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行政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今的行政实践，加强《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研究与教学是了解中国国情，深刻认识与理解当今行政环境、行政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是世界上惟一有着5 000年连续文明的国家，近代以前，其制度文明的发达与成熟深远地影响到中国后帝国时代的行政实际。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面临着行政体制全面深人改革与政府职能转换等多项行政改革任务。改革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凭空建造空中楼阁，而是在对现存的行政制度、行政环境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的前提下，稳步地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研究与教学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需要而进行的。
其次，开展《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研究与教学是行政(管理)学“中国化”的必需。行政学是一门舶来的学科，最早出现在欧洲，之后在美国发扬光大。从西方、特别是美国舶来的行政学“地方性知识”，显然并不适合我国的“地方性”情境。然而，目前中国的行政学却“始终没有摆脱疲于模仿和忙于追赶西方研究的状态”“在思维逻辑和理论体系上还没有完全跳出西方行政学的案臼”。在课程设置上也严重脱离中国实际、一味强调学习西方模式，甚至比西方还超前。这样的研究模式不能准确地解释中国的行政现实，这样的教学模式也不能为中国社会培养出量身定做的行政人才。因此，中国的行政(管理)学，必须以“中国特色”为依归，在引进西方行政管理学科研究模式和教学模式的时候，要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行政传统，将之“中国化”。如何“中国化”，实现西方与中方、传统与现代的对接与转换，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命题。有学者认为，行政学的中国化至少需要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丰富的中国公共行政实践，二是充分的行政学理论资源。中国有三千年的行政管理实践和经验，积累了丰厚的行政管理思想，这些思想不仅是现代行政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行政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挖掘这一思想宝库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所以，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专业，不仅需要开设、应该开设《中国传统行政思想》课程，而且应该将之提升到专业基础课的地位。
一、对现有教材内容体系的反思
然而，与迫切的现实需要极不相称的是《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研究与教学非常薄弱。到目前为止，可供参考的教材仅有两本，厦门大学朱仁显主编的《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和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主编的《中国古代治国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且均是因MPA教学所需而编。
朱编《中国传统行政思想》虽为MPA系列教材，但也被许多院校作为本科生的指定教材。该书共分九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了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研究对象、基本特点和现代价值;二至九章按时代顺序，分别介绍了先秦、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和晚清时期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行政思想，如先秦时期的孔子、老子、韩非子，晚清时期的曾国藩、孙中山等。
纪编《中国古代治国要论》分为思想篇、实践篇与制度篇三个部分。思想篇以先秦学术流派为划分依据，介绍了各家特别是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儒、道、法、兵四家的思想;实践篇对历史上明君、贤相的治国方略与改革实践以及亡国之君的历史教训进行了总结;制度篇选取了一些与国计民生关系较为密切、发展较有特色的中央与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监察与刑政制度、户籍与财政制度、人事制度等进行了介绍与分析。
这两本教材为《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研究与教学的开创之作，单路蓝缕，功不可没。也正因为是尝试性的工作，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首先，这两本教材的编纂目的都是为了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历史、中国国情、理解当今行政文化的历史渊源，提高学生的行政文化底蕴，这样的定位显然偏低。《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教学不仅要提高未来行政管理人才的基本素质，更重要的，它还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理论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应将之提升到专业基础课的高度。其次，对传统行政思想的介绍缺乏明显的系统性。特别是朱编教材，就整体而言，没有讲出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起源、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与脉络;就个人而言，也只是摘取人物思想中与行政管理相关的内容，没有将之放到人物整体思想中来论述。因而，对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介绍无论在整体上、还是部分上都是支离破碎、不系统的。况且，该书成于多人之手，更加重了这种破碎感。再次，行政思想的介绍与行政制度、行政实践相脱离。朱编教材虽然在每一章的第一节都介绍了该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显示出作者对时代背景的关注，但背景与思想的介绍并没有融为一体。纪编教材将思想、实践与制度三者截然分开。对思想的研究，选取的材料是思想家或政治家的著作或言论，研究范畴属精英思想，研究模式是从思想到思想，这种研究范式早已遭到否定。最后，基本思维模式属历史线性思维。朱编教材虽以《中国传统行政思想》命名，却不是以专题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时间为经、人物为纬，以“史”的基本形式出现;纪编教材虽然以专题的形式出现，但每个专题的介绍基本上囿于历史范围，很少能结合现代政治学、行政学与管理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进行论述，理论彩色淡，教学针对性不强。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对现有的教材内容体系进行改革，以现代政治学、行政学与管理学等基本理论为指导，在深人挖掘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教材内容体系建设，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二、《中国传统行政思想》教材内容体系建设的新思路
第一，在内容方面，要抓住课程名称中的“传统”与“行政”两个核心概念，确定选择的标准。“传统”是对“行政思想”在现实性上的规定。政治学和行政学领域所习惯使用的“传统”概念，是和“现代”相对应的，是1960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影响的结果。我们所使用的“传统”概念，是传统学上的意义。中国的传统学学者认为，“传”是世续、继续、代代相传的意思，“统”是一脉相承或世代相继的系统、规则、规律等，“传统”即是指历代延传下来具有根本性模型、模式、准则的总和。西方的传统学学者认为，传统“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传统最根本的特性是它的现实性，是从过去延传至今的、仍然顽强地存留在现实生活之中、并规定着现实生活的“活”的东西。中国传统行政思想就是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至今仍然影响着行政实践的思想。这就要求我们的传统行政思想研究，要结合现实，注重传统的连续性、现实性，注重当今的行政实践，从现实行政实践中选择有研究价值的课题，而不是对过去的行政思想不加选择地做简单介绍或全面研究。
“行政”的内涵和外延，要结合中国古代行政与现代行政两个方面的实际情况进行限定。在古代，“行政”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无论哪个阶段，行政都是“与国家政务联系在一起的……‘行政’一词实质应被定义为‘国家行政’，包含了兵、刑、钱、谷等国家事务的各个方面。现代的“行政”，从广义上讲，“各部门都有行政管理……任何工厂、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都有行政管理，从狭义上讲，指政府管理。由于社会的分化，现代的国家行政不包括司法和立法的内容。由于学科的分化，现代的行政学也不包括诸如财政、民族、教育、社会等专项管理的内容。也就是说，古代的行政和现代的行政在内涵和外延上，有重合的部门，也有互不包含的部分。该课程的内容选择要围绕着“国家政务”这个核心进行，二者重合的部分自然是重点，诸如行政组织、人事制度、行政监督、行政改革等。另外，考虑到中国古代行政的不分化性以及为现实服务的目的，也应将古代有关财政、民族、教育等专项管理的内容包括在内，还要根据现代行政学的内容要求提炼中国古代的领导思想及决策思想等。
第二，在体例方面，一要以专题的形式呈现;二要将思想、制度与案例相结合。考虑到中国古代两千年一贯制的行政事实，为更多地撷取古人行政智慧的精华，要将传统行政思想在横向上充分展开，在编写体例上应采取专题的形式，以为现实提供更多的行政经验和理论资源。
在具体专题的研究上，要将思想、制度与案例三者结合起来。制度与思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思想是制度的指南，制度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思想是制度在观念上的凝结，“制度与观念的关系如同生理与心理之关系。只有当一种政治秩序形成之后，一种与这种政治秩序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才能有机地生长出来”。思想一制度一新思想一新制度……，正是思想与制度之间永不停息的互动关系，推动着制度和思想不断发展、创新。因此对行政思想的研究不能忽视对行政制度的研究。
第三，在理论方面，既要以现代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又要防止以政治思想或管理思想代替行政思想的倾向。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行政管理学已经发展成为由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高度复合支撑的交叉学科，充分汲取来自各学科的理论营养，对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各个侧面进行深人细致的研究，是一部厚重的《中国传统行政思想》教材的必需。为了构建中国本土化的行政学，《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研究与教学必须防止以政治思想或管理思想代替行政思想的倾向，只有这样，行政学才能早日获得独立的地位，《中国传统行政思想》课程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