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电视纪录片的叙事与文化表征

　　新世纪中国出现的一批有影响力的纪录片在叙事方式和技巧上已经不同于以往的直接宣教模式，开始呈现出独特的叙事张力，创造了一次次叙事的神话。从重构民族情感经验，到注重纪录片本身的各种张力组合，再到利用有仪式感的叙事技巧，当代纪录片将宣教潜移默化于民族情感中，通过仪式的形式和技巧打造新的文化表征。

　　《电视技术》(月刊)创刊于1977年，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研究所主办。系信息产业部主管的我国电声专业中文核心期刊及引文源刊物。以应用技术为主、兼顾学术与科普，以技术交流为主、兼顾市场信息与产品商情，在电声专业领域起技术向导和产品推广作用。

　　在当下日益追求视觉盛宴和奇观感受的媒介环境里，真实记录使纪录片本性里的精英姿态在面对市场需求时似乎显得底气不足。在中国纪录片处于颈瓶发展时期，创作者和理论界曾动摇过试图使其转向“娱乐化”，但是在对纪录片本体发展和纪录片市场状况的平衡分析中我们发现一味地迎合观众的需求并不是纪录片的最终走向。 不同于电影、电视剧等带有明显大众色彩的媒介消费品，纪录片的精英特性使其在考虑其本性特征与市场现实之间的差异问题时，寻求市场的最大化与坚守纪录片本身特性之间的平衡，成了考验纪录片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舌尖上的中国》 两季的播出犹如神话一般的持续发酵给处于发展中的中国纪录片探寻出了一些新的启示，在这场由纪录片发起的文化狂欢里，中国

　　新世纪纪录片的叙事和文化表征转向汇聚于此。 在纪录片创作国际合作的背景下，伴随着现代西方真实记录理念的深入影响和对早期格里尔逊“ 画面 +解说”模式的进一步升华，纪录片创作者开始带着个人视角的引入、对等的话语言说和影像空间感受的强化等叙事手法将纪录片的叙事和文化传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符号学大师罗兰· 巴特对神话的界定：“ 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 [1] 作为神话言说方式的载体广泛存在于各种文字信息、照片、电影、广告、表演等内容中，在不同场合中“ 表达着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 [2]8 。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话说长江》热播，到90 年代《 望长城》 掀起的新纪录运动，纪录片的言说神话已经初见端倪。 再到新世纪之后

　　《舌尖上的中国》受到热捧，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纪录片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在将传统的画面、解说以及音乐等叙事元素重新锻造打造出自己的时空场形成神话效果。这里的神话不是某种神话传说文本，而是在纪录片的话语体系里建立起来的各种合理崇高的价值系统和文化表征。 这种价值系统和文化表征是蕴含在影像画面和话语之内的，而不是裸露在解说、画面、音乐之外的。如在《话说长江》《 再说长江》《丝绸之路》《 新丝绸之路》《河之南》《 美丽中国》《春节》《 舌尖上的中国》《 大黄山》 等系列纪录片里通过长镜头和蒙太奇的切换，加上充满抒情意味的解说词，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人文景观完美地建构在观众的记忆之中。通过影像技术、解说话语等叙事表现技巧的变化，当代电视纪录片的文化表征也在发生转向，从对民族情感的强化，对民族公共记忆的回忆，到对当下个体生活形态的关注、记录和升华凝练，集聚在电视纪录片里的不再是没有经过缓冲过滤过的强烈意识形态教化，而是通过生活化的同期声和具有审美性的影像表达传达出亲切而又宏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其中，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利用食物带来的感官刺激通过精美的镜头画面和理性的解说语言挑逗起来的不仅是观众的味蕾，更是对基于食物这一本体基础上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共同体的重构。从当代一系列纪录片成功播出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出，纪录片可以通过重构民族情感经验、形成神话张力、彰显仪式力量等方式在内在叙事和外在接受机制里建立起一套能强化文化力量的叙事模式，在坚守纪录片真实的精神家园的同时，寻找到与市场的最大契合。

　　1 重构民族情感经验

　　随着电视拍摄技术的进步，机器对影像的留存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纪录片在影像的叙事中将全国各地关于历史的、自然的、日常生活的，甚至是美食的某一主题拼凑在一起，为观众打造出一场场激荡在心灵上的盛宴。而与此同时，大量的解说也在释放着浓烈的民族情感，从上下五千年朝代帝王更换到被历史封存许久后露出神秘面纱的古代文物，再到历史变幻后先贤智慧在今日中国文化中闪耀的民族光辉;从自然生态环境的多样化到各种生物精灵的生命历程对自然的依赖，再到自然对人类的馈赠;从广阔土地对多样食材的赐予到劳动人民在勤劳和智慧中对各种食物的驾驭，再到中华民族对家文化的尊崇，解说将所有有关中华民族的情感经验投射在每个观众个体心中。

　　1.1 民族的集体记忆

　　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类的情感带有一定的社会继承性，呈现出一种经验式的集合。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在其老师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理论基础上反驳提出了集体无意识学说，他认为“ 种族记忆或集体无意识是潜藏在每个人心底深处的超个人的内容” [2]4 。 个体在群体的环境中生存，个体的情感及其衍生出来的行为受群体意识的影响，这种群体意识包括现实集体的偶然情感、思维方式和思想倾向等，还包括往时传统的记忆以及形成的集体情感经验。

　　“ 在历史记忆里，个人并不直接去回忆事件：只有通过阅读或听人讲述，或者在纪念活动和节日的场合中，人们聚在一块儿，共同回忆长期分离的群体成员的事迹和成就时，这种记忆能被间接地激发出来。” [3] 在群体社会里，人们通过回想和回忆来对某一民族或某种文化产生追思和认同，在不断延续和继承下产生的民族记忆里使每个个体在群体或群体

　　其他个体的影响下或潜藏或浮现起浓烈的民族情感，于是个体与回忆之间的虚构关系才有机会重构成现实的民族情感经验。 “ 无论时序如何转换，春节总是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 纪录片《 春节》解说词);“ 为了寻找长江的来龙去脉，中国人在长江沿线默默探索了 2000 多年”( 纪录片《 再说长江》第一集《大江巨变》)，纪录片通过全知全能的解说将“ 中国”“ 中国人” 的民族情感召唤化解在解说的文本内容里，集体记忆和民族情感在恢弘的画面和解说渲染下不断暗示着电视机前的观众，让其感受到相同的情感。纪录片作为真实记录的忠实坚守者，影像的时间和空间共存性使它在传达民族的集体记忆上比文字和图片都要直观和丰富，因此，当代纪录片在延续民族记忆和传承民族文化方面承担着更多的责任。

　　1.2 从集体记忆到个体情感

　　人类社会中的集体记忆可以通过神话、宗教、仪式以及各式信息技术等传播给个体，个体并不单独地进行回想和回忆，往往需要借助他人的回忆或讲述来完成自己对历史的拼贴并形成对集体的情感经验。

　　纪录片是经由媒介传达出来的有关过去时空的信息传播，在它所涉及到的有关集体的记忆回想里，受众往往是在共同的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影响下体会到纪录片里的某种情感呼唤或命运经历。个体在社会大他者的长期熏陶下极易对历史和社会的这些集体记忆产生情感认同，进而产生了某些集体意

　　2 形成神话张力

　　当代纪录片受众在多元化媒介生态环境的影响下，大多已不再能接受带有明显主旋律意味或意识形态指引的宣教内容。 从1990 年拍摄的《 望长城》开始，宏大叙事的镜头开始转向了个体生活的当下现场，个人话语开始在纪录片中普遍出现。虽然在《再说长江》《新丝绸之路》《故宫》《森林之歌》《美丽中国》《舌尖上的中国》 等当代纪录片身上温情表达方式并不能够完全遮掩它所透露出来对民族自豪感的主旋律赞叹，但十分可贵的平民视角已经在尽可能地规避宏大叙事模式。不同于硬性的意识形态灌输，当代纪录片通过呈现各种人文地理的、历史的宏大场景与现实生活中难以企及的矛盾形成纪录片身上特有的神话张力来引爆观众对纪录片内容本身的感知刺激。

　　2.1 宏大场景的肃然起敬感与现实生活的空缺感之间的冲突

　　如同戏剧的结构叙事一样，矛盾和冲突是将情节内容推向高潮的助推器。只是在像戏剧这样的艺术表现形式里，矛盾和冲突发生在内容，而在纪录片中，对真实记录本质的要求使之较难有机会主观地安排情节内容的冲突和对抗。 正因为如此，纪录片震撼性的体现经常发生在纪录片内容本身与观众现实个体体验之间的差距冲突上。无论是历史类题材纪录片中某一历史片段的还原对观众现实碎片化记忆的冲击，还是自然类题材纪录片中被放大了的生物植物生存状态的记录对观众现实模糊认识的补缺，还是社会类题材纪录片中对边缘人物别样生活和文化的展现与主流大众生活状态的对比，都在表明纪录片内容表现与受众个体观看感受之间存在某些差距，它们是纪录片文本内容存在冲击性的体现，是纪录片以特有的言说方式形成某种神话张力并使之产生普适化传播效果的一种方式。

　　当代中国纪录片在受到观众热烈追捧的时候，也有人看到了它背后的主旋律意味，只是不同于以往的宣教纪录片，它正在积极寻求通过对个体个性化记录的方式来打破宣教模式里的宏大叙事，以潜移默化的形式让人产生民族认同。以《 再说长江》为代表的祖国山河系列纪录片中将在丽江古城经营积沙的李实，对故乡充满留恋的三峡移民胡志满，以及给南京城墙拉琴的市民张福荣等通过个人话语的表述表达了对各自所在土地的热爱，观众在纪录片封闭的观赏空间里对他者的认同感油然而生，弥补了现实环境中有限的生存体验下对民族认同感的不足。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 中对家场景的描绘和对劳动丰收喜悦场景的描绘通过特写、俯拍、拉伸镜头的方式展现出一幕幕令人肃然起敬的宏大场景，如第二季《 心传》 中对黄土高原上张世新家晒挂面的特写，《家常》中太行山悬崖边缘赵小有家玉米地的俯拍，还有散落在纪录片结尾的各种推拉摇移等镜头都给纪录片在视觉上提供了牵引力，它们与受众有限的现实体验是不同的。

　　3 彰显仪式力量

　　对现实真实的追求是纪录片的灵魂，摄像技术对当下发生的事情可以同期记录，但问题却是观众不需要一个流水账似的影像呈现，他们需要聆听类似于故事式的转述和再现。对于今天的纪录片来说，蒙太奇技术、摄像特技技术和解说词的艺术赋予了纪录片更多的表现方式，它们在现代观众日益增多的媒介接触体验下变得一点也不造作。 形式的创新似乎还没来得及被普通观众所质疑就堂而皇之地走进了纪录片的阵地，以前沿的姿态为真实记录提供变幻莫测的形式，构建出一种关于时间、关于文化、关于情感的隐秘神话系统，在有关于纪录片的深层结构里埋设许多仪式的精神。

　　“ 仪式是人的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它以无意识的外在形态反映着人的有意识的行为，以非理性的举动为理性的目的服务。” [2]129 在纪录片中，转述和再现出来的故事需要人为等待或意外获得，它无法像电影或其它艺术样式那样经历虚构来完善结构，因此，现代纪录片创作者们在恪守真实记录的本质前提下，开始挖掘真实记录的内容，以赋予其崇高感的方式将它们仪式化，使它们变得有意义，甚至成为某种精神纪念。仪式感的突出在当代纪录片中通常主要通过以下路径：有力量的解说，有意义的影像表征，以及仪式性的过渡和结尾。

　　这些有仪式感的叙事特征在《 话说长江》之后的大型纪录片里表现明显，而在《 舌尖上的中国》 里表现尤为突出。 随着《 舌尖上的中国》 第二季的陆续推出，“舌尖体”开始在网络上红火，如“蜂蜜 80%的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作为早期人类唯一的甜食，蜂蜜能快速产生热量、补充体力，这对我们的祖先至关重要。和人工提取的蔗糖不同，蜂蜜中的糖不经过水解，就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 在中国的厨房，无论烹饪菜肴，还是制作甜点，蜂蜜都是其他糖类无法替代的。”(《舌尖上的中国》 第二季第一集《 脚步》)类似的“舌尖体”仅在第一集中就多达五处，令观众耳目一新。 “舌尖体”采取全知全能的解说姿态，以理性的方式传达信息，用客观性因素支持主观性话语，产生强势基调。不同于前几年纪录片娱乐化叙事的倾向，《舌尖上的中国》 在原本通俗的题材上构建理性的姿态，将普通人的日常饮食、劳动通过有力量的解说转化为一场意识，形成权威的力量。

　　4 结论

　　当代中国纪录片无疑取得过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从中可以摸索出对中国纪录片发展有益的一些叙事经验。 重构民族情感经验是一项可以拉近观众与纪录片距离的重要内容，纪录片自身与观众之间存在的神话张力无形中能使纪录片找到一条亲近观众的渠道，而纪录片中彰显出来的仪式力量则为纪录片的神话言说提供了各种方式和途径，这三者的结合一定程度上能使观众摆脱对纪录片的距离感，同时又能产生肃然认同的庄严感。纪录片叙事神话的构建为纪录片在今天媒体市场中赢得观众的喜爱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然而重构民族情感经验、形成神话张力、彰显仪式力量并不是构建纪录片叙事与文化表征仅有的三种方式，在未来的纪录片发展进程中，关于纪录片的内在叙事和外在接受机制里建立起来的叙事神话或许还将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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