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今敦煌地理历史延伸形成讲解

　　下面文章对《左传》中襄公十四年，昭公九年中的瓜州今敦煌作出了详细的知识史考察，并以此为中心，对敦煌知识进行详细介绍梳理，先秦时代的瓜州表示一定时空的地理专名，并不是具体疆界的行政区划。自汉武帝以来，敦煌一直是古代中国的行政区划之一，而瓜州的行政建置则起步于北魏晚期。从唐代瓜、沙行政建置并行开始，同时唐代的沙州本是前代的瓜州，敦煌又是沙州治所，这些行政区域的交合为《左传》“瓜州”的索解带来了事实上的压力，也助推了“瓜州今敦煌”认识的流行。《左传》“瓜州”今注的问题在于对地名的沿革过度具体化，以致产生了“有敦煌便有瓜州”的逻辑。

　　关键词：“瓜州今敦煌”,《左传》,北朝隋唐时期,瓜州行政区划

　　位處河西走廊的瓜州县与敦煌市是今日酒泉市下属的两个县级政区。其中，瓜州县于1949年后沿用了“安西县”一名，直至2006年初，由民政部批准更名为瓜州县。自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废瓜州六百余年后，瓜州一名再次成为正式的行政建置。而敦煌市则是1987年经国家批准撤县设市的，自雍正四年(1726)以来，敦煌县这一行政建置使用了260年。

　　“瓜州”的最早出处当在《左传》襄公十四年(前559)及稍后的昭公九年(前533)的纪事中，前后相距二十余年。今具引《左传》白文如下：

　　襄公十四年，“春，吴告败于晋。会于向，为吴谋楚故也。范宣子数吴之不德也，以退吴人。执莒公子务娄，以其通楚使也。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1]

　　昭公九年二月，“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趯率阴戎伐颍。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1]778-779

　　当然，瓜州仅是《左传》众多地名中的一个而已。瓜州与敦煌，作为国史上两个充满沧桑的地名，是如何通过一个经学注疏而产生了地理上高度关联的结果的呢?

　　一 “瓜州今敦煌”注解的出现

　　“敦煌”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条。其后，敦煌便以统县政区的专名被记入史志。《汉书》卷28下《地理志》曰：“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有蒲昌海。莽曰敦德。戶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县六：敦煌，中部都尉治步广侯官。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莽曰敦德。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效谷，渊泉，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莽曰广桓。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2] 这是第一次见于史册的瓜州与敦煌之间存在关联的表述，但出自杜林的观点。

　　杜林是两汉之交的中原大儒，在王莽时期做过郡吏。新朝灭亡后，战乱频发，与弟杜成及同郡人范逡、孟冀等携妻小避居河西。东汉建武元年(25)，隗嚣重新占据河西地区，广集人才，素闻杜林的才学品德，任用为治书侍御史。杜林因病辞官，打算返回故里，但隗嚣碍其名望，只好将其软禁起来。建武六年(30)，弟弟杜成病故，杜林方获准持丧东归。回到中原后，他受到光武帝的赏识，在朝廷出任要职。大致公元23年后，杜林即开始避居河西，到建武六年(30)因故离开，他在河西生活了有六七年之久。其本身精通《尚书》，是当时知名学者，小学名播远迩[3]。无论是杜林的学识还是其避乱经历，应该对其“敦煌是古瓜州”的见解起了很大作用。

　　说者揣测杜林以为敦煌地出好瓜，因此得名瓜州。据《尚书·舜典》记载，帝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一般认为，三危山在敦煌境内，三苗部落被流放至此。而《左传》襄公十四年及昭公九年纪事，都指明了瓜州之戎也是被流放的，在性质上与三苗部落的境遇相同。鉴于此，经文与史实之间虽不尽相同，但比较容易产生这样一个联系：三苗→三危山→敦煌←瓜州←姜戎、允姓之奸。因此，“敦煌，古瓜州”的说法并非是“地出美瓜”那种简单的推断。再者，据杜林本传，他“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后传授卫宏等人[3]937。由于杜氏精通《尚书》，加上其经历丰富与政学两界的地位，作为学界晚辈的班固信从其说，也在情理之中。

　　上引《汉书·地理志》未见有关瓜州的任何建置信息，只有“敦煌郡”一条。检司马彪《续汉志》第23《郡国志五》“敦煌郡”条：“敦煌郡 武帝置。雒阳西五千里。六城，户七百四十八，口二万九千一百七十。敦煌古瓜州，出美瓜。冥安 效谷 拼泉 广至 龙勒有玉门关。”[3]3521《续汉志》所载敦煌郡的信息比《前汉志》要少得多，但“敦煌”名下的注都是一致的：敦煌即古瓜州。不过两汉敦煌郡的属县几近一致，今列一表(表1)如下：

　　敦煌一名出现虽较瓜州为晚，但敦煌成为行政区划的专名——汉帝国河西四郡之一的敦煌郡，显然比瓜州早得多。而行政区划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地理区划，作为一种特殊的地理区域，它是结合政治目的和行政管理的需要而划定的[4]。瓜州在先秦时代只是一个部族聚居的地名，当时还没有明显的行政区划，西周天子与诸侯之间是一种政治关系而非行政关系?譹?訛[4]。

　　我们知道，班彪之子班固“自永平中始受诏(修纂《汉书》)，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3]1334。可见《汉书》纂成后，就已获得了当时的广泛认可。迄至魏晋之际，《汉书》已被尊为“三史”之一，其影响力可窥一斑。接下来，史志原注中的“敦煌古瓜州”的地理认识便进入了经学注解的视野。

　　且看《左传》襄公十四年“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句，杜预注曰：“四岳之后，皆姜姓，又别为允姓。瓜州地在今敦煌。”[1]557昭公九年“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句，杜注曰：“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1]779西晋杜预(222-285)所作的《左传》注释是经学史上的名著，他前后两次将“瓜州”注为“今敦煌”。据《晋书·地理志》，凉州统有八郡，其一“敦煌郡汉置。统县十二，户六千三百。昌蒲 敦煌 龙勒 阳关 效谷 广至 宜禾 宜安 深泉 伊吾 新乡 乾齐”[5] 。如上，可知当时的敦煌郡在行政建置上还没有和“瓜州”产生关系。并且，《晋志》的总叙部分已经说明了郡国的行政区划因仍汉制的占了绝大多数。那么杜预在《左传》注解中所认可的“瓜州，今敦煌”当是袭自前人成说，不排除来自《前汉志》中杜林的观点。

　　这样一来，一个有趣的地理知识出现了：《左传》注解中的“瓜州今敦煌”、史志原注中的“敦煌古瓜州”。杜预时代的敦煌郡，已是汉晋时期帝国版图中捍御西疆的战略要地。而汉晋时期的敦煌一地不是纯粹的华夏族聚居地，大月氏、匈奴、羌、氐、吐谷浑、鲜卑、柔然等部族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由于地理区位的特殊性，敦煌也是一条民族大通道。那么，先秦时代被弃置于荒远之地的瓜州“姜戎”与“允姓之奸”，在依然受华夷之辨观念支配的汉晋时期就找到了历史的反光镜。“敦煌，古瓜州”的地理关联就更加成熟了。

　　二 作为行政区划与中西交通地标的瓜州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通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但《魏书·地形志》瓜州条注以“郡县阙”[6]。这里的瓜州应属于正式的行政建置，因为《魏书·地形志》是按照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来记录的，瓜州只是元魏众多州级政府中的一员。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八月，“丙申，诏曰：‘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6]236-237《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沙州条曰：

　　后魏太武帝于(敦煌)郡置敦煌镇，明帝罢镇立瓜州，以地为名也。

　　继“正光”之后的孝昌年号在孝明帝时期使用了三年(525—527)，而宿白认为孝昌元年(525)九月之前，元荣已出任瓜州刺史[8]，即瓜州已由军事镇戍体制改为普通的行政区划了。虽然《地形志》中未载瓜州郡县的详情，但三卷《志》里也未见到“敦煌”一名。鉴于北魏一直用心经营西域地区?譺?訛，加上对汉晋历史遗产的继承，瓜州辖区中当有敦煌一地。但“瓜州”作为北魏行政建置的专名，也略有反复，前引《元和郡县图志》载曰：

　　(明帝)寻又改为义州，庄帝又改为瓜州。

　　“瓜州刺史”的专称应早于孝昌元年。魏宣武帝延昌中(512—515)，曾以高昌麹嘉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后来，其子坚继立，于普泰初(531)袭其父官爵如故[9]。

　　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属于高层政区，郡及王国属于统县政区，是州这一高层政区的下级行政区划[10]。但《左传》中的“瓜州”是一个难以拆解的地名，不是后世“瓜+州”的组合形式，或如汉语连绵词“杜鹃”、“琉璃”、“慷慨”、“骆驼”等一样的表述。虽说《尚书·禹贡》将当时的天下分为九州?譹?訛，雍州的地域范围包括了河西走廊在内，如前所述，汉晋时期只有敦煌郡并无瓜州的行政建置。只有到了北魏末年才出现了“瓜州刺史”这样的地方长官称谓，作为行政区划之一的瓜州才在《魏书·地形志》中与其他各州共同出现。于是，“瓜”成了专名，“州”成了高层政区的通名。

　　《中国历史地图集》从先秦时代到西晋为止，并未在河西走廊西端标注“瓜州”一名，直到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方于“梁、东魏、西魏时期全图”中标注了“瓜州”[11]。这是很谨慎的学术态度?譺?訛。所以，《隋书》称：“敦煌郡，旧置瓜州”，统县有三：敦煌、常乐、玉门[12]。此处所谓的“旧置瓜州”当就元魏史实而言，并且“置”字显然与人为的政区设置有关。

　　顾颉刚批评后世编纂历史地图者，在河西走廊西端标注瓜州，是不符合史地实情的。确切地说，汉晋时期及其之前的历史地图标注瓜州值得商榷，而北魏以来标注瓜州是正确的。

　　同时，瓜州在北朝及杨隋时期(386—618)成为中西交通史上的地理坐标。《隋书·西域传》叙曰：“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12]1841叙文提到了裴矩往来于武威、张掖之间，招引西域各国，但传中揭示的是各国到瓜州的具体里程，而《隋书·地理志》只有“敦煌郡”而并无瓜州的行政建置。因此，“瓜州”的象征作用不言而喻，已是中西交通的标志性地名。

　　今据《隋书·西域传》[12]1850-1857，将西域及中亚各国距瓜州里程列为表?

　　目前，我們熟知的中西交通里程多以距离当时中国的首都为核心计算的，如《史记·大宛列传》言某地“长安多少里”、《北史》卷97《西域传》常言某国“去代多少里”?。上表数据，可见瓜州已经成为中西交通的必经之路，自此西去便非中土地界。

　　裴矩本传保存了他所著《西域图记》的序言，其中提及：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

　　这三条中西交通的要道分别是：“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鏺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

　　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12]1579-1580此段序文指出了敦煌处于中西交通的咽喉地位。一般认为，《隋书·西域传》所载诸国信息来自裴矩曾奏呈炀帝的《西域图记》。裴传中言及大业初年，“帝复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大业三年，帝有事于恒岳，咸来助祭。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招揽、游说高昌王等西域君长前来朝觐。“敦煌”不但在裴矩本传中，还在其所著《西域图记》序言中一再出现。那么，我们可以推定《隋书·西域传》里的“某国距瓜州里程”之“瓜州”，当是敦煌?

　　尚需交待的是，前凉张骏在位期间(324—346)，“分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晋兴、广武合十一郡为凉州，兴晋、金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成、汉中为河州，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5]434这在行政区划上首次发生了敦煌与沙州的隶属关系。至此，河西走廊地理上出现了瓜州→敦煌←沙州三者间的地域交合。

　　三 唐代的瓜、沙并置

　　据上节所言，在同一个政权统治之下，无论是瓜州还是沙州都是独立的行政区划，敦煌郡只是其中一州的下属政区，并且敦煌还是瓜州或沙州的必然组成。

　　但这种瓜州或沙州单独设置的情况在唐代行政区划中发生了变化，带来了瓜、沙在地方治理上的“分庭抗礼”，共同成为行政建置的机会。《新唐书》载：“沙州敦煌郡，下都督府。本瓜州，武德五年曰西沙州，贞观七年曰沙州。土贡：子、黄矾、石膏。户四千二百六十五，口万六千二百五十”，辖敦煌、寿昌二县[13]。紧随沙州敦煌郡的是：“瓜州晋昌郡，下都督府。武德五年析沙州之常乐置。土贡：野马革、紧鞓、草豉、黄矾、绛矾、胡桐律。户四百七十七，口四千九百八十七”，辖晋昌、常乐二县[13]1045。

　　我们知道，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完成了《五经正义》的编纂，是为对南北经学义疏的大总结。其中之一的《左传正义》采用的是西晋杜预的注，孔颖达再加以疏解。《五经正义》一大特色是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由于瓜州与敦煌在当时的行政建置上确实相合，孔氏在襄公十四年及昭公九年纪事的疏解上便无必要再对“瓜州即敦煌”费笔墨了。

　　唐建国之初改隋朝的郡为州，唐玄宗之前地方治理实行的是州县二级制，外加监察区——道。唐玄宗时期开始复州为郡，推行郡县制。因此，两“唐书”中的“沙州敦煌郡”、“瓜州晋昌郡”，并不是魏晋南北朝之际州郡县三级制那样的“沙州的敦煌郡”、“瓜州的晋昌郡”，瓜州与晋昌郡、沙州与敦煌郡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统县政区。

　　《新唐书》的叙述明白直了，沙州(或者说敦煌郡)，本来是瓜州，与《隋书》所谓“敦煌郡，旧置瓜州”之意相同，即沙州是瓜州、敦煌郡也是瓜州，一地三名。另外，正史首次交待了“瓜州”得名的文献源，而非来自东汉杜林的见识。《旧唐书·地理志》沙州敦煌县条：“ 汉郡县名。月氏戎之地，秦、汉之际来属。汉武开西域，分酒泉置敦煌郡及县。周改敦煌为鸣沙县，取县界山名。隋复为敦煌。武德三年，置瓜州，取《春秋》‘祖吾离于瓜州’之意。五年，改为西沙州。皆治于三危山，在县东南二十里。鸣沙山，一名沙角山，又名神沙山，取州名焉，在县七里。”?譻?訛[14]

　　如上，我们看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郡与瓜州的密不可分转变成了唐代沙州(或敦煌郡)、瓜州(或晋昌郡)并行的行政建置。唐代的沙州即是元魏时期予以正式行政区划之名的“瓜州”， 而瓜州作为唐代行政区划的特殊性，李吉甫也作了明确论断：“按隋瓜州，即今沙州也。”[7]1027敦煌则是唐代沙州的属县之一，而瓜州不再与敦煌在现实中有何关联了。

　　杜佑将唐代瓜州、沙州、敦煌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符合当时历史的清晰说明。《通典·州郡》敦煌郡条载：“沙州今理敦煌县。昔舜流三苗于三危，即其地也。其后子孙为羌戎，代有其地。古谓之瓜州，其地多生美瓜，故曰瓜州。至今犹出大瓜，长者，狐入其中，首尾不出。《左传》所说‘允姓之戎，居于瓜州’是也。戎子名驹支也。亦古流沙地。其沙风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又黑水之所经焉。黑水自北而南，经三危，过梁州，入南海。秦及汉初，为月支、匈奴之境。武帝开其地，后分酒泉置敦煌郡。敦，大。煌，盛也。后汉、魏、晋皆因之。凉武昭王始都于此。后魏、后周并为敦煌郡。隋初废，置瓜州;炀帝初废州，复置敦煌郡。大唐为沙州，或为敦煌郡。”[15]可见杜佑将《左传》《尚书》及《汉书》等涉及“瓜州即敦煌”的信息全部囊括其中，而且衍生了一个新的说法：“沙州，古谓之瓜州”。显然，他并不否认“敦煌古瓜州”的观点，“沙州，古瓜州”的新见也是在此基础上“合理”引申出的。

　　相对于介绍沙州的丰富多彩，瓜州只有了地理沿革，《通典》晋昌郡条曰：“瓜州今理晋昌县。古西戎地。战国时，为月支所居。秦末汉初，属匈奴，武帝以后为敦煌郡地。后汉、魏、晋皆因之。后魏属常乐、会稽二郡。后周属会稽郡。苻坚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凉武昭王遂以南人置会稽郡，以中州人置广夏郡。后周因旧名置晋昌郡。隋废之，以属敦煌郡。大唐置瓜州，古瓜州，说在敦煌郡。或为晋昌郡。”[15]4555从句末来看，杜佑实际上注意到了大唐瓜州与古瓜州的区别，即大唐的瓜州是一个与古瓜州无关的地理区域。

　　不过，自杜佑起，上溯至酈道元，其于《水经注·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三危山在敦煌县南条注云：“《山海经》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圆百里。在鸟鼠山西，即《尚书》所谓窜三苗于三危也。《春秋传》曰：允姓之奸，居于瓜州。瓜州，地名也。杜林曰：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贡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汉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南七里有鸣沙山，故亦曰沙州也。”[16]郦氏已将瓜州、敦煌、沙州汇在一起叙述，三者成了同一地名的不同表达。

　　唐代不仅出现了瓜沙并置，而且在唐后期还出现了瓜沙一体化的趋势。这与两地之间的里程也有一定关系，杜佑记载晋昌郡与敦煌郡之间相隔280唐里[15]4555-4556。《旧唐书》在详细介绍唐前期河西节度使(治凉州)、陇右节度使(治鄯州)的同时，还提到了唐宣宗大中之后“瓜沙节度使”的简况：“治沙州，管沙、瓜、甘、肃、兰、伊、岷、廓等州。”[14]1393大中五年，唐朝诏设归义军于沙州，以当地大族张议潮为首任节度使。沙州治本在敦煌，节度使驻地敦煌，于是就有了“敦煌归义军”一名。从唐后期、五代到北宋初年(851—1036)，归义军疆域的核心一直不离瓜沙二州[17]，以致于宋代史料中仍然保留了“瓜沙二州”的条目。

　　我们也看到沙州与敦煌的行政隶属一直比较稳定，唐帝国的历史遗产就这样沉淀下来。今天的敦煌市境内依然残存着唐代沙州城址，而唐代瓜州城址的规模依稀保留在今天瓜州县境内的锁阳城遗址中?譹?訛。

　　四 《左传》今注中的“瓜州今敦煌”

　　据上节，瓜州、沙州、敦煌三者之间的地理关系到了唐代头绪略微纷乱，所赖史志、政书的记录没有中断。自北朝迄至蒙元，瓜州作为当时中国的行政区划之一，是无疑问的。而敦煌自从出现在《史记·大宛列传》中以来，一直是古代中国的行政区划之一，或为郡，或为县，或为特殊的军镇。学者们发现了敦煌史地与其行政区划变迁之间的高度重合，便为《左传》中的“古瓜州”找到了一个相对应的地理区域。应该说，从唐代瓜、沙行政建置并行开始，同时唐代的沙州本是前代的瓜州，敦煌又是沙州的属县，这些行政区划的交合便为《左传》“瓜州”的索解带来了事实上的压力。

　　日本学者竹添光鸿在襄公十四年纪事中，“笺曰：……《汉书·地理志》：敦煌，古瓜州地，生美瓜。今甘肃省复设敦煌县，属安西州，路通哈密，其地产瓜，即所谓蛤蜜瓜，汉志之言有证。”[18]吴静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于此纪事疏证部分征引了《水经注》、《汉书·地理志》颜注，以及清代学者梁履绳(1748—1793)之言。兹引梁氏之言如下：“甘肃省安西州敦煌县，路通哈密，其地产瓜，称哈密瓜。汉志之言有证已。”[19]这段文字与竹添氏的注解几乎一致，则《左氏会笺》的观点应当取自梁氏，因为梁履绳著有《左通补释》32卷 [20]。

　　自清代学者将“瓜州”一名注为“甘肃省安西州敦煌县”，并远播日本以来，后来的注释者继续将《左传》中的瓜州进行地名的“现代化”。李梦生《左传译注》于襄公十四年注曰“瓜州：今甘肃敦煌”[21];昭公九年则谓“瓜州：襄公十四年传” [21]1008。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于襄公十四年注曰：“瓜州：在今敦煌东北”[22]。而在今天敦煌市的东北方位恰有一个与其等级一致的行政区划——瓜州县。

　　但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是个例外：“瓜州，旧注皆以为即今甘肃敦煌。顾颉刚则以为在今秦岭高峰之南北两坡，详《史林杂识·瓜州》。”[23]?譹?訛流传至广的杨伯峻注是《左传》今注的代表作，在瓜州地理的注释上，他实际上摒弃了旧注“瓜州即敦煌”的观点，对于顾颉刚的考辨是着重介绍的。

　　《左传》旧注及今注宗奉的都是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中，并据说来自两汉之际大儒杜林之口的“瓜州即敦煌”。由于敦煌这一地名在行政建置上不间断地使用了二千余年(自汉武帝至共和国)，因此“瓜州即敦煌”在《左传》地理索解时便自然地吻合了。如前文所述，今天的甘肃省酒泉市下辖的敦煌市，只是清代安西州、明代沙州卫、元代沙州路、唐代沙州、隋代敦煌郡、北魏瓜州、晋代敦煌郡、汉代敦煌郡的辖区之一。

　　《左传》中“瓜州，今敦煌”注解的千年不易，其根源乃因为存在着“有敦煌便有瓜州”这样的共生逻辑。《左传》“瓜州”今注的问题在于对地名的沿革过度具体化，非要和今天的敦煌联系起来。毕竟先秦时代的瓜州只是表示一定时空的地理专名，而不是一个有着具体疆界的行政区划。

　　这是本文关于《左传》中“瓜州今敦煌”的知识史考察，并以此为中心，对“敦煌古瓜州”、“沙州古瓜州”、“瓜州是敦煌亦是沙州”的诸多认识进行了梳理。这些说法在經疏、史志、政书各类文献的综合作用下，略显复杂，但他们都是基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而作出判断的。因此，地名的古今变迁与其行政建置的因时而设是否同步，值得古史注释工作者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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