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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宣汉县志》载:“先期召集俦侣,少则三四十人,多或百许人,亦有闻风自至者,旷野平畴,按亩分布。公推二人,一击鼓、一击锣、亦有推三人者,则一钩马锣也。堂堂咚咚,并奏齐鸣,间之以歌,小说若《封神》《西游》《水浒》……故事若《王三槐》《冷天禄》《袁廷蛟》、及桂大人、罗大人等,随从所欲,旋编旋唱,此唱彼和,夸多斗捷……”王三槐、冷天禄,清朝中叶东乡白莲教起义领袖;桂大人、罗大人,指桂涵、罗思举,王三槐、冷天禄同时代人,先为义军,后归顺朝廷,分别官至云贵提督和湖广提督;袁廷蛟, 清末袁廷蛟闹粮的代表人物,川剧名著《巴山秀才》的历史原型。以上五人皆为宣汉人,清史均有记述。这是近代方志对薅草锣鼓的全面记载,并将当地历史名人作为歌唱内容,歌词内容明显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巴人文化初探》(中国文联版)认为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起源于巴人渔猎生产转化为开荒种地的农业生产初期,土家人要在高山密林中开荒种地,需要驱赶野兽,祭祀山神。他们打唱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有立五门(头歇活路,即上午上半时)、拆五门(四歇活路,即下午下半时),主要是迎送五方神灵。《巴渠民间文学与民俗研究》(四川大学版)认为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的产生在战国以前的西周时期。《周礼·春官》载:“击土鼓以乐田畴。”成型于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的汉代。由于生产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人们把颂扬的内容集中到农事活动上,敲鼓击锣,唱地方流行歌谣,如劳动歌、情歌、生活知识歌,以及传统的祭神歌等。集体生产是薅草锣鼓的鼎盛时期。从上世纪50年代末出现的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化,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套到两套锣鼓班子。往往邻近的两个生产队到一个方向薅草(除草)就会有两副锣鼓对打(斗打)、合打,看谁锣鼓打得好,唱得好,比锣鼓声音宏亮,比歌郎嗓音嘹亮,唱的花样多。土家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劳动,他们打唱薅草锣鼓既可驱赶猴群、野猪等糟蹋庄稼的野兽,又可促进劳动进度和提高劳动效率,还可以活跃气氛减轻疲劳。薅草锣鼓是土家人的劳动进行曲。领唱的叫歌郎、歌头或歌牌子。落实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后,尤其是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薅草锣鼓后继乏人。由于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所在的百里峡地区山高、谷深、坡陡、林密,即使在土地下户后,几千年的薅草就要打锣鼓的习俗仍在延续,人们自发的相互换工,薅草锣鼓仍然存在,到了90年代,在家的青壮年越来越少,学习打唱的越来越少,更由于电视、互联网的普及,回到家里愿意向师傅请教学唱薅草锣鼓的人越来越少,到现在已濒临灭绝。
《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内容十分丰富,题材涉及广泛。主要方面有历史、生产劳动知识,如“吃了烟来就唱烟,载烟就在三月间。三匹叶儿栽下地。七匹叶儿就短巅。”器物的发明与传承,如“鼓儿三百六十钉,采鼓匠人本姓陈:寅卯二时出去采,申酉二时收回城(屋)……六面圆鼓歌郎用,地头薅草贺阳春。”原始宗教祭祀,如“歌郎与你把酒写、老板快把刀头(上等肉)热。龙王你莫择好孬、……且把龙王丢过朅、转身又说土地爷……”礼仪孝道、男女恋爱,日常生活琐事,打情骂俏(太阳落土四山黑,我跟情姐借个歇;虽然是个蔑笆折,情姐睡得我睡得),当地历史名人:如唱宣汉藉清朝中叶白莲教起义领袖王三槐的“王三槐吔闹元年(嘉庆元年,即1796年),起兵就在白秀山,打遍湖广和四川,朝庭一计命归天。”,天气变化的如“眼看对门在飞燕儿(指天气变化要下雨),下午莫非没得方儿(没有活干了),准备蓑衣和草帽(土家人的雨具),整倒一吓(ha)儿是一吓(ha)儿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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