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宋庆龄从事一切爱国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人民,本质是为中国人民服务。“中国福利基金会,自开办以来,便是一个人民的团体。保盟在成立之初便公开声明它是一个代表中国人民的组织,代表中国的人民与国际援助力量取得联系。宋庆龄的爱国主义思想经历了团结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争取国家内部民主和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培养建设者三个发展阶段,体现了平等互助、民主公平、自救自立和为人民服务的特点。
关键词：宋庆龄,爱国主义思想,中国福利会
引言
宋庆龄终其一生为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新中国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与此同时,她的思想伴随着革命实践不断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规律。中国福利会是宋庆龄以爱国主义的精神一手创建并领导的一个人民团体,它倾注了宋庆龄的毕生心血。宋庆龄对于中国福利会的着述,集中体现了她的信念、智慧和卓识,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这位伟大女性的爱国主义思想。本文以宋庆龄关于中国福利会建设的着述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宋庆龄在建设中国福利会过程中的思考和规律,来归纳、总结宋庆龄的爱国主义思想。
一、宋庆龄爱国主义思想的来源
宋庆龄深受家庭环境教育和西方近代文明、孙中山的革命理念以及自身的革命实践和经验的影响,这些因素对她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各个阶段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一,家庭环境教育和西方近代文明对宋庆龄爱国主义思想的孵化有深刻影响。宋庆龄出生于一个受过西方教育并深具民主观念的基督教家庭,从小接受的就是人人平等的教育理念,后来又得到机会步入三一堂女塾、中西女塾新式女校学习,赴美留学接受系统的西方近代文明教育,耳濡目染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和社会。在赴美留学期间,宋庆龄始终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使命感,她密切地关注中国国情,希望努力学习,日后回国有所建树。她的父亲宋嘉树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用西方的理念来改造中国,通过写信、寄剪报甚至在辛亥革命胜利时寄送新国旗等方式,让身外海外的宋庆龄能够了解到国内发生的事情。在宋庆龄的成长道路上,以人性人权、自由平等为核心的理念给她的思想留下了烙印。宋庆龄自己谈到这一点,也承认她的青年时代受到美国民主传统的熏染,这种民主的文化是她所接受过的教育的一部分,更成为她生活中的力量之一。宋庆龄深受基督教的影响,汲取了基督教中追求平等、同情弱者、反对强权压迫的思想,这在她建设中国福利会的过程中有充分体现。她担忧祖国,迫切地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和西方国家一样富强,这大大地激发了她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宋庆龄的爱国思想与她童年、少年与青年时期所受的这些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对宋庆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宋庆龄是孙中山忠实的伴侣和革命追随者,思想深受孙中山这位革命思想启蒙导师的影响。孙中山逝世时,留下的政治遗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是宋庆龄毕生从事爱国主义工作的根源。宋庆龄认为,世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应该团结在一起。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民族利益至上,党派有自身的利益,但必须从属于国家利益。党派间要民主、自由、团结,讲大局。对内不可镇压,对外不可屈服、绥靖,要争取一切支持力量赢得革命胜利。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对于革命道路出现了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分歧。对此,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认为这是违背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表示要坚持联合工农阶级,团结群众,牢固党的基础。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一些政客提出对日谈判,宋庆龄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发表演说《实现孙中山的遗嘱》,指出政府只要忠实地遵奉孙中山的遗嘱,有效执行三大基本政策,中国就能从内部骚乱和外部苦难中解脱。
第三,革命实践和经验对宋庆龄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宋庆龄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先是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后来又作为革命伴侣并肩战斗。宋庆龄追随孙中山参与讨伐北洋军阀的斗争,历经了反袁斗争、南下广州进行护法运动、支持五四运动、陈炯明叛变等事件,显示出献身革命的坚定斗志和勇气。在参与革命斗争的同时,她还积极地协助孙中山开展革命理论研究,帮助他查阅图书、搜集资料、起草文件和书信,在这过程中陪同孙中山与马林、越飞、鲍罗廷等人士会谈商讨国共合作事宜,对三民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使得她不仅获得宝贵的革命实践经验,更在理论上就救国爱国的问题进行了深层次地思考。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勇敢地扞卫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她开始第一次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发表政治声明,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继续奋斗。在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精神的同时,宋庆龄在政治思想上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在新的思想基础上继续维护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救济工作,帮助中国进行卫生和复兴方面的计划。在这样的革命环境和时代变革中,宋庆龄从单纯地扞卫孙中山的遗志,逐渐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精神和思想,不断锻炼处事能力、革命勇气和爱国信念,并形成了较为系统、有自己特色的爱国主义思想。
二、宋庆龄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阶段
中国福利会最早创立于1938年6月抗日战争期间,当时的名字是保卫中国同盟。1945年抗战胜利后,直至解放战争期间,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它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新中国诞生后,它于1950年正式更名为中国福利会,直至今日。随着形势和国家需求的变化,中国福利会的建设理念和主要事业在不断演变,宋庆龄的爱国主义思想也随之不断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点。
中国福利会创立之初,宋庆龄对于建设保卫中国同盟的指导思想是将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的斗争和世界人民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加强这种联系,把华侨华人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纳入到他们应尽的国际义务。她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国际上所得到的关于远东战场的真实情况极其不充分,这影响到国际力量对于中国的支援,因此需要成立一个组织作为沟通中国人民和国外物资捐赠者之间信息的桥梁。在《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1938年6月)中,宋庆龄旗帜鲜明地指出保盟的目标首先应当是:“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从当时保盟的人员组成、工作内容和宣传方式上来看,保盟是一个国际性的统一战线救济组织,以团结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来支持抗日民族战争。宋庆龄在对外宣传保盟时,强调中国与英美等反法斯西国家之间唇亡齿寒的关系,从当日战争对这些国家自身利益的角度做动员。在致《美国工人们》中,她直呼:“中国战斗得越有力量,对日战争就会缩短,美国人民生命的损失就越会减少,中国抗战与美国工人的利益休戚相关”。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宋庆龄认识国家内部民主和团结对于祖国的发展极为重要。她认识到蒋介石假抗日、真内战的本质,发现刚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内部矛盾,认为这不利于反法西斯战争,更不利于中国和中国人民。在1943年9月18日《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中,她大声疾呼道,“中国没有团结,整个反法西斯阵营没有团结,就不能获得胜利。没有民主,就不能有团结。”保盟公开宣称它是争取民主的救济,无论是国民党统治区还是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只要有需要,保盟就提供帮助。“中国救济事业,作为积极的、民主的活动,就是要按照平等按照比例的原则对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她认为国民党政府垄断了中国和国际救济团体和支持者的接触机会,一方面篡夺中国人民反日侵略战争的果实,另一方面还侵吞救济基金,压迫人民大众。她揭露国内政治封锁导致游击区几近三年没有得到任何武器、金钱和医药的援助,这与救济工作的公平待遇原则不相符合,因此保盟的援助应当向这些地方予以适当的倾斜。保盟不是代表一部分的利益团体,而应当是一个代表中国人民的组织,代表中国的人民大众与国外的友好支持者取得直接联系。
宋庆龄自追随孙中山开展革命直至他逝世以来,一直在对孙中山的革命实践进行思考和总结。1956她在《人民日报》发表《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中国共产党担起了他(孙)的使命,并且又经过了多年的艰苦斗争,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此后,又领导他们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66年,她对孙中山的思想变化进行总结:孙中山之所以决定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因为他在不懈寻求失败原因的过程中发现:他们所处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必须遵循列宁的道路,以广大民众作为基础的革命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因此当国民党内部对国共合作提出异议时,他坚持原则地提出:反对者可以退出革命——如果他们不退出,他就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宋庆龄对此描述为: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加入那些真正希望看到中国在世界上获得自由和平等的人们的行列。”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宋庆龄发现:现实存在的中国和以往的中国相比,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热忱涌现在各条战线上。她认为这归功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将中国福利会的事业重心转移到在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培养建设者和社会主义接班人。当时社会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中国福利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变化。宋庆龄总结了中国福利会的积累和经验,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从这个时期起,中国福利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在党的领导下协助开展妇幼保健卫生、儿童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实验性工作。她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公谊服务会等组织进行合作,进行战争和灾害救济工作,帮助中国进行卫生和复兴方面的计划。中国福利会建立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和儿童剧团,还创办了针对高年级小学生群体的《儿童时代》杂志,精心培育祖国的下一代。宋庆龄认为中国福利会开展妇女儿童的事业,就是团结“愿意为孩子们争取和平和安全的人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她认为“老一辈人们的责任不仅在于争取时代的进步,而且还在于培养接班人,让他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科学知识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这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能不能进行到底,关系到共产主义事业能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三、宋庆龄爱国主义思想的特点
爱国主义是宋庆龄思想发展的基础和进步发展的动力。她通过建设中国福利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帮助中国卫生等方面的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期间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以下几点特点:
第一,在国际政治中,国与国之间是平等互助的关系。在爱国工作中,宋庆龄坚持国际援助不是乞讨和施舍的关系,而是平等互助的关系。在保盟成立之初,宋庆龄在1938年5月1日《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提出国际组织机构援助中国是他们应尽的国际责任,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已经在通过抗日战争的方式帮助着世界反法西斯国际和人民,因此任何形式的援助都不能是对中国人民的“恩赐”或者“用来作为政治影响的武器”。同时,她也提出承诺,当中国成长为一个新的、强大的、民主的国家时,也会给这些曾经帮助过中国的国家和人民更多的帮助。在1943年9月《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中,她再次强调道“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能帮助他们自己——并帮助你们”。通过这些方式,宋庆龄为外国对于中国的援助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国家挺直了在国际舞台上的脊梁。
第二,国内救济是对民主的支持,是公平、一视同仁的帮助。宋庆龄认为,她所从事的福利工作是一种公平的、一视同仁的帮助,这和“慈善工作”有着极大的区别,更没有半点“施舍”的心理。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争,中国各个地方都遭受创伤需要援助,因此对于需要援助同时愿意自力解决困难的所有地方、所有人民,都应该提供帮助。1941年,她提出保卫中国同盟应该要“始终保持着向受难平民和自由中国任何地区、任何军队的伤兵提供公平的治疗和公平的救济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进一步思考福利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关系,在《福利工作和社会主义》(1958年6月)中总结道,“帮助和被帮助的人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同胞,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生活中进行合作。”宋庆龄认为不应将福利工作对社会主义的贡献局限在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建设方面,更可以为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中国福利会发放援助物品和资金的时候,始终通过公正廉洁的渠道,发放给最需要的地方。通过这种公平的行事方式,开展福利工作可以“在人的关系上形成人人做出最大贡献、人人得到尊敬和照顾的社会主义风尚”,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
第三,宋庆龄坚持接受援助是为了自力自救的救济理念。她认为中国人民需要外援,但是绝不能单纯地依赖外援,要给予真正的、持久的、建设性的、民主的救济,就是要帮助中国人民具有积极自救的能力,发展自救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保卫中国同盟创建伊始,宋庆龄呼吁外国朋友“请援助中国,使之能够自助”。解放战争期间,宋庆龄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指导方针定为“创办和维持一些可以自给自足的工作计划”。抗日胜利,新中国建立起来后,宋庆龄认为,“以中国人民的力量为基础而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有能力、有条件处理自己的问题。”过去,中国人民扮演“受援者”的角色,现在革命胜利了,中国有了自力更生的力量,无论是从物质与精神上都应当并且可以扮演“捐赠者”的角色,特别在被压迫国家的进步势力中间尤其如此。她强调,中国也乐于接受好心人士的捐赠,但是绝不会产生依赖性,并且这些捐赠不能附带任何条件,不能迫使中国人民感谢帝国主义,必须完全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
第四,爱国的本质是“一切为了人民”。宋庆龄从事一切爱国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人民,本质是为中国人民服务。“中国福利基金会,自开办以来,便是一个人民的团体。保盟在成立之初便公开声明它是一个代表中国人民的组织,代表中国的人民与国际援助力量取得联系。宋庆龄认为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福利事业不过是为极少数人服务的陈列品,只有在真正独立的国家,福利事业才能被掌握在大多数人的手中。中国是始终主张和平的国家,并且有力量保护自己,农民、工人在逐步变成自己的主人,因此中国的福利事业应当注重通过发动人民的力量来解决一切问题。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人员甚至包括一些孩子都学着在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为人民服务。在致福利会工作人员的信中,宋庆龄多次提到,中国福利会的所有工作,都是一个共同的目的即“把我们经验所得结果,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出去,为人民服务”。她对人民充满了热爱,始终关注贫苦劳动大众的疾苦,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宋庆龄将一生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无论是在革命斗争实践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期间,都在对如何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利益最大化进行积极的思考和总结。从中国福利会的建设实践来看,宋庆龄的爱国主义思想随着时代变化在不断地成长发展,并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始终把建设自由、民主、富强的中国作为终生奋斗的事业。
参考文献
[1]尚明轩等.宋庆龄年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3]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