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的明治维新论对日本研究的启发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清末时期很多年轻有为的学者提出了很多见解，这对于国家的改革是非常有帮助的，其中典型代表就是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的明治维新论。他们虽然各有特征，但是也有其共同的理念，他们将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动力归结为豪杰之士的英雄气概，并强调养成这些因素与汉学密切相关。而且他们看到的多是中日文化相同的一面，尤其是中国优越于日本的内容。这种“异中求同”的思维偏向阻碍了对日本文化的深入探讨，也造成了在效法日本过程中的盲目性。而如今的日本研究，应该仍然重视“同中求异”，做到“诚求而善学”，才能真正提升日本研究的水平。
关键词：清末维新派,明治维新,异中求同
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梁启超曾撰文感叹中国勤于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无论是学子负笈还是官方考察，都想以他们所学到的经验来“施诸有政”，但是，其结果却是“拟之也弥似，而去之也弥远。日本之所以致富强者，我袭而取之，则不得强而得弱，不得富而得贫”[1]114。为什么?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一百多年，众说纷纭，难有定论。再回过头来重读当时的维新派是如何看待明治维新的①，或许可以为思考这个问题找到一些线索。
一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他自己是将它作为“明治维新史”来写的。1877年底，黄遵宪任中国驻日本使馆参赞，1882年春离任时，有诗曰：“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 [2]105这里的“明治维新史”就是指他的《日本国志》。如果将明治维新的下限划到1889年明治宪法的颁布，作为外交官的黄遵宪，不仅是明治维新的亲历者，因为他的积极活动，甚至可以说是参与者。
因此，《日本国志》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明治维新亲历者、参与者所撰写的唯一一部“明治维新史”。其撰述的旨趣，作者也曾忍不住透露出可以将这部“务从实录”的“史志”作为政治著作来读的隐秘心态。其《日本国志书成志感》有言“改制世方尊白统，《罪言》我窃比《黄书》。”且在《黄书》下自注：“《王船山集》有《黄书》”[2]116。众所周知，《黄书》作为一本政论著作，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先声。
黄遵宪对明治维新的认识，牵涉的问题很多，对明治政府实施的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其态度也不都是肯定的。从整体而言，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黄遵宪认为明治维新的动力是“处士之功”和“汉学之力”。他在《日本国志·国统志》中将日本历史变迁的“治乱之由”概括为四个环节：依次为“在外戚擅权，移太政于关白”“在将门擅权，变郡县为封建”“在处士横议，变封建为郡县”“在庶人议政，倡国主为共和”。其中后两项即为幕府灭亡、废藩置县和明治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是什么力量推翻了幕府呢?“幕府之亡，实亡于处士。”他认为：“独浮浪处士，涉书史，有志气，而退顾身家，浮寄孤悬，无足顾惜。于是奋然一决，与幕府为敌，徇节烈者于此，求富贵者于此，而幕府遂亡矣。”
929而“处士”的思想基础，是《春秋》的尊王攘夷之说。早在1880年，黄遵宪驻日期间为日本学者藤川三溪的《春秋大义》所写的序文中，对《春秋》尊攘之说在明治中兴之业中的关键作用已经作了精辟的解说。在《日本杂事诗》中也强调过倒幕“卒赖以成功，实汉学之力也”[2]30。《日本国志·学术志》的“汉学”一章中，也明确肯定明治中兴之功乃收汉学之效。
第二，黄遵宪强调明治维新是一个“顺人心”“结民心”的渐进过程。首先，明治维新的各种改革措施不是一蹴而就的，“日本自维新以来，举凡政令之沿革，制度之损益，朝令夕改，月异而岁不同”[2]821。不断损益、摸索，其轴心何在?他解释说：“尊王之说自下倡之，国会之端自上启之，势实相因而至相逼而成也。何也?欲亡幕府，务顺人心，既亡幕府，恐诸藩有为德川氏之续者，又务结民心。”[2]929唯有顺应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改革事业才能最终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国统志》篇末列举了日本朝野围绕是否应该速开国会的两派论争，“保守之说”另当别论，其概括“调停之说”所用之词句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非为一人，苟专为一人，有兴必有废，有得必有失，正唯分其权于举国之臣民，君上垂拱仰成，乃可为万世不坠之业”[2]930云云，与王船山《黄书》中论“宰制”部分中所谓“今欲宰制之，莫若分兵民而专其治，散列繁辅而制其用”[3]508的分权思想和“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3]519的反专制论，何其相似。从他对明治政府“下诏己以渐建立宪政体许之民”的评价“论其究竟不敢知矣”这看似悬疑的八个字后面，“留心时务者”自当能察知个中是非曲直之究竟。
第三，倡导西学中源，为变法维新扫除心理障碍。主张西学中源者，自明清以来，至今仍不乏其人。在黄遵宪这本灌注了其“忧天热血”的《日本国志》中，为了倡导变法图强，也着力倡导此说。其《学术志》曰：“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不仅其立教源于墨子，而且还强调“其用法类乎申韩，其设官类乎《周礼》，其行政类乎《管子》者，十盖七八。若夫一切格致之学，散见于周秦诸书者尤多。”[2]1414等等。他更加关注的是“百年以来，西国日益强，学日益盛，若轮舶，若电线，日出奇无穷。譬之家有秘方，再传而失于邻人，久而迹所在，或不憚于千金以购还之。今轮舶往来，目击其精能如此，切实如此，正当考求古制，参取新法，藉其推阐之妙，以收古人制器利用之助，乃不考夫所由来，恶其异类而并弃之，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耻，何其隘也!”[2]1415这方面，日本就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对于非其所固有的格致之学，能够“降心以相从”，发愤自强，因而骎骎乎有富强之势。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况古人之说明明具在，不耻术之失其传，他人之能发明吾术者，反恶而拒之，指为他人之学，以效之法之为可耻，既不达事变之甚，抑亦数典而忘古人实学、本朝之掌故也已。” [2]1415通过明治维新，“蕞尔国耳”的日本放下身段效法西学，已经从事实上证明这是一条可行的自强之路，何况这些格致之学本来源自中国，因此于情于理都没有不效法的道理了。
二
再来读读康有为的相关论述。在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呈《日本变政考》的一个月之前，他为其女康同薇的《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戊戌春月上海大同译书局印)所写的序(1898年3月16日)中力说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是由“处士浪子发愤变政”、由“义士游侠热血涨力发蹈之所成”。而其《日本变政考》所述，如康有为在跋文中所言，“其变法之次第，条理之详明，皆在此书。其由弱而强者，即在此矣”[4]274。该书实际上就是一部编年体的明治政治史。在康有为看来，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个不断“刮垢除旧，改良进步”的过程。作为维新最终成果的明治宪法，也是“经百十之阻挠，过千万之丛弊”[4]48，“几阅欧美之考求，几经再三之改错，而后得此”[4]274。
而且康有为特别强调其起步与过程之艰难，正是因为日本经历了如此艰难而获得了成功，因此可以成为中国变法维新可靠的向导。如果按照他的思路效仿日本，他甚至为光绪皇帝列好了时刻表：“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4]105其自信的基础，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的各种条件比日本都优越，如在自然和社会方面，“我广土众民，十倍于日，皇上乾纲独揽，号令如雷霆，无封建之强侯，更无大将军之霸主，片纸涣汗，督抚贯行，四海无虞，民罔异志。”而经济上，“就今岁入，已逾万万;若括陋规，必可得倍;若正经界，更得倍蓰;若善银行之用，则不可思议也。”加上与日本文化、习俗相同的一面，所谓“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4]104-105而且进一步在《日本变政考》跋文中强调，因为“其守旧之政俗与吾同，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4]274就是说中国也只能效法日本，舍此别无他途。而其有效性的根据是建立在对中日文化共性的基础上的。
康有为也思考过明治维新的各种变革和新政，最根本的是什么?中国学习它应该从何下手?他认为首先是制度的变革，具体而言是官制的变革，最重要。制度建设固然重要，康有为也认识到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够执行新法的新人。“执旧例以行新政，任旧人以行新法，此必不可得当者也。故惟此一事，为存亡强弱第一关键矣。”[4]137尤其他注意到基层的行政执法者的重要性。“今日百政，皆下知县。而知县选之甚轻，捐纳军功，皆可得;任之甚重，兵、农、学校、赋税、讼狱，皆责于一人。彼未尝读其书，立此志，如之何而责其行也?知县不奉行，则无一政能逮于民者，如此而望新政之行、自强之效，岂非却行而求及前哉?日人新定府县制，而尽废旧制，诚得变法之本矣。” [4]194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说的都是一个道理。
三
说到梁启超，他虽然没有留下关于明治维新的大部头专著，但是明治维新对他的影响，或远远超过黄遵宪、康有为二人。他自己也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盖吾之于日本，真所谓有密切之关系。”[5]186与直接涉及明治维新的相关论著相比，其传授学习日文经验的《和文汉读法》一书，或更有影响。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现身说法：“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对于所辑《和文汉读法》，更是胸有成竹，谓“学者读之，直不费俄顷之脑力，而所得已无量矣。”
之所以认为容易，也是由于多看到中文与日文的相同之处。如他所言：“日本文汉字居十之七八，其专用假名，不用汉字者，惟脉络词及语助词等耳。其文法常以实字在句首，虚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颠倒读之，将其脉络词语助词之通行者，标而出之，习视之而熟记之，则已可读书而无窒阂矣。”[6]81这种读法，他自己也曾在《东籍月旦》中解嘲说是“一急就之法，殊未可厚非也。”[6]83
梁启超的论著中涉及日本幕末维新之处不少。首先，他也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乃是幕末诸豪杰之所赐。而其中尤其推崇吉田松阴。在梁启超的思想变化中，无论是倾向于革命还是倾向于立宪改良，吉田松阴都是他重要的思想资源。当他的思想倾向于革命的时候，认为吉田松阴的“打破局面”的破坏精神是日本维新的主动力;而他的思想回归到立宪改良的时候，还编译《松阴文钞》(1906年)来为立宪派助威。在《松阴文钞序》中他强调“日本维新之业，其原因固多端，而推本其原动力，必归结吉田松阴。松阴可谓新日本之创造者矣。”甚至“虽谓全日本之新精神，皆松阴所感化焉可也。”这种“新精神”是什么呢?
他在这篇序文中没有明说，只是提到“事业与学问皆枝叶也，而有为事业、学问之本原者。本原盛大，则枝叶不必出自我，而不啻出自我;而不然者，日修其枝叶，本则拨矣，夫安所丽?”[7]360这个“本原”借用吉田松阴的话说就是需要刻意厉行的“勤王敌忾”精神，对此，梁启超批注曰：“此言不啻诏我辈”[8]248。在他看来，维新中国的创造也要在维持既定的“国体”这个本原的前提下进行。
梁启超的明治维新论，最精彩之处当在其《日本预备立宪时代之人民》一文，而此文实为一篇“明治政党史纲”。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诏预备立宪，声称“大權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篇文章正是因此而作，目的在于借鉴日本的经验。总体而言，他认为明治宪政得以成立，是政府和人民双方力量相互“借重”、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尤其强调人民的要求具有决定性意义。日本宪法之运用，其成绩斐然可观，明治宪法，从形式上看虽是钦定宪法，但从根本上看，其动机发自人民。因此，日本的成功是日本国民努力的结果。效法日本，就是要效法其国民。他强调“凡善良之政治，不可不求其基础于国民。”如果“国民政治不发生，而欲国家即于盛强，是又欲入而闭之门也。”[7]387而中国当时的国民都将“政治”作为“政府当道者之专有物”[7]389，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消极态度，敬而远之。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淡薄，即便政府颁布预备立宪上谕，也将难见成效。
梁啟超虽然没有一部专门的明治维新著作，但是他曾直接参与了大隈重信所编《开国五十年史》(汉文版在1909年9月由东京印刷株会社出版发行)汉译稿的校对马冰洁：《〈开国五十年史〉与明治日本的文化输出》，见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第11届博士生日本研究论坛资料集《东亚视阈下的日本与中国》，该论坛2017年3月18日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举行。。该书汉文版发行的目的之一，
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这与梁启超等立宪维新派的思路是一致的，因此他也对此书极力推荐，说“兹编所记载，皆出彼都元勋硕儒自举其所阅历者，以资其后昆及与国之法戒。欲知日本之所以有今日，舍此殆无其途焉。”[1]115针对那些主张直接学习欧美，认为日本一切制度学艺皆裨贩欧美而不愿做再传弟子的观点，梁启超主张“吾苟诚求而善学者，则日本已足以资我而有余。若其不能，则事事模仿欧美，而画虎类狗之丑态，必更甚于今日数倍，有速其亡已耳。”[1]114怎样才称得上是“诚求而善学”?我们学习日本为什么会出现“拟之也弥似，而去之也弥远”的现象?
四
对这个问题，如果从当时的革命派来说，道理可能很简单。众所周知，比如章太炎就说立宪本来就不适于中国，因为在他看来所谓宪政，不过是“封建世卿之变相”罢了。中外历史及世界大势在他眼里，“欧洲、日本去封建时代近，而施行宪政为顺流;中国去封建时代远，而施行宪政为逆流”[9]396。又说：“世人徒见欧洲、日本，皆以立宪稍致清平，以为四海同流，中国必不能自外，是但知空间之相同，而不悟时间之相异，其亦疏缪甚矣!”[9]397就是说，方向走错了，当然是只能渐行渐远、越学越坏了。
不同的政治立场大概不足以拿来代替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学理性分析。维新派的明治维新论还是可以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些线索的。如上所述，我们可以从中读到一些基本相同的理念。比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都将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动力归结为豪杰之士(处士、侠士、志士)的英雄气概这种精神的因素，而养成这些因素之土壤无不与汉学有关。又如，他们看到的多是中日文化相同的方面，甚至是中国优越于日本的方面，因此对于效法、学习日本的制度、语言都充满自信。他们的认识也各有特点，比如黄遵宪基本上属于传统知识分子的范畴，他写《日本国志》，虽然材料是日本的，但那是作为传统的中国史书来撰写的，如他在《日本国志叙》中所言：“今之参赞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职也。”[2]819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而康有为的经世意识、帝师观念非常鲜明。他研究日本，并非对日本本身感兴趣，其出发点在中国。其《日本变政考》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我皇上阅之，采鉴而自强在此。若弃之而不采，亦更无自强之法矣”[4]274。他也意识到西方的良法美意，一到中国就弊窦丛生，最终他将其归结于中国官制之积弊太甚。
相对而言，梁启超或要理性、严密得多。他到日本不久就意识到中国与日本有根本的不同，认为日本再好的著作也只能作为中国的参考，而不能照搬。在《东籍月旦》中介绍井上哲次郎和高山林次郎合著的《新编伦理教科书》时，他说：“井上高山皆著名大家，其书亦精心结撰。但专为日本人说法，日本国体民俗有与我国大相反者，故在彼虽为极良之书，在我则只足供参考而已。”[6]87就是很好的例证。只是这种不同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味、研究，就很快因为应急、速成的现实需要而被表面上的似乎相同所掩盖，因此将对象简单化了。
梁启超只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而给予这个问题以清晰的解释的，或许要数周作人。他根据自己研究日本语言文化的切身经验，在1942年初发表的《日本之再认识》一文中强调：“如果只于异中求同，而不去同中求异，只是主观的而不去客观的考察，要想了解一民族的文化，这恐怕至少是徒劳的。”[10]92他说：“我们前者观察日本文化，往往取其与自己近视者加以鉴赏，不知此特为日本文化中东洋共有之成分，本非其固有精神之所在，今因其与自己近似，易于理解而遂取之，以为已了解得日本文化之要点，此正是极大幻觉，最易自误而误人者也。”[10]92-93可是到今天，还是有许多人不重视对日本作“客观的考察”，不去下功夫寻求“中国民族所无或少有”的“日本民族所独有之异”，还不时能够听到有人片面强调以中国人的主体关怀去读日本史，甚至说所有的日本史都是中国史。这种“‘中国式’日本研究”或认识，可否谓之“诚求而善学”，仍然还是一个问题。
[参 考 文 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三册[M]//《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
[2]陈铮.黄遵宪全集(全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王船山.黄书[M]//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538.
[4]姜义华，张荣华.康有为全集：第四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七册[M]//《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饮冰室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7]夏晓虹.《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郭连友：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9]上海人民出版社.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M].徐复，点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0]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日本管窥[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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