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之北曲文体研究浅论

　　在滚滚而前的历史长河之中，元代是为时不长但极为重要的朝代，作为元一代文学的代表——元曲，更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与唐诗、宋词相比较，元曲所受的重视还是远远不够的，本文以元曲之北曲为研究对象，平浅的介绍北曲之渊源以及其产生基础，试总结北曲之特征，发掘元曲之北曲更多的闪光点。

　　《文史春秋》旨在为巩固与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历史研究服务。报道历史见证人的亲身经历，既有详实的史料性，又有可靠性。

　　金元时期，是各名族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时代，元曲就是这种文化大背景下的产物。常听人说“曲”在元代是个模糊而又笼统的概念，元人并没有提出相当与今日学界所云的“曲”之专称，更没有在理论上对“曲”作出明确、统一的界定。元人罗宗信《中原音韵.序》中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1]所谓大元乐府及元曲，三者并称，元人称曲不叫曲，通称乐府或词，如杨朝英的《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之类;而《中原音韵》中：“作词十法”等，也不成为“作曲”。我们今人将元曲分为“散曲”和“杂剧”两大类。散曲属于广义的诗歌，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形式。小令为单片，套数为若干小令连缀而成的一篇组曲作品。杂剧是一种戏剧表演，以曲唱为主，所以古人亦称为“元曲”。

　　一.北曲之渊源

　　关于北曲的起源，元人述之甚少，且多语焉不详，从明代中叶之后，一些曲学家才开始对北曲从其为音乐文学的宏观角度阐述其起源。明·徐渭《南词叙录》：“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宋词既不可管弦，南人亦遂尚此，上下风靡，浅俗可嗤。”[2]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3]王世贞《艺苑卮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这两种观点，都认为北曲发生的根本原因在音乐，北曲的音乐体系是全新的“辽金北鄙杀伐之音”，王世贞则直指为“胡乐”。因此，北曲的音乐与词乐是完全两个不相同的体系。对此，明·王骥德的观点有所不同，《曲律·第一》：“曲，乐之友也。……而金章宗时，渐更为北词。如世所传董解元《西厢记》者，其声尤未纯也，入元而益漫衍其制，栉调比声，北曲遂擅盛一代。”王骥德将北曲发生的源头推为金代诸宫调，而金诸宫调本是北宋诸宫调的一脉之传，所以北曲的音乐至少不仅仅是“辽金北鄙杀伐之音”之“胡乐”，而与传统的词乐有所关联。

　　二.北曲产生之社会基础

　　金元时期，是个动荡的时代，特别是元统一中国之后，政治上实施民族压迫，人民群众、特别是文人中，除了极少数攀附权贵之外，他们中有的愤世嫉俗，有的自警避世，但是人民对于政治的反抗情绪终将会喷涌爆发而出。因而愤世嫉俗者不乏慷慨悲歌，避世者亦不乏嬉笑怒骂。这种动荡的社会，使人们产生了动的情感，因而需要有“動”的音乐形式来表现它，但词到词式已经处于僵化的阶段，成为文人案头上“静”的文学，而此时的“胡乐”，却具有激励凄紧的气势和灵活多变的自由。因此，吸收“胡乐”而创造出新的曲式以适应内容的要求，就促使了新的配乐诗体北曲的产生。北曲与词有着不同的特色：“词静而曲动，词敛而曲放;纵而曲横，词深而曲广;词内旋而曲外旋，词阴柔而曲阳刚;词以婉约为主，别体为豪放;曲以豪放为主，别体则为婉约;词尚意内言外，曲竟为言外而意亦外。”

　　北曲产生的另一社会基础是北方语系的相对统一和“天下通语”的形成。“天下通语”是蒙元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最积极的一项成果，我们无法想象如果蒙元统治者强行推行蒙语会给华夏文化带来怎样的命运。蒙元统治者推行“天下通语”使得“中原之音”遍布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促进了北曲的产生于发展。

　　三.北曲产生之内在因素

　　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产生，都不是突然从天而降，而是有其渐变到突变的内在发展规律。只有内在因素不断积累，发展到一定时候，遇到外部适可的条件，才能产生突变而形成新质。北曲的形成自然，也离不开这一条规律。北曲既然是中国古代汉族诗歌形式之一，在其形成过程中，当然也就要继承汉族诗歌的传统，那就是歌词、音乐、舞蹈三者的结合。唐代开始，一种与新的音乐相配合的韵文体萌生，时称“曲子词”，后统称为“词”。曲子词是中国古代一种新型的杂言韵文体样式，至宋代大兴，成为文人们韵文体写作的一种普遍样式，后世的文学史家称之为有宋“一代之文学”的代表。词体的音乐，大分之有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两大类，而词体的“长短句”类型则相同。宋代以音乐方式传唱的歌辞还有在勾栏瓦舍中表演的说唱，包括“诸宫调”和“唱赚”。诸宫调兴起于北宋，在文学层面上，诸宫调属于民间的“音乐文学”，可惜宋代的诸宫调无文本传世。唱赚，是兴起于南宋的一种歌唱形式，亦称“赚词”，有“缠达”和“缠令”两种形式，可惜明确的唱赚文本无存，王国维考证宋《事林广记》中传录的《圆里圆》曲词为唱赚。宋金两朝的官方和民间还盛行一种有妆扮的戏剧性表演，时人称做“杂剧”。大约在两宋之交，南方江浙永嘉一带出现了“戏曲”，南宋刘埙《水云村稿》卷四《词人吴用章传》：“至咸淳，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4]后人称之为“南戏”或“戏文”。从这一系列发展脉络来看，音乐发展推动北曲形成，语言的变化也促使北曲形成。

　　四.北曲演变之文体特征

　　宋元以来，经济发展，市井繁荣，出现勾栏瓦肆，民间说唱的通俗文艺大量涌现，思想丰富了，思想复杂了，语言发展了，以原来词的曲式，显然难以容下了，因此创造“新腔”就是必然之势。那么，适应新创的曲式，从民间提炼出来的语言特色又是什么呢?可以简单用“俗”、“活”、“真”三字来概括。

　　“俗”即通俗，但又不是把民间口语照搬，一味求俗，曲本身就是一种合乐的韵文，有一定的句法，因此必须以俗为主，又加以文为辅助。任中敏老先生曾提出：不文不俗，亦文亦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作为配乐清唱的“北曲”，这样的形容是十分恰当的。在这里我们举一例：【仙呂宫】【八声甘州】：春闺梦好，奈觉来心情，向人难学。锦屏斜靠，尚离魂脉脉难招。游丝万丈天外飞，落絮千团风里飘。似恁这般愁，着甚相熬。[5]这首王修甫的【八声甘州】通俗易懂，在表达内容上没有华丽对的辞藻，仅仅是民间口语。虽然是民间口语，但是曲词句法又厘然有定。 　　“活”即灵活，不泥滞而又多变化，富有生命力。在文学语言中有“雅”与“俗”之分，过去绝大多数文人所作诗歌都是以“雅”为主，这样的诗歌用词华丽，情感深刻，但是这种书面与生活口语是脱节的。而北曲以“俗”为主，自然与民间口语吻合，由于市井的繁荣，生活的丰富，语言词语也由以前的单音节、双音节，发展成多音节。又由于市井之中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士人、商人、官吏、妓女、军汉等等，虽然用的都是口语，但因生活的范围和内容不同，因而其语言同中有异，于是出现了多样化而富有个性，表达方式自由变化而又富有生动性，形成一种丰富多彩的局面。形之于曲，就是曲尽变化之能事：有衬字、有增句，一字两字甚至数十字为一句，根据表达情感所需，参差错落，任意发挥，比之词所受束缚，自由解放的多。且看关汉卿【一枝花 不伏老】：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6]

　　“真”即直抒胸臆，神礼毕现，情真意切。由于语言运用的灵活自由以及其地方色彩、民间风味、个性特点等，构成了绘声绘色而又毫不隐晦含蓄、赤诚袒露的真挚质朴本色。在北曲之中，嬉笑怒骂、尽情述之，毫不掩饰，显出一份真情实感来。写情的，如关汉卿【四块玉】：自送别，心难舍，一点相思几时绝，凭阑袖拂杨花雪。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7]語俗情深，形神毕现，沁人心脾。写景的，如杨果【小桃红】：碧湖湖上采芙蓉，人影随波动。凉露沾衣翠绡重，月明中，画船不载凌波梦。都来一段，红幢翠盖，香尽满城风。[8]夜色如画，人影拨动，动中显静，如在人眼中亲现。写事的，如杜仁杰【般涉调 耍孩儿】：见一个人手撑着椽做的门，高声的叫“请、请”，道迟来的满了无处停坐。说道：前截儿院本《调风月》，背后幺末敷演《刘耍和》。高声叫：赶散易得，难得的妆哈。[9]明白如话，生动活泼，情态逼真。

　　总的说来，北曲的语言，具有着民间文学的特点：不是人为的、学术性的、僵死的，因而活泼的、奔放的、抒情。同时吸收金元时代北方的谚语、俗语和外来的“胡言番语”，创造出许多新词，使它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总之，时代的变化、地区的差异、风情的独特，是形成北曲语言“俗”、“活”“真”特色的原因。这种新词与北方的音乐结合，形成了北曲的词语浑朴、音节音亢、意境雄放的风格。

　　参考文献

　　[1]元·周德清.中原音韵[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明·徐渭.南词叙录[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3]明·王世贞.艺苑卮言[M].济南：齐鲁书社，1992.

　　[4]南宋·刘埙.水云村稿[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民国75.3[1986.3].

　　[5][6][7][8][9]隋树森编.全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