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京津地区列强撤兵问题考察
辛亥革命爆发，西方列强为保护租界、铁路等，纷纷向京津地区增兵。革命后的1913和1914年，西方列强渐次撤退辛亥年所增派的军队。京津地区俄国首先提议撤兵，其他列强先是反对，后来在一战影响、各国的不断较量下，列强逐渐同意撤退驻华军队。中国局势渐趋稳定和中华民国外交部的交涉是各国撤兵的推动力，但在撤与不撤之间，西方各国自身的利益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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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西方各国借口保护租界和铁路沿线 国内和国际背景。等，陆续向京津地区增兵。此后，中国局势渐稳，基于相互之间的不断博弈和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加之中华民国外交部的努力交涉，西方各国开始撤退辛亥年在京津 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地区增加的军队。此次列强撤退驻华军队是中华民国 条约，依据条约，西方各国逐渐取得在中国一些地区的建立初期较早的外交活动之一，而学界目前对此缺乏系 驻兵权。1843年，中英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统研究。本文对京津地区列强驻兵、增兵的来龙去脉， 其中就有条款规定“凡通商五港口，必有英国官船一只撤兵的各方博弈及结果进行梳理，进而探讨在辛亥之后 在彼湾泊，以便将各货船上水手严行约束 其官船将京津撤兵这一外交事件中，中华民国外交部的作用和地 去之时，必另有一只接代，该港口之管事官或领事官必位，以及西方各国对撤兵问题的态度及形成这一态度的 先具报中国地方官，以免生疑;凡有此等接代官船到中国时，中国兵船不得拦阻。”①英国首先取得军舰驻泊中国领海的特权，这也是近代西方在华驻军的开端，后依据片面最惠国待遇，十几个西方国家取得驻泊权。
19世纪末，西方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又取得军队驻扎中国陆地的特权。至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其中第七款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 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第九款又规定：“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②西方各国取得在京津地区驻兵的特权。
辛亥革命爆发后，西方各国对革命总体上采取中立态度，但为保护租界和铁路沿线等，在京津驻有军队的各国调整军事部署，陆续向京津地区增兵。10月31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发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电函中，称关于革命和京津铁路问题应“为了保持与海上的联系，也许随时有必要去保卫铁路，因为此地和天津的形势日渐危急。我认为，我们有理由为了此目的而使用英国军队，而且我相信你也是会同意的。”③次日，格雷回复同意朱尔典的建议，并强调“你应同那些在华北驻有军队的各国同事采取一致的行动。”(趸)俄国方面认为革命是解决中俄商约的大好时机。11月1日，俄国陆军部亦做了一些军事部署，派兵前往京津，并做好占领的准备。⑤11月6日，“法国陆军部应天津领事之请，增派五百名援军到达，以增强其直隶驻军之实力，估计法国在华炮兵、步兵合计共约一千二百名。”⑥在11月23日的各国使节会议上，一些公使“认为需要将各使馆保卫军队的兵力增加到1901年所保持的人数。”⑦“日本政府正在打算将其在华北的全部兵力增加到1250人。所增军队定于12月2日左右到达天津，共由6挺机关枪和500人组成。”⑧12月4日，德国的“胶州殖民政府已经接受命令立即派一支200人的军队驰往天津。”⑨英国陆军武官韦乐沛中校在提交给驻华公使的一份说明中，称截止12月14日，“驻直隶的所有官兵总数达到七千零二十一人的可观数字，其中大部分驻在天津。”其中因“革命运动的爆发与英国驻华北警卫部队的换防幸好偶然发生在同一时间，从而有机会向该处另外增派一营部队;目前英国驻直隶的军队共有官兵二千八百四十人，大大超过其他任何国家部队的人数。”又“在驻京公使们的建议下，各国驻天津分遣部队指挥官为保护北京至天津之间的铁路，起草了一份计划”，“由于冬季来临和白河封冻停航的前景，所以必需把保护铁路的计划伸延到秦皇岛
(意)部照称即行核其议。”①24日，收驻奥代办沈瑞膦电：“撤兵事已探询外部，据称奥仅水兵七十二名，关系最轻，极愿赞成。但须与各国商议方能决定。闻美国、日本兵数最多，反对此议。中国宜先商允日本，他国较易赞同。”@25日，收驻日本代办电，称日本“陆军大臣方由外回东京，尚未议及。廷请其顾全两国友谊，赞成此举，彼谓与陆军大臣协议后，方能答复。”③28日，外交次长曹汝霖会晤日本水野参议，水野云：“查俄国于革命后，始派兵驻8kdt京，然为数亦无多，此次撤去，即是撤去全部之兵。若日本则不然，革命前本有两中队驻扎北京，革命后约增添一倍。贵国所盼撤去者，是仅指革命后增加之兵而言，抑系指全部之兵而言，来文不甚明了。如指增加之兵而言，理由甚为正当，若指全部而言，本国恐难表同意。”(9西方各国对撤退京津军队大多未表态，采取拖延战术，讲求各国共同进退。
1914年1月初，各国公使齐集英国公使署内开会，对于俄国提议撤退京津驻兵事，“各公使态度皆颇游移，尤以朱尔典公使持论坚决。所据理由，闻因京奉铁路，英国为借款之债权者，辛亥革命，北方笃疑，当时英国提议保护铁路，津京赖以镇定，其时英兵不敷分布，曾借美兵帮助，事为各国共和。今英国前如撤退驻兵，京奉责任其他各国是否能代担任云。”⑤1月8日，除俄国公使外的其他各国公使在奥使署开会讨论此项问题，最终拟定办法三件：“(一)咨询俄使确于何日撤退戍兵，(二)致电各本国请示办法，(三)质问中国如各国撤退戍兵时须负完全保护之责。”⑥9日，“日本政府特鉴于中国之形势，决定驻华军队暂不撤退。”⑦英国也持此议。13日，外交总长孙宝琦会晤法驻华公使康德，针对北方撤兵事，法公使日：“本公使不能自主，本公使以为外兵在中国实为有利之事，商务受益尤多，究撤退与中国并无大利，有之亦只心理上之问题而已。”并言“如北方之法兵撤退须有报酬，倘他国撤退北方之兵，未必肯撤驻汉口之兵，本国并未在汉口驻兵。”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