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电影与汪欢节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于有些喜剧影片,如卓别林的谐剧、王朔的侃剧、陈佩斯的闹剧,影视研究者的定位显得有些勉强。这些作品难以用传统的文艺学、美学理论来加以鉴定,而引进大众狂欢化理论、从大众文化角度来进行探寻,恐怕有助于对此类影视作品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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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影片是一种颇难界定的电影类型,在电影评论界也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最近,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就像刚刚发掘出来的古董,被理论家所珍爱与赏析。使用“狂欢化”理论来分析喜剧影片,也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喜剧电影脱胎于戏剧中的喜剧,而古希腊的喜剧起源到祭祀酒神的即兴表演,发展略晚于悲剧,可分为旧喜剧、中期喜剧和新喜剧三个时期。公元前487一前404年是旧喜剧时期,多是政治讽刺剧和社会讽刺剧,讽刺的对象是社会名人,特别是当权人物。公元前404一前338年是中期喜剧时期,以讨论神学、哲学、文学和社会间题为主。公元前338一前120年是新喜剧时期,大都是世态喜剧,主要描写日常生活、爱情故事和家庭关系。
到了中世纪,为了表现对官方宗教的令人苦恼的严肃性的反抗,人们通过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使得郁积的情感得以宣泄。喜剧便是狂欢节上的一种主要的表演形式。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不需要虔诚和严肃的调子,也不需要命令和允许,它只需要发出一个开始玩乐和戏耍的简单的信号。狂欢节使意识摆脱了官方世界观的支配,使人们可以用新的方式观世界;它没有恐俱,没有虔诚,它是以彻底批判的但又不是虚无主义的态度展示世界的,这种态度是积极的,因为它展示了世界无限丰富的物质基础,展示了生成和更替,展示了新生事物的不可制服和无往不胜,展示了人民大众的永生。狂欢不仅是一种深层的生命体验,而且还是一种观察世界、表现世界的方式。“民间狂欢节上关于死与生、黑暗与光明、冬与夏等等之类的‘争辩’,充满了除旧布新的情神好论文网,具有轻松愉快的相对性,即不让思想停滞、不让思想陷入片面的严肃之中,呆板和单调之中。也可以说,中世纪的狂欢节是对宗教思想的一种反抗,预示着新世纪的曙光。
中国似乎没有西方式的狂欢节,中国的喜剧起源于徘优的表演。远自公元前五、六世纪,宫廷中便蓄养培训了一批徘优,供帝王将相玩弄。这些徘优能歌善舞,口才出众,有些甚至相当聪明,然而地位低下,与宫中犬马没有什么区别。自汉魏以来的参军戏、角抵戏、歌舞戏到宋杂剧、金院本,都有不少充满喜剧色彩的作品。武汉帝时,东方朔作为滑稽家,经常给皇帝讲些谐谑的故事,引得王公大巨哈哈大笑。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喜剧也具有某种西方狂欢节的特点,“决定着普通的即非狂欢生活的规矩和秩序的那些法令、禁止和限制,在狂欢节一段时间里被取消了,首先取消的就是等级制,以及与它有关的各种形态的畏惧、崇敬、仰慕,礼貌等等,亦即由于人们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等(包括年龄差异)听造成的一切现象,尽管这种乌托邦是短暂的时刻,却是人们期盼的生活。个体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强行拆解社会政治的束缚,从而体验到生命的欢乐与自由,这就是入类生存的喜剧体验。
狂欢化理论首先由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提出,它既是对16世纪法国医生拉伯雷创作的《巨入传》所进行的具体分析,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
狂欢化理论来自于西方的狂欢节。在狂欢节上,入们排斥封闭和关门主义,否定禁令和绝对理性,抛弃说教和禁忌,把日常的典章制度和清规戒律完全抛开。狂欢节摆脱等级制度,呈现出平等,民主和自由。狂欢节是一种开放的哲学和没有界限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享乐主义,满足了人类的多方面需求,甚至是一种纵欲主义。
根据汪欢节的这些特征,巴赫金建立了狂欢化理论。在狂欢化理论中,文明与戏i},荣誉与失落、歌颂与诅咒,严肃与纵欲,都是“正反同体”和“互为嘲讽”的、卓别林、王朔、陈佩斯的电影作品,正好符合巴赫金的理论规范、卓别林饰演的流浪汉夏洛克,头戴黑色的礼帽,身穿过小的西服,脚蹬过大的皮鞋,举止滑稽可笑,却为入善良,主持正义。据专家考证,这个形象脱胎于狂欢节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小丑,但在小丑的身上增加了道德评判,以谑演庄,揭示出喜剧深层的悲剧,使观众“含泪微笑”。巴赫金说: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观看卓别林的喜剧,便能得到这么一种感受,使观众暂时忘记了影院外严酷的社会现实,在影院内与大家一起经历一次心灵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