虑它。同时，史学功用是每一个历史学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顾颉刚看到学术的功用首先在于求真，才开始自己的历史研究。其他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也都是在弄明白史学的功用之后方置身于历史研究的。可见，史学功用问题是史学研究展开的前提，我们反思史学，自然应该探讨这一问题。此外，史学现实的遭遇，史学危机的出现，也迫使我们对史学的功用要重新加以考察，从而为史学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策略和方法。

　　众所周知，在传统史学中，历史学与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学是政治的婢女，是为政治服务的。古代社会是“资治通鉴”，近现代以来是“为革命而研究”。思想解放以后，有人曾沿用这一思路，提出了“为建设而研究”。史学的实践证明，这种将历史学功用概括为“为……而研究”的话语，不仅带有较强的主观特性，而且简单化了历史学的功用，限制了历史学的发展。更多学者倾向于将历史学的功用区分为“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历史学的学术价值在于求真，社会价值在于致用;历史学家的职责是求真，致用则由政治家和决策者来完成;历史学的功用是“寓致用于求真之中”。其实，在现代科学思想中，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是任何一门学科最基本的要求;而致用于社会、有益于人类也是任何一门学科应尽的义务。也就是说，求真是历史学的职责，致用是历史学的义务。作为职责和义务，求真与致用构成了历史学同其他学科一样的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并非是历史学独有的品格。因此，关于求真与致用的讨论，如果不跳出“为……而研究”的“历史学—社会”的简单思维模式，是不可能真正科学地予以阐释的。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史学的功用呢?我们认为，必须要考虑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家个人的目的、史学客观的作用与史学知识的管理等因素。换句话说，史学的功用的探讨，应该解决包括史学的任务、史家的动机、史学的作用与史学的应用等在内的四个问题。

　　从史学的任务看史学的功用。史学的任务是史学内在的功能，是史学赖以发展的条件。人们在谈到史学作用时常说，历史是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只是历史学内在的功能，是历史学的任务，而不是历史学的作用。因为历史学的作用是指历史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历史学的任务是指历史学家与历史学的关系。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指历史学家与历史学的关系。但笼统地把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作为历史学的任务也是不对的。因为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门学科也都是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如果历史学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区别，历史学岂不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那么，历史学的任务是什么呢?从历史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历史学的任务是记录保存历史。这是由历史学研究对象的特点所决定的。历史学研究对象是事物的发展过程。而过程是转瞬即逝的，是易变易失的。如果不把它记录下来，保存下来，显然历史的研究是无以凭借，无法进行的。我国古代的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德国兰克的“如实地叙述历史”，都表明了史学的这一任务特征。由此，记存历史不仅诞生了历史学，而且成为历史学的传统。古今著名的史家，都有相应的历史著作传世，都向人们讲述了一段精彩的历史片段。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希罗多德的《历史》，修西第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可做明证。当然，记存历史不仅是讲述一段精彩的历史片段，而是通过讲述，披露其中的内幕，揭示其中内在的联系。比如，鸿门宴上刘邦的狡诈，项羽的仁弱;韩信的将将与将兵说，实际上透露了汉王朝建立的原因，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领悟去体验认识。总之，记存史事，揭示史事的联系，就构成了历史学的任务。当然，文学也记存史事，哲学也揭示史事的联系，这与历史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我们看来，人文科学中既有文学、历史学、哲学的分野，那么，文、史、哲相互间的任务必有本质的不同：史学是求真的，哲学是求善的，文学是求美的。在学术实践中，历史学的求真，必然要以大量可靠的、原始的、第一手的资料为依据，剔除虚伪的、芜杂的材料，去寻求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哲学的求善，必然要以人生的理想、伦理习惯、政治需求为目标，摒弃丑恶的、伪劣的东西，去规范社会人生的价值追求;文学的求美，必然要以发现、昭示、塑造奇异俊秀的形象为重任，揭露、斥责丑陋的、肮脏的现象，去唤醒、激起人们的美好情愫。就学术的功用而言，历史学的求真为人们创造历史指出了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哲学的求善为人们创造历史指明了方向和目标，文学的求美则唤起了人们创造历史的热情，是激发人们创造历史的动力。如此说来，历史学、哲学和文学，是各异其趣，各司其职，相得益彰，相映生辉。但就具体的人类社会生活来讲，历史学的求真似乎更重要更显著一些，因为哲学的求善也好，文学的求美也好，常常耽于理想，痴于嗜好，使人们脱离现实，深陷于幻想和溺爱中不能自拔。这对于个人来说，常造成事业不就，理想不遂;对于决策者来讲，会酿就社会不前，民族罹灾。只有历史学会对这些痴迷者一顿棒喝，告诉他事实不是他渴望的那么好，也不是他所悲观的那么糟，事实就是事实。历史是无情义的，又是客观的，它给每一个人以平等的机会。历史学的目的就是给人们寻找出机会所在，从而给人们走向成功指出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如此说来，历史学记存史事揭示史事的关系，对于史家来讲虽属平常的事，然而对于社会来讲，其功莫大焉!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历史学的功用是求真的。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求真只是相对哲学、文学而言的。而就哲学、文学的实践看，它们也追求真实。我们说它追求善、美，也只是相对历史学来说的，实际上，历史学也是追求善、美的。所以，把求真作为历史学的功用，主要原因是没有区分历史学的任务与功用，没有看到历史学与哲学、文学在任务上的分别。

　　从史家个人的动机看史学的功用。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自然有其存在发展的理由，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每一个人从事历史研究，却都有自己的目的。上述孔子、司马迁、刘知己、章学诚、柳诒徵、范文澜所努力的方向，其实表明了他们研究历史的动机。从史学实践看，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动机，一般有这样几个：一是借史抒怀，即凭借着对历史的叙述来表明自己的思想观点;一是求知释疑，即凭借着对历史的了解来解答自己或别人在生活、工作、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一是情感嗜好，即凭借着对历史的把玩来满足自己审美的欲求;一是谋求生存，即凭借着对历史的研究以获得一份生活的职业;一是建设文化，史家研究历史，不管什么样的动机，只要去做，客观上都会推动历史学的发展;不管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观点怎样，客观上都是现实要求的产物，都是时代文化建设的需要。如西方著名历史学家兰克声明自己研究历史不是要教化世人，只是要如实地叙述历史。表面上看他的治史动机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嗜好，实际上，这是当时普鲁士正日益走向强大而需要以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处理事物的现实情形的反映，所以，有人指责兰克是19世纪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由此，历史学家个人的动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大势是密切相关的，历史学家个人的思想观点与时代的文化建设的需要是协调吻合的。可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深刻简明地揭示了史家动机与史学功用的关系。

　　从史学的客观作用看史学的功用。如上述，历史学的作用是指历史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历史学能否给社会带来实惠好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从历史学家方面说，历史学对于社会的好处可以说举不胜举。“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温故而知新”，“彰往而察来”，“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鉴往所以训今”，“读史使人明智”，“灭人国者，必先灭其史”，等等，无不是诉说着历史学须臾不可离开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当然同意这些重视和强调历史学作用的观点。但是正如上述的，历史学的这些作用，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里也可以找得到。因而，除此之外历史学尚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功能，即满足人们的精神欲求，是人们的精神家园。人生在世，除了物质的需要肉体的满足之外，还经常要考虑精神的问题，本原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这样的问题会经常地、一代又一代地提出来。虽然生物学家和哲学家都在回答这一问题，但真正能现实地解答这一问题的只能是历史学。因为历史是人们长期延续发展的轨迹，也是人们亲临其境的，它可以告诉人们，你曾经属于哪一族群，属于哪一种文化，你的族群和文化曾经走过了多远的路程，并由此使你明白，你的使命和责任，你的努力方向。古代中国的祭祖拜祖活动、谱牒的编纂与修订，可以说都是进行历史学的教育和研究。兰克在谈到研读历史的体会时说：“得以享受历代的财富，会见往日的英雄豪杰，重过昔日的种种生活，人生快事，莫过于此。”可见，兰克是把历史学作为一种精神追求的。可以说，历史学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历史学的研究使人们的精神有所皈依，使人们的活动有了动力和目标。当然，作为精神家园，历史学与宗教不同：历史学的精神家园是客观的、现实的，宗教的精神家园是主观的、虚幻的;历史学的精神家园促使人们直面现实，勇敢地迎接挑战，实现自己的理想;宗教的精神家园则要求人们回避现实，逃离痛苦，耽溺于未来的幻想之中，麻痹现实的自己。当然，有的宗教也激励人们奋进拼搏。然而，从历史上看，这样的宗教往往是比较偏执的，甚至是有害的。因此，与宗教相比，历史学的精神家园是现实的，科学的，是人人都有的，也是人人都需要进出的。历史学不仅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且能够满足人们的知识需要。历史学研究的最主要特征是详述事物的首尾，探讨事物发展的特点和本质，因为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其发展的过程。从理论上讲，历史学可以把任何事物都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范围内来予以研究探讨。而人们认识事物，掌握知识，本质上是了解事物的发展，了解事物内部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变动。因此，历史学的研究实际上也就是生成知识的过程。比如要学习中国的教育学，就要了解中国的教育历史，了解孔子、六艺、太学、府学、国子监、书院等等古代学校学制的变迁，自然地就掌握了中国的教育知识。同样地，要学习管理学知识，就需要研读管理学史。由于社会生活中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需要经常地揭示与说明，这样，历史学也就自然地成为新知识的摇篮。

　　从史学的实际应用看史学的功用。历史学的功用是非常大的。从现实的情况看，历史学主要在以下方面发挥其功用：一是用于品格的修养和理想、爱国主义教育，二是用于文化知识的传播，三是用于经验借鉴和政治的抉择，四是用于情趣的培育和调适。前两者主要是在学校进行，第三者主要是一些事功人士，后者则主要是饱学之士、隐居之人或失意者。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离不开历史学给他们带来的恩惠。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在实际的生活中，历史学的功用是复杂的。正如原子弹的作用具有双重性一样，历史学的功用也是双重的。汉刘邦可以纳贤取士，赢得天下;唐李世民能够纳谏取谤，成就盛世。这些都显示了历史学的积极功用。汉司徒王允怕谤有鉴于司马迁而杀蔡邕，明洪武惧亡有鉴于臣属尾大而斩戮功臣。这又显示了历史学的消极功用。所以，历史学知识也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创造，用来推动历史的发展;也可以用来破坏，用来阻碍历史的发展。一般来说，谙于传统，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就是历史学消极作用的体现;而勇于创新，不拘俗套，求真务实，就是历史学积极功用的表现。因此，历史学的功用的发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要求人们一定要审时度势，谨慎甄别，拣选出确实有益于人生、社会、人类和历史的历史知识。就此而言，历史学家可说是任重道远。

　　尽管我们全面地考察并论述了历史学的功用，但现实中历史学之发展却不容乐观。因为前几年人们所忧虑的史学危机并没有根本地改观，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越来越卷入全球化，人们的功利观越来越浓重，从而使非赢利的历史学越显窘迫。但物极必反，现实的困窘未必不是发达的前兆，未必不是发展的契机。因为，第一，在全球化趋势下，人际的流动和迁徙成为经常，国界、民族的分野越来越小，家乡的概念越来越疏远。随着不同族群的渗透，不同文化的碰撞，人们的物质欲望虽然越来越得到满足，精神的欲求却越来越荒芜，人们反而会越来越感到落寞。“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这不仅是哲学家要思索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平民百姓所面临的问题。显然，在全球化的大潮下，历史学的精神家园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的。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历史学要更为深入详细地研究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的历史，营构自己的精神家园，使平民百姓的精神有所皈依。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的竞争，文化的渗透，科技的竞赛，说到底是知识的竞争。有人说这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也有人说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知识的价值不仅被充分受到推崇，而且新知识如雨后春笋，蓬勃而生。历史学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历史学方法的梳理，才能使相关事物的发展轨迹上升为理性的观念，进而系统化为相应的知识体系。“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的进程也从哪里开始。”必须强调的是，全球化时代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一定要突破传统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军事史的观念，致力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要突破传统的“长时段”理论的框架，致力于“中时段”、“短时段”的研究;要突破习惯性的研究课题，致力于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和新现象的研究。这就要求历史学的研究者更新观念，调整知识结构，以适应新时代全球化知识的要求。第三，在当代社会，人们物质生活越来越富有，有闲阶层越来越庞大，有闲时间越来越多，因此，用丰富多彩的历史学知识去陶冶、调适人们的情感和情趣，就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事情。虽然不可能达到人人以不知魏晋汉唐为耻，但以拥有丰富历史学知识为荣却会是人们的常态。我们这样讲不是妄自尊大，自我鼓气，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代西方国家历史学发展的盛势可做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