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岩精神”形成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重庆。它的形成绝非偶然，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产物。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诠释了“红岩精神”。“红岩精神”体现的忠于理想、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求真务实、大胆开拓的创新胆略，顾全大局、团结进步的革命风格，都需要我们学习。
关键词：红岩精神,时代内涵,价值取向,理想信念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再一次吹响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军号，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也是其基本特点和规律。“唱读讲传”，唱的是红歌、读的是经典、讲的是故事、传的是箴言，却唱出了光荣历史和浩然正气、读出了民族智慧和理想信念、讲出了感人事迹和英雄楷模、传出了时代真理和人生警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终南捷径。自2008年初夏，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发出在中小学校大力普及红色经典歌曲的号召，随后“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在全市展开。随着“唱读讲传”活动的深入，“红岩精神”作为重庆最重要的抗战历史文化成为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科学理解其内涵是传承和弘扬“红岩精神”的基础。
一、“红岩精神”的基本含义
2002年5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重庆考察工作时指出：“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红岩精神”得到江泽民、胡锦涛的高度肯定，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民主和富强而不断奋斗。“红岩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要正确理解其科学内涵，必须从其形成背景、基本特征以及基本内容等方面来把握。这是国家领导人对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的高度评价与充分肯定。
“红岩精神”形成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特殊的政治环境中，由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怀着崇高的理想信念，为争取人民独立和民族解放在艰苦、严酷的条件下与反动派做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形成了伟大的革命精神。它集中体现了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南方局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理想信念、目标取向、价值观念、心理状态、道德情操、行为风范，它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升华，是延安精神的延伸和拓展，是我党和我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其内涵做出了进一步的诠释。江泽民同志曾说，“红岩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四个方面。重庆市委将其概括为“爱国、奋斗、团结、奉献”。
二、红岩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共赴国难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成为远东的指挥中心。国共两党长达八年的合作，为赢得百年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在抗战八年中，国民党政府始终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断的推行他们的“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策略。与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共产党则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实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个坚持、三个反对”的政策，坚持不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合作以维持统一战线和两党合作。
红岩精神形成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在特殊的时期下，在特殊的战场上，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团结和带领着一大批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怀民族大义，高举爱国旗帜，不顾个人安危，在革命斗争中千锤百炼、培育形成了体现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优秀品格的“红岩精神”。
三、“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
“红岩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根据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论述、诗文及斗争实践，大致可概括为以下10个方面：
第一，挽危图存的爱国精神。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积极倡导发扬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精神。1939年1月，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南开中学校友座谈会上所作的关于抗日战争的长篇发言中说，“我们全民族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日寇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青年们一定要关心民族的存亡，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要把天下兴亡放在肩上，要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凡是有利于抗战的事都要支持、拥护;凡是不利于抗战的事都要抵制、反对。”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群众参加抗战、支援抗战，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二，坚韧顽强的奋斗精神。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所属的各级党组织，他们日常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的艰苦，并且环境险恶，随时都有可能被捕、监禁甚至杀头。周恩来同志经常教育大家要艰苦奋斗，敢于斗争。周恩来同志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不怕困难，忘我工作。以上种种行为，都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坚韧顽强的奋斗精神。
第三，顾全大局的团结精神。
抗日战争的根本任务就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路线，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维持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同时，南方局大力加强对各民主党派、科技文化界、工商经济界、地方实力派、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与他们携手并肩，肝胆相照，安危与共，风雨同舟，形成了抗日救亡的巨大力量。以上这些团结工作，有力配合和支持了解放区军民的抗日斗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条件。
第四，坚持原则的坚定精神。南方局要求党的干部“要有坚持原则的精神”，把“一切工作要提到原则的高度，要与政治任务联系起来”。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定地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9年1月，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再次询问中共中央对他的统一国共两党为一大党的提议的意见，周恩来断然拒绝。“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局与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与国民党的反共分裂势力进行了坚决而又有分寸的斗争，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性，挫败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五，勤奋努力的学习精神。南方局创造了“三勤”、“三化”的斗争形式，其中把“勤学”列为“三勤”中的重要一项，要求共产党人要“努力学习(理论、技术、工作能力)”。南方局建立不久，就先后多次举办干部训练班或党校，要求学员紧密联系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渣滓洞、白公馆里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虽处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仍然勤奋努力地学习马列主义和科学文化。没有笔，他们就用黄泥搓成能在地下写字的“粉笔”，用竹签或竹筷在石头上磨成尖细的竹笔;没有墨，他们就从破被里取出烂棉烧焦后拌水调成“墨汁”;没有纸，他们就用烟盒、草纸和用衬衣来写字。就这样，他们一直坚持勤奋努力的学习。
第六，克己俭朴的廉洁精神。周恩来同志经常教育干部，艰苦朴素，“不忘延安”。当时作为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是个“大染缸”，国民党千方百计在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恐吓之余又以高官、厚禄、腐朽的生活方式进行引诱，但始终很难得逞。周恩来同志常常嘱咐大家：买衣服，简单些;做饭，简单些;住房，简单些。董必武同志有双皮鞋，外出会客时才穿，回来就马上换布鞋，被誉为“节约模范”。以上这些都体现了克己俭朴的廉洁精神。
第七，平等协商的民主精神。民主精神是红岩精神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恩来同志认为，抗战与民主的关系，是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民主要服从抗战;另一方面，抗战要靠民主来推动。南方局及其所属的党组织始终坚持民主，并积极促进和帮助爱国民主力量建立和发展，重视引导和发动争取民主的斗争。古承铄烈士在他的诗中写道：“只要能打开牢笼，让自由吹满天下;我将勇敢上前，毫不惧怕!”这正是追求民主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共同心声。
第八，高度严格的守纪精神。周恩来同志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报告中讲到领导干部的立场时，强调指出“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南方局要求党员、干部不论情况如何变化，都要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分配和调遣;遵守保密纪律，党员被捕后，不得轻易承认自己是党员，在万不得已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时，也绝不能暴露任何党的秘密和组织情况。正是南方局广大共产党人的这种高度严格的守纪精神，才使得党的各项工作和任务顺利完成。
第九，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南方局及其所属的党组织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包围和严密监视之下，经常有被破坏的可能，广大党员也随时处于被捕、坐牢、甚至杀头的威胁之中。在数次破坏事件被捕的党员中，绝大多数都坚持了革命立场，无所畏惧，视死如归，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陈然烈士在《我的“自白”书》中写道：“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由，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这些正是南方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的生动写照。
第十，追求真理的奉献精神。这是红岩精神最为重要的内涵之一。周恩来同志以及南方局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之所以能够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奉献，就在于他们心中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他们把为真理、为理想而献身看作是人生的最大价值。正是出于对这种真理的追求，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奉献了自己终生。陈然烈士在《论气节》一文中写道：“是什么高度的理性呢?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的这种认识，而且能够坚持到最后……”何敬平烈士决心“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这些悲壮的诗句正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追求真理的奉献精神的真实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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