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典型的讽刺小说,描写了一些深受八股取士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反映了当时败坏的世俗风气。当时的人们为了利益不惜放弃原则,争相追求名利,随波逐流,变得虚伪假善。而这里主要分析了其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匡超人,他的性格發生了怎样的改变,及其性格转变的原因、对于匡超人性格转变的反思。
《北方文学(中旬)》杂志1950年创刊,至今已有60多年历史。本刊是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的全国优秀期刊。国内统一刊号:CN23-1058/I,国际标准刊号:ISSN0476-031X,邮发代号:14-1,国际代号:M237。
一、由良变劣
匡超人本是个孝顺、勤勉的良家子弟,可是,当他在不断向上走的过程中,他在慢慢地改变,变得势利虚伪,与腐俗同流合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的社会地位看似不断上升,其实他在逐渐地堕落,内心早已腐坏,不成模样。
前期的匡超人是一个懂事又善良的孝子,内心真诚纯洁。家中贫寒,无法供其上学,于是他就跟随客人到省城卖柴,减轻家中负担,哪知折了本,只得流落他乡。从这里便可以看到匡超人很懂事,为了减少开支,甘愿背井离乡,独自一人在外打拼。同时,在遇到马二先生时他说:“...只是父亲在家患病,我为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兽也不如”;[1]回到家的他,每天都亲自照看父亲。匡老爹身体很不好,不能下床出恭,有一次想方便,可是匡超人不想让父亲难受,就让父亲把腿搭在自己的肩上,能舒服地出恭。白天,他要杀猪卖肉磨豆腐,赚钱养家;晚上,他还要在父亲身边读书,照顾父亲,直到父亲睡去他才会休息。再有阿叔来催他们搬家时,“...阿叔见他这番话说的中听,又委婉,又爽快,倒也没得说的了...”[2]房屋着火了,急忙背着父亲逃了出来,而他的哥哥却害怕得不知去了哪里。......担心父亲病情、日夜照看父亲、挑灯夜读、冒火救父等等都可以看出匡超人多么地善良、孝顺,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甘心为家庭付出。没有抱怨,没有觉得父母是拖累,而是尽心尽力照顾父母。
可是,一个淳朴的少年为了功名利禄,为了富贵荣华,抛弃了道德仁义,变得虚荣、堕落。一天夜间,他在父亲跟前念书,知县得知有如此孝顺之人,便告知其应试童生,必提点。果然匡超人取得了乐清县第一名入泮,联科及第。进城拜谢知县,并认知县为老师,可当提到说学里老爷传他去见,还要行进见之礼时,他说:“我只认得我的老师,他这教官,我去见他做甚么?有什么进见之礼?”[3]从这里可以看到匡超人性格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学里的老师是启蒙之师,本应去拜见拜见,他却十分不情愿,反而去谢知县。想来他是以利会人,知县帮过他,给予了他些许好处,他就拜之为老师;而学里的老师已与之无用,就抛掷于脑后,不闻不问。可当听到县里老爷坏了时,他哪里又记得“师生”情谊,哪里想着去帮助县令洗刷冤屈,只顾着寻找自己的退路,不要与之有什么瓜葛牵连到自身。可见他没有真心实意地对待他人,都是以利益相衡,变得趋炎附势,唯利是图。
为了逃避可能存在的与知县的连带责任,来到杭州的匡超人变得更令人发指。先是遇到景兰江等假名士,一起约诗做文章,为的也是一时名气罢了。景兰江为作诗败光家产,更有口出狂言者支剑峰被抓。可是匡超人明明把这些看在眼里,他依然与之合流。当看到支剑峰被抓时,他一样为了不被连累,和景兰江两人往小巷溜了,胆小怕事,以虚伪结人,完全看不到从前他救父亲时的勇敢。后来跟着潘三做事更加变本加厉,只看着有好处就答应着做了,不分好与坏,不顾后果。帮着写抢人的婚书稿,当别人考试的替身,为眼前利益所蒙蔽,变得贪婪。
再有他娶妻生子,却又遇知县冤屈洗净,约其进京。为了名利,弃妻上京,考取功名利禄。将妻子送回老家,却哪知就这样葬送了妻子性命。就在他到京师考取教习时,有位大人问他可曾娶婚,哪知匡超人说:“还不曾”,于是停妻再娶谏公夫妇的外甥女。可见他为了荣华富贵、金禄财钱不顾糟糠之妻,贪图享乐,见利忘义。在他困难时,遇见马二先生,马二先生评他“文章才气还是有的,只是理法欠些。”可是到头来,他却说:“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忘记了马二先生是如何帮助他,还在背后胡说八道,可见从前那个善良淳朴的少年已经是一个奸诈欺人的不良之人。匡超人就这样在追求功名富贵的路上,失去了他本质的良善,变得可恨可气。
二、性格转变原因
在我看来,他转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个外因:社会上追求功名的氛围以及假名士生活虚伪的环境;一个内因:人对于权利金钱的贪图欲望。
当时处于一个封建时期的晚期,统治者采用八股取士来遏制人们的创造力、想象力,人们为了向上走,只有苦读诗书来换取功名,在匡超人遇到马二先生时,马二先生就说:“......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光宗耀祖。”[4]都把仕途看做自己的唯一出路,为了取得成就可以不顾家人、败坏道德。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可是在那时,科举制度只会败坏人的心智,没有起到选拔教育人才的作用,像匡超人这样的好人在浑浊、势利的社会中渐渐地变得卑劣,丧失理智。
再有是匡超人自身对于名利的追求。社会的影响只是外部的,而他自己向上走的欲望才是他堕落的真正原因。当他面对赶考与妻儿的两难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功名;当他在知县受陷害时,没有师生间的情谊,只想到如何保全自己,不让自己受到牵连;再有潘三入狱,本来景兰江等人想与他一同去看潘三,他却说:“本该竟到监里去看他一看,只是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诸生的时候,既替朝廷办事,就要照依着朝廷的赏罚。若到这样地方去看人,便是赏罚不明了”。[5]可见他自己本身就趋势求利,为了利益什么败坏道德的事情都会做得出来。
三、反思匡超人的性格变化
对于我们而言,看到的是当时科举制度对于文人的迫害,侵蚀着人们的心。我们应该高兴的是现在言论相对自由,读书不一定是从仕,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看到匡超人,或许就会想到现在也有很多的人为了追求荣华,不择手段,也会反思自己是不是也随波逐流,为了表面上的浮华,丧失心智,不关心身边的朋友亲人,只关心自己的钱财利禄,变得世俗,贪图小利便宜,没了良知和道德。
所以通过匡超人我们应该知道,在现代的社会里,我们肯定也不可能避免受到外界的影响,只是我们要分清好于坏,尽量让自己能坚持原则,保持独有的特色。当然,人都是不断向上走的。我们要避免像匡超人那样疯狂的追求名利,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不抛弃原有的信念,只是为了不断地强化自身。
参考文献:
[1]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192.
[2]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200.
[3]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209.
[4]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193.
[5]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