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云南工笔画中的写实型和材料研究型风格

　　当代的中国工笔画，主要以写实型和材料研究型为主，不仅参与的艺术家人数多，而且也作为学院教学的主流样式得以推广。从云南工笔画的整体面貌来看，主要也是写实型和材料研究型这两类风格，但题材和形式却十分多样，既有反映云南少数民族人文资源和云南特有的生物资源的题材，也有体现艺术家现实经验与意识的主题。前者如刘怡涛、戴杰、张碧伟、孙和林、杨丽萍、刘煜、玉管、王秋艳、王征、赵利江等艺术家;后者有郭巍、赵芳、王鹏程、杨恩洁、孙秀秀等艺术家。

　　关键词：云南地区,中国工笔画,艺术家

　　一、反映云南少数民族人文资源的特点在反映云南少数民族人文资源特色方面，刘怡涛、戴杰、王征、赵利江等工笔画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刘怡涛先生的工笔画曾获得过第六、第七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和铜奖，这也是云南的工笔画在全国美展上获得过的最高奖项。刘怡涛先生长期致力于云南西双版纳人文自然风光的表现，他用细腻的笔法描绘出热带雨林的繁茂与奇丽，令人向往。他的画神秘中透着几分冷逸，让人在观看之余，暂时忘却了都市的烦躁与喧嚣。

　　而戴杰先生则从少数民族风情及民俗文化的角度来阐释他心中那柔美似水的云南。戴杰在云南美术界是一位很有实力的工笔画家，同时也是一位才情悟性修养极高的艺术家。他的工笔人物画屡次入选全国美展，在中国美协举办的全国性展览中屡屡获奖。所以，戴杰先生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在云南美术界里成名了。从作品来看，戴杰的工笔人物画有两个特点， 一是富于现代装饰意味的色彩。他的画色彩绚丽、沉厚，艳而不俗。红红绿绿的少数民族服饰本身在处理上是很难的，但他总是能从少数民族服饰的众多色彩中抽取出他所需要的组合方案，并通过面积、明度、纯度等对比，获得具有现代装饰意味的色彩组合效果。

　　二是生动且别具韵味的人物造型。戴杰笔下的人物塑造，写实和夸张控制得恰到好处，张弛有度、别具韵味。从他的画中可以发现：首先他并不追求那种极致性的写实表达，因为那样的工笔画缺乏中国画的韵味;其次，他也不去做那种为了穷尽意韵而对人物形象进行过度夸张和程式化的表现，因为那样的工笔画远离现实生活，缺乏时代感。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源于他对当代工笔人物画弊端的清醒认识和对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的独到理解。他既深知当代工笔人物画因过度追求写实而遮蔽了艺术家主体心智的弊端，同时也不满于中国画传统意象造型体系中过度夸张和程式化的做法。

　　所以，他在现实和传统意象之间找到了一个交叉点，进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造型样式，主体心智得以敞开。也正是因为在色彩和人物造型上的独特处理，戴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工笔画给人以一种柔美而抒情的审美趣味;王征的工笔画尝试将民间美术中的一些造型方法和趣味嫁接到工笔人物画中，对人物形象进行适当的夸张处理，以表现少数民族歌舞时的欢快场景;而赵利江则一直比较专注于少数民族题材和写实工笔画的研究，他笔下的人物造型准确、生动，色彩绮丽、和谐。在衣纹的处理上他更多地是采用分染、烘托的方法，而不是传统的勾勒方法，他试图使各色块间获得整体上的和谐。实质上，这一方法并不是传统的没骨法，更多的还是受到了当代艺术中油画的一些启发。

　　二、表现云南特有生物资源在表现云南特有的生物资源方面，云南的工笔画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张碧伟、孙和林、刘煜、杨丽萍、玉管、王秋艳等艺术家都尝试着运用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对自己所关注的云南特有的生物资源进行表现。张碧伟先生并非科班出生，学画不过两年多，但凭着认真、勤奋的态度和钟开天、孙建东等名师的指点，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不乏优秀的力作。张碧伟先生曾经画过一幅尺幅很大的孔雀，画面中12 只孔雀姿态各异。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他笔下的孔雀透露出一种王者风范和霸悍之气，这也比较符合孔雀作为百鸟之王的身份特征，而这一点也反映出了艺术家对孔雀的一种独特视角和理解。孙和林老师长期从事工笔花鸟画创作与教学工作，她也是云南省最早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工笔画研究生的艺术家。她多年从事工笔花鸟画的教学工作，为云南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工笔花鸟画创作与研究的艺术家、教师及学者。孙和林老师的工笔花鸟画色彩和谐、意境高雅，趣味自然、抒情，具有学者气质，她的一部份工笔花卉作品还引入了一些水墨写意画的画法，用水墨的皴擦替代了传统的烘染，这样就使画面在视觉上呈现出某种水墨的韵味和效果。刘煜的工笔画主要取材于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生物资源，他是一位年轻且颇有功力的艺术家。

　　他近期的作品有意识地在画面中加强了肌理制作的成份，作品呈现出神秘幽深的诗意境界，他的这一尝试也反映出他试图对前期探索得过多的优美意境进行突破的意图，体现出了一位年轻艺术家的才情与勇气。而杨丽萍、玉管、王秋艳等三位艺术家均为女性，她们的绘画都试图运用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对自己所关注的云南特有生物资源进行表现。另外，郭巍和刘怡涛在表现云南特有的生物资源方面也是颇有建树的两位艺术家。

　　三、个体经验与意识的呈现在反映艺术家个体现实经验与意识方面，郭巍、赵芳、王鹏程、杨恩洁、孙秀秀等艺术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个体的现实经验与意识作出了表达，甚至其中个别艺术家的部份作品具有了新锐工笔画的一些特征。而所谓的新锐即是对工笔画的图式符号、构成语言、审美趣味进行的一种探索，以形成新的图式符号、新的构成语言和新的审美趣味，进而对个体新的现实经验与意识作出全新的表达。具体来看，这种新可以是材质手段的新，也可以是观念范式的新。郭巍、赵芳、王鹏程、杨恩洁的部份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引入了新的材质，新材质的运用必然催生出新的语言和手段，也必然促成新的图式符号和新的审美趣味的生成。

　　可以说，不同的媒材携带着各不相同的文化涵义和时代特征。这些艺术家们引入新的媒材即是相信这种媒材更能对个体现实经验与意识作出合理性的表达，同时也反映出艺术家们希望通过引入新的媒材使那个曾经被无数人反复阐释过的传统在当下产生出新的可能。在这一点上，郭巍和赵芳两位艺术家的一些具有新锐工笔画特质的作品给人以很多启发。因为就艺术的构成而言，语义指向与语言形式是艺术的内外两个方面，艺术家总是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对语义指向作出表达。而语义指向的确立是源于艺术家的个体现实经验与意识，这直接决定着艺术作品以何种形式和何种趣味最终呈现。因此，语义指向的选择与把握就像境界一样是有高下之分的，因为它直接反映出艺术家关注社会或个体精神的独特角度;而语言形式是通过一定的媒介和手段对语义指向作出合理性的表达，但表达也是有高下之分的。

　　我们常常看到有的艺术家关注社会或个体精神的角度是独特的甚至是深刻的，但表达得不怎么样，换句话说就是画得不怎么样，这样的艺术充其量只能算是“点子”艺术，有好的想法但表达得不好。而我们也会经常看到，有的艺术家技法娴熟，但在语义指向的选择与确立上完全没创意，对鲜活的现实生活近乎麻木不仁，艺术圈里也时常上演着“皇帝的新装”，这直接导致了庸俗的世俗化审美趣味的泛滥。所以，在新锐工笔画这一领域里，最难解决的问题一直都是语义指向与语言形式的独特和到位，而我们从郭巍和赵芳的一些作品中看到了这种独特和到位。郭巍将新的媒材和手段应用到绘画中，在工笔中引入了意象水墨的泼墨、泼彩方法及具有现代构成意味的图式符号，部份作品甚至呈现出一种朦胧、奇诡、瑰丽的水墨幻象，具有了超现实主义的某种意味，就像人在进入睡眠状态之前瞳孔出现的瞬间幻象。

　　他的探索反映出他试图将传统的工笔画转换成一种现代绘画的强烈意图;而赵芳则一直比较专注于岩彩画材料与技法的研究，她早年的绘画多为少数民族题材，并获得了艺术圈的认可与肯定。但在2008 年前后，赵芳暂时放下了那个已经驾轻就熟的题材样式，转而向更能体现她心境的静物作出表达。但她笔下的静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写生，而是带有超现实主义意味的符号组合，这种组合使画面呈现出了超越真实静物本身的新的意义。记得契里柯曾说过:“每一个物体都具有两个视角：一是平常的视角——我们平常的看法，每一个人的看法;另一个是精灵式的形而上的视角——唯有少数的人，能在洞悉的境界、形而上抽象里见到。

　　而一幅绘画必须能表达出不在它外在形象里表现出的一种特质。”而赵芳的画正是如此，她画中的静物已经不是平常视角的事物，她赋予了这些平常事物以新的意义，她让这些平常事物发出了它们不曾发出过的声音。她的画清澈中却又带着几分沉重，每一幅画都像一首散文诗，但却是她用心写成。

　　王鹏程的工笔花鸟除了延续新的材质介入的探索外，还将现代构成的一些方式应用到作品中。他画中的花鸟形象，造型生动、自然，充满趣味性;而杨恩洁的绘画则吸收了云南重彩画的一些方法，牺牲了传统工笔画的一些意境构成方式，但却获得了一种新的现代审美趣味;孙秀秀近期的作品反映出在观念范式上尝试突破的意图，从语言形式上来说，她并未跳出写实型工笔画的范围，她还是在采用写实型工笔画的技巧和方法对其语义指向进行表达，但当我们试图带着所有的写实型工笔画的视觉经验和审美经验进入她的作品时，却猛然发现来自作品的一种阻力将我们惯常的对写实型工笔画的视觉经验和审美经验统统阻隔在了画面之外，这些经验在她的作品前突然失效了!

　　这似乎是在提醒着我们不能再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她的画面，而这类强调观念诉求的作品，它牵引着我们不得不调动起新的其它经验与之对话，而这正是孙秀秀作品的意义所在。纵观云南的工笔画，既有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和云南区域生物资源的关注，也有反映艺术家现实经验与意识的探索，主题及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云南的工笔画家们都试图通过“画”这种视觉形式来诉说各自心中的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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