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和政策不确定性下的创新决策与经济增长过程

　　构建“2+1 ”部门内生创新模型,考量政策的连续性和制度的稳定性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结果表明:由于创新活动具有极大的风险性质,初期需要巨大投入,而回报分散在漫长的未来时间,因而未来面临的各种制度和政策变化都会影响到创新成果的现值,从而不利于鼓励研发部门将资源投入创新活动。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部门需要实现多重政策目标,这意味着鼓励创新的目标可能受到牵制,从而增加了创新活动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因此,要促进创新活动,必须为研发部门提供一个可以稳定预期的未来制度与政策环境。

　　《经济世界》(月刊)1984年创刊，是由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办的专业性学术经济报道刊物。介绍国外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动向，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以经济新闻杂志的形式，向读者提供有关国家经济的有深度的和综合性的报道。

　　一、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阶段,供给侧改革成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关键,也是引领下一波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途径。 相应地,创新驱动就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理论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成功地分析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揭示了各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均收入得以趋同的条件是什么,从而分析哪些国家在趋同、可能趋同,哪些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会大受制约,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不断扩大。

　　中国的创新活动与美国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美国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公司如微软、谷歌、苹果、IBM、英特尔等在数量上远远多于中国,在技术水平和技术专利上也远远领先中国。而中国大量的资本资源投入到房地产、金融等能够快进快出的领域,致力于“百年老店”事业的投资少而又少,认真进行创新活动的企业也屈指可数。

　　现有文献在分析创新活动的形成机制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基本达成共识:创新是持续经济增长的动力。关于创新形成过程,主流文献从三个角度展开了分析:(1)将创新内生化,将其看成是企业追求盈利动机的结果。Romer(19 90 )将内生的技术变化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从企业的盈利动机来分析技术的进步问题。他将经济分为最终产品制造部门、体现新技术的中间产品制造部门和研发新技术的部门三个部门,讨论了研发部门的技术创新活动是如何生成的,又是如何向最终产品部门转让技术而促进经济增长的[1 ]。Lucas(1 988 )分析了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假设居民在效用最大化的驱动下将劳动力配置到产品的生产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上,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外部性[2 ]。Aghion 和 Howitt(1 9 92 )受熊彼特创新思想的启发提出了创新性毁灭的经济增长模型,实际上这个模型是熊彼特理论的重新表述,是将其理论纳入到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中。他们强调了创新的风险性质:投入巨大资源研发出来的新的技术随时有可能被更好的技术替代,从而丧失其价值。 这种性质就使得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无法实现帕累托效率[3 ]。(2)从制度和社会的角度分析了创新的形成机制。Baumol(19 90)、Murphy 等(1 9 9 1 )认为,创新是那些杰出人才完成的工作,而且创新对这些杰

　　出人才而言只是多种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活动中的一种,杰出人才需要决策的是,是否从众多高难度活动中选择创新。同时,针对那些杰出人士提供经济动力并在制度结构上加以约束和引导,对鼓励创新活

　　动而言是极为重要的。(3 )考虑了制度和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 Lueg 和 Borisov(2014 )强调,企业所进行的创新活动必须对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反应[4]。Mcmullen 和 Shepherd(2006 )强调了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态度比不确定性本身更为重要,如果企业能够积极面对不确定性,将有益于企业对创新决策的制定,从而增加企业的创新行为[5 ]。 王俊雄和王建华(201 6 )指出,政府应想办法为企业的创新行为提供保障,从而减少企业对于不确定性的顾虑,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创新能力

　　提升,完善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推动企业创新[6 ]。王亚妮和程新生(2014)认为,企业的创新活动往往需要冗余资源的参与,而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有可能促进企业将冗余资源用于创新,环境不确定性在资源约束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并不能促进、甚至会阻碍企业创新项目的开展,而只有当企业资源

　　较为富足时,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才会得以体现[7 ]。郝威亚等(201 6 )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致使企业推迟研发投入决策,从而抑制企业创新,因此,政府应当尽量稳定市场对政策的预期,以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8]。黎文靖和郑曼妮(201 6 )的研究结果表明,选择性产业政策并不能激发企业进行推动技术进步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实质性创新,企业为了得到政府的扶持而选择仅仅增加创新“数量”的行为只是一种策略性的创新[9 ]。

　　综上可见,国外的文献大多在效用最大化框架下探讨创新的形成过程,这一点并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动的驱动力更多的是资本的逐利。此外,国外主流文献研究的对象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它们有着成熟稳定的经济环境,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转型过程,这也意味着制度的不断变革和政策的持续调整。这种环境对企业家而言意味着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创新活动是需要初始大量投入、后期缓慢回报的过程,因此,不可预测的未来就会制约企业的创新活动。国内文献虽然也有研究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创新活动的影响,但是大多聚焦于个别具体的政策,没有从主导这些政策的制度环境进行分析,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创新活动中的关键万因方素数。据因此,本文将利用动态不一致性的理论,分析中国制度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连续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二、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一)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模型设定:制造业与研发两部门经济

　　将经济部门分为制造业和研发两个部门,其中制造业即传统部门,可以只借助资本与劳动开展生产,也可以采用新的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新的技术则来自研发部门,需要动用资本资源投入到研发活动中。虽然很多企业都自行设有研发部门,但是也有不少企业会购买其他企业或科研机构研发的专利。

　　在这样一个两部门经济中,制造业部门遵循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技术,研发部门则需要两个决策:先决定投资开发技术,其成本为 C;一旦技术开发成功,就生产体现这一技术的设备 A,并销售给制造业部门。

　　(二)模型的均衡解:创新水平的决定机制

　　在均衡时,资本投向制造业和投向研发部门的收益率是相等的,否则,资本会从收益率低的部门流向收益率高的部门。 在不考虑资本折旧的前提下,资本投向制造业的收益率为资本投入的边际产品。因为制造业是竞争性的,所以,各个要素获得其边际报酬。于是,根据式(1 )可知,资本投入到制造业能够获得的回报率为:

　　可见,当制造业和研发部门决策都是盈利最大化驱动时,同时,当制造业为竞争行业而研发部门为垄断行业时,最终投向制造业的资本资源是常数,见式(9),而投向研发部门的资本资源受到政府政策()τ和劳动力人口的影响,是税收的减函数,是劳动投入的增函数。这也表明,政府关于创新的政策在促进或抑制创新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三、创新的决策过程与制度不确定性的影响

　　(一)技术专利开发决策

　　企业研发成果的价值是其在专利保护期内所能获取的净利润,但是因为不确定性,它的专利随时会被各种因素终止,或者新的技术取代它,使其过时。这就是熊比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或者政府政策改变,导致其市场地位受损。 例如专利保护的弱化或者政府撤销针对研发部门的扶持政策等,都会导致创新知识的价值受损。设想这两大原因导致已开发的专利知识的价值量变动遵循泊松过程,即在开发出来的专利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每一个时点上都以ε的概率丧失价值,而这个概率与专利知识价值存续了多长时间无关,那么,在经过 t 时间后,这个创新专利仍然有价值的可能性为 e -εt ,从而可以计算一项研发成果的价值 (现值 )为

　　(二)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单向信任时创新活动的决定

　　在开发技术专利时,研发团队要预期未来的制度和政策是否稳定,一方面,政策是否稳定体现在τ的大小上面;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制度性的变化导致研发成果的获利性被终止,这体现在ε 受到的影响上。显然,对τ做出决策的是政府,同时政府的决策也影响着ε。

　　似乎只要政府减税或者补贴以支持创新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了。 事实上,政府的多重目标使得问题复杂化。如政府关心经济增长率与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来自税收。如果政府因为任期的问题而关注短期目标,那么,可以假设它的福利函数为:

　　福利函数表明,政府有一个最优的经济增长率目标 g ∗ ,或者这个目标是考虑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个最优的税收增长率目标 g T∗ ,因为政府要考虑通过税收来满足各项民生指标。如果没有约束的话,这两个目标都能实现。但是现实中是存在约束的:如果征税过多,一定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如果通过减税促进经济增长,则有可能导致税收减少———拉弗曲线所说的降低税率可以增加税收只适用某一个税率区间,超出这个区间就是另外的情形了。

　　四、政府部门和研发部门互信的取得机制:

　　不确定性的消除与创新的形成前面的分析是假设政府部门与研发部门之间的互动是一次性的,研发部门长期存在,而政府部门因为政策制定者的任期是有限制的。如果在制度上加以调整,让政策保持连续性,不因为主要官员的离任而人去政息,那么,政府部门与研发部门之间的互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创新过程是内生的,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创新过程是利润驱动的,而且是通过资本资源的配置来完成创新的。 在利润的驱动下,资本资源会配置到利润率高的部门。只要研发部门通过创新获得的利润率高于制造业部门,则资本资源会持续流向研发部门。研发部门完成的技术创新会在市场上交易,被制造业部门采用,从而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在均衡时,研发部门完成的资本投入是既定的,但是由于知识的规模报酬不变特性,既定的资本投

　　入促成知识技术按照一个固定比例增长,从而实现了经济按照人均 GDP 测度的持续增长。同时,政府部门的制度和政策影响着知识技术的创新,而且这个影响也是内生的。通过动态博弈的分析框架讨论政府是否坚持政策连续性和制度的稳定性,可以发现动态不一致性出现的可能性和条件,以消除动态不一致性、确保制度稳定和政策连续的机制,从而消除研发部门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鼓励创新,实现政府、企业共赢。

　　本文模型分析力图清晰地描述中国的创新过程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到:制度的稳定性与政策的连续性是鼓励企业创新的重要保障。如果政府朝令夕改,制度不断变化,那么,企业对未来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就不愿意将资源投向一次性研发投入巨大而收益获取缓慢的研发部门中。从实际来看,我国创新过程存在着短期行为,存在着挣快钱的趋势,就是因为企业不知道巨大的研发投入能不能带来足够的收益。 因此,政府应尽力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制度的稳定性,让企业对未来有清晰的预期。具体而言,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1 .加强法制建设,贯彻法治精神,增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 在政府高级官员任期制下,制度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其实难有保证。 因此,必须探索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掌握重大政策改革或者政策调整的立法权的机制,这样或许能够给予致力于创新创业的企业更大的信心。 例如,涉及到市政规划的决策,必须认真由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而对于既定规划的重大更改,必须立法加以限制,设定红线,严格控制允许对既定规划加以更改的条件,以避免朝令夕改,让创新者无所适从。

　　2.改万革方官数员据晋升机制和调动程序,确保其按照严

　　格的组织程序进行。现有干部管理体制下,官员由上一级组织部门直接调动,尤其是省级和副省级官员,隶属中央组织部管理,调动频繁,存在着行政官员未任满一届即根据需要调动的情形。这种频繁变更导致了重大政策的不连续。因此,为了保证政策连续性,必须确保行政官员完成任期,不随意调动。

　　3.对行政官员等政绩考核不能只考核经济发展指标,还要加入公信力的指标———政策承诺是否兑现。在当前只关注 GDP 的考核机制下,由于动态不一致性问题,按惯例连任两届的地方行政长官倾向于只考虑任期内的 GDP 和财政收入,不会关注是否会对下一任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导致人走政息。如果在考核地方官员时赋予企业家对其政策承诺进行评估,是可以避免这一结果的。在现有的架构下,可以参照离任审计的做法,考虑引入人大常委会对离任官员进行评估的机制,其中包括企业家对其的打分。

　　4.设置纵向司法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目前的司法体系与地方行政联系紧密,从而受到地方利益保护的压力。地方利益保护的动机会削弱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此,可以加强司法体系的纵向管理机制,增强其相对于地方行政的独立性。可以设置巡回法庭的机制,或者比照审计署或中国人民银行的体制,对专司知识产权的司法机构进行跨区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