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师论文简析当下财政热点与财政理论的管理模式

　　必须始终坚持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把握好发展财政与公共财政的结合。笔者多年倡导并运用发展财政理念，主要强调的是要研究财政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过程中如何发挥独特作用，特别是充当社会先行资本，已多有论述。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是由山东财政学院主办的财经类期刊，创刊于1989年，系山东省优秀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现已加入“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华艺中文电子期刊(CEPS)”、“书生数字期刊”等多家电子期刊及数据库。本刊致力于弘扬学术创新精神，提倡学术自由和平等，注重理论创新，紧扣时代热点和学科前沿问题，积极报道财经理论研究最新成果，促进学术交流。荣获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山东省优秀期刊。

　　总体上看，在当前世界“多极化”与“单极化”之争中，国家财政竞争越来越成为国家间竞争、制度间竞争的重要方面，国家财政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与实施工具，财政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发展趋势在不断强化。我们要把握国际政治因素与国家财政作用的相互联系，理解国际政治发展态势对我国财政发展的深刻影响，特别是结合对当前财政经济热点的判断来解读这些影响。过去10年中，国外某些势力攻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域与内容涉及面甚广，除了过去经常用、现在还在用的人权、知识产权、汇率决定等因素外，还加上了许多与我国财政体制或财政政策高度相关的问题，这里试举三例。其一，宏观税负问题，或者说更广义地说，我国财政占有资源的比例问题。这些年来，国际某些势力责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或突破口就是我国的宏观税负问题。一些势力过去攻击我国的税负问题，主要讲的是我国对外商外资的税负问题，讲的或者是对外商的优惠不够，或者是已经给出的税收优惠现在又取消了。但近年来，攻击的角度已经不同，强调的是对政府对于全体中国人的税负过重问题，突显的是我国财政占有资源过多的问题，这些攻击是有深刻国际政治背景的，这种责难后面的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基于此，我们就要在特定国际政治背景下看待过去10年里境外媒体就所谓“税收痛苦指数”对我国的数次发难。对于我国宏观税负是否过重之争，笔者从来坚持辩证的观点，一方面，看待国际税收竞争(包括以税制竞争力或税负排行榜等形式出现的国际税收舆论竞争)要有平常心，因为这也是经济全球化与要素流动国际化的产物;但另一方面，对于国外势力就我国税负问题的有意责难，要放在世界政治多极化与单极化争论的背景下来思索。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理论之争，而是国际政治较量在财政税收问题上的一种反映，我们应该进行有效应对。从这一认识出发，近年来，国家财税部门主要领导与理论学界对国外势力就税负问题发难的有效回击，完全必要。我们要在这种应对中为中国特色财税体系的形成与制度化发展争取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方面的争论将会是长期的，形式也会不断变化，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其二，国有部门收益分红比例提高的问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我国现行复合预算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这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形成的预算收支关系。

　　从目前的运行情况看，国有部门收益主要用于国有经济的再发展，而用于公共财政支出使用的分红比例相对较低。对此，国外一些势力经常将其作为责难我国财政经济体制的一个方面。在2012年5月进行的中国美国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方就将提高中国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列为重要的谈判要求。虽然最后中方也赞同要提高这一分红比例，但从本质上说，关于比例应该提高多少的争议是一回事，而双方争论背后所持有的不同立场是另一回事。美国等西方势力要求我们提高国有部门的分红比例，其攻击的要害是我国国有企业享有相当的财政补贴与各种所谓“不公平”的政策倾斜，最终期待的是我国国有部门彻底退出所有竞争性和相当部分的垄断性领域，因为在他们眼里，我国国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破坏了所谓民主的基础。而我国承诺提高分红比例的前提是，既要逐步提高分红比例，让国有经济的收益更好地为全体人民服务，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但同时必须要继续保持与壮大国有经济部门，因为后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可以认为，国有部门分红比例之争，实质上是国有部门存废之争，体现在财政上就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存废之争，这涉及到重大的国家利益。

　　笔者多年强调要从我国国情与制度要求出发来看待国有部门存在的必要性，并尝试从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结合的角度论证，无论是垄断性企业还是一些必要的竞争性企业，国家继续拥有它们是完全必须的。因为这些企业是党长期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是不可以民营化的。应该说，站在今天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下来看待这些问题，我们的认识升华了。因为国有部门的存废之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存废之争，相当程度上体现的就是国际政治多极化与单极化争论对我国财政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应该坚持我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存在的制度要求与理论依据，应有效应对西方势力要求削弱乃至取消国有部门的挑战。在国家预算体系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不是过渡形式，而是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预算体系的组成部分与常态化形式。我们既要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待这一体系，还应该从国际政治视角来认识与分析相关争论，始终旗帜鲜明，不能含糊。其三，预算公开与预算透明度提高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预算与公开问题都是我国财政经济的热点之一，国内各方面关注，国外势力也始终盯着我国当前预算管理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应该说，近年来我国财政部门大力加强了预算管理与预算公开工作，始终按照化、精细化的要求加强预算管理，坚持所有收入都应纳入预算，实施全口径管理，收到了很好成效。财政部门同时逐步提高了预算管理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2012年政府部门预算公开又迈出了坚实步伐，得到了各界好评。笔者这里强调的是，应该站在国际政治发展的背景下来看待我国预算管理与公开的深化问题。预算透明度的提高，不仅是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国内外背景下的政治问题。对于预算公开问题，笔者多年的观点就是九个字：“是方向、有空间、有限度”。“是方向”强调的是加强预算公开透明的必要性，无论从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还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提高预算透明度的必要性都不言而喻。“有空间”讲的是这项改革任重道远，无论从我国现有实践来看，还是从市场经济对预算管理的一般要求来看，我国预算公开透明之路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都还有很多须进一步推进与完善的内容。但特别要强调的是“有限度”。放眼今天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预算是完全公开的，预算公开在任何条件下都有限度。究其主要原因，无非是两句话，一是任何支出过程都是政治决策过程，二是任何支出过程都与一定的公共选择制度相联系，我国也不例外。笔者赞同财政部预算司在“关于预算公开的现状分析与思考”一文中对我国预算公开进程所做的总体判断。在该文中，预算司列举了我国预算不能完全公开的六大风险，其中第一点就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国体政体密切相关的一些预算不宜完全公开。笔者认为，正是预算完全公开“有风险”，所以预算公开进程必须“有限度”。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国外势力经常用预算公开之事来攻击我国的财政乃至国家体制，因此，我们在深化预算公开进程与改革的同时，要警惕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此事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体制上打开一个缺口，要警惕某些势力想将对预算透明度提高的要求演变为对我国公共选择制度的责难，对此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笔者列举上述问题，是想提醒广大财政理论工作者，不存在脱离世界政治格局影响的国家财政经济问题。当前我国财政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经常是一种复杂交错的综合体，其中既体现着国内正常的民生需求与呼声，但有时也包含着国外某些势力的兴风作浪，对于正常的民生需求，我们应该积极回应，努力做好工作;但对于某些国际势力的责难，我们必须予以坚决回击，应该将财政热点放在国际政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要有看待财政问题的国际政治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国际政治视角的认识

　　在坚持用国际政治视角来分析我国财政发展的过程中，笔者始终认为，为什么我国财政发展无法用现在流行的一般公共财政理论来说明，因为后者主要基于西方发达国家实践的，一些重要部分或基础本质是与西方政治发展道路相联系的。而我们正在走的是前人所没有走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施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这一实践呼唤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财政理论体系。在世界多极化格局中，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就是要靠自己独特的、、价值、传统、政治与体制等关键因素来成为重要的一极。从国际政治视角来看问题，包括财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建设也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强调的单极化，所对应的就是基于所谓“普世价值”的西方经济理论体系，而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因此，对中国特色财政理论体系的探索，就要放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去掂量其重要性，就是要摆脱“普世价值”在我国财政理论发展上的影响，特别是对公共财政理论体系构建的影响。

　　我们也要让我国财政理论体系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特色、时代特色，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应尽的责任。笔者始终认为，对于近年来不断引进的、主要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实践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有着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对财政一般要求的部分，这是共性，应该采纳。二是反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要求的部分，应加以修正补充，因为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还没有完成。三是反映西方国家公共选择制度等政治因素的部分，必须明确拒绝，不能有丝毫犹豫。简言之，对于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体系，我们要取其市场经济之共性，补其忽略发展之不足，弃其政治体制之个性，而决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有意将与西方政治体制相关的部分强加到我们的理论体系之中。

　　我们必须站在国际复杂政治背景下看待与应对西方势力对我国财政理论体系可能形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的紧迫感。

　　其一，必须始终坚持我国国家财政的社会主义性质与职能目标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体系中，对国家财政的坚持始终是核心与前提，并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性质，二是国家财政职能要求。把这些理念放在今天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来再认识、再把握，体会就会更深。关于我国财政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是要体现我国财政与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制度的本质联系，就是要体现我国财政与基本国体政体的本质联系，就是要体现我国财政与符合国情的公共选择制度的本质联系，这是我国财政，乃至整个政治发展道路与政治制度能够成为多极化中重要一极的基本特征。笔者建议大家重温吴邦国委员长2011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做的“五个不搞”的表述，因为这清楚地表达了我国国体政体的基本特征，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与不搞私有化。这些基本判断对我国财政发展有着清晰的要求，应该体现在我国财政建设的各个方面，而放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下来看，就显得更为迫切。例如，既然我国不搞“三权鼎立”与两院制，我们讨论的国家财政制度建设，包括财权设立、预算制度改革等，都必须以我国基本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为准绳，对西方国家在“三权鼎立”与两院制条件下的形成的财政体制，虽然可以了解其一些做法，但决不能照搬照抄。

　　再如，联邦制与中央集中制下的财权设置理念与重心是不同的。在联邦制国体中，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财权财力的分配上是有基本要求的。地方政府是在首先满足自身要求、巩固自身财力的前提下来考虑联邦政府要求的。而在我们这样中央集中制的国体下，财权财力的安排就必须服务“全国一盘棋、中央有权威”的大局，就是要确保中央有足够的财权财力来实现国家重大战略意图与实现宏观调控，并在这一前提下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因此，当我们决定不搞联邦制，则对西方许多联邦制国家公共财政的做法就要有所警惕，对于联邦制下的财权税权设置、财力分配等问题的做法同样不能照搬照抄。多年来，我国财政理论工作者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头脑是清醒的，立场是坚定的，必须继续坚持。关于我国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笔者多年倡导用“十八字”来全面把握，即国家财政的“六字”基本职能(配置、分配、稳定)、国家财政的“六字”奋斗目标(稳固、平衡、强大)与国家财政的“六字”实现方法(生财、聚财、用财)。

　　同为地球人，贡献本应当，把握主导权，服务多极化。而这些都需要一个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作为坚强的后盾。强大的国家财力，既能体现出我国对全球新问题挑战的关注，又能始终对发达国家可能引导的单极化政治倾向保持必要的警觉。其二，必须始终坚持我国公共财政的国情与体制特色。笔者多年以来将这些特色归结为依次递进的四个层面：一是市场经济的呼唤，二是市场经济加宏观调控的要求，三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性特征，四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我国公共选择制度性质。对于这些内容，笔者已多次做了论证，不予展开。而放在国际政治视角下来看待这些特色，笔者又有了两点新的体会。

　　一是在强调我国公共财政运作上述四方面结合的同时，我们从来没有否认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从来没有否认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下财政的主要表现形式。正是基于对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共性的认识，多年来我们选择了进行了公共财政的国际比较借鉴，他山之玉，可以攻石，我们还将继续把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好。世界多极化与单极化之争，并没有影响到我们对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基本方式的选择。我们强调的只是基于国情加以借鉴，只是坚持“惯例参考、国情为主”的结合方式。只是在借鉴各国都有的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结合的过程中，更加突出对两者结合之中国形式的探索。对于这一点，谢部长在“4.26”报告中也明确表明了态度，“对国外经验的借鉴也要讲辩证法。一方面，要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理念和做法;另一方面，要总结国外在某些方面的教训，结合中国国情，对一些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不断完善我们自身的制度。”

　　二是在今天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下，应该更加注重对我国公共财政对应的体制性特征与公共选择制度的坚持。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在世界各国中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所对应的公共财政表现形式就可以是多样的，并与一定的公共选择制度相联系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这是我国公共财政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制度。有些学者在研究我国公共财政时，往往无意或有意地与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共选择制度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学者眼中的公共财政，并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与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公共性”相结合的公共财政，而是一种事实上(至少隐含着)与西方式“公共”选择制度相联系的公共财政。因此，对于这种理解的公共财政，如果改动其中一个字，实际上是一种“公众财政”。在这些学者的心目中，这里讲的“众”，也许并不是将其表达为“人民群众”这样一个整体，而是将其“一拆为三”，表述为每一个独立的个人。这种理解与表述，至少在倾向上或无意有意之中，是将公共财政实现形式与西方公共选择制度相联系，是以西方公共选择制度作为标准参照系的，我们对此必须保持警觉，在世界多极化与单极化尖锐相争的今天尤其是如此。

　　其三，必须始终坚持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把握好发展财政与公共财政的结合。笔者多年倡导并运用发展财政理念，主要强调的是要研究财政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过程中如何发挥独特作用，特别是充当社会先行资本，已多有论述。这里要强调的是，如何基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继续提炼发展财政之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应该说，当今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出现的多极化与单极化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各国不同发展道路的选择与争论。过去几年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进程表明，传统国家干预模式与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华盛顿共识”之争，事实上都是从不同侧面体现出对不同发展道路的认知。而面对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在大多数国家与国际组织都看好我国发展，支持我国对发展模式的探索时，一些势力却用各种方法来试图“唱衰中国”，这种“唱响中国”与“唱衰中国”之争背后，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着“多极化”与“单极化”之争的深刻背景。我们同时发现，在一些势力攻击我国发展道路时，相当部分和我国财政促进发展的具体做法与体制因素有关，例如税收财政与财政关系、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常态化存在、发展财政与发展金融结合的地方融资性平台作用、支持创新的财政补贴方式。我们当然要走自己的道路，要对西方势力的攻击予以回击。我们同时也应针对存在的不足不断加以完善，努力让各种发展财政的做法能符合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国际经济惯例的要求。综之，笔者近年来在探索我国特色财政理论构建时，考虑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世情，这里增加的是以世界多极化为另一基本特征的世情影响。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我们就是要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胆实践，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的不断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