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在文学创作及文学现代特点

　　西方文学现代性理论作为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由于传统不同，现代性呈现不同的内涵。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借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的问题，普遍缺乏较为宽广的世界文学视野和反思能力。本文从“时”、“质”两个方面把握我国文学现代性特质，表明中国的文学现代性总是按自身的特点去演进，体现出自身的独特节奏、问题呈现方式及重心。当今，文学现代性更强调为文学跨越新的精神世界提供一种‘反促力’，这“反促力”就是文学的现代性的时代征候。

　　《当代》(双月刊)创刊于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奉行文学克隆真实的宗旨，坚持以文学关注现实关注百姓人生的立场，被公认为现实感最强的中国大陆文学刊物。长期关注读者趣味，尊重读者权利，相信读者格调，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文学原创期刊之一和最受欢迎提文学品牌之一。

　　现代性理论作为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一种世界性景观，它提供了一个与政治观念不同的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至80年代后引人我国迅速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我国学者以其为研究和建构对象，来阐释、反思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和创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写了过去文学理论研究的狭隘视野，取得了较为丰硕、新颖的成就。

　　一

　　西方“现代性”一词使用始于文艺复兴时期，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时间方面的，即指启蒙时代以来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是一种持续进步的洽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概念;二是观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即以建立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次知识创造和传播以及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推进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形成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并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概言之，现代性包含进步的时间观念、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组织机制与效率、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这样几方面内容。中国“现代性’，一词的出现，则源自周作人发表于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的翻译文章《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

　　一般意义上，我国学者将西方现代性理解为两个不同纬度上的现代性。一是社会现代性，它表现为社会的现代化以及与工业化进程相关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二是审美现代性，它以主体性和个体性为内核，对工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市侩哲学及其观念的批判。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相容且相斥的特色，在工业化初期，审美现代性表现为对社会现代性的讴歌，而在工业化后期，审美现代性常表现为对社会现代性的对抗和批判，审美现代性成为调节社会现代性中负面的东西。而对审美现代性的内涵把握，则一般认为其现代性是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随社会的发展不断扩展、变化，不同时期都呈现不同特色。文学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就是其批判性的反思，它是现代性社会得以不断更新变异发展的精神动力。从这点出发，一些学者指出，“现代性就是一种质的否定性”，“上承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变革精神，与生俱来地表现出对于以往传统的否定性、叛逆性和批判性”，等等。同时，我国学者从微观层面探讨现代性的内在诸多要素，使得现代性的研究呈现多元的景观，诸如现代性原则、内核、层次问题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在对现代性的研究过程中，我国也有部分学者忽视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在发生环境、社会制度、文化根基等方面的不同，缺少对中国现代性的民族性的考察。如果以西方现代文学的特点来确认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特征，以西方文学思潮的演进轨迹来确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进的轨迹，这种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与中国近百年文学实践的距离[4]。现代性作为全球性的话语系统具有普适性，但不同民族、区域所呈现的现代性具有差异性。中国的社会现代性与西方的社会现代性就具有不同的内涵特质与时代背景。中国的现代性源于救亡图存的严酷现实，属于“晚发外生型”。经济上，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可谓工业凋敝，整个社会以传统的农牧生活为主;政治上，人民享受的教育、自由等权利可谓毫无保证。而在西方，其现代性则属于“早发内在型”，由于推行商品经济，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大规模的释放，与其相适应，各种保障市场运行的政策法规也随之完善，以物质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水平较高。就审美现代性而言，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在具有民族危亡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从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忧患意识和现实关怀，从而导致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审美先天不足批判有余，偏于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文学而有意忽略关注个人生存价值的文学。而西方文学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前期主要表现对现代化进程的歌颂与向往，通过启蒙运动以理性化来弥补个性解放带来的人性缺失，后期则主要表现对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人的异化、物化现象的关注与反思，努力消弧物质至上导致的精神荒芜和变异。目前我们对现代性理论研究呈现“四多四少”的现象，即引进的多，阐释的多，套用的多，解决具体问题的多;批评的少，反思的少，发展的少，理论重构的少。正如有学者所指，对现代性的简单化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漠视了这一概念的内在张力，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研究不够，对现代性视角的理论价值认识不足“真正的审美现代性，它一方面是批判现代性的(主要是针对现代文明和科技理性对人的压抑与操纵)，但是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原点仍落在现代二字上，它不是从根本上抛弃现代立场，即它在现代性之内反现代性，而不是要回归前现代性与传统。这也正是现代性的建设性的本质的体现。”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一方面我国本土现代性理论几乎没有，长期以来一直借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问题，出现了所谓的“失语症”，另一方面，我国学者普遍缺乏较为宽广的世界文学视野和反思能力，未能站在区域化甚至全球化的视野上考察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

　　二

　　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中，“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正是由于现代性既是量的一个呈现，又是质的一个表微，在时间性中蕴涵一种价值判断，其准确界定较为困难，同时，由于对现代性历史渊源的梳理与整合的视点各不相同，因此，中国文学现代性在量的呈现上，即现代性的开端究竟在什么历史时段展开，众说纷纭。有少数学者对中国现代性的开端持不同的看法，一是否定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特质，或退一步讲只是现代性与近代性的杂揉，"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不具有现代性。”他们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既手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也不能用近代文学概而括之，它是一个以现代为基调的带有近代因素的文学。其本质更接近于现代，但更多的时候与近代性结缘，因此，它更多的呈现出交叉复合的文学色彩。二是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应该是晚清、晚明甚至更早的宋明时期，其话语逻辑就是中国很早就有现代性的萌芽。他们认为文学现代性不是单纯生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夜之间，虽主要来自于五四的推助，但文学内部的不断渐变不应忽视。近代至清末，以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为代表，现代性的表达通过中西、新旧之争确立其在工具理性与科技主义等现代性的品格，洋务派注重技术物质层面的现代性，维新派注重“中体西用”制度层面的现代性，而五四则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思想资源的引进。上述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开端研究的观点都结合中国具体的社会环境而推演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开端的研究，应放在整个社会环境背景和学术背景上通盘考虑，既要特别注意中国社会自身的特殊性和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诸如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又要特别注意外来思潮的引进、自身政治经济的改革与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从属性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此来甄别萌芽与形成之间的关系，“萌芽永远是现代性的可能而决不会成为现代性的本身。”

　　我们认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过程是个文学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文学现代性不断获得的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新旧文化的分水岭，是对旧文化的一种彻底的决裂运动，也是西方现代性思潮大规模涌进的特殊时期。从文学自身的角度看，由于文学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学现代性的研究应从文学文本这一现代性的载体人手，而不是从所谓的思想和文化现象人手来“失本逐末”的研究。从文学文本人手，我们就会发现，五四文学的现代性品质鲜明地呈现出与以往所有文学迥异的时代特色:一是文学形式的现代性。汉字结构由繁体到简体，书写格式由竖排到横排，表达由文言到白话，标点从无到有，词汇从旧到新，处处显示着与世界的时代潮流相合拍的现代性眼光，改写了传统文学僵化守旧的形式教条，顺应了文学发展的世界读写潮流和变迁了的社会心态。二是文学内容的现代性。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文学，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子民思想，肯定个性的自由、尊严和价值，由传统的载“道”(封建伦常之道)文学转向“人的文学”的创作，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鲁迅的“随感录”等给中国人带来了真正的思想自觉和文学的自觉，催生了新的价值观的诞生，改变了人们对文学本原的看法，文学的目的不再是道德教化和经世致用，而是以人为核心的生命体验、人生感悟，比传统文学更自觉、更深人地体现了文学的审美本质，促使中国社会的思想和精神发生整体转型。三是思想反思的现代性。传统古典文学对社会的反思是以封建伦理观念为背景，对社会的反思是“中和”。而五四文学则彻底撕破了封建道德的伪善面孔，向人们血淋淋地揭示封建社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具有现代性的新文学思潮在与反动的、复古的思潮斗争中，由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学观的转变，个体价值从而得以重视、完善并健康发展。

　　三

　　现代性理论给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预设和崭新视角，在全球现代性语境中，来自西方现代性思潮的中国化问题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可与全球现代性相分离或绝缘的中国现代性颜面，中国的现代性总是按自身的特点去演进的，体现出自身的独特节奏、问题呈现方式及重心等。“探讨中国现代性的颜面，有必要澄清一个常见的混淆:要么标举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国情，要么把它仅仅等同于西方现代性”，同时面对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是否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是否存在一种非西方的现代性的出路，我们能否对西方的现代性本身作出合理的批判”，只有在不断的批判与反思之中，我们才能不断彰显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内涵。文学的审美现代性本身就是作为一种否定思维的方式存在的，它并不是包治文学百病的良方。但是，当下的文学研究却常常把它神圣化、妖魔化了，一研究文学问题就喜欢贴上“现代性”的招牌，以示学术研究的前沿化，使富有活力的现代性理论走向庸俗;同时，一些学者以现代性的反思性为依凭，对一些陈旧过时的文学理论、文学现象进行从新包装，使正常的学术活动走向了伪学术的边缘，从而会导致文学理论的虚无主义。这些都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

　　考察中国文学的反现代性思潮之源头，笔者认为，应为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承认西方工具器物的现代性和普遍性，否定其作为本体文化上的现代性与普遍性。二十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指出西方人过分追求物质而丧失精神道德的判断与指引。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一系列著述中，倡导乡村重建理论，来避免西方现代性造成的官僚化、集权化等社会弊端。此外，二十年代出现的“国粹派”、“学衡派”等也都提出了不赞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这些论点对五四文学主导性话语进行回避、置疑与消解，对西方现代性持有警惕应值得重视。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现代世界中，仍有某种绝对坚固的东西是现代动力所不能破坏的，就像大海不可能被它的波浪破坏一样。这就是现代社会格局本身。现代性动力的运动就是现代社会格局的波浪”，这种绝对坚固的“现代社会格局”是我们反思现代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点。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作为现代性动力的载体，文化话语可以持续否定任何事物;否定可以像一个主要的体育项目一样得以进行。游戏可能变得具有破坏性，变成愤世嫉俗的或虚无主义的”。

　　理论的设立，不能限于理论自身的建构，更重要的指向实践。对现代性的关注，某种程度上中国文学的研究又重新找回自己的言说姿态和定位，重新肩负起自己应有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感。当前，随着商品市场的建立和完善，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学脱离了唯政治意识形态的藩篱，文学出现许多新质和新变，其自身的现代性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文学现代性的世俗化特色越来越浓厚。今天的中国社会虽然还处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但是现代化的步伐正顺应着世界潮流向前迈进，特别是当前高增长的工业经济、现代化的城市扩容、大规模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必将为我国文学的现代性铺设深厚的时代背景和时代资源，使文学的现代性具有一个无限广阔的视角空间。但是，在社会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工业文明和都市的繁华，也带来了工具理性、功利主义的盛行，“一个人不再会仅仅为了快乐而在一些无用的东西上接受教育，诸如音乐、诗歌和哲学。人们提供社会所需要的才干和能力。社会不需要的东西没有用途，也没有价值”。

　　部分传统美德的消失，物质的生产和消费造就的繁荣，也造成了价值观念的混乱，财富成为鼓动一部分人衡量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特别是文学的商品化，在商业利润的刺激下，通过效益的经济杠杆，筛选掉不符合商业运行机制的文化形式，出现了写作的欲望化、身体化、私人化、平面化等等有背社会道德底线的倾向，文学消解了崇高和神圣的纬度，文学对社会的反思功能减弱甚至消失了。现代性追求中的个人的存在价值特别是积极的社会价值取向滑落到道德边缘，公平、自由、平等、正义等体现现代性的价值理念被商潮湮没，“商潮的涌起使人们乐于把文学定格于满足快感的欲望功能，人们因厌恶以往的仆役于意识形态的位置而耻谈使命和责任。对于世俗的迎合使文学(包括艺术)迅速地小市民化，庸俗和浅薄成为时尚。这种时尚使一些人怡然自得而不曾感到羞赦，以“乡下人进城’，文学题材为例，文学叙述上庸俗的反思、批判有时仍不能凸显现代人生的生活真谛，部分作品的叙述仍停留在前现代或传统的水平上，漠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紧张的关系已趋向和谐发展之路，漠视乡下人的身份地位的显著变化，漠视城市对农村的接纳度提升的现实，而热衷于将目光投向歌厅、舞厅、酒吧等消费性场合，用有色眼睛看在这里的乡下人的生存只有卖弄风情才是唯一的生路，而忽视了这些场所文明的体现;热衷于将农民工进城视为一种盲目的流动，忽视对农民工进城的现实考察，总认为农民工是一种无理智的盲动行为，怀疑农民对当前的人才市场的信息把握能力(诸如通过各种招聘广告、老乡关系等等)，始终将农民工进城当成无由头的外出冒险活动，从而使一些作品只满足于平面描述，缺少审视和深度开掘，无节制地渲染时尚，人物面目和情节故事被时尚之手紧紧拖住和捉弄，陷人了消闲解闷的时尚品，失落了真实。

　　同时，一些作家流露出精英意识，身处事外的“超然”造成的旁观姿态使这些作家在描述农民工的时候不自觉的流露出一种优越感，知识者的精英话语控制着一切，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农民工的轻蔑和对底层苦难的玩味欣赏之意，而全然不顾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的存在与这种不平等的结构正不断被强化的现实。文学和文学理论应该如何体现自身的现代性特色，如何表现、反思工业社会压力下人们那种躁动不安、心理焦虑、神经紧张、变态行为等等的异化现象，如何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对那些只沉迷于物质享受而失却对精神提升的文学现象，对非理性的、反本质主义的、忽视人间真情的写作，我们必须加以重构与解释，它可以避免创作主体由于思维的偏袒而造成精神的定型化、凝固化，为文学跨越新的精神世界提供一种‘反促力’。这“反促力”就是文学的现代性的时代征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