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南进士整体发展过程以雍正二年和咸丰二年两个时间点为界限,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经历了落后到兴起再到鼎盛的转变。终清一代,湖南由于进士团体的不懈努力,从科举落后之地一跃而成为国家仰仗的重要省份。清代湖南进士时空分布受经济、考试地点、书院教育和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展现出了较为稳定的分布特征。总体上湘中、湘北多进士,湘西、湘南为科举落后之地,长沙府在湖南科举中一枝独秀。
《史学史研究》被北大1992版核心期刊、北大1996版核心期刊、北大2000版核心期刊、北大2004版核心期刊、北大2008版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年版)收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史研究已经成为热潮,区域文化史也得到重视,各区域关于进士的研究著作也层出不穷,如厐思纯编著《明清贵州七百进士》一书详细地阐述了贵州地区科举文进士的情况。然在学界专门论述湖南进士的文章著作尚少,本文结合《明清进题名碑录》、光绪十一年的《湖南通志》等资料,[1]在仔细整理进士名单、籍贯、中试年代的基础上,拟就清代湖南进士的时空分布展开论述。
雍正二年前的地理分布
清朝初期由于湖南未能单独开设贡院,至雍正二年(1724年)甲辰科考试前,湖南整体科举情况均极为庸常,“可怜湖南数千里赋税之地,渐弃为科第沦落之乡。”[2]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下旨:“开科以取士,薄敛以劝农,诚安民急务,顺归各省准照恩诏事例,一体遵行。”[3]次年会试共取士373名,但湖南省无人上榜,直到顺治九年才有善化人黃鈊,武陵人陈维国、茶陵人尹惟日、澧州人俞崇修和田郡玉五人中进士。此后除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九年和康熙十五年三科外,湖南皆有举人中进士,然而每科进士人数很少,少则只一人,多则不过六七人。至雍正二年,在清初30次科考中全国共录取了7298名进士,湖南进士人数只有68名。
1.长沙、常德、岳州三府是这一时期进士主要产出地。造成这种分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述地区本身在湖南属于发达地区,伴随经济发达而形成书院教育事业繁盛。在科举时代,湖南书院的教育水平远胜于县府州官学,湖南较有影响的书院如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天宁书院等都分布于长沙、常德、岳州等地,这些书院培育了大批试子,在科举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另一方面是这三府所辖县较多,其中长沙府的19名进士来自于湘潭(8人)、攸县(4人)、善化(3人)、茶陵州(2人)、宁乡(1人)和益阳(1人)六地;常德府的17名进士来自于武陵(14人)、桃源(2人)、龙阳(今汉寿1人)三地;岳阳府的15名进士来源于巴陵(4人)、华容(4人)、澧州(4人)、安乡(2人)、临湘(1人)五地。有如此多的县都产出进士,这三府进士人数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2.常德、岳州两府人数基本与长沙持平,出人意料。自康熙三年诏令“湖广右布政使移驻长沙,辖长、宝、衡、永、辰、常、岳等七府,郴、靖二州。”[1]。长沙府作为湖南巡抚(此时称偏沅巡抚)驻地,自然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科举理应领先全省,但长沙府此时科举却未能领先,究其原因是受兵灾侵扰。岳州府、常德府多进士是由于此地靠近洞庭湖区,湖广在清前期未分闱考试,湖南试子只能渡湖去往武昌参加乡试。因此靠近洞庭湖区的岳州、常德试子在湖南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他们不必像湖南其他地区的试子那样长途赶考,也就不会耽误应考时间。岳州、常德的试子更容易考取举人,夺取进士,故岳州府、常德府进士较多。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偏沅巡抚潘宗洛上疏:“因中隔洞庭……以致士多畏惧,裹足不前,其能至武昌而入场者十无二三。”[2]靠近洞庭湖区的岳州、常德试子在湖南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他们不必像湖南其他地区的试子那样长途赶考,耽误应考时间。岳州、常德的试子更容易考取举人,夺取进士,故岳州府、常德府进士较多。
3.辰州、郴州、永州和靖州这两府两州少产或不产进士。这些地区地处湘西、湘南,自古以来便是湖南落后之地,被称为“边楚蛮荒”。经济上的贫困造成士人无法享受到与富庶地区相同的学习资源。加之,这些地区自古为苗族、瑶族等不以科举为意的民族聚居之所,汉族文化虽然流入该地区,但却不占绝对优势。朴素踏实的民风使得主要以汉人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在湘西、湘南地区没有引起广泛重视。清前期由于湖广未分闱考试,湖南试子不说进士,就连举人都难高中。偏远巡抚赵申桥曾上疏说:“第近科以来,自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科至四十一年壬午科,湖广乡试中额不等,湖南总不及四分之一,或仅逾十分之三。”[3]这使得偏居湘西、湘南的试子感觉科举无望,对科举的期待日渐消薄。
雍正二年到咸丰二年的地理分布康熙以降,湖南文化渐兴,士人对科考高中的愿望与日俱增。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终于颁布上谕:“于明春即分湖南、湖北两闱考试。倘为期已迫,预备不及,则于下科举行。”[1]湖广分闱之后的第一年,湖南试子即在雍正二年甲辰科考试中高中8名进士,此后进士人数基本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湖南科举迎来一个崭新的阶段。
随着单独贡院的设置,湖南进士的地理分布也出现了较之前有所不同的情况。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进士分布有以下三个特点:
1.分布范围变广。贡院单独设置之前,湖南只有六府一州有试子考中进士,而在这一时期8府、4州有进士分布。永州府前一时期并没有进士而这一时期总计出现了16名进士,并在全省17府(州、厅)中排名第六,表明这一时期永州科举事业发展较快。新成立的桂州直隶州也出现了2名进士,靖州,出现了1名进士,新成立的沅州府也考中2名进士,与前一时期相比,湘西终于有进士产出。总之在这一阶段,湖南进士的分布范围较前一阶段已经扩大很多。
2.岳州、常德两府发展乏力,衡州府后来居上。湖广分闱后,岳州、常德失去之前的优势,进士增长速度出现停滞状态,且由于石鼓书院的优质教育以及船山之学的影响,使得衡州府一越成为全省第二进士分布地。
3.长沙府一家独大。这一时期长沙府共有220名进士,占全省的一半多,遥遥领先于全省其他州府厅,这与长沙府作为全省中心的地位相符合。长沙府所辖的12县(散州)均有进士,长沙53人、湘潭44人、善化35人、宁乡22人、湘阴18人、湘乡15人、益阳10人、攸县6人、浏阳5人、茶陵州5人、安化5人、醴陵2人,这些数据表明长沙府整体上教育发展比较均衡,辖区内的各县和散州各方面综合情况就全省而言属优良。
咸丰二年后的湖南进士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起清废止科举考试。自咸丰二年(1852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1]的52年中清举行24次科举,共录取6271名进士,湖南有279名进士。之所以将咸丰二年作为湖南科举史上的又一个分界点,并不是出于人数和地域变化考虑,而是基于咸丰二年后湖南在全国地位变化的考虑,湖南进士群体开始在全国掌握政治话语权。
上表所反映的地理分布与雍正二年至咸丰二年的地理分布特征基本一致,说明湖南进士分布具有稳定性。此时湘西的凤凰厅、永顺府终于有进士分布;沅州府却无进士;乾州厅和晃州厅终清一朝都未有进士出现,湘西确属湖南科举文化不兴之地。南洲厅虽然没有进士,但它是光绪二十一年“以华容县属乌咀地置南洲直隶厅,以洞庭湖涨沙地并析华容、安乡等县隶之。”[1]所以南洲厅没有进士分布也就情有可原。
湖南进士在这一时期成为清朝依靠的力量,湖湘文化再次成为全国主流思想。嘉庆年间陶澍、贺长龄、贺熙龄等人高中后竭力宣扬已经被时代遗忘的经世致用的理学思想,而后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努力下,理学群体不断壮大,湖南士人群体开始初具规模。经世致用的思想也使得鸦片战争后原本放荡不羁的湖南试子希望通过科举取得在朝为官资格,从而改变腐朽的国家现状。至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湖南士大夫群体正式凝结起来。正如杨毓麟在其所编写的《新湖南》一书中所说“咸同以前,载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一不几知存所谓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天下之责任者,自洪杨始。”也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清学之发祥地及根据地,本在江浙;咸同之乱,江浙受祸最烈,文献荡然,后起者转徙流离,更无余裕以自振其业,而一时英拔之士,奋志事功,更不复以学问为重。”[2]随着江浙考据学的衰落以及曾国藩统帅湘军的节节胜利,湖湘经世致用的理学思想再次熠熠生辉。受这些中兴将相的影响,湖南试子无不希望在科场取胜而建功立业,以救国于危亡,湖南进士成为清朝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朝的历次重大事件无不受湖南人影响,如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活动;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成为全国最受关注的省份;清末新政时期翟鸿机协理新政,故杨度曾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3]
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湖南作为一个中部省份,其基础实力和机遇虽不如沿海省份,但在这一关键时期,如何转化劣势,加速湖南发展是湖南七千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本文虽是论述清代湖南进士分布的演变情况,但也展现了清一代湖南在全国地位的变化。清代湖南进士的变化,恰巧反映出清代湖南省地位的变化。清代的湖南由一个饱受战乱的残破省份一跃成为清朝政府不得不依靠的大省,且湖南人才辈出,堪称奇迹。当今湖南在弯道超车理念的带动下,科技、文化和经济都有了明显的发展,百年大计,教育为先,借鉴清代湖南发展的经验,文化的复兴当是湖南振兴的关键。
[1] 周宏伟:《湖南城区沿革》,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1页.
[3] 杨度:《少年湖南歌》,《新民丛报》,19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