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最先出现的应该是礼，从“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中就可以看出最晚在夏朝，就已经有了礼，原始的习惯转化为了具有约束力的礼法。西周创立了系统的礼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可见法在当时的作用和权威远远没有礼大。直到商鞅改法为律，确定了法律形式的名称，秦律才开始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局面。
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由此，经过改造的儒家礼教逐渐成为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因素。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礼与法进一步趋于融合，在立法上也继续标榜儒家思想，仍然有维护贵族官僚的法律特权。
中国古代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礼教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定为法律，而且礼教也是评价和解释法律的最高权威和最重要的依据。在唐朝制定的《唐律疏议》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准乎礼”，也就是完全依照礼教，它大量地引用了儒家经典，如“八议”、“五服”等等，唐律的基本精神就是贯彻三纲五常的准则。
到了明朝，朱元璋制定了《大明律》，并且下令他的子子孙孙必须要严格遵守这部律典，若有大臣建议修改这部律典，就要按“变乱祖制”的罪名来处罚。一方面，它说明了古代的统治者越来越注重法的制定，但同时在另一方面，法中所体现出来的内容，仍然是极其维护礼，以礼为中心的。法在古代，逐渐地失去独立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制度，礼就必须融于法中。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礼”的含义
在传统中国，“礼”是一个含义广泛、内容复杂，包容量极大的概念。从“礼”的字义考察，“礼”字的古体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本指祭神之器具，尚无规则、制度的含义。后来引申为祭神祭祖的仪式，所谓“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这种表现为原始习惯的礼，从而有了行为规则的意义，并与神权、族权相联系。
其次，随着父系家长制的宗族演变为奴隶制的国家，祭祀和军事活动成为“国之大事”，以祭仪为中心的习惯准则遂具有政治制度和国家规范的性质。
再次，春秋之后，虽然随着周礼的分崩离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内涵的“礼”，其含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这时的“礼”，已经不是专指礼节仪式这种狭义上的“礼”，“仪”与“礼”相分离。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礼”的特点
“礼”作为治国之要，被视为维系统治的“四柱”(四柱即指礼、义、廉、耻)之首。“礼”作为一种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工具，其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首先，内容的广泛、具体，或者说社会性是“礼”的第一个特点。说它广泛，因为它把政治、宗教、伦理、道德、军事、经济以及日常生活都纳入自己的调整范围，凡是社会生活所涉及的范围，都是它所调整的对象，包括人与人、人与神、人与天的关系等等。
其次，以宗法为中心的“尊卑贵贱各有等差”的处理原则，是“礼”的第二个特点。“礼”所依据的规范意识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忠孝观念，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实行过程中，都是以等差性质表现出来的——即表现为妻对夫、幼对长、卑对尊、子对父、臣对君的绝对服从或“礼”让。作为一种等级性，这在剥削阶级社会中带有共性，但是中国“礼”的规范又有它自己的特点，即这种等级性是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的。
再次，义务性、倡导性、实践性融为一体是“礼”的第三个特点。一般来说，社会规范有三种类型：一是禁止规范;二是放任规范;三是肯定规范。“礼”的规范所采取的是第三种形式，即肯定规范。这一种规范对规范对象在每一场合应该怎样做都有明确要求。实际上是以义务为中心的。由于是义务为中心，在形式上，恭敬礼让，诚信就成为实现这种规范的外在表现，即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这样，“礼”实际上就具有了“实践性”的特点。
最后，感化主义的“制裁”方式是“礼”的第四个特点。由于“礼”是积极、肯定的规范，是义务性的规范，“礼”的实施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过程，是一个“迁善远恶”的过程。当一个人严重的触犯了“礼”的规定需要国家强制力给予制裁的时候，“礼”所要求的仍然是感化主义。根据多种不同情况给予减免等等，就是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对犯罪的人给予“矜恤”，以实现“刑以弼教”的目的。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现象
礼与法，是两种性质不同，但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现象。“礼法结合”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条件，经济关系以及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将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基本途径。
礼法结合的过程就是礼对法逐渐支配的过程，当“礼”绝大部分存在于法律之外的时候，作为中国封建法的一种外在的力量控制法，而当礼法结合这个过程一旦终结，它则以一种潜在的力量支配着法，成了封建法体系的神经中枢。由此，礼与法形成了相互交融的关系。
首先，“礼”的纲要构成了法律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关系。儒家把传统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五伦”。而五伦中“三纲”为要。于是，“纲”被传统封建法律作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加以调整。
“三纲”的法典化就把政治纽带和血缘纽带紧紧地拧在一起。使“亲亲”、“尊尊”水乳交融，从而使社会各个成员的法律地位固定化，责成他们各安其分，不得超越。
其次，“礼”的教条成了法律定罪量刑的一般原则。“礼教”教条的制度化，对于巩固“三纲”，保护封建统治的基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也有一些进步因素。但是这些原则最终是服从专制统治的需要的，一旦涉及直接动摇封建统治的反逆罪，这些原则就一概不适用了。这恰好表明了“礼法结合”的实质。
再次，礼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根本大法。唐律开宗明义的写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种“德主刑辅”、“刑以弼教”的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所谓“治国大纲”。而且大量的立法、注疏以及司法审判活动都可以证明“礼”在实质上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根本大法。
通过上述分析，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礼的历史、含义、特点及其与法律的紧密结合，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古代，法总是与礼相联系在一起的，古代的律，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同时倡导出礼人刑，礼刑结合。由此可见，中国的法与礼，是有着极深的渊源的。中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也可以概括的说是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的不断演变关系。中国古代的礼与法，在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这是道德的法律化;而在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使道德的职能，这是法律的道德化。它们是同一种事物的两面，因此既有共同的表现，又有着不同的影响。
在中国的古代，礼与法就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不可分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制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中国古代这种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很特别，但我觉得如果实行得当，确实是一种很好的人性化的法，法的高境界就是实现道德化，我们的古人已经想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或许也应该从中吸取一点经验，建立更完善的法制。