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税收制度改革路径

　　经济增速的变化是经济发展新常态最明显也是最主要的特点。在经济总量较低、经济结构还不完善的发展初期，我国主要追求经济增速的最大化，这是由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决定的。

　　《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学报》(双月刊)1986年创刊。本刊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风，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科学文化，促进国际科学文化交流，探索高等教育、教学及管理诸方面的规律，活跃教学与科研的学术风气，为教学与科研服务。

　　(一) 经济增速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经济总量仅为3650亿元(在当时相当于等量美元)，约等于同时期日本的1/3、美国的1/8，此时经济发展中最迫切的任务就是通过高速发展扩大经济规模，为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这一时期，我国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入我国，利用日韩产业转移的机遇积极引入外资企业，利用矿产、能源等条件建立一大批以钢铁厂、矿场、发电厂等为代表的基础性产业，通过一系列的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发展中外合资企业。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30 年里保持了惊人的增速。然而，这种增长依赖的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及能源资源的消耗，这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因而在2012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开始缓慢下滑。

　　(二) 产业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近40 年里我国主要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日益提高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传统的工业部门如钢铁行业、石油行业、化工行业、煤炭行业、大型制造业等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以及国内对此类产品需求不足的联合作用下日益衰败，国家已经出台政策对以钢铁行业为代表的产能过剩行业进行关停过剩生产线、化解过剩产能。在传统的外资企业集中的珠三角地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服装类、电子装配类外企受制于迅速上升的劳动力成本而开始选择将工厂外迁。与此同时，以芯片行业、智能机床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却获得了惊人的增速，我国芯片行业从默默无闻到如今抢占中低端市场并在高端市场有了一席之地，以沈阳机床制造厂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也在纷纷加大科研投入以求占据更大的国内国外份额。

　　(三) 经济增长驱动力来源的变化在过去，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依赖的是大量资源的消耗、廉价而充裕的劳动力、扩张期的国内外市场，然而，伴随着资源日益枯竭、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国内外市场日益饱和，经济发展遇到新的瓶颈期。传统的增长要素在新时期已经难以发挥作用，在新常态下谋求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人才培养与引进、科技研发的投入、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积极的国外市场开拓。

　　二、财税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新常态间的相互关系

　　(一) 经济发展新常态促使财税呈现出新常态

　　财税收入来源于整个社会创造出的经济财富。社会经济增长越快，财税收入增幅越大;社会经济发展疲软，财税收入也会呈现出增速放缓乃至停滞、下滑的状态。具体而言，财税新常态体现在收入和支出两方面。

　　首先，从财税收入来看，我国财税收入在财税新常态下将保持低速、稳定增长。在2012年以前，我国财政收入增幅远远高于经济增速。以2009年为例，2009年GDP增速10.6%，而同期财税收入增速达到惊人的24%，两倍于GDP增速。但是，这种状况随着GDP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而一去不复返，2012 年以来，我国财税收入增幅大幅下降，从长期的近20%的增速陡降至10%以下。

　　其次，从财税支出来看，财税支出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在社会发展也进入新时期的今天，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基本养老支出、医疗支出正在迅速上升，近年来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养老金支付出现困难的情况。另外，国民对于交通设施、绿化条件、医疗配置等基础服务的要求日益提高，这决定了财政支出在这些领域的比例将逐渐提高。同时，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国家承担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任，而这需要大量的基础研发投入和财政扶持，因而，产业领域的财政支出也会大大增长。在多方面因素结合之下，我国财税支出在财税收入增速下降的背景下仍将保持长期高速增长，这对合理分配财税收入、协调各方面利益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社会发展的新特点要求财税改革与之相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呈现出新的特点，财税改革的服务目标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经济还包括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如何利用财税改革的机遇推动社会进步是财税改革理应承担的重任。具体而言，财税改革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新常态下社会发展对于公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新常态下如何利用财税手段抑制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平衡城乡差距、缩小地区差异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其次，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财税改革要服务于生态文明的进步。

　　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人们思想境界的提高，生态文明的地位日益提高。然而，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已经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于良好的生活环境的要求，必须通过财税手段打击和抑制污染产业，鼓励清洁能源的推广利用，提升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最后，财税改革必须面向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不仅依赖收入水平的提高，还依赖整个社会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我国目前的公共服务建设重点仍然集中在基础的硬件上，在医疗服务、文化服务和社区服务等领域还很欠缺，在基础设施发展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的情况下如何提升这些软性服务的水平是更应思考的问题。财税改革应当通过加大此类公共服务的支出和政策扶持力度，积极推进软性公共服务产业的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民众。

　　三、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财税改革的聚焦点

　　(一) 财税改革要兼顾系统性与整体性

　　整体而言，我国现有的财税体制与发达国家成熟的财税体制比较，现代化水平还较低，这不仅体现在财税技术层面更体现在财税管理、财税分布等多方面。过去的财税改革往往是针对财税制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如当外企税收优惠作用减弱且阻碍公平竞争时则取消外企相应的税收优惠，在地方税收权过小难以适应地方经济发展需要时则扩大地方税收权限，这种哪里出问题补哪里的碎片化财税改革难以从根本上提高我国财税制度的水平。要想提高财税制度水平，就必须在财税改革时从人大立法、国务院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立法以及财税项目整体设计等宏观层面入手，考察现有财税制度存在的弊端以及可行的改革方案，最终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选择合适的方案，推动财税改革的进程。

　　(二) 财税改革要顾及地方财政实际

　　我国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两次变革。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提高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而对地方进行财政放权，在这一时期地方财政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地方财税收入满足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需要，但这种自由放任的状况在后期直接导致地方财税政策陷入混乱局面，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21 世纪初，我国对地方财税制度进行了又一次变革，此次变革的重点是收权和统一管理，地方财税自主权大大缩小，中央财政在财税政策上的影响力以及实际的财税收入中的比重大大提升。在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的今天，政府为鼓励产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企业减负的政策规定，在有效降低企业税负的同时也使得地方财税收入出现了危机，这种过于猛烈的政策冲击使得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员工工资的发放都受到影响。因而，中央的财税改革应当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加以考量，在统筹全局的前提下出台有针对性的规定以适应地方发展的实际。

　　(三) 财税改革要更加注重公平公正

　　经济发展的成果应当由全社会共同分享，而不仅仅是部分地区、部分人员独享。缩小高低收入群体、不同地区之间收入的差距是财税改革的重点目标之一。财税改革必须开展广泛的调研，对我国目前收入差距现状准确分析，根据收入差距的大小、成因等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对于贫困线边缘及以下的弱势群体必须予以重点帮扶，通过直接补助以及就业扶持等手段提高其生活水平;对于过高收入者应当通过收入税、遗产税等手段控制其收入，同时不影响其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公平与效率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只有实现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才能更好地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最终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助于为社会群体提供更多的资源，从而为公平的实现提供物质基础。唯有效率与公平同时得以实现，才能真正使财税改革服务于全体人民。

　　(四) 努力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在信息网络迅速普及的今天，财税业务系统应当适应这一潮流，努力提升信息化水平。信息化水平的提升要从多方面入手。一是业务办公系统的信息化，通过业务办公系统的信息化改造减少过去不必要的信息沟通开支，加快不同业务部门的信息交流沟通，同时有利于通过信息化手段对相关数据进行审查。二是信息公开要实现信息化。电子政务的蓬勃发展正是信息网络在政府系统应用的集中展现，通过信息网络方便相关主体查询其财税信息，同时可以通过信息网络查询国家财税的征收、利用等情况，有助于人民群众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防止利益输送、贪污浪费等现象出现。只有积极利用现代化条件对现有的财税系统进行改造，才能更好地适应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才能使得财税真正取之于民、服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