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形象建构存在的问题及改进路径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于城市社会出现的新生社会群体，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力量。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但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新闻报道存在政策导向化、报道污名化、报道主观化等问题。论文对如何改进新生代农民工报道，进行了分析。

　　《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季刊)创刊于1987年，是由青岛农业大学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人文社科类综合性学术刊物。其前身为《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于1987年。

　　一、引 言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外出打工经商，年龄在25岁以下的农村户籍青年。同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年轻时候就进入了城市的生活空间，在扎根城市与回望家乡中矛盾冲突着[1]。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于城市社会出现的新生社会群体，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力量，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媒体和社会的关注。公众如何建立对农民工的形象?这有赖于媒体。因为“大众是通过传媒来建构的这类知识和影像来认知世界，来体味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现实生活。[2]”大众传媒对农民工呈现的频率、方式，对农民工议题的选择和报道角度的选取，都影响并建构着社会和公众对农民工形象的感知。

　　形象(image)是文化的载体。作为当代文化的重要产制者，大众传媒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独特社群的呈现或再现(representation)，关涉到他们的主体经验能否在公共文化空间中得到健康的表达和体现，关涉到社会和公众对新生代农民工形象的建构、认知、态度和情感;同时，也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所获得的文化认同和尊重。

　　二、大众传媒对新生代农民工形象建构存在的问题

　　1.媒体报道政策导向化

　　通过调查研究，目前媒体基本上都没有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常规议题进行报道。每当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新闻出现，一般都是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代表提交了相关的重要提案、政府建立了完善的帮扶机制等，用以凸显我国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政策导向明显，刻意塑造出新生代农民工一切欣欣向荣，在城市生活踏实、美好、坚强的幸福形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很少能够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工伤意外维权难、子女入学难、城市医疗难，社会歧视依然存在，这些非常现实的困境，没有在报道中深入展开。一些主流媒体报道政府官员访问外来务工人员，为外来务工人员带去慰问品，帮助他们申请保障房等，在这一类报道中，新生代农民工其实就是完全失去个性被动接收的他者。例如2014年《人民日报》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新闻报道：《让更多农民吃上“技能饭”》《新型城镇化政策落地生根》《银川农民工工资银行代付》《每年投入三百万元 城乡学校捆绑发展 合肥庐阳教育均衡有实招》等。在这些报道中，通常是赞扬政府部门，而农民工只是其中的陪衬，且在无意中会给人们造成农民工需要施舍的错觉，农民工没有成为这些新闻报道的主体。

　　当政策受益者类报道越来越多，社会公众会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享受到非常完善的城市福利保障，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却活在现实与媒介呈现的幸福他者形象中挣扎，社会没有关注他们内心真正的需求。他们遇到的购房压力、生存压力、婚恋不易、生理问题、子女上学等等问题被一笔带过。此类报道政府框架主导，缺乏真正的人文关怀，拉大了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大众的距离，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更加困难。

　　2.媒体报道污名化

　　通过對一些都市报纸的新闻内容分析，发现媒体着重于塑造新生代农民工遭遇工伤意外、维权讨薪、犯罪等较为悲惨境遇的弱者盲流形象。2014年《楚天都市报》中就有这样的标题：《怄气跳下长江二桥 打工妹被警方救起》《湖南女子挺着肚子 教唆8岁养女行窃》《入室盗窃顺便洗个头 翻箱倒柜偷走4.5元钱 被判4个月拘役》通过标题可发现媒介言下之意为讽刺、戏谑新生代农民工。

　　“报纸通过奇闻、谣言和夸张去捕捉和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简言之，就是‘通过某种轰动吸引注意力”[3]。一些都市类报纸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同情心，报道煽情化、污名化，因为极个别的不良案件就为新生代农民工贴上“弱者”“犯罪”“低俗”“好逸恶劳”等标签。

　　标签一旦形成，就导致人们对于某一群体或者个人的刻板印象。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名词出现后，一些媒体就把新生代农民工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传统农民工进行比较，他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更加个性化，敬业意识弱，对待工作也缺少吃苦耐劳的精神。除了这些负面的报道外，即便是比较中立的报道，也会在新闻报道中习惯使用“知识水平低”“素质比较低”“工资水平低”等词汇来形容农民工。这些负面的词汇在无意识中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标签，让公众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印象出现了一定的偏差。这些负面的标签也会让新生代农民工从内心深处产生自卑感，使他们与城市的隔阂更深，打击他们的自信心。

　　3.媒体报道主观化

　　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是新闻的基本特性。特别对于弱势群体，作为社会公器新闻媒体，更应替他们表达诉求。可在实际中，新闻媒体在报道新生代农民工时，通常都会有自己的感情色彩，虽然这种感情色彩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容易让受众受其影响。而且在报道中新闻媒体通常将自己看作拯救者，有着高于新生代农民工一等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伤害农民工的尊严，引起他们的反感。因此，当前的新闻媒体应注意改变自己的优越心态，把自己置于和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状态，深入到农民工的工作生活中去，用平民语言、平和心态、平等视角报道农民工，同时反映他们的实际诉求，获得农民工的赞同，也给社会大众描绘一个客观真实的农民工画面。

　　三、建构健康、公正的新生代农民工形象的措施

　　1.健全制度保障

　　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社会各群体的正当诉益诉求都应当被包容，政府的公共职能就是为了保证不同群体的利益分配公平合理。当前我国主流媒体还没有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常态化议题，即使关注到该群体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但是媒体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维权过程中往往会触及到某些强势群体的利益，进而遭受到来自外界的打压。在一个和谐的法治社会，要想保证客观公正地反应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塑造其真实的媒介形象，需要制定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一方面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有通过大众媒介诉求利益表达的权利，另一方面保障媒介从业者在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深度专业报道时，不受任何组织、团体、个人的非法打击报复。例如，《楚天都市报》在帮助农民工讨薪的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既面临着被曝光单位的施压，也面临着上级主管部门的一定监管压力，如何做到政府喉舌和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的平衡，是对媒介从业者非常大的挑战。

　　2.进行立体化深度报道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群体，大众媒介应该深入挖掘新生代農民工的时代特性，走进新闻事件一线去采访报道，而不是仅凭着对政府相关文件、会议精神的解读，对官员的采访，对企业相关人员的调查就报道。目前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深度报道大多停留在塑造其成功进取的典型人物形象，而普通的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怎样的生存、择业、求学困境得不到立体化的报道，受众只能看到冰山一角。无论从消息来源、议题设置、感情色彩还是报道类型上，大众媒介都需要进行调整，以彻底扭转新生代农民工总是被描述、被对待、被安置、被改善等被动困境。

　　3.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媒介话语权

　　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报道的主题和事件，不同媒体采用不同的框架来设定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只能被动接受而无法表达。他们没有足够的传播能力，而又不掌握传播渠道，丧失诉求自身利益的能力，只能把自己形象的描绘权和定义权交给他人，自身只能默默忍受身上被贴的标签。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工作较忙，平时并没有太多时间去进行宣传自己，对于外界对自己的负面报道通常情况下也只能听之任之，并不能进行有效辩驳。这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是文化霸权的一种体现。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媒介话语权，让他们的话语能够在最显眼的版面、文章最突出的位置表达出来，这样来自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声音才可以被听到。

　　4.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的解读能力、批判能力，在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当中运用媒介为自己服务的能力。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使其能够通过报纸、互联网+、微博等为自身群体发声，对于提升整体媒介形象非常重要。

　　要树立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教育意识。新生代农民工只有改善自我，政府、媒介、社会的合力才能转变公众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刻板印象。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途径可以是： 参加社区举行的文化宣传、推广活动、社区知识课堂，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文化知识、紧跟时代步伐; 主动了解媒介基础知识，培养接触新闻媒介的兴趣，从而与媒介建立信任感; 掌握新媒体使用技术，学会利用网络进行学习，当发展遇到困惑时通过新媒体渠道反映自身诉求;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够理性判断分析大众传媒对其形象构建，进而冷静地表达权利参与公共言论。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接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政府、社会和大众传媒要进行合理的引导和教育，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从而形成一个畅通的表达互动机制，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进入一个能够参政议政、为城市发展建言献策的新市民角色。

　　参考文献：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J].2001(3).

　　[2]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M].上海三联书店，2000.

　　[3]赛奇·莫斯科维奇.许列民译.群氓的时代[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