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字》与《水浒传》部分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
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的代表作《红字》，与中国14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施耐庵的代表作《水浒传》，两者塑造的部分人物形象，有许多可比之处。通过比较，我们更能清楚地发现两位作家不同的创作倾向，他们不同的婚姻观、爱情观;更能深入理解两部作吕包含的一些思想意义。通过比较，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两者塑造的部分人物形象，相互衬托出各自的典型意义，两者的部分描写相得宜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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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桑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施耐庵是14世纪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家。霍桑的代表作《红字》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的文明，施耐庵的代表作《水浒传》揭露中国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两部作品表现的主题完全不同，两位伟大的作家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分别代表着西方与东方迥然不同的创作倾向与风格。仅就此而论，两位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都没有可比之处。然而，我们把《红字》与《水浒传》对照起来读，就会发现：前者的女主人公、男主人公和后者描写的一些女性、男性形象，有许多可比之处。通过对比，我们更能清楚地发现两位作家不同的创作倾向，更能深入理解两部作品包含的一些思想意义。
一、海丝特与潘金莲不幸婚姻的比较
简单说来，《红字》讲述了女主人公海丝特一生的事迹，勾勒出她走过的一条漫长而曲折的人生道路。她与丈夫没有爱情，跟别人有了孩子，又拒绝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依据新英格兰宗教风尚与法律，她被判刑，并按有关规定，必须在胸前挂起红字，以示她偷了汉子。任何人也难以想象：一切打击、迫害，反而激发出她闯出一条新的生活道路的勇气与力量。
《红字》对海丝特的外貌刻画得非常生动：“那年轻妇女身材硕长，体态优美之极。她头上乌黑的浓发光彩夺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她面孔不仅皮肤滋润、五官端正，而且还有一对鲜明的眉毛和一双漆黑的深目，十分楚楚动人。”主人公如此青春焕发、光彩照人，理应嫁给一个才貌双全的小伙子、彼此结成美满的婚姻，一生过上幸福的生活。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她所嫁的齐灵窝斯，面貌丑陋、身材畸形。此人是个书虫，他把自己最宝贵的时光主要耗尽在图书馆内，却把海丝特丢到一边。夫妻关系极度不和谐，彼此之间不能建立真正的爱情。作者描写这桩畸形的婚姻，客观上提醒读者深入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是什么样的主客观因素，使海丝特不能嫁到如意君郎?齐灵窝斯为什么可以毁掉她花一样的年华?海丝特为什么连自己的婚姻都不能自主?这种不道德的婚姻为什么要落在一个女人的头上?资产阶级所提倡的自由、博爱到底是什么货色?由此，我们可以对照《水浒传》所描写的潘金莲与武大郎的婚姻。该书交待：潘金莲“眉似初春柳叶”，“脸如三月桃花”。她和海丝特一样楚楚动人。她的婚姻也和海丝特一样不幸：她是清和县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女，那个大户要缠她，是因为她“颇有一些颜色”。有些颜色就受到欺辱，这是由女子卑贱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是由当时不合理的婚姻制度造成的。同样，美丽的海丝特也是被欺辱者，她的社会地位也不比潘金莲好多少，当时美国的婚姻制度也是压迫妇女的。该书交待：潘金莲“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她维护自己的做人权力，有着追求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然而，她的正当防卫和合理愿望带来的结果是：“那个大户以此恨记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大户的报复行为，把她推向苦难深渊。由此，我们准确推断：海丝特嫁给齐灵窝斯，也是被迫无奈的，像潘金莲的命运掌握在大户手里一样，她的命运也不被自己所掌握，或被当时的社会制度所操控，或被别人所操控。该书交待：潘金莲所嫁的武大：“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起他一个诨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武大从外貌到生理，都属于残疾人。潘金莲嫁给这样的人，如何能获得爱情?如何能生活得幸福美满?同样，《红字》描写海丝特嫁给残疾人齐灵窝斯，正是借此让读者思考：海丝特如何能获得爱情?如何能生活得幸福美满?更让读者思考，这到底是谁之罪?
对比海丝特与齐灵窝斯、潘金莲与武大这两桩畸形的婚姻，的确能引起我们的诸多思考。
二、海丝特与潘金莲罪名的比较
《水浒传》叙述说：“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獕，不会风流，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武大生理等方面的缺欠，必然给夫妻关系带来一系列恶果，而且这些恶果还必须由她一个人品尝下去。正是基于此点，作者竟冠冕堂皇地给她加上“爱偷汉子”的罪名，这实在是于情于理不合。姑且说潘金莲“爱偷汉子”的罪名，不是作者强加给她的，而是根据作者后面叙述的事实：潘金莲第一次向丈夫的弟弟武松求爱，选错了对象，注定成为一次失败的尝试。第二次她与西门庆苟且偷欢，更是所托非人，犯了比第一次更为严重的错误。据此，说潘金莲“爱偷汉子”，也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逻辑性。然而，她错嫁武大的根源，作者没有追究;她躲避武大郎寻求自己的爱情有其合理的一面，作者视而不见。后来，她伙同别人药死武大郎，占主导地位的善良本性逐步退却，占次要地位的劣根性逐步增强。潘金莲的这种变化，当然有其自身的内在因素，但是不起决定作用。西门庆、王婆对她的合伙坑陷，虽属外在因素，却起决定作用。作者对主要是这种外在因素使她论为杀人犯的事实，更不做任何分析。我们再看《红字》的有关描写：海丝特与齐灵窝斯结婚后，他们一直居住在安特卫普。就在两年前，齐灵窝斯把海丝特一人送上去往大西洋对岸的马萨诸塞的征途。然后，打算也来这里。可是，齐灵窝斯被海盗俘虏，海丝特孤独地居住在波士顿。这时，年轻英俊的牧师亚瑟闯进她的视野，他们真诚地相爱了，度过一段隐蔽而热恋的生活。不久，海丝特怀孕的隐情暴露，因通奸罪被抓，在狱中生下小女珠儿。海丝特受到惩罚，她必须终身穿着一件绣着红色A字的外衣，字母A代表“通奸”一词。试比较：潘金莲偷汉子的罪名，是被作者直接点示出来的。之后，作者叙述她爱偷汉子的事例。如前所说，作者未能冷静地分析所谓爱偷汉子的原因，只是站在具有正统观念者的立场上，对潘金莲做出评判。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作者歧视妇女的思想倾向。海丝特爱偷汉子的罪名，是用她必须穿着的一件绣着红色A字的外衣表示出来的。尤其字母A，直接说明她是不恪守道德规范的荡妇。作者没有站在具备正统观念者的立场上，更没有倒向宗教势力一边，他只是通过有关的客观叙述，让读者由海丝特的外衣，看到加给她罪名的邪恶势力的丑恶本质。不止于此，与《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直接评判潘金莲的罪名相比，《红字》作者霍桑只是提供一些事例，让读者对海丝特做出相应的评判，尤其给读者充分想象的空间。比如齐灵窝斯在海上失踪，他死里逃生之后，不去与妻子见面，却在暗地里跟踪妻子，看妻子对自己的爱情是否忠诚。联系齐灵窝斯后来竟倾全力寻找与海丝特通奸者，并进行复仇的行径，读者会做出判断：齐灵窝斯心理阴暗，不顾海丝特不爱他的事实，只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的基础上，为了达到自己占有海丝特的目的，不惜把她抛到陌生的地方，随后又跟踪侦察。他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之徒，是和《水浒传》里欲霸占潘金莲的西门庆，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退一万步讲，即使海丝特的通奸罪成立，这个自私自利之徒，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他把海丝特推向苦难的深渊。作者正是希望读者顺理成章地做出判断：海丝特几乎是无辜的，她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不但不是犯罪，而且是合情合理的，正当的。表现出作者进步的爱情观、婚姻观。
施耐庵《水浒传》直接评判潘金莲的罪名，暴露出作者落后的爱情观、婚姻观。霍桑《红字》让读者思考海丝特的罪名是否成立，表现出作者进步的爱情观、婚姻观。
三、海丝特与潘巧云婚外恋的比较
我们再把《红字》与《水浒传》的相关人物进行比较。海丝特一人住在波士顿，没有相依为伴的人，生活是困苦的。又由于她与齐灵窝斯的婚姻没有爱情作为基础，因此，她与亚瑟产生婚外恋。与海丝特相比，潘巧云的经历也是苦难的。《水浒传》交待，潘巧云先嫁的一个王姓官员，两年前身亡。后嫁给杨雄，两人做夫妻不到一年。据潘巧云介绍：杨雄一个月当中有二十来天都在牢狱值班。杨雄不贪恋女色，以工作为重，符合作者的好汉标准。然而，他不注重建立夫妻之间的感情，使夫妻生活失于正常，潘巧云发生婚外恋实属必然。
面对海丝特与潘巧云的婚外恋，《红字》的作者霍桑与《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霍桑认为：海丝特有了婚外恋，才是她正常情感的表达，否则，将是对人性的压抑与扭曲。施耐庵则认为：潘巧云后来发生婚外恋，是对杨雄感情的背叛，是不恪守妇女之道的可耻行为。由此看来，两位作者在对待妇女的问题上，态度是根本对立的。一个主张妇女可以自由恋爱，一个主张妇女应该恪守三从四德的礼教。在这一点上，生活于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霍桑，远比生活于东方封建社会的施耐庵，高明得多。由此，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霍桑《红字》的主题是鲜明的，它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尤其反映了广大妇女的迫切愿望，即开展妇女解放运动，破除束缚妇女手脚的传统思想，让广大妇女充分获得自由恋爱的权益，全社会应当尊重女性，保障她们的合法权益不受到破坏。
《红字》所描写的海丝特与亚瑟这对情人的爱，其表达方式是隐蔽的，他们的爱情，只有在无人发现的角落、阴暗寂静的森林间，才能显现出来。他们需要精心选择幽会的地点，他们的往来活动不得在阳光之下进行，或者说不但不受法律、道德、制度的保护，反而受到所有世俗之人的谴责的。通过这些描写，作者恰恰要告诉世人：他们的爱，其表达方式应该是公开的，他们的爱情是合理合法的;他们的往来，应该在阳光下进行，对于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任何人没有谴责的权力。人们应该向他们投以羡慕的眼光，应该祝福他们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事实上恰恰相反，当海丝特的红字出现在胸前，周围的人惊呆了，向她投来鄙弃的目光，嘲笑她，甚至在心里诅咒她。这样，迫使读者思考：人们为何是非颠倒，把正当的看成是不正当的，把白的说成黑的，把上颠倒为下，人为地制造观念的混乱。作者也正是由此提醒读者认识到：宗教的一些清规戒律是害人的，当时的许多道德伦理是束缚人的正常活动的绳索，高喊文明、自由、博爱口号的一些政客们，他们的面目是伪善的、可憎的，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应该统统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通过海丝特与潘巧云婚外恋的比较，分别反映出《红字》作者与《水浒传》作者各自的立场、观点。
四、海丝特与潘巧云婚外恋形式的比较
我们对照一下《水浒传》的相关描写：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相见，潘巧云主动调情，裴如海积极呼应，类似海丝特与亚瑟相遇的过程。在追荐亡夫的过程中，潘巧云与裴如海的调情活动，也紧锣密鼓地进行，彼此眉来眼去，以目送情，气氛庄严的道场，被他们搅得乌烟瘴气，使得追荐亡灵的活动显得滑稽可笑。“追荐到三更时分”，潘巧云派人叫来裴如海，与之调情订约。一切关节打通之后，潘巧云与父亲潘公、待女迎儿乘轿来到报恩寺还愿。裴如海用酒灌醉潘公，将潘巧云引入卧房，两人不正当的关系开始发生。临别，潘巧云制订双方幽会的计策。
潘巧云与裴如海这对情人的爱，其表达方式基本是公开的。他们的爱情，几乎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显现出来。这与海丝特与亚瑟表达爱情的方式恰恰相反。当然，多次幽会，又是双双共同采取的形式。与霍桑描写海丝特与亚瑟幽会的意图更相反，施耐庵描写潘巧云与裴如海的幽会，是借此告诉读者：他们的爱，其表达方式不应该是公开的，他们的爱情是不合理合法的。他们的往来是见不得人的，任何人都有谴责、监督他们的权力，人们应该向他们投以鄙弃的眼光。概括地说：在霍桑看来，海丝特与齐灵窝斯之间没有爱情的婚姻，让它尽快地死亡。海丝特与亚瑟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应该公开建立起来，任何道德规范、宗教势力、政治文明，都不能阻止这种婚姻关系的建立。从中再次表现出霍桑的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与霍桑相比，在施耐庵看来，潘巧云与裴如海之间的爱情，一开始就不应该建立的，潘巧云应该死守与杨雄之间的婚姻关系。从中仍然表现出施耐庵的男尊女卑的落后观念。由此我们清楚地发现：西方的资本主义时代与东方的封建主义时代，人们的婚姻观、爱情观、有进步与落后之分。霍桑在《红字》里表现的进步的婚姻观、爱情观、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
五、海丝特与阎婆惜等四女性结局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表现自己的婚姻观、爱情观，霍桑在《红字》的后半部，完成了对主人公海丝特形象的塑造任务。海丝特承认自己所犯的通奸罪，诚恳地接受处罚，勇敢地把红字佩戴在胸前。刑满出狱后，她带着珠儿离开市镇，住进郊外的一间小小的茅屋里。茅屋位于半岛的边缘上，不和任何住家毗邻。是早先移民建造的，后来被舍弃了。“因为附近的土地荒瘠得不能耕作，同时位置比较偏僻，脱离了社会活动的圈子。”作者为什么要大书特书“茅屋”呢?它象征海丝特离群独居的痛苦生活的开始。海丝特本来可以逃到别处，隐姓埋名。可是，她没有这样做，她留在犯罪的地方，接受人间的惩罚。“茅屋”不仅是她安身立命的地方，也标志着人间对他的惩罚。“茅屋”象征她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忏悔，象征她灵魂净化的开始。一句话，作者赋予了“茅屋”多层的象征意义，借此说明海丝特开始彻底重新做人，客观上削弱了海丝特原来不以犯罪为耻，反以犯罪为荣的坚强反叛性格。不过，作者以此也为展示海丝特的全新形象埋下伏笔，这种全新形象是：“她靠自己的高超刺绣手艺，扶养珠儿，维持生活。”她把全部多余的资财都用来施舍，她替穷人制做粗衣。她把那些穷人当作施舍的对象，向他们伸出了救济之手。尽管她所救济的人，时常还会侮辱她，尤其“那些社会上层的妇女”，对她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是，她一如既往地从事她的慈善事业。最终，她赢得周围所有人的同情和尊敬，在大家眼里，她胸前佩戴的红字A，具备了“能干”和“天使”的含义，由耻辱的代号一变而为慈爱的象征。
作者借助海丝特的全新形象，昭示后人，广大妇女有悔过自新的能力，她们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社会各方应该给她们更多的生活出路，使之自立自强。尤其是邪恶势力，不得断送她们的前途。
为了进一步挖掘《红字》积极的思想意义，我们还是对照《水浒传》的一些相关描写。该书所涉及的女性是以扈三娘、孙二娘、顾大嫂为重点描写对象的，也是把她们作为正面形象划入梁山泊的男性世界里的。在描写与之相对的女性世界时，作者则选择了前面提到的潘金莲、潘巧云，还有阎婆惜、贾氏为重点描写对象。在作者笔下，这些女性都是反面形象，与海丝特的正面形象恰恰相反。而且她们的结局都一样：一个个走向断头台。这又与海丝特开始了全新意义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依据《水浒传》的相关描写，从表面看，四女性都是罪有应得，是她们自己把自己送上断头台的。如阎婆惜非要让宋江交出未接受晁盖赠送的百两金子，又不归还晁盖寄来的书信，才被宋江杀害的;潘金莲因与西门庆、王婆合伙害死武大郎，才被武松杀害的;潘巧云因诬陷石秀，又与裴如海偷情，才被石秀联合杨雄而杀害的;贾氏因与李固合伙坑害卢俊义，最终才死于卢俊义的短刀之下。实际上，她们都有着合理的要求，即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这是她们应该获得的权力。可是，旧的制度，旧的礼教不允许她们获得这种权力，不允许她们与男子处于平等地位。如前所说，在作者笔下，她们都是淫妇。其实，她们都有着美好的生活理想，她们希望过上正常的爱情生活，希望建立属于自己的真正爱情。一旦美好的愿望难以实现，她们才丧心病狂，以害人始，以害己终。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包括舆论的力量，来支持他们自由地追求美好的爱情生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变态心理的驱使下，她们只能重复地走一条害人害己的道路。此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客观上无不说明：旧时代广大女子的命运是悲惨的。
历史的车轮由施耐庵生活的14世纪，转动到霍桑生活的19世纪上半叶。当古老的中国仍然延续着封建社会的统治时，美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在一些新思潮的影响下，霍桑笔下的女性形象与施耐庵笔下的女性形象，某些品行略微相似，主要具备了截然不同的性格与命运。与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贾氏一个个走向断头台的结局相比，海丝特则不然，女儿长大成人，得到一笔不菲的遗产，海丝特一度从这块殖民地消失，几年之后，她一个人回到破旧的茅屋，胸前仍然赫然印着先前的红色印记。这时的“茅屋”含义发生质的变化，它象征着海丝特纯真的心灵，象征着她全新意义生活的开始，象征着她美好的德行，象征着经过否定之否定之后的全新的自我。就是说，她重新回到茅屋，绝对不是从前的生活的简单重复，而是已经站在人生的新的起跑线上，她以从来没有过的新姿态，向着光明的人生境界，大踏步地前进。一句话，她走向了成功的人生。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死的意义是不同的。人们在她墓碑上，只刻一个字母，那就是象征优美、慈爱的“A”字，人们以此永远地怀念她，她已经活在人们的心里，人们到处传扬她的德行。我们再做比较：从表面看，海丝特与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贾氏四女性，都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最终也都未能获得成功。然而，霍桑借助描写海丝特反抗一切黑暗势力的特殊方式，即勇敢地承认强加给自己的罪名，借助描写海丝特用自己的德行向世人昭示：不怕任何打击，不怕任何侮辱、责骂，自己走自己的路，尤其借助描写她最终闯出一条人生的新路，以此宣扬全书的主题：女子们要勇敢地追求爱情，要争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自己要努力奋斗，执着地去实现美好的生活理想，全社会的力量，都要支持广大妇女自由地追求美好的爱情生活。
说到这里我们完全清楚地理解，《水浒传》通过描写四女性的自我毁灭过程，彻底否定妇女追求自己爱情的行动。与之相反《红字》通过描写海丝特自我新生的过程，说明作者全方位支持妇女思想解放的运动，说明作者支持妇女自由恋爱的行动。
六、亚瑟与周通等四男性形象的比较
我们现在顺便讨论另一个问题：是否说《红字》的作者霍桑，处处比《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高明呢?他在《红字》里表现的创作倾向更具进步性呢?当然不是。《水浒传》突出官逼民反的主题，歌颂梁山好汉的除暴安良、扶危济困的精神，难道这样的创作倾向不更具备进步性吗?原来，《水浒传》只是在描写的枝节问题上，表现出错误的创作倾向，如对妇女的歧视等。与之相比，《红字》是否也表现出错误的创作倾向?是的。比如它通过塑造男主人公亚瑟形象，就表现出错误的创作倾向：当海丝特被披上那件带红字的外衣，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的时候，和海丝特一同犯有通奸罪的牧师亚瑟，他一直隐瞒自己的罪责，没有勇气站出来，承认自己就是珠儿生身父亲。作者不遗余力地把他写成一个善于悔罪、善于在内心进行自我谴责的人。刻画他极度痛苦的内心世界，说他常常捂住胸口，表明那个红色的A字暗藏在心里。直至小说的结尾，作者才写到牧师亚瑟，做了最后一场动人的讲演之后，终于走上刑台，向大家坦白自己的罪孽，他撕开胸前的衣裳，露出里边藏着的红字，接受公开的惩罚。他再也没有活下去的气力与勇气，猝然死在刑台的一边。作者借此说明：亚瑟在死亡中获得新生。
显而易见，作者处处为亚瑟开脱罪责，把他打扮成一个善于改过的人。其实，亚瑟是个十足的伪君子，当红色A字外衣加在海丝特身上时，他不仅不勇于担当，而且还加入到谴责海丝特的行列里。他每次宣扬宗教清规戒律的讲演，照样是那样的精彩，即使他表露自己悔罪心理时，也被误认为是过分谦虚的表现。作者不去谴责他的种种罪责，反而在他的笔下，亚瑟皇而堂之地成了正面人物，最终，说他完成了自我谴责，自我悔过、自我更生的历史进程。作者这样描写大大削弱了小说的批判现实的力量。他对男性的犯罪行为，采取了包庇纵容的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到小说创作中，其不良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在纵容男性犯罪行为这方面，霍桑与施耐庵的态度是相同的。《水浒传》的有关描写，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如该书描写所谓四个淫妇的同时，写到四个男性色鬼;周通、王英、安道全、董平。在作者的笔下，淫妇必然因“淫荡”而身亡，奸夫却因“好色”，或满足好色欲望，或猎取的对象被残酷杀害。淫妇与奸夫的下场有天壤之别。作者认为，杀掉这些女性是正义行为。他允许男性好色，不能容忍女性淫荡。这一切，正反映出他纵容男性犯罪行为的创作思想局限性。
总而言之，《红字》的作者霍桑，《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他们对男性犯罪行为都持有纵容态度，这是不足为法的。
七、结论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通过海斯特与潘金莲不幸婚姻的比较，可以引发诸多思考，如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当时的女性为何总不能获得真正的爱情?她们为何不能生活的幸福美满?这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又到底是谁之罪?通过海丝特与潘金莲罪名的比较，我们发现：《水浒传》作者只是强加给潘金莲以爱偷汉子的罪名，然而，对她所谓爱偷汉子的原因视而不见，客观上暴露了作者歧视妇女的落后思想倾向。《红字》作者借助红色A字的外衣，表示出海丝特爱偷汉子的罪名。不过，作者没有倒向宗教势力一边，而是通过客观描述，不仅让读者觉得海丝特罪名不能成立，而且觉得她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是正当的、合理的，从中表现出作者尊重女性的思想和进步的爱情观、婚姻观。通过海丝特与潘巧云婚外恋的比较，我们得知：《红字》作者认为，海丝特有了婚外恋才是她正常情感的表达，否则，将是对人性的压抑与扭曲，主张妇女可以自由恋爱。《水浒传》的作者则认为：潘巧云发生婚外恋，是对杨雄感情的背叛，是不恪守妇女之道的可耻行为，主张妇女应该恪守旧的礼教。通过海丝特与潘巧云婚外恋形式的比较，我们领悟到：《红字》作者认为：海丝特婚外恋形式应该是公开的，不应该受到任何力量的阻挠和破坏，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水浒传》的作者则认为：潘巧云婚外恋形式即使是隐蔽的也不行，应该取消，她必须死守与杨雄的婚姻关系，女人必须充当男人的附属品。通过海丝特与阎婆惜等四女性结局的比较，我们知道：《水浒传》作者通过描写四女性的自我毁灭过程，彻底否定妇女追求自己爱情的行动。《红字》作者通过描写海丝特自我新生的过程，完全肯定妇女思想解放运动，支持妇女自由恋爱的行动。通过亚瑟与周通等四男性形象的比较，我们认识到：《红字》与《水浒传》的作者对男性犯罪行为都持有纵容的态度。孰是孰非，在比较之中更加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