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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论文刊发浅析章学诚“史德”说解说

时间:2015-05-16分类:艺术理论

  “史德”是《文史通义》中颇受重视的一个概念,以往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以“史德”指在历史研究中应当以“客观主义”的态度对待史实。这是一个主流看法,胡适、梁启超、何炳松、仓修良等均持此种说法;二是把“史德”解释为史家的封建伦理道德。如杨翼骧①、乔治忠、饶展雄、高国抗②都认为“史德”是以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和纲常伦理为准则的道德标准,体现了章学诚作为一个封建史家的阶级本质,并对“史德”说持批判的态度。在本文中,我们试图把《史德》一篇与《文史通义》全书反复出现的一些主题联系在一起,提出一种对史德的新解释。

  著书者之心术

  《史德》篇中有一个关于“史德”的明确陈述:

  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③

  可见,“史德”的内涵与“心术”的意思有关。现代汉语中“心术”多指居心,贬义色彩浓厚,如“心术不正”,即居心不良的意思,而且有从本性上、根本上论断人的品行的意思。章学诚用“心术”也从本性出发,《与史余村简》中谈到“史德”时候引用了孔子的话:“知德者鲜”,在章学诚那里,“心术”不是一个低限的道德要求,反而是一个颇高的标准:

  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于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当也。以此责人,不亦难乎?

  这里说唯《春秋》可以当之,说大贤以下都很难达标,表明“心术”修养的无止境、高要求。也就是说,“心术”修养的理想境界,并不像(客观主义者理解的)“历史事实”那样,是一个供人不断接近的定点,而是深远延展的。那么“心术”是什么涵义呢?我们看《文史通义》中的实例,章学诚倒是屡次说过一个人“心术”不醇,这个人就是与章学诚“并世瑜亮”的戴震。《书朱陆篇后》亦劈头便称:“戴君学问,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钜儒,而心术未醇,颇为近日学者之患。”同时还说,“至今无人能定戴氏品者,则知德者鲜”,以“知德”作为品评戴震的条件(此处“知德者鲜”,很难解释成:坚持客观主义的人少)。

  《文史通义》中非戴的文字不少,章之所以非戴,倒正因为戴震充分占据了章学诚的注意力,是一个章在心理上无时不期望与之一争高下的人物。章学诚实际上对戴震评价颇高:

  求能深识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唯戴君可与几此。……唯仆知戴最深,故勘戴隐情亦最微中,其学问心术,实有瑕瑜不容掩者。(《答邵二云书》)

  章学诚自认“知戴最深”,而以世人推崇戴震,都不到点子上,大有“毁也好誉也好,只有我才够格”的架势。《书朱陆篇后》称: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於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时人能识戴震的名物考订,而不识其义理,所以“其推重戴氏”,“似买椟而还珠”。戴震对“义理、考证”的真实看法,章学诚内心里颇引为同道。余英时的名著《论戴震与章学诚》,应用心理分析方法,对章戴两人的“心术”幽深之处,曲折入微。余引用柏林“刺猬/狐狸”的比喻,以戴章都属于“刺猬”,而喻考证派为“狐狸”,乾嘉之时,正值“狐狸”当势。章深知戴为同类,戴却身为“刺猬”而行“狐狸”之术,甚至进居“群狐之首”,针对《书朱陆篇后》对戴震的指摘,余英时解释道:

  东原的“心术”为什么“未醇”?……东原的笔舌分施,其根源正在于考证派的压力所造成的心理紧张。东原深悉考证派对他的义理工作的歧视,并且曾一再努力以求消除这种歧视。其见诸正式文字如《原善》扩大本之“援据经言”和《孟子字义疏证》之最后定名,都是委婉地说明:他的义理并非空言,而是与训诂考证合一的。④

  面对当时学界主流考证派的压力,章戴两人的反应截然不同。章学诚一生都处于与“世风”的紧张关系中,落落寡合,这种境况甚至导致心理上的“被迫害妄想”,反过来又强化了他固执好斗的癖性。而戴震不同,内心虽或许有“考证家”和“思想家”的两个戴震之间的冲突,但至少表面上,他与世敷衍,长袖善舞。戴震生平经历与章学诚多类同之处⑤,治学从根本上说也是走同一路子,但两人生前的名声显晦,却如隔霄壤。章学诚始终郁郁不得志,著作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一生处于期求理解的焦虑中(连戴震也“未尝许可于仆”)。这样的对比,章学诚对戴震的手腕身段,不能不有微词:

  抑知戴氏之言,因人因地因时,各有变化,权欺术御,何必言之由中。(《答邵二云书》)

  章学诚本性与戴震类同,所以他一眼看出戴震的“狐性”之下的“刺猬”本色,欲引为强援、一并对敌,然戴震早已以考证功夫跻身当权派,没有学术勇气“阵前起义”,来参加章学诚这个在野草莽对学风世局的革命了。章学诚期望之余,不免失望。而且在章学诚构筑的学术谱系中,戴学即是朱学“数传而后起者”,但戴震却反过来“薄朱氏之学”,实在是“饮水而忘源”、“忘其所自矣”。“心术不正”的指摘,由此而来。

  熟悉《文史通义》的人都知道,章学诚论学,以“个人学术性格与当世学风”的差异为一个原初点,他把合乎本人性情的治学为“诚”,反之为“伪”、为“欺世”,“必欲求天质之良而深戒以趋风气者,固谓良知良能,其道易入,且亦趋风气者未有不相率而入于伪也,其所以入于伪者,毁誉重而名心亟也”(《答沈枫樨论学》)。所以,章学诚指说戴震“心术未醇”,既不是说戴震治史不够客观,重心也不在指责戴震论学不合于纲常名教或程朱理学,而是指戴震在治学中没有把自己的性情贯彻到底,对时俗宛转逢迎、“权欺术御”,有失其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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