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范文范·弗拉森后代科学

　　本篇文章是由《中国哲学史》发表的一篇哲学论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贯彻“双百”方针，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学术结合时代，深入研究与探讨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为弘扬和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哲学和文化，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范·弗拉森的科学哲学，在当今西方科学哲学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他不仅影响着科学实在论从“正统”走向“修正”，而且促成了科学哲学的第三条道路——后现代科学哲学。本文将就此问题作出论述，并指明和解决范·弗拉森思想中的悖论。

　　一、范·弗拉森与当代科学哲学转向

　　科学实在论的发展，是当今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但是，近二、三十年来，由于科学实践的实际状况不断与科学实在论的科学观相分离，因而其阵营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一方面，科学实在论纷纷转向修正的实在论;另方面，在反实在论的强劲冲击下，形成了后现代的科学哲学。

　　众所周知，较为正统的科学实在论的基本学说是：“科学关于事物本质的说明为真，那些事物的本质是真实存在的”[1];科学理论真理性的唯一说明是科学预见的成功;后继理论是典型地建立在前驱理论的观察知识和理论知识之上的;从关于可观察现象的论断之真理性可以推出关于不可观察现象的论断之真理性;如此等等。

　　然而，当代科学实践却提供了许多反对科学实在论的事实。第一，在当代科学实践的发展过程中，科学家们并不懂得如何做一个实在论者。现代物理学家在研究物理领域时，并没有确定的本体论承诺，他们所说的理论，其本体论承诺是经常改变的，或者说，“物理学家本体论承诺的性质似乎是随着他们集中注意于他的理论而变化的”;任何观察也只能给含糊的本体论图景提供量上的丰富性，“当一个物理学家用一个理论从事于某一方面的研究时，或者集中于某一层次的理论之仔细说明和详尽阐述时，他的言谈像个实在论者;而在和另一层次有特别联系的本体论承诺方面，则不太像个实在论者”。[2]当代物理学中的本体论承诺有着大量的结构，这些结构来自于经常转变的表述、解释和理想化的范围，来自于物理学家所从事的不同种类的活动、不同水平的表述和不同的理论运用，来自于物理学家活动的变化从而改变本体论的特征。

　　第二，由于当代科学尤其是量子力学、当代物理学，已经涉及了一些非充分决定论的领域，所以，虽然科学认识的本质要求得出决定论的结论，但量子领域的随机性现象与低概率特征、量子测量的相互作用性质的明显化，使人们无法以往日的科学认识本质来要求量子力学。在这些科学领域，理论的理想化程度比任何以往的科学都要高，我们既无法证明其真理性，更无法确证它所指称的实体的本质是否客观地存在。在量子力学中所产生的不同的多种解释，突破了以往的科学以一个模式或某些普遍规律囊括一切的框架。

　　鉴此，反实在论者对科学实在论发起了攻击。前后说来，有库恩、劳丹、施太格缪勒、范·弗拉森等。相比之下，范·弗拉森则是较为容易被人接受的反实在论者。

　　范·弗拉森对科学实在论作了如下反驳：(1)“不存在任何提供证据的说明之成功的问题”[3]，我们当作证据的东西本身不是无可置疑的”[4]。(2)“没有任何根据使我们相信所接受的理论为真，因为它不是一个认识论的原则”[5]，“理论具有不可观察的含义，证据并不保证得出理论为真的结论”[6]，真理是科学认识的产物，而相信则是一种心理作用。(3)“科学家的目的是发现关于世界的事实[7]，而“做一个经验论者就是要抑制置于超越实际可观察现象之上的信念，认识到自然界没有任何客观的形态”[8];“科学活动是……适合于现象的模型建构，而非发现关于不可观察物的真理”[9]。因此，任何断定科学理论与实际世界的一致性、断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的作法都是形而上学的，与科学的实际是不相容的。范·弗拉森对科学实在论的反驳，其实质在于：其一，从语义学的角度理解科学理论的结构;其二，从语用学角度理解科学理论的接受运用。这两个方面也是范·弗拉森对当代科学哲学的杰出贡献。

　　范·弗拉森认为，科学哲学的中心任务是要理解科学理论的结构，理解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这两个问题也就是科学理论是什么与做什么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涉及理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做什么”涉及理论与其运用者之间的科学活动关系。他指出：“科学哲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的基础研究，关心理论的内容和结构;另一类是一方面解决理论与世界的关系，一方面解决理论与其应用者之间的关系。”[10]前者属于认识论领域，后者则属于非认知的领域。范·弗拉森作出这种区分，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科学是由语言构成的，理解科学就是理解科学语言，科学知识的增长也就是科学语言的不断创造与丰富。但是，语言一方面具有所指，另方面它又起交流作用，两者都与理解相关。由于人们在理解或交流中存在不同的语境，因而就具有不同的意义。范·弗拉森把科学理论区分为语义的和语用的方面，使人们对科学的理解有了新的进展。

　　根据范·弗拉森的见解，理论与世界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理论只是大致地反映了实在世界。语义方法的重要性之一，就是能用比传统的逻辑经验主义更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处理意义问题，因而形成一种前景可观的经验论意义理论。范·弗拉森坚持认为：“我们的观点就是：在自然语言和科学语言中，那些不仅仅具有外延关系的术语之间有着意义关系，……并且，这种意义结构是根据模型(始终是数学结构，最通常的是某种数学空间)而得到表述的。”[11]在《科学理论的语义探讨》一文中，他进一步认为，指导科学理论意义结构的模型可以包容大量与实在的任何要素不相一致的结构。因此，在语言和实在之间的联系是以数学模型为中介的，它也许是一个极不完全的联系，哪怕是最好的理论，也是如此。这说明了人类在认识物理世界时所起的建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经验的意义是同模型的概念结构相联系的。

　　由于范·弗拉森使用了语义方法来理解科学理论，因此，真理仅仅属于语义学，而不属于科学实践的评价。在科学实践中，理论之真或假，是受语境影响的，即受到语用因素的制约。换言之，在科学实践中，理论必然会受到各种因素与先入之见的污染。

　　范·弗拉森认为，“就命题而言，真是最重要的语义性质。如果实际世界适合于这个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就是真的：但是，如果某些词或在语法安排中，命题具有依赖语境的语义作用，那么真理就绝对没有意义。我们必须向着语用学再进一步。”[12]语用的因素是与科学语言的使用相关的，任何与说话者或听众相关联的因素都是语用的因素。

　　科学的语用学是探讨科学理论的运用者和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这种关系即理解与说明的关系。范氏认为，运用科学理论与论证理论是有重要区别的：第一，科学理论只是一个关于实在世界的大概模型，当我们论证科学时，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真或假，但在运用理论时则不然。正因理论是个模型，所以它不可能完全按照某种模式说明具体现象。况且，说明现象时，是与使用理论的人相关的。正如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一样，这是一个类似语言游戏的问题。第二，理论作为模型，包含着对可能世界的认识，而说明则要针对具体的现象。第三，如果理论使用规范的语言或逻辑，把实在世界作为其摹本，那么，理论的运用则是使用自然语言的，是与使用这种语言的场所、语境等因素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范·弗拉森的这种见解，已经给当今的科学哲学指明了另一道路。自从逻辑经验主义产生以来，科学哲学一直徘徊在客观性问题上，沉湎于证实。而自汉森、图尔敏之后的历史主义学派则揭示了科学的主观性。科学的本质是客观抑或主观?自古以来这都是一个难解之谜。建构主义在这个谜上亮出了一个谜底：没有纯粹的客观，只有通过主观的建构。那么，究竟如何建构科学理论呢?范·弗拉森已经向我们表明：必须从两方面来丰富和补充科学这部巨著，一方面，是依赖于可观察现象建构关于实在世界的模型：另方面是依赖于使用者别出心裁的理解与解释。这样，古老的科学哲学问题就转变成了我们如何丰富、理解科学语言的问题了。这恰恰是当代科学哲学语言转向的显著特征，即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显著特征。

　　二、范·弗拉森对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推进

　　从总体上说，范·弗拉森实现了当代科学哲学的语言转向;而具体说来，范·弗拉森又制订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初步纲领，从而推进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纵观今天的范·弗拉森的思想，他的这种推进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范·弗拉森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坚持要摆脱传统经验论的束缚。他认为，基础主义是一种认识论“幽灵”，应当摒弃。他说：“现代哲学是一种对基础的探求，而当代哲学则广泛地把这种探求作为错误加以摒弃”;“上一代哲学的错误是缠绵于证实，总的说是囿于认识论的基础主义”[13]。在范·弗拉森看来，基础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今天，基础主义仍是一个时刻骚扰我们的幽灵，特别是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是一种新的基础主义形式。他批判库恩与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坚持认识论与实用主义相结合。他主张：“只要可能，就把这些问题明确地与科学联系起来，在任何情况下，都关注科学的某些实用方面，并认为科学是给我们提供模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