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帝王陵寝制度特点研究

　　辽代9帝的5座陵寝中，除乾陵、显陵2陵因考古工作不足、陵寝建制不齐备外，从祖陵、怀陵和庆陵的陵址卜选原则、陵寝朝向、陵园结构与建筑布局、地宫形制及崇尚厚葬的丧葬习俗来看，辽代自“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政策出台后，陵寝制度建设也经历了从借鉴学习、逐渐发展到有所创新的完善过程。辽代丧葬文化在对中原文化兼容并包的同时，也坚守着游牧民族的诸多特点，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

　　《文史哲》作为一家学术名刊，至今在同类刊物中仍然保持着三项殊荣，创刊最早，发行量最大，出口量最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家以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而知名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一向以学术为本位，以创新为生命不断发掘新的选题，展开新的争鸣，受到国内外读者，作者的高度关注及好评。

　　陵寝，或称陵墓，是墓葬的一种，在中国古代专指帝王的墓葬。人类将死者的尸体或尸体的残余按一定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用以放置尸体或其残余的固定设施，称为“墓”。在中国考古学上，两者合称为“墓葬”。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内容，物质层面的主要指陵园地面建筑、玄宫建筑以及神像生、碑刻等附属设施，精神层面的探讨，则应包括墓地选址规划、葬式、陵园布局和玄宫结构所折射出的思想观念等[1]。

　　契丹自北魏末年出现在史书记载之中，就与中原汉人有着广泛的接触。耶律阿保机完成统一北方诸部的使命后，“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2]。尤其是辽太宗耶律德光以中原王朝为取向的皇权与礼制建设就已广泛开始，陵寝制度亦列其中。

　　辽代的9任皇帝中，除第四任穆宗耶律璟死后附葬怀陵、末帝天祚帝耶律延禧客死于金，后归葬于广宁府闾阳县乾陵旁，陵寝建制不齐备外，其余几位皇帝均有自己规整、独立的陵寝。太祖耶律阿保机葬祖陵(巴林左旗哈达英格石房子林场的山谷中)，太宗耶律德光和穆宗耶律璟葬怀陵(巴林右旗床金沟山谷中)，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和道宗耶律弘基葬庆陵(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以北)，此3陵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依据文献记载，东丹人皇王耶律倍和其子世宗耶律兀欲葬显陵，天祚帝耶律延禧葬乾陵，目前考古工作仅知2陵位于辽宁省北镇医巫闾山董家坟、龙岗村一带的山谷中，具体坐标不详。自太祖“省风俗”“定吉凶仪”以来，辽代陵寝制度经历了借鉴学习、逐渐发展、有所创新的完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皇陵建置一窥辽代陵寝制度及其特点之全面。

　　一、陵址卜选原则与主导因素

　　在君权至上的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的生死关系着整个朝代的盛衰更迭和国家社稷的安危成败。作为帝王死后“万年寿域”的陵寝建筑与制度，是与中国古代帝王及君主专制制度相伴而生的产物。对于帝陵的选址，务求审慎周密，顺应自然，需考虑风水因素、地理因素、政治因素和礼制因素，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决定因素有所不同[3]，辽陵的卜选亦同。

　　(一)依山为陵

　　唐宋时期，受风水堪舆术兴盛的影响，葬地选择除继承汉代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诸法之外，也十分讲究墓穴的方位、向背、排列位置等，在葬式、随葬品、墓地选择和地面建筑等方面也有特定要求。

　　辽代帝陵多在东、南或东南方向三面环山，前临溪流，群峰环绕，林木繁茂，陵寝位于口袋形的山谷之中，仅在陵园入口处留一陵门。这一陵园选址标准，除去帝王个人喜好因素外，一方面沿袭了唐陵因山为陵的旧制，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传统堪舆理论中“远望柱天，近视入泉，草木长大，土色肥润”上吉之地的墓地选址标准极为契合。“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4]的契丹人，在建国前仍奉行“死不墓”的丧葬习俗，对死后葬所的讲求，明显是受到了中原山陵文化的直接影响。

　　(二)“陵山之祭”的滥觞

　　唐代太宗亲自定寿陵于九嵕山，凿山穿穴，以营寝宫，其目的一是为了节俭，二是为了利用山岳雄伟形势，体现帝王的宏大气魄，三是为了防止盗墓，达到令奸盗息心的目的[5]。而辽代皇陵皆选大山的原因，除了因为从汉族知识分子之议改革契丹丧葬旧俗，陵寝制度仿汉制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则是缘于契丹族的祭山行为。契丹人信奉萨满教，认为山岳为民族发源之地与死后灵魂的归宿之地，是保佑本民族生存繁衍、死后魂归天国的现实生活和超现实生活命运的主宰。在辽代，祭山仪被视为吉礼之一，神职人员、礼官以及群臣分工明确，组织有序，已形成一套完备的制度。

　　辽代所祭之山以木叶山和黑山为主。经考证，木叶山即为现在巴林左旗境内的漫歧嘎山。①黑山隔黑河与庆云山相对[6]，被契丹族认为是死后魂归之处，“即幽界黄泉之山，有黄泉神，死者居住其地”[7]。而辽代皇陵中，祖陵座落于木叶山上，庆州3陵的陵名与山名并出，巴林诸陵中，祖陵在黑山东南，怀陵在其南偏东，庆陵在其西偏北，木叶、黑山二山的地位，可与后代“陵山”相媲。

　　契丹人这种将帝陵选址与崇山之俗相结合的做法，在金代得到了延续，典型的例子就是金陵选址大房山并封大房山为“保陵公”：“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敕封山陵地大房山神为保陵公，冕八旒，服七章，圭、册、香、币，使副使持节行礼，并如册长白山之仪。……是后，遣使山陵行礼毕，山陵官以一献礼致奠。”[8]

　　金人因对山神的崇拜而在皇陵所在的大房山设神祭奠的做法，和契丹具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但最终将向皇陵所在山脉行祭享之礼确定为国家祭祀大典、实行“陵山之祭”制度的是在明代[9]。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明世宗谕内阁：“文皇帝既封黄土山为(天)寿山，今又拟显陵为纯德山，而独钟山如故，于理未妄(妥)，朕惟祖陵宜曰基运山、皇陵宜曰翔圣山、孝陵宜曰神烈山，并方泽从祀。以基运、翔圣、天寿山之神设于五岳之前，神烈、纯德山之神位次于五镇之序。”[10]是为皇陵所依之山正式命名并行祭祀之始，此后清陵完全照搬了这一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契丹人的祭山仪，或可称为明代“陵山之祭”的滥觞，以契丹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陵寝制度与礼制建设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与完善。

　　(三)预营寿陵和死后建陵

　　《周礼·天官·大府》曰：“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在商周时期动用国家财政收入去办天子的丧事，已经形成制度，并为后世所沿用。自秦汉以来，帝王即位后不久便为自己择地建陵，相沿成制。唐代皇陵有预营寿陵和死后建陵两种形式。唐太宗李世民和文德皇后长孙氏合葬的昭陵是预营寿陵的代表，除昭陵外，玄宗的泰陵陵址亦为玄宗生前预选。死后建陵的代表是高祖的献陵。高祖李渊遗诏：“既殡之后，……园陵制度，务从俭约。”[11]太宗李世民听从朝臣的建议，以东汉光武帝原陵之制修筑献陵，并于贞观九年(635年)十月，葬高宗于献陵。北宋皇陵制度比汉唐简易，诸陵中除宋太祖的永昌陵是生前选定陵址外，其余皇帝生前不再预造寿陵。

　　辽代皇陵的选址，也有两种形式。一为死后建陵，如祖陵。天显元年(926年)，阿保机病死于征渤海后西归的途中，天子死后安身之所尚未完工，只得权殡于“子城西北”，由述律后主持陵墓营建工作。天显二年(927年)八月，“治祖陵毕”，“葬太祖皇帝于祖陵，置祖州天城军节度使以奉陵寝”[12]。庆陵的建造缘于圣宗在捺钵途中，因其爱慕庆云山的风景秀丽，于是立下“吾万岁后，当葬此”钦命，由“兴宗遵(圣宗)遗命，建永庆陵”[13]，“兴宗崩，道宗亲择地以葬”[14]，与唐泰陵和宋代永昌陵的选址过程如出一辙，但陵寝的建造则是在圣宗、兴宗崩后所为，与泰陵有所不同。二为预营寿陵，如乾陵。据《辽史》记载，乾亨二年(980年)“五月，雷火乾陵松”[15]，是时景宗未崩，说明乾陵是在景宗在世时就开始修建的。

　　综观辽代帝陵的选址与修建过程，从太祖死后述律平匆忙主持祖陵的营建，到景宗生前预营寿陵，再到圣宗是生前选定陵址、崩后再行营建之事，一方面体现着辽代陵寝制度因袭唐制并有所完善，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中原腹地的汉人与契丹民族在陵寝文化方面的互动：辽代陵寝卜选承袭了唐代的两种形制，而北宋诸陵中仅有永昌陵预营寿陵的做法，使得辽陵的修建过程愈显其过渡性。

　　(四)血缘关系衍生出的派系之分

　　在中国古代，皇陵的选址除考虑风水因素外，地理、政治和礼制因素皆在考虑之列。其中政治因素对皇陵卜选的影响是偶然的，主要受众为某些特殊人物。辽陵卜选的依据，除去帝王爱憎之外，政治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而与中原不同的是，这种政治因素主要表现在血缘关系衍生出的派系之分。

　　辽太祖葬祖陵，太宗葬怀陵，与太宗争位的东丹王耶律倍死后被葬于医巫闾山下，其长子兀欲继位后，追“谥让国皇帝，陵曰显陵”[16]。世宗出于东丹王系，穆宗则为太宗系，他们死后，分别葬于显陵和怀陵，都与其父合用一个陵园。从景宗开始，东丹王一系彻底打败了太宗系，此后兵权完全由这一系独揽。景宗死后，葬于显陵附近的乾陵。虽不在同一陵，却同处一个陵域。天祚帝尽管客死异乡，但也是被安葬在了乾陵里。由于圣宗对庆陵所在的山水分外迷恋，因此，他死后，便在这里修建了宏大的庆陵陵园。其子、孙兴宗和道宗，死后也长眠于此。由此可见，辽代诸帝因血缘上的差别而衍生出来的派系区分，也泾渭分明地反映在了陵墓布局上。

　　二、“以东为尊”与“东向拜日”的流变

　　辽俗东向而尚左，在礼仪交往、神灵祭祀、房屋建筑等方面，契丹族皆奉行以东为尊、东向为吉的观念，史籍中多有记载。如《契丹国志·太祖纪》载辽上京“其城与宫殿之正门，皆东向辟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天禧五年九月甲申条引宋绶《契丹风俗》云“祭天之地，东向设毡屋，署曰省方殿”，《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等等。

　　辽人这种尚左、以东为尊的观念，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辽代帝陵的朝向，在辽代契丹贵族家族墓地的排列方式上也有反映，如统和三年(985年)韩德昌葬于“渠劣山之阳先王茔之右”[17]，重熙二年(1033年)萧琳葬于“青山之左”[18]，天庆二年(1112年)萧义“葬于辽川之右，圣迹山阳”[19]，诸如此类。

　　辽代东向为尊习俗的产生，一是缘于太阳崇拜。在辽代，契丹人通常是将拜日和祭天联系在一起的。在军队出征或回师时，均祭天和拜日，如《辽史·兵卫志》载：“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乃诏诸道征兵。”此外，在一些特殊的重大场合，如皇帝登基时所行柴册仪及再生仪、皇后生辰仪、冬至朝贺仪以及腊仪等岁时节日，均有东向拜日的习俗。二是缘于获得中原王朝文化认同的心理需求。在政治上一统北疆之地的契丹政权，在文化上同样主张在其势力所及之地实现统一，“以东为尊”的习俗体现了辽代统治者希望将政权纳入中华正统文化框架之中的文化归属与认同需要。

　　同历史上其它南北政权对峙存在的朝代一样，在辽代，受“内诸夏而外夷狄”“夷不乱华”等正统观念的影响，某些汉人把汉族看做中原王朝的正统继承者，少数民族即使建立了政权，也不被视为正统。而契丹政权一直视自己为与北宋地位对等，在与宋朝的书信往来中，甚至彼此以兄弟相称：“弟大契丹皇帝谨致书于兄大宋皇帝阙下：粤自世修欢契，时遣使轺，封圻殊两国之名，方册纪一家之美”[20]，“虽境分二国，克保于欢和;而义若一家，共思于悠永”[21]。宋真宗死后，辽圣宗甚至对臣下说：“吾与兄皇未结好前，征伐各有胜负，泊约兄弟二十余年，兄皇升遐，况与吾同月生，年大两岁，吾又得几多时也?”下诏“燕京悯忠寺特置真宗御灵，建资福道场，百日而罢”[22]。清宁三年(1057年)，辽道宗曾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力排以中原汉族为正统来区分“华夷”的偏见，称辽王朝立国是“承天意”，不再承认被视为“蛮夷”的地位。

　　自耶律阿保机建元之始，随着生产方式发生转变，对中原封建文化的仰慕与吸纳，以及对游牧民族原始、落后道德观念的逐步摈弃，契丹族的道德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元朝之后，契丹已逐渐融于中华民族的母体之中，体现了中华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及契丹族华夷同风的社会面貌[23]。而且，随着契丹人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辽代原始的“东向拜日”仪式已渐由宗教文化、民间文化向制度文化转变[24]，后来甚至演变为“凡祭皆向东”的“国俗”。

　　必须指出的是，从目前辽代考古资料来看，史载所谓的契丹人以东向为尊，并非是纯粹的正东向，而是东南向。经实地勘测，辽代帝陵的朝向为座西朝向东南：祖陵入口黑龙门位于祖山之东南，其神道位置与陵门朝向一致，均为东南走向，祖州城的东门“望京门”也是东南向;怀陵座西朝东，其祭殿的方向为东偏南20度;庆州位于庆陵东南25华里之处，显陵、乾陵虽形制不详，但就帝陵的朝向而言，不会有太大的偏差。1962年，内蒙古文物工作者在对辽上京遗址进行勘察时，发现上京城墙、城门、主要宫殿的门址也为东南向。辽代契丹人的墓葬，墓门绝大多数在东、南之间(95°-175°)，绝少例外[25]，只有极个别负责管理汉人的南面官例外，因为他们可以“从汉仪”。

　　可见，“贵日”“拜日”“祭东方”的契丹旧俗，既影响辽的地上居室，也影响了墓葬的择向。在实际操作中，产生于游牧民族原始日月崇拜思想的“东向拜日”习俗，已流变为“取向东南”。

　　三、陵寝建置与建筑布局特点

　　辽陵地表建筑所存无已，难述陵寝建置与建筑布局其详。因而只能选举具有代表性的陵寝分布、陵垣标识、神道及石像生制度进行初步的论述。

　　(一)单一兆域，多座帝陵

　　辽代帝陵的5个陵区中，除祖陵仅葬太祖耶律阿保机外，其余诸陵区内均埋葬有不止一个皇帝。与宋代帝后同茔异穴的埋葬方式不同，辽代帝后合葬于同一座陵墓之中，也没有出现宋陵中诸后陵合葬于一陵、不按辈份祔葬于先陵的现象。这一陵寝建置特点与唐和宋代诸陵皆有不同，可谓开启了中国古代单一兆域、多座帝陵的先河，并为明清陵寝制度所借鉴。

　　辽代陵寝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在陵四周及山脉的低凹处皆筑石墙以护卫陵区，将陵园密封成一个独立的文化地理单元。而且在陵区内，一般筑石墙以区分将陵寝兆域区分为不同的功能区。比如祖陵正穴南岭西侧的山脊上，有长达近200米的石墙4段，有近30处封堵豁口。这些豁口与祖陵陵园西侧山脊的石墙呈“T”字形交汇，将整个陵园分成南、北两块，成为了主陵区和陪葬墓区的区分带[26]。怀陵陵园中部也筑有一道石墙，将其分割为内、外两个陵区，内陵区主要为陵墓和祭殿，外陵区有祭祀性建筑分布。

　　辽陵在陵园入口处，夯筑高大的陵门，并建有规模宏大的陵墓祭殿。祖陵陵门“黑龙门”由门道、墩台、陵墙、慢道、涵道和高大的城楼建筑组成，门道南端的五面坡慢道与《营造法式》所载“五瓣蝉翅”慢道的形制极为相仿。而黑龙门的门道基础建筑在规整的石地栿上面置木地栿，木地栿上开卯口，上插排叉柱，与汉唐宋中原地区都城城门和帝王陵陵门的门址模式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开启了辽代特有的建筑模式[27]。

　　(二)神道与石像生制度

　　中国古代帝王、官员的陵墓前自东汉开始多有石雕像陈设，称“石像生”，也称“翁仲”。从唐高宗乾陵开始，石像生陈设于陵冢以南的主神道两侧形成定制。唐、宋两朝对于石像生制度有着严格的规定。

　　由于辽陵地面建筑所剩无已，辽代神道及石像生使用制度不详。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仅知辽陵神道位置均呈东南走向，与陵门朝向一致，神道两侧有石像生，目前仅出土有1个石犬及2个石翁仲(其中一个残损)。神道碑树立在陵区外山谷中的东侧山坡顶，现存大龟趺，陵区内的两座小山顶，地表散布有两座经幢的残片。庆陵陵区内未见有碑刻的遗迹，仅在中陵前残存有石经幢一具，有盖、身、座3部分，幢身铭刻陀罗尼经文。

　　从契丹贵族墓葬来看，目前发现有石像生的仅有耶律琮一例，其具体形制为：墓前端正中树立石碑一通，碑后置石羊2对，石虎1对，武吏1对，文官1对。墓地右侧残存有神道碑一通“故太师令公神道之碑”[28]。此外，河北平泉县柳溪乡石虎村现地表存有13件石像生，包括石虎5只，石羊4只，石猴2只(其中一只缺头)，石翁仲2尊(均残缺头部)[29]。平泉县石羊石虎古墓群因未经正式发掘，墓主人身份不明、墓葬地下情况不详，缺乏进一步研究的依据。

　　从目前发现的辽代陵寝及契丹大贵族墓葬来看，辽代石像生制度存在石像生加石碑以及仅有经幢两种。仅有经幢者，如庆陵的永兴陵，又如敖汉旗白塔子墓，出土有纪年为大康七年(1081年)的石幢。祖陵和耶律琮墓兼有石像生和石碑。因其它诸陵均未做过系统发掘，契丹皇帝及大贵族究竟采用何种石像生制度，难具其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辽代葬制中采用汉制，用意在于体现“华夷同风”，象征着契丹族皇帝是中国之主宰，契丹贵族对汉族人同样具有管辖权。

　　(三)上宫与下宫

　　唐、宋皇陵的祭祀场所有上宫和下宫之分，上宫之祭殿建于陵冢前，即献殿，供奉神主，是上陵时举行礼仪性祭典的处所;下宫距陵宫稍远，供奉墓主画像、衣冠，饮食起居如常日，二处的祭祀性质存在明显的差异。契丹皇帝沿袭汉唐旧制，在皇陵陵区内要进行诸多的祭祀活动，最为主要的是庙前祭祖和寝宫之祭两种。辽陵考古工作虽有待进一步深入，对于辽陵上、下宫的形制与位置尚需考证，但笔者以为，这两种祭祀活动也应分别在辽代陵寝的上、下宫之内进行。

　　辽代诸陵的宗庙，史料中一般称为“×殿”“××殿”，如《辽史·地理志》载：“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此处所言之“明殿”即是祖陵之陵前宗庙，建在墓前，凿山而建。祖陵首创辽陵前宗庙之先河，阿保机后之辽代诸帝，均建有陵前宗庙，怀陵的宗庙称“崇元殿”，显、乾二陵称“凝神殿”，穆宗附葬怀陵，其宗庙称“凤凰殿”，圣、兴、道3帝的陵庙分别称为“望仙殿”“望圣殿”和“神仪殿”，这些殿址的具体位置均无从考证。从2008年对祖陵陵区内甲组建筑基址的J1和J2的发掘情况来看，调查者认为其分属与祭祀有关的陵寝建筑遗址和供祭祀人员临时下榻之所，这也成为辽代宗庙位于陵区之内的又一佐证。

　　除庙前祭祀外，辽陵内另一重要祭祀活动发生在辽代皇陵的寝宫，又称下宫，即安放皇帝“御容”像和供在位皇帝及臣僚祭祀用的殿堂，一般位于奉陵邑的内城。《辽史·地理志》载，祖州“西北隅有内城。殿曰‘两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二仪，以白金铸太祖像;曰‘黑龙，曰‘清秘，各有太祖微时兵杖器物及服御皮毛之类，存之以示后嗣，使勿忘本”。此处所论述的4殿，即为辽陵的寝宫所在之处。从祖州、怀州和庆州城址的形制来看，3城的内城皆有祭祀性质建筑构件出土，由此得出“辽陵下宫位于奉陵邑的内城之内”的结论，当无大谬。

　　关于辽陵的下宫，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指出：“明殿，若中国陵寝下宫之制，其国君死，葬，则于其墓侧起屋，谓之明殿，置官属职司，岁时奉表起居如事生。”[30]认为辽陵的下宫为“明殿”，笔者以为有误。首先，从“明殿”的位置来看，“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作为“下宫”的明殿位于祖陵地宫不远，这与中国古代帝陵下宫设置的通制不符;其次，从下宫的功能来看，除需“奉表起居如事生”外，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列先祖服御、兵器等物以教子孙后代勿忘根本，也应成为下宫的重要功能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理志》所记“两明”“二仪”“黑龙”及“清秘”4殿，因“各有太祖微时兵杖器物及服御皮毛之类”而更合乎这种要求。寝宫的类似功能，在唐陵中也能找到根源。唐陵寝宫除主要用于供奉墓主每日起居之外，还具有收藏先帝先后遗物的功能。唐代皇帝祭陵上寝宫，也有进殿省视先帝先后服御玩好之习俗。如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谒献陵，“入寝宫，执馔以荐，阅高祖及太穆后服御，悲感左右”[31]。又如“高力士于太宗陵寝宫，见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叹曰：‘先帝首建义旗，新正皇极，十有余载，方致升平。随身服用，惟留此物，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具以奏闻”[32];第三，从礼制建设来看，唐代以后，寝宫之祭较之陵前祭祀活动更加受到重视，将教化子孙勿忘根本之物置于下宫，应当更合乎礼制建设的需要。由是观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所指明殿即为下宫之制的说法未必有理。

　　四、事死如生，崇尚厚葬

　　厚葬是中国古代“事死如生”丧葬观念的集中体现，在汉代被以制度的方式明确下来，主要表现为墓内随葬的大量贵重实用物品或明器以及筑陵工程的浩大，辽陵亦是如此。

　　辽祖陵虽未被正式发掘，但是在陪葬墓M1中，仍清理出一些精美的随葬品，包括金器、鎏金银器、鎏金铜器、玻璃器、玉器、琥珀、铁器、瓷器、陶器、石器等。辽中期厚葬之风愈烈，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厚葬，如圣宗“禁丧葬礼杀马，及葬甲胄、金银、器玩”[33]，兴宗诏“世选宰相、节度使族属及身为节度使之家，许葬用银器”[34]。但是辽代官僚死后，皇帝常命配给葬具仪物，乃至公主下嫁之日，就把“送终之具，至覆尸仪物”列在赏赐单中。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发现的陈国公主墓的3227件随葬品中，不乏带把玻璃杯、长颈玻璃瓶、乳钉纹玻璃盘等具有浓郁西亚风格的奢华随葬品，由此可以想见辽代帝陵随葬品的丰富程度。

　　总体上说，辽代陵寝制度在因袭唐陵旧制，借鉴宋陵卜选中的堪舆因素之外，还多有创新，一方面得益于契丹人兼容并包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也为丰富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而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

　　注 释：

　　①关于辽代木叶山的位置，学界较有分歧，目前代表性说法有3种：傅乐焕、姜念思与冯永谦、杨树森、韩国金在满、日本松井等人，均著文认为辽代木叶山在潢河(今西拉木伦河)与土河(今老哈河)交汇处，《中国历史地图集》亦将木叶山定至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交汇处，此为“两河说”;张柏忠认为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即为木叶山所在之处，此为“天山说”;赵评春、陈永志认为祖陵所在之漫其嘎山即为木叶山，此为“祖陵所在之山说”。笔者根据各文论述情况，认为“祖陵说”以考古学研究成果为主要依据，较有说服力，故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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